亨利·盧梭:質樸的「天真」
20世紀初的歐洲畫壇無疑是星光熠熠的人文淵藪,康定斯基、貝克爾、畢加索、德勞內、莫蘭迪、卡洛·卡拉等等如雷貫耳的名字幾乎可以直接構建出現代藝術的大致框架。鮮有人知的是,這些風格各異的畫家有著一個共同的偶像及靈感源泉——亨利·盧梭
亨利·盧梭
法國畫家亨利·盧梭(HenriRousseau)在藝術史中是個充滿爭議的人物。一部分人認為他是個沒有接受過正統美術教育的業餘畫家,且作品風格怪誕,透露著幼稚的氣息;另一部分人則試圖將他歸類到各式各樣的流派和「主義」中,諸如後印象派、分隔主義、尚古主義等等。不論對他的描述在藝術史著述中充斥著多少引號、問號、腳註或章節附註,都不能掩蓋這個現象級的偉大畫家在同行中飽受擁戴的事實。那麼,我們究竟該如何看待盧梭的作品,他又究竟如何引導了20世紀現代藝術的發展?義大利威尼斯總督宮(Palazzo Ducale)不久前的展覽「亨利·盧梭:古樸的天真」(Henri Rousseau:Il candore arcaico)是意、法兩國藝術研究者在對盧梭生平及作品進行三年的研究後,給出的一份充滿人情味的答卷。
展覽雖以盧梭為主題,呈現的形式卻有異於平常的個展。為了直觀地呈現盧梭藝術風格的發展和影響,展出的畫作不局限於他本人作品,而是彙集了各個時期不同藝術家的畫作,依主題劃分,同盧梭的作品一同懸掛於展廳中。展覽的八個主題也不以時間為線索,而是以話題式的方式推進,強調與盧梭研究密切相關的幾個「關鍵詞」。每間展廳的牆上不僅貼有常規的介紹語,也附有幾條盧梭自己或者相關歷史人物對他的評價的引述。觀者沿著規定好的路線一間間解鎖下去,盧梭的形象和人生便躍躍然地顯現出來了。
斯格納畫作《死亡的勝利》(1465~1470年)
盧梭於1844年出生於法國城市拉瓦勒的一個水管工家庭。由於家庭生活拮据,他從小便不得不打工掙錢,並無太多機會追求自己的藝術理想。父親去世之後,盧梭在1868年搬往巴黎照顧獨自工作的母親,自己也在巴黎謀了一份職。關於盧梭的職業,歷史上普遍認為是關稅員,因為他的著名外號le douanier即是海關關稅員的意思。展覽則特別指出這是一種誤解,盧梭的真正職業是道路通行費收費員(toll collector)。如此想來,廣為流傳的「關稅員」外號或許出自當時人們對他真實職業的調侃。
展覽一開始便針對這種固有印象為盧梭的事業開端做出了詳盡的解釋。事實上,早在1880年間,盧梭就開始向菲利克斯·奧古斯特·克萊門特(Félix Auguste Clément)和著名的古典派歷史畫畫家讓-里奧·傑洛姆(Jean-Léon Gér?me)學習繪畫了。1903年,盧梭獲得了巴黎理工協會授予的繪畫教師資格證,進一步證明他並非「素人畫家」。他並不是不懂解剖學和基本透視法,更不是反學院派,而是在兩位導師支持下逐漸發展出與眾不同的、被人們稱為「天真」(na?veté)的繪畫風格。面對諸多的反對和誤解,盧梭自己曾說:「我早已被人們告知我不屬於這個時代。可你們必須要知道的是,我的繪畫方式是通過艱辛頑強的不斷練習得來的,我絕不會改變它。」
盧梭的畫風自然不是憑空發展出來的,在探索的過程中往往存在模仿和借鑒。展覽對盧梭創作於1894年的著名畫作《戰爭》(La Guerre)進行了逐本溯源的剖析。或許是隱喻20年前普法戰爭所帶來的創傷,畫面中面色猙獰的女子手持利劍和火把,騎著一匹野獸般的戰馬穿越畫面的中心。虛構的場景瘡痍滿目、屍骸蔽野,血色煙雲灼燒著蒼涼的天空。這幅畫的圖像來源頗多,例如對屍身的刻畫及畫面整體的凋敝感都借鑒自西班牙畫家戈雅創作於19世紀初的版畫作品《戰禍》(Los Desastres de la Guerra)。象徵戰爭或死亡的女性角色也不新鮮,不少古典畫中都曾有過。托斯卡納畫家斯格納(Antonfrancesco di Giovanni ditto lo Scheggia)的《死亡的勝利》(The Triumph of Death)則為盧梭展現了一個經典又生動的敘事方案,和有意為之並充滿細節的「古樸」(archaic)風格。
亨利·盧梭畫作《戰爭》(1894年)
