銷夏·鑒賞·著錄

著錄，原義是記錄或登記在薄籍上之人名，語出《後漢書·張興傳》。後來亦指將書名列入目錄。但不知從何時起，著錄逐漸成為了記載書畫、碑帖等著作的專用名詞。在中國書畫著錄史上，北宋《宣和畫譜》和《宣和書譜》是兩部第一次較為系統的著錄書。但此類僅以「小傳+目錄」的形式，還不算是真正意義上的書畫著錄。真正的書畫著錄應當包括材質、尺寸、題跋、印鑒、遞藏經過、鑒定結論和作者小傳等相關信息，書畫著錄著作直到清初才有了質的改變。明人朱存理在著錄中開始將作品上的題跋文字記錄下來，這種撰寫體例無疑具有一種「革命性」的原創。清人卞永譽的《式古堂書畫匯考》又有了一個質的飛躍，卞氏將作品的質材、形式、題跋，甚至將畫上或畫外的印章，也儘可能地做了詳細的記錄，一改過去文人士大夫粗疏簡略的隨筆小品方式。雖然在他之前也有人記錄過作品上的印鑒，但是極少有像卞氏那樣的有意和用心為之。從而使得書畫著錄能夠成為後人考證流傳和鑒定真偽的重要依據之一，也使得中國書畫著錄的優秀撰寫體例基本確定下來，此書對後世著錄的影響極大。

在清代書畫著錄史上，先後有四部以「銷夏錄」或「消夏記」（銷與消通假）為書名的著錄專著：孫承澤（1592-1676）《庚子銷夏記》八卷、高士奇（1645-1704）《江村銷夏錄》三卷、吳榮光（1773-1843）《辛丑銷夏記》五卷、端方（1861-1911）《壬寅消夏錄》四十卷，被後人稱為「四大消夏錄（記）」。這四部消夏錄雖然卷數不同，著錄的品目和撰寫體例亦不盡相同，但它們都體現了四位鑒藏家的鑒賞品味、才情和淵博的學識，故均堪稱名著。書畫著錄其實是書畫鑒賞活動和鑒定話語權的一種延伸。通過他們的鑒賞消夏文字，後人可以了解了古人在書畫鑒賞方面的知識結構或時代局限，所以具有借鑒和傳承的意義。

孫承澤《庚子銷夏記》書影

孫承澤（號退谷）是明末清初一位學者型的鑒藏家，與當時北方諸鑒藏大家多有交往，亦工書法。他於順治庚子（1660）四月起，在讀書著述之餘，開始編撰《庚子銷夏記》，所著錄的書畫、碑帖大多為其自藏。卷一至卷三著錄從王羲之到董其昌書畫114件，其中有今人熟悉的王獻之《地黃湯帖》、陸柬之《文賦》、孫過庭《書譜》、傳王維《伏生授經圖》、歐陽修《集古錄跋尾》、黃庭堅《松風閣詩》、《諸上座帖》、朱熹《城南倡和詩卷》、陸遊《自書詩稿卷》等，均為書畫史上的煊赫名跡。卷四至卷七著錄書法墨跡、碑帖155件，其中著名的有：唐拓本柳公權《神策軍碑》、宋拓本褚遂良《孟法師碑》等傳世孤本。卷八為《寓目記》（他人藏品），共計書畫等54件，其中有著名的傳閻立本《帝王圖卷》、傳顧閎中《韓熙載夜宴圖卷》、宋徽宗草書《千文卷》、蘇軾《前赤壁賦卷》等傳世名跡。清人盧文弨在《《庚子銷夏記序》中有云：「退谷負當世盛名，居輦轂之下，四方士大夫多樂從之游，故能致天下之奇珍秘寶以供其題品。」實非過情虛言。

