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學良三大政治情結鑄就其傳奇生涯

張學良三大政治情結鑄就其傳奇生涯 張學良，他的人生經歷充滿了傳奇色彩，是中國近代歷史上一顆耀眼的巨星。其政治生涯短暫，但其所作所為卻影響了中國歷史發展的軌跡，一次又一次的改變了歷史方向，時隱時現地表露出那種傳奇式經歷所產生的三大政治「情結」，即「日本情結」、「領袖情結」、「中共情結」，或者說這三大政治「情結」鑄就了其充滿傳奇式的政治生涯。 　　「日本情結」 　　張學良仇化的情結－－「日本情結」。國恨家仇，「皇姑屯事件」和「九一八事變」僅繫於此情結。「皇姑屯事件」，炸死其父張作霖，家仇；「九一八事變」，東四省淪陷，國恨。張學良一生榮辱，政治生涯從盛到衰，由維護國家統一的盛讚聲到背負「不抵抗將軍」的罵名，都源於此情結。 　　早在1921年秋，張學良就近距離感受了「日本情結」，奉父命訪問日本。張作霖的想法很明確，讓兒子看看日軍軍事演習，考察一下日本的軍事實力，這對張學良將來繼承父位經營東三省大有益處。日本人對張學良的訪問，接待得很周到，也很客氣。張學良參觀軍事演習、武器庫、兵工廠、軍港、軍艦等等，但張學良明顯感到：日本人是在中國人面前炫耀自己的軍事力量，想以勢壓人。張學良第一次走出國門，近距離接觸了日本，使其民族自尊心受到了刺激，強烈憂患意識萌生於心底，深感日本對中國的侵略威脅。歸國後，他提議奉軍裝備應現代化，整頓軍紀，選拔軍官，加強訓練，決心趕超日本。這就是張學良最初的「日本情結」：強兵衛國，趕超日本。 　　乃父張作霖死於非命後，張學良出任東三省保安總司令，東北開始了一個新的時代－－「少帥時代」。 　　張學良執掌東北政權後，面臨著一大難題，就是東北向何處去，是走國家統一，民族獨立之路？還是走「保境安民」傀儡式的日本路線？這關係到東北的未來走向，關係到國家的未來命運。危難時方顯英雄本色，張學良開始獨立處理與日本的關係。儘管殺父之仇日夜煎熬著他，大局為重，對日本人忍而不發。連年內戰，災荒頻發，民生凋敝，怨聲載道，統一大勢所趨。歷史給了張學良一個契機，給了一個了斷「日本情結」的機會，實現東北與關內的統一：東北易幟。 　　東北易幟，不僅僅是中國的內政問題，要處理好奉系內部各派系之間的關係，要處理好與南京國民政府的關係；同時也是個對日的國際問題，要處理好與日本的關係。張學良深知東北是塊是非之地，也了解日本人在東北的實力，日本人視東北為禁臠，不容他人染指。因此易幟前，一切都是秘密進行的，7月通電以前，南京國民政府和少帥之間即開始了幕後談判，引起日本政府的注意。1928年6月25日，日本駐奉天總領事林久治郎向張學良提出警告：「為今之計，東北當以保境安民為重，切勿過於向南方採取接近態度。」張學良未予理會，7月1日「東電」，表示東北決無妨礙統一之意，派代表團與南京國民政府談判易幟事宜。東三省易幟氣氛十分濃烈，1928年7月10日，蔣介石首次會見東北代表團，表示了南京國民政府的立場。同時東北代表團也提出自己的條件，雙方磋商。1928年7月12日，林久治郎再一次向張學良警告：日本反對東北易幟，並威脅說此舉將導致東北治安秩序陷入混亂。19日，林久治郎第三次警告，勸其不要與南京政府合作，稱：「南京政府含有共產色彩且其地位尚未穩定，東北實無與其聯繫之必要；如果南京政府以武力壓迫東北，日本願不惜犧牲儘力相助；如東北財政發生困難，日本銀行予充分接濟。」這三次警告是日本對東北易幟態度的縮影，對張學良採取軟硬兼施的手段，先施以安撫、懷柔之策，推行「保境安民」路線；進一步以武力相威脅，財政誘惑為輔，放棄易幟。