曼德拉式的人物對中國有什麼啟發？

從國際社會的不可接觸者到民主轉型的後來居上者，南非的成功轉型成為一個被世界熱議的標本。2013年12月去世的南非前總統曼德拉，在南非民主轉型過程中起到了極其重要的作用。同為轉型國家，南非經驗對中國有哪些啟示意義？近期，秦暉、錢理群等知名學者做客「騰訊思享會」，探討南非經驗的中國意義。

秦暉（清華大學人文社會科學學院教授）

談新南非，成績要講夠，問題要講透

南非在過渡期發生社會風波時，黑人之間的劇烈衝突和他們的流動勞工身份有關，包括祖魯人和科薩人。科薩勞工絕大部分是貧民窟里的安家戶，雖然很窮，在城市裡有家庭；而祖魯勞工的家屬在黑人家園裡，自己在城裡打工，大部分住在工棚里。中國也有過類似的現象。1969年至1978年間，我在農村生活了9年多，那時還處在「前暫住證時代」，農民進城必須一事一開證明，我有一次由於「丟失證明」被抓了起來。

南非今天之所以成為金磚國家，很重要的原因是它的經濟實力在種族隔離時代奠定了基礎，變成了非洲真正工業化的國家。

1998年，中國和南非建交以後，南非的華人華僑增長特別快，他們回來後老講南非治安惡劣、城市衰敗等。於是有些人得出一個糟糕的結論：黑人不該解放。對於新南非我本著這樣的態度：「成績要講夠，問題要講透。」不能因為我們贊成民主，就持一種民主浪漫主義的觀點。無論舊南非的歧視制度，還是新南非在走出舊制度過程中面對的轉型期問題，對任何國家都有一定的啟示意義。所以對新南非的分析很重要。

非民主國家根本沒有貧民窟

如果就事實判斷，南非的轉軌是相當成功的。社會福利也是很重要的維度。南非的福利實際上是在清算和福利之間做選擇，因為種族隔離制度解構時不平等得很厲害，你不能設想在南非提出是自由放任還是福利國家的問題。南非一方面保持了經濟增長，另一方面成功地用「非洲瑞典式」模式取代了「非洲蘇聯式」的模式，這值得我們借鑒。

說到遷徙自由和貧民窟問題。如果貧民窟不應該允許出現，怎麼可能有遷徙自由？我覺得在中國這是一個偽問題，世界上沒有一個國家提出要把貧民窟作為城市化的道路。所以真正的問題從來都不是要不要發展貧民窟，而是要不要寬容貧民窟，說得簡單一點，就是要不要驅逐貧民。非民主國家根本沒有貧民窟。

我並不贊成所謂百分之百的自由，政府對土地尤其是對用途進行管制是很正常的情況。關鍵在於這個管制是為誰，是一種民主國家基於公益的管制還是為了某些人發財。

楊立華（中國社科院南非研究中心主任）

社會政策可向南非學經驗

南非整個過渡之所以比較順利，後來20年所選擇的發展道路比較理性、成功，是因為有一個團隊——非國大（南非非洲人國民大會）。1994年非國大執政，曼德拉以及非國大所主張的包容性政策以及新南非的整個社會救助制度和發展理念是有基礎的，是一百多年來非國大把自己作為一個民族解放的保護傘，把所有反對種族隔離的人都聯合進去團結在一起。非國大成立以來，沒有專權，實行所謂「大樹下的民主」，大家商議。

曼德拉本身的民族主義以及人民性非常強，所以感召力也很大，是受到全世界推崇和尊敬的政治領袖。非國大在新南非採取的政策，曼德拉有著不可替代的作用。

最近中央領導講到要用「社會政策托底經濟政策」，南非這方面的經驗可以跟中國交流。南非在社會救助方面，其財政開支跟發展中國家甚至某些歐洲國家相比都名列前茅。60歲以上、符合條件的公民都有政府提供的社會養老金，政府提供的社會救濟當中包括七項，比如殘疾人補助金、貧困家庭子女撫養補助金、學齡兒童要提供免費午餐。也就是說，南非有一個全面覆蓋的社會保障體系、社會救助體系。最近世界經濟論壇有一個全球競爭力報告的各國排名，南非證券市場的規範性排在世界第一位。其政府財政也非常清廉，比如年度稅收增加了，第二年就有減稅項目、提高對貧困補貼的項目等。