孫承澤舊藏 王獻之《地黃湯帖》

《庚子銷夏記》主要是孫承澤對藏品和寓目之作的鑒賞考證，鉤玄抉奧，品評甲乙的文字記錄，他對作品的材質、尺寸、印鑒等不甚措意，對前人題跋也僅選擇精佳者偶有摘錄。孫氏不僅是清初書畫鑒藏大家，也堪稱碑帖鑒藏第一人，許多傳世名碑帖均為其舊藏，鑒賞眼力遠在同儕之上。其還著有《閑者軒帖考》一卷，而鑒帖實難於鑒碑。至於孫氏在鑒定方面的某些失誤，及其主觀性和隨意性，是受到了他所處時代的局限，後人不應過於苛責。今有研究者曾說過：「孫承澤的一生是相當曲折的，作為一個政治家，可以說他是失敗者。然而，作為一個書畫鑒藏家，他做出了很大的成績，無疑他是很優秀的，從這一方面說，他是成功的。」也誠如《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中所云：「其人可薄，其書未可薄也。」孫氏藏品後來大多為梁清標庋藏，故梁氏在《退谷歌》長詩中有云：人事有代謝；百世傳其名。

高士奇小像（《清代學者像傳》）

高士奇（號江村）於康熙癸酉（1693）夏六月在《江村銷夏錄自序》中云：「長夏掩關，澄懷默坐，取古人書畫，時一展觀，恬然終日。間有挾捲軸就余辮真贗者，偶有佳跡必詳記其位置、行墨、長短、闊隘、題跋、圖章，籍以自適。然寧慎勿濫，三年餘僅得三卷，名曰《江村銷夏錄》。」有說此書或是高氏門客執筆，但此說至今難以定讞。全書共著錄從王羲之至明人陸治書畫二百餘件，其中絕大多數為自藏，另有部分是所見他人的藏品。其中傳世名跡有：褚遂良摹《蘭亭序》（黃絹本）、楊凝式《韭花帖》、懷素《自敘帖》（台北故宮本）、顏真卿《祭伯父濠州刺史文》、蘇軾《後赤壁賦卷》、米芾《蜀素帖》、黃公望《富春山居圖卷》（無用師本）等。但《江村銷夏錄》中也不乏贗跡混入，古今人已多有考證辨訂。

《江村銷夏錄》書影

《江村銷夏錄》在所著錄的品目之下，詳記材質、尺寸、印鑒、引首、評定等相關信息，再全錄作品前後的題跋文字，部分還有高士奇自己的詩文題跋。高氏喜歡在書畫卷後拖尾紙上題詩，他曾經說過：「人生筆墨，須附古人佳跡以傳。否則法書名畫徒為我有耳。」（見葉昌熾《緣督廬日記鈔》）他在王紱《墨竹卷》跋中有云：「庚午（1690）仲冬廿七，觀於瓶廬，因書其後。今歲已過長至，天氣未寒，是日方覺稍陰變冷，齋中臘梅將破蕊矣。」頗有些晚明小品文韻致，不料因此竟遭到後人的質疑：「臘梅破蕊、水仙盛開等語，全無與本事。徒覺習氣逼人者，則不妨刪其詩文，存其名款。」（見葉德輝《遊藝卮言》）此實為不解風情的迂腐之言。此類看似與品鑒無關的閑雅文字，其實是再現了高氏在鑒賞時的心境和環境。像此類題跋文字，如翁方綱、吳榮光、黃丕烈等人的書畫、碑帖或藏書題跋，實皆私淑於高氏。

高士奇跋歐陽詢《仲尼夢奠帖》

藏品上的歷代鑒藏家的題跋或印鑒濃縮了部分前人的經驗和知識。有一點似乎值得探討，《江村銷夏錄》中對作品上印鑒的關注，是否受到了卞永譽（字令之，1645-1712）《式古堂書畫匯考》一書的影響或啟發？因為卞著約早於高著十年左右。但《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中卻云：「錄中書畫，卞永譽《式古堂匯考》已並載入無遺，蓋即從士奇此本錄入。」從學術意義上講，卞氏試想讓《式古堂書畫匯考》成為一部書畫著錄的「百科全書」。而高氏則無此「野心」，他僅是想讓《江村銷夏錄》「足資鑒賞者」而已。但高、卞兩書的編撰體例，直接影響到了後來清宮內府的《石渠寶笈》和《秘殿珠林》，以及今人張大千《大風堂書畫錄》、葉恭綽《遐庵清秘錄》等著錄之書。