張學良的「日本情結」又一次歷史的再現，是退是進，是「保境安民」還是「東北易幟」，關鍵時刻決定了關鍵的政治抉擇，東北易幟，維護國家統一。 　　張學良，縱橫於南京國民政府與日本政府之間，數次與日本政府斡旋。最終以國家統一為前提，保障了東北政局穩定和領土完整，實現了東北利益最大化，成功挫敗日本分裂中國企圖。張學良本想以東北易幟的方式來了斷其的「日本情結」，結果形式上的國家統一，並沒有阻止「九一八事變」的發生。這一次用東北人民的血和淚，又刺痛了張學良的「日本情結」，成為其永遠了斷不了的情結。 　　「領袖情結」 　　1928年東北易幟，和平談判，蔣介石給了張學良一次政治生命。1930年中原大戰，藉助武力，張學良還給了蔣介石一次政治生命。東北易幟和中原大戰，造就了兩個勝利者，一個是張學良，鞏固了東北地方利益;一個是蔣介石，提高了個人的政治威望。兩者政治結盟，互換蘭譜，結為異姓兄弟，關係更進一步，非同一般。張學良也漸漸萌生了帶有兄弟情味的「領袖情結」，對蔣忠心耿耿，唯蔣之命是聽，認為蔣介石是富國強兵，民族復興的領袖，只有他才能實現中國的統一。張學良曾說過：「我張學良沒有統一中國的能力，但我有決心服從統一中國的人。」張學良認定此人為蔣介石，擁護其為領袖，萌生了新的情結－－「領袖情結」。 　　如果說1930年9月18日，一紙通電，出兵助蔣，是張學良「領袖情結」的開始，那麼1931年9月18日，一聲爆炸聲，東北淪陷，是張學良「日本情結」噩夢般的延續，同時其「領袖情結」也出現了波動，甚至於轉折。南滿鐵路一聲爆炸，把張學良從政治生涯的頂峰轟了下來。不管是蔣介石「欲避免全面抗戰」的不抵抗，還是張學良「主張全面抗戰」的不抵抗；不管是蔣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內」的說法，還是張學良的「希求事態擴大」、「依賴國聯」的想法，最終東北四省淪陷，舉國嘩然，罵聲一片，追究南京國民政府的責任，聲討張學良喪國之罪。罪過總需有人去領，1933年3月10日，蔣介石會見了張學良，說「當前的局勢好比在驚濤駭浪中的一葉小舟，舟內只能坐下一人，我倆中間誰離開小船好呢？」張學良出於他的「領袖情結」，為了維護領袖的地位，慨然離去，交出軍權，出國考察，代蔣受過。 　　張學良在旅歐期間，深受德、意法西斯的影響，強化了其固有的「領袖情結」，認為絕對服從一個領袖是振興民族之道。1934年1月歸國後，張學良發表談話，就宣揚「各國民眾皆能熱烈擁護其領袖，俾得放手做事」，他強調「在統一的國家裡，必須絕對服從一個領袖，才能夠把國家復興起來。」並又一次認定「委員長是我們的唯一領袖」。張學良的「領袖情結」不僅僅是行動上擁戴蔣介石，而且在「反共思想」上也保持著一致，無時無刻都表現出他的「領袖情結」。他曾對秘書王化一說：「中國必須真正統一，擁護一個強有力者做領袖，像德、意兩國那樣，先把國內搞好，然後才能對外抗戰，現在只有蔣先生有資格做這樣的領袖，因此，我決心擁護他做領袖。」張學良的「領袖情結」中也直白地包涵領袖的「攘外必先安內」的思想，「不過今日惟一的先決問題，是在『安內』，能『安內』，才能產生一個健全的政府，有了健全的統一的政府，才能『攘外』，才能談到收復失地，而『安內』最重要的工作，便是消滅赤匪。」 　　張學良的「領袖情結」中有極為明顯的反共情緒，不過也不難理解，此時是張學良與蔣介石的第二次的政治蜜月，蔣任張學良為豫鄂皖「剿共」副總司令，代行總司令職權，於是大肆宣揚「先安內，後攘外」，「一個政黨，一個領袖」，「武力統一中國」。 　　