錢理群（著名人文學者）

曼德拉式人物對中國的啟示

南非奇蹟的發生在於人民相信政治家，儘管人民並不那麼理智，但沒有為難他們所信賴的理智者。這是南非的基本經驗。當下中國處在轉型時期，需要怎樣的政治家、需要怎樣的知識分子和人民？我們具備這些條件了嗎？我們怎麼樣來創造這些條件？這是當下最迫切的一個問題。

曼德拉式的人物對我們有兩點啟示：

一是曼德拉的包容性理念。曼德拉說：「壓迫者和被壓迫者一樣，需要解放，我的使命是解放壓迫者和被壓迫者。」這樣的理念極其重要。這使我想起了林昭說的：「只要還有人被奴役，生活中就不可能有真實而完滿的自由。」今天中國社會轉型的目標是什麼？考慮未來中國變革，這是一個前提性問題。

二是曼德拉身上理智和道義的統一。首先是堅持公正、道義，用秦暉的話說是「見壞就上」，甚至不惜牢底坐穿，這種身體力行是曼德拉這樣的政治家、知識分子獲得民眾基本信任和支持的根本原因。另外是理智，按秦暉的話是「見好就收」，懂得和解、妥協、非暴力。這樣把道義和理智集於一身的政治家和知識分子，恰好是當下中國所欠缺的。我們暫時不說政治家，就說知識分子，本來在整個社會激進時，知識分子應該保守一點，當整個社會保守時，應該激進一點，這是知識分子和一般人的區別所在。可中國的知識分子恰恰相反，社會激進時，比誰都激進，社會保守時，比誰都保守。

還有人民的問題，即使中國有了曼德拉式的人物，「見好就收」的立場能為中國老百姓所接受嗎？現在中國老百姓涌動著一種怨憤情緒、一種戾氣，很容易走上復仇主義。能否在老百姓的怨憤中注入「明白的理性」和「深沉的勇氣」，能否出現越來越多的具有曼德拉傾向的知識分子甚至政治家，可能是未來中國走向的一個關鍵。

沈原（清華大學社會學系教授、系主任）

農民工生產體制到了有激烈衝撞的時候

移民工體制會造成雙重分離，即制度的分離和地理的分離。秦暉的《南非的啟示》提出一個特別重要的觀點，即以地理上自然條件的分離來掩蓋制度安排上的分離，而更要命的是制度安排上的分離。由此會造成移民工（在南非是黑人礦工，在中國就是農民工）的雙重依賴，既依賴留住土地的經濟安排，也依賴在農村的經濟替代。

我覺得我們現在的農民工生產體制到了危機的時候，到了一個有激烈衝撞的時候。所以「南非的啟示」具有一定的緊迫性。從我們對新生代農民工的調查來看，他們有三個特點：一是短工化，他的父輩出來打工是求一個穩定，對在這期間受到的侮辱和壓迫不會太介意，到春節時帶著錢回家，給家裡蓋房、給兒子交學費、給父母交醫藥費就行。新生代農民工不一樣，他們的就業出現了「短工化」趨勢。二是組織化，新生代農民工比他們的父輩更看重組織。組織有三種方式：一種是通過非正式關係組織起來、一種是公民組織、一種是企業工會。三是抗爭性質發生變化，他們父輩的抗爭是現行抗爭，即不給工資我就抗爭；新生代農民從2010年5月以後越來越多地看到，工廠的利潤年年增長，自己的工資卻不增長，他們就會提出要求。

整理/三湘華聲全媒體記者匡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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