高士奇是一個有故事的人。但野史所記十九以訛傳訛，多非信史。如《韭花帖》以贗換真，《江村書畫目》為秘密底簿之說，以贗品進呈康熙帝，被明珠毒死等。高氏是一個「以藏養藏」的鑒藏家，以贗充真而射利，或許有過此類之事。但不可以其人其事而廢其書。據傳高氏臨終時，遺囑將平生珍藏書畫並贈大鑒藏家王鴻緒，曰：「毋令墮葉公手。」（見吳榮光《辛丑銷夏記》）高氏臨終時還能如此豁達，與野史中的形象有雲壤之別。

高士奇有一方陽文「忠孝之家」（4厘米X4厘米，今藏浙江省平湖市博物館）鑒藏印，今人知者極稀。「忠孝之家」印是康熙十七年（1678）高氏在南書房行走時康熙帝所賜鎏金銅璽。高氏曾數次向康熙帝提出辭官還鄉，欲回家贍養老母。康熙帝一再挽留並賞賜此印。故高氏對「忠孝之家」印極少鈐用，非稀世名跡不鈐。因為是皇上所賜，故高氏鈐此印位置多在書畫卷末和碑帖末頁的左上角。或寓有「皇恩在上」之意。如鈐於卷冊下角，則恐有「大不敬」之嫌。

吳榮光小像（《清代學者像傳》）

吳榮光（號荷屋）於道光辛丑（1841）四月編撰完成《辛丑銷夏記》五卷。其在自序中云：「名曰《辛丑銷夏記》，非敢言真鑒，用附於江村、退谷兩公後云爾。」其實該書受《江村銷夏錄》影響頗大，尤其注重於作品中印鑒所鈐位置的記錄。全書共著錄舊拓《定武蘭亭》至明代書畫共147種，其中既有自藏，又有歷年目見者。大凡註明尺寸者多為自藏，而「失記尺寸」者多為目見。其中著名的有：宋徽宗《祥龍石圖卷》、黃庭堅《李太白憶舊遊詩卷》、米芾《多景樓詩冊》（疑非上博本）和《虹縣詩卷》（日本東京國博本）、李唐《採薇圖卷》（北京故宮本）、趙孟頫《張總管墓志銘卷》（北京故宮本）等，所見書畫大多流傳有緒，而自藏中卻不無偽贗之作或複本。余紹宋《書畫書錄解題》中評價《辛丑銷夏記》：「荷屋為阮文達高弟，故鑒賞具有淵源。是書體例雖仿自江村而精審過之。所附跋語，考證至為精當，偶附題詠亦無泛詞。可謂青出於藍矣。」吳榮光是一個以考鑒見長的鑒藏家，但在運用前人著作和考鑒時，也不免有諸多粗疏之處，而古畫鑒定則是他的「軟肋」。

據近人姚大榮考證，《辛丑銷夏記》並非是吳榮光所寫，而是吳任湖南巡撫兼湖廣總督時，由寧鄉人黃本驥代撰。此說也可參閱謝巍《中國畫學著作考錄》一書中的有關考記。趙孟頫《張總管墓志銘卷》後確有「黃本驥校」跋記，書中另有些不署名的考鑒跋記，亦疑似黃氏文字。

吳榮光舊藏 李唐《採薇圖卷》

吳榮光收藏書畫是從二十二歲時，在佛山購藏《宋胡舜臣蔡京送郝元明使秦書畫合卷》開始的。後來他在京城為官時，又結識了翁方綱、阮元等一批當時頂級鑒藏大家，其中尤以翁氏對吳榮光一生影響頗大，吳也可以說是沒有師生名義的翁門弟子，故吳亦齋號蘇齋。但翁、阮等人的鑒賞和研究強項是碑帖、金石，故吳榮光的鑒藏強項或成就也主要體現在法書和法帖方面。吳藏金石拓本三千餘種，並刻有《筠清館法帖》六卷，其書學鑒賞水平確實在粵中同儕之上。汪兆鏞在《嶺南畫徵錄》中評價吳榮光：「生平於法書名畫，吉金樂石，視同性命。收藏之富，幾埒前明項子京。」似有誇大之嫌。如僅就法書鑒藏而言，吳與項元汴不可同日而語。但從清代中期鑒藏史來看，如果說吳榮光是學者型的「廣東項子京」，應該是可以接受的。