張學良的「領袖情結」並不等同於中國傳統的「忠君愛國」，不是愚忠，有自己愛國的思想和方式，其「領袖情結」經歷一個從無條件服從領袖到勸說領袖服從民意，再到以兵諫方式迫使領袖接受民意的過程。「西安事變」是張學良「領袖情結」的縮影，是其「領袖情結」的異化。西安兵諫是一種非常的手段，目的是擁蔣聯共抗日，在這過程中，張學良依舊維護蔣介石的領袖地位和威信。1936年4月9日，張學良與周恩來就「合作抗日」問題進行會談，主要是蔣介石領導抗日的問題，強調蔣介石的領導地位，「離開絕對必要的蔣的領導，實際抗日是不可想像的」，「擁蔣是抗日的必要前提」。送蔣返京，張學良更是力排眾議，相信蔣介石以領袖人格的口頭承諾，決定親自送蔣。他說，蔣介石是領袖，「有領袖的人格，有可靠的信用，有崇高的尊嚴。我們這次發動事變，對他打擊太大。我們說抓就把他抓起來，說放就叫他一走了事，他還成什麼領袖？還成什麼體統？這使他以後怎麼做人，怎麼辦事？」所以負荊請罪，挽回蔣的領袖威望，「我必須親自送他回去，使他能夠保持威信和尊嚴，好見人，好辦事，不致使他感到難堪，不致對我們再存怨恨和戒心。」 　　張學良以自己的實際行動又一次向世人證明了其「領袖情結」，但「領袖情結」也為他的政治生涯划上了一個讓世人充滿疑問的問號，成為中國近代史上的世紀問號，同時也為國共第二次合作加上了注釋－－聯蔣抗日，成為中國抗日戰爭史上的重大轉折，一個永恆的驚嘆號。 　　「中共情結」 　　張學良的「中共情結」的早期是以「反共」為先導，可以追溯到其早期隨父張作霖「反赤」，他是當時奉系軍閥的主要成員，其政治態度與其父一致，不斷發表「反赤」言論。1926年4月24日，張與國聞社記者談論時局時說，「至奉方對於蘇俄駐京大使加拉罕，確已表示不滿，希望俄政府覺悟，予以召還。蓋中俄邦交本篤，乃加氏在華宣傳赤化，干涉內政，種種行為，實足為中俄邦交之障礙。且其政策現已失敗，自應早日警省，有以善處。」當時情況，所有的「反赤」的勢力都把蘇聯看成是干涉中國內政，赤化中國的根源。張學良由籠統的「反赤」轉變為「反蘇反共」，1926年12月8日，張與《大公報》記者談論時局說，「實告君，吾人確有討赤作戰決心。只要黨軍驅除俄國人，且不再到處鼓動工潮、提倡工會，使舉世騷然，人人危懼，則奉軍對黨軍本無仇視之意，否則為國家社會計，不惜與之一拼，不得最後解決不止也。」 　　1928年東北易幟後，張學良成為南京國民政府的一員，受到當時國內環境的影響，「反共」思想成為主流思想，但也萌生出「容共」思想，畢竟中共方面倡導一些理論和實踐行動與張學良的想法相似，可以為己所用。1929年，在「反共反蘇」和收迴路權愛國主義驅動下，與蘇俄就中東路問題發生爭端。1930年4-5月間，中共滿洲省委遭到了東北地方當局的嚴重破壞，張學良對被捕的共產黨員大部分釋放。11月，他在一次談話中說：「最近遼寧有逮捕共黨事情發生，一般共產黨徒，大抵均系良好青年。」1931年2月，張學良重申對待共產黨採取的是區別對待的方針，「雖同謂共產黨，然其中有研究學說者與計劃暴動者之別，對於其暴動分子，則夙飭令憲兵警察等各機關嚴重取締。」可見張學良當時的「中共情結」是即反共又容共，兼容並蓄，區別對待。 　　張學良旅歐期間，考察一些國家，就研究共產主義與法西斯主義的區別，曾認為共產主義不適合中國。在鄂豫皖「剿共」期間，張學良在黎天才和潘文郁的協助下，對中共和馬列主義學說開始大量的研究，並親自考察，接觸到根據地人民和紅軍，加深了對中共的了解。國難日益加重，張學良的民族國家利益超越了任何階級、任何黨派、任何團體的利益。1934年6月7日，他在《對世界電訊社記者之談話》中就提出：「凡屬中國人，無論其為共產黨、國民黨、第三黨，或其他任何黨派，均應在拯救中國之唯一動機中，擯除一切歧見，聯合一致，共救危亡。此乃救國之唯一途徑。」與1935年中共的《八一宣言》，號召停止內戰，一致抗日，不謀而合。 　　張學良真正認識到中共和紅軍力量是東北軍和紅軍幾次較量遭到慘敗。張學良想近距離的接觸中共和紅軍，了解中共對抗日的態度，以求真正的合作。他通過三個渠道:東北同鄉杜重遠、東北軍五十一團團長高福源、李杜－－宋慶齡－－劉鼎，尋求與中共的接觸。渠道一:1935年12月，國民黨五屆一中全會後，張學良秘密前往上海會晤東北同鄉杜重遠。杜重遠向張學良介紹了中共的《八一宣言》，指出停止內戰，一致抗日是中國唯一的出路，分析了當前的政治形勢，建議張學良促成西北大聯合的局面，這一切加速了張學良思想的轉變。渠道二:1936年1月，被俘的東北軍的團長高福源，成了紅軍的使者，往來於張學良和中共之間，傳達著雙方的信息，張學良與中共代表李克農在洛川第一次親密接觸。渠道三：劉鼎，張學良自己親自派人找到的，他使張學良消除內心疑慮，更加堅定與中共合作。張學良與周恩來在膚施會談，成為第二次國共合作的起點，雙方達成了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協議。張學良的「中共情結」由「剿共」轉變為「聯共」，終於找到了抗日救國的盟友。 　　張學良不僅確立聯共抗日的信念，而且對抗日問題有了深刻的認識，上升到理論高度。在1936年6月22日的《中國的出路唯有抗日》中，張學良已經形成了完整的系統的抗日理論，上升到聯共抗日聯蔣抗日的高度，他把「中共情結」和「領袖情結」結合起來。任何理論都需要經過實踐，才轉化為現實。「西安事變」提供了實踐的契機，使張學良的「日本情結」、「領袖情結」和「中共情結」三大政治情結，相互碰撞。三大情結之間關係複雜，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互為因果。一個「日本情結」，衍生出來了「領袖情結」和「中共情結」，「領袖情結」與「中共情結」在一段時期內甚至於矛盾。每一個政治情結都可以是張學良的政治選擇，每個政治選擇都決定著中國的命運。歷史選擇張學良，張學良改變了歷史，他的「領袖情結」和「中共情結」結合起來，國共第二次合作，一致抗日。 　　張學良的三大政治情結，「日本情結」、「領袖情結」、「中共情結」，其傾向性在各個歷史時期表現不同，甚至在某一階段相互對立。1928年東北易幟，「日本情結」日夜煎熬，民族大義，擁護統一。1931年「九一八事變」，更多表現為「領袖情結」，選擇了「領袖」，選擇了「不抵抗」，背負罵名。1936年「西安事變」，「領袖情結」與「中共情結」的抉擇，張學良曾擁護領袖，服從命令，領軍「剿共」；國難日深，中共感召，擁蔣聯共，選擇抗日。如果把張學良的某一情結加以放大延伸，可能誤讀其一生的政治選擇，認為其單純地被「日本情結」和「領袖情結」所困，或者質疑「中共情結"的目的性。但把三大政治情結貫穿其政治一生，置於當時的時間和空間中考慮，就會清楚地看到維繫張學良三大政治情結的是其一生的解釋：愛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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