《辛丑銷夏記》書影

吳榮光於道光甲午（1834）在長沙任湖南巡撫時，購藏一件五代周文矩款絹本《賜梨圖卷》，是描繪唐肅宗李亨與穎王、信王、益王三人燒梨吟詩的故事。吳認為周畫是真跡，畫卷前後有項元汴等人的二十方鑒藏印。但卷尾已被人割去而配以趙孟頫題跋贗作。另還有元人柳貫跋記，吳認為柳跋年月不符，而元人袁華的詠梨詩跋雖真，但與畫卷無涉。遂將趙、柳、袁三跋「一併割汰」，並暑中揮汗補錄趙跋原文而辨之。吳氏這種去偽存真的方式，真實反映了他寧缺毋濫的鑒藏觀，同時也體現了他對書畫鑒賞的真知灼見。周文矩款同名畫卷八年前曾出現在國內某拍賣會上，但非吳氏舊藏之物，故僅以六十萬元低價成交。吳榮光在《賜梨圖卷》跋記中曾有云：「圖畫精能之至，惟流傳既久，不免為後人重模，分真跋以誑人厚值。」

台灣美術史學者庄申在《從白紙到白銀——清末廣東書畫創作與收藏史》（台灣東大圖書公司1997年）一書中，對吳榮光的鑒賞能力和鑒藏史上的地位，有過非常詳盡和公允的評價：「在清代的中期，當廣東的幾位收藏家第一次以珠江三角洲為根據地而建立起廣東的書畫收藏之際，吳榮光的地位是相當值得注意的。他不僅建立了自己的收藏，也編輯了自己的藏品目錄，更重要的是他能在書畫鑒賞方面，根據他所擬定的若干原則，形成一種態度。他的收藏就是利用這些原則而得建立的。易言之，吳榮光的收藏，可以說是他的理論的實踐。」一個鑒藏家的能力和水平，其實是由他個人的知識範圍所及而決定的。

端方小像

托活洛（《清史稿》為托忒克）·端方（號陶齋，一作匋齋）編撰《壬寅消夏錄》四十卷，是「四大消夏錄」的壓軸之作。該書共計收錄端方本人收藏曆代法書、繪畫、墓誌、碑傳等329件。其編纂體例按作品名稱、尺寸、印鑒、題跋等各項著錄，其中重要作品還附編纂者考鑒按語及藏品來源。但法書不錄文字內容，繪畫不描述所畫內容，似稍顯簡略，但應該是受到了當時動蕩的歷史環境影響。其中名跡有：傳索靖《出師頌》、傳顧愷之《洛神賦圖卷》、王齊翰《勘書圖》、董元《夏山圖卷》、米芾《向太后輓詞》、趙孟頫《雙松平遠圖卷》、倪瓚《水竹居圖》等。據不完全統計，端方生前有各類藏品約三千六百餘件。其中尤以青銅器、宋明拓本、碑石墓誌等多為傳世名物。

《壬寅消夏錄》（文物出版社2004年影印24冊）

繆荃孫《雲自在龕隨筆》卷五中云：「陶齋制府好古不倦，搜羅書畫名跡，不啻千種。丙午（1906）持節兩江，囑仆代為編纂，因盡得寓目。並謂仆曰：『余性好藏石，兼好書畫自壬寅（1902）始。是書成，名之曰《壬寅消夏錄》，以賡《庚子》、《辛丑》兩記之後。』仆用《辛丑》記例，逐一錄寫。」則知此書主要編撰者為繆氏。另據繆氏《藝風老人日記》也可證明此點。但參與此書編纂者應該還有樊增祥、李葆恂等人。《壬寅消夏錄》一書在「四大消夏錄」中的命運最為坎坷。此書完稿後，辛亥年（1911）端方囑繆荃孫在南京梓印，並支付書款千兩白銀。繆氏遂先將其中一部分交與南京刻書匠姜文卿付梓。不料後來端方在四川被殺，繆氏亦逃竄至上海避禍，《壬寅消夏錄》梓印一事最終不了了之。1917年12月，繆氏將全部書稿交給了楊鍾羲（號雪橋，1865-1940）保存。楊氏半生追隨端方，端方任兩江總督時，楊氏曾先後任淮安知府和江寧知府。《壬寅消夏錄》書稿後來入藏中國文物研究所，直到2004年才由文物出版社影印出版，故此書自完稿後的近百年間知者和閱者極少。

端方舊藏 趙孟頫《雙松平遠圖卷》局部

傳說端方從事鑒藏純屬「知恥而為」。據近人筆記所載：光緒初年某日，端方與盛昱（字伯羲）、王懿榮（字蓮生）等人一同夜宿某驛站。時盛與王縱談金石碑版，端詢問之。王奮然曰：「爾但知挾優飲酒耳，何足語此！」端拍案曰：「三年後再見！」及歸京城後，遍訪廠肆精於碑版者，並與之朝夕研討，亦購宋明佳拓無數，又購碑石和墓誌無數。果然不出三年而遂負精鑒之名，也從此令盛、王等鑒藏大家刮目相看，引為同道。此故事的真實性已無從考證，因為光緒初年端方僅十幾歲。或許此事在年代上有誤記，也許是發生在光緒八年（1882）端方中舉人並捐貲為官之後。

端方舊藏 埃及王后石像拓片局部

但端方在近現代的野史筆記中卻是一個被臉譜化的人物，他被指為是熱衷、「好貨」、受賄行賄和附庸風雅之輩，有人譏之為「大類蟋蟀相公」（即明末馬士英）。但梁溪坐觀老人著《清代野記》中卻有另一種截然不同的評述：「端為人無赫赫威儀，好嬉笑諧謔，而中無城府，待故舊甚厚。好藏古物，生平宦橐皆耗於此。及罷官閑居，猶坐客常滿，尊酒不空，亦近代大吏中之風雅者。嗟乎！端澂輩誤國殃民，罪魁禍首，竟逃顯戮。獨端方不保首領，豈天之欲成其名耶？」雖然梁溪坐觀老人被指為端方故舊張祖翼（號磊庵，1849-1917）。但在《清史稿》中亦有云：「端方性通脫，不拘小節。篤嗜金石書畫，尤好客，建節江、鄂，燕集無虛日，一時文采几上畢、阮。」畢、阮即清中期「風雅盟主」畢沅、阮元。端方身邊有一批鑒賞高手和學者，如繆荃孫、李葆恂、王瓘、褚德彝、張祖翼、李詳、梁鼎芬、況周儀等，這些人大多對端方有知遇之恩。而藏友中又有完顏景賢、周湘雲、美國人福開森等。在這樣一批高人的掌眼和指導下，故端方能夠成為清末一代鑒藏大家，絕非偶然，亦非附庸風雅的「好事家」。端方遇難後，王國維曾有古風長詩《蜀道難》紀悼，其中有云：「士夫好事過歐趙，學士考文陋王薛。近來山左數吳陳，江左潘吳亦絕倫。開府好古生最後，搜集頗出諸家右。匋齋著錄苦未盡，請述一二遺八九。」將端方與吳式芬、陳介祺、潘祖蔭、吳大澂等人相提並論，而且其藏品還「頗出諸家右」。（見李詳《葯裹慵談》卷四）

鑒藏史作為實踐歷史學的形式之一，它吸引了藝術史學者、社會史學家以及相關領域內的人士參與研究。而著錄則是鑒藏史研究中最為重要的文獻載體之一，也是研究一件作品的真偽和流傳的參考史料。當我們在閱讀著錄中的那些題跋文字、鑒藏印章或交易金額時，其實也等於是還原了一件書畫作品的鑒藏史。從學術層面上來說，「四大消夏錄」的真正價值也在於此。

文章來源：萬君超博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