盧梭的價值更加體現在他作品的創新和影響力上,這也是展覽側重於強調的。他自稱開創了一個新的繪畫類型——「肖像風景畫」,即先從特定角度描繪風景,再在前景描繪一個人物,代表作則是他的《我自己,肖像風景畫》(Moi-même,portrait-paysage)。儘管這種繪畫類型並沒有受到重視,盧梭刻畫人物的獨特風格卻影響了一系列藝術家,如義大利畫家圖利奧·格巴里(Tullio Garbari)。
不過要說起對他的追隨和崇拜,恐怕沒有人可以比得過德勞內一家。德勞內夫婦(Robert and Sonia Delaunay)與盧梭相識於1906年的第12屆獨立沙龍,從此兩人便將盧梭視為現代藝術之父,並自發為他在法國及德國的藝術界做宣傳。羅伯特·德勞內的母親也非常崇拜盧梭,甚至委託他創作了《誘蛇者》(La Charmeuse de serpents),這幅畫也成為盧梭最著名的作品之一。畫作中,黑色的夏娃讓人隱隱不安,但迷人的整體畫面卻意外地讓人感到寧靜,有一種超脫塵俗的美感。難以想像,包括《誘蛇者》在內的一系列熱帶異域作品都完全來自盧梭基於造訪巴黎植物園後富饒的想像力,以至於不少人都對他去墨西哥服過兵役的流言信以為真。這些畫作所展現出的奇異世界深深吸引並影響了查拉和布勒東,為他們分別創立的達達主義和超現實主義奠定了第一塊基石。超現實主義畫家馬克思·恩斯特和維克多·布羅納(Victor Brauner)更是先後創作了向盧梭的異域畫作致敬的作品。
亨利·盧梭畫作《誘蛇者》(1907年)
盧梭所謂「古樸天真」的風格最大限度地體現在了他的生活畫中。最好的例子便是展覽中觀者喜愛的,以剛傳入歐洲的橄欖球運動為主題的《球手》(Les joueurs de football)。四名球員在一個明顯小於常理的球場里奔跑,這讓他們看起來更像是穿著睡衣亂舞的可愛小人兒。盧梭刻意抹去了這4個人的個性化特徵,使他們看起來非常相似,而背景中密布的兩排樹木則用來顯示畫面的透視關係。藝術史學家瓦利埃(Dora Vallier)曾如此評價盧梭:「在盧梭的作品裡,想像力中的個人意識與客觀集體性來源之間的界限被模糊了。各種矛盾與不協調皆讓路給最強烈的情感表達,而他這樣的繪畫表現形式已漸漸成為一種典型。」從最膚淺的感官層面來看,盧梭作品通過鮮亮的配色及扭曲的透視和比例關係所刻意而為的「笨拙感」,或者說「質樸感」,讓人體味到一種意味深長的荒誕和舉重若輕的詼諧。策展人在展示《球手》的廳內頗費心思地附上了19世紀著名藝術收藏家與評論家威爾漢姆·伍德(Wilhelm Uhde)的評論:「在觀看任何喜劇或馬戲團表演時,都沒有當我站在盧梭作品前的那一刻讓我想笑。」有意思的是,羅伯特·德勞內也格外中意這幅令人忍俊不禁的作品,以至於在1917年創作了一幅《橄欖球》(Football)向盧梭致敬。展覽中,這兩幅作品也被擺放在一起供觀者比較。
亨利·盧梭畫作《球手》(1908年)
最令人意想不到的是盧梭的作品與推崇發展抽象藝術的德國「藍騎士」(Der Blaue Reiter)之間的淵源。參與藍騎士的藝術家大多都是盧梭作品的崇拜者,譬如弗蘭茨·馬爾克、保羅·克利、奧古斯特·馬克等。它的創辦者之一,20世紀抽象藝術先鋒康定斯基更是對盧梭推崇備至。盧梭的繪畫風格給康定斯基提供了諸多理論靈感,其著述《論藝術的精神》(Du Spirituel dans l"art)中的觀點即是來源於盧梭的現實主義;康定斯基也曾在1912年表示,盧梭的作品向他展現了追求藝術的簡潔性的一種新的可能性。有趣的是,康定斯基對盧梭的崇拜似乎並不止於其作品,在寫給弗蘭茨·馬爾克的一封信中他情不自禁地說過:「盧梭該是怎樣美好的人啊!」
在短暫介紹了盧梭的靜物畫對莫蘭迪、安東尼奧·董吉(Antonio Donghi)、貝克爾(Paula Modersohn-Becker)等藝術家的影響後,展覽迎來了最動人的部分。觀者從寬闊的展廳走入一個相對狹小的、配有輕盈弦樂的柱狀廳,用以特別介紹在1908年11月,即盧梭去世兩年之前,畢加索為盧梭舉辦的宴會。雖然從後人的眼光看,盧梭是啟迪了20世紀初各種現代藝術先鋒的偉大畫家,但在其有生之年,藝術市場對他的承認還是頗為有限的。他並沒有因為自己的繪畫事業而富裕,也沒有太多好友。因此,畢加索為他辦的這場宴會意義尤為重大,展覽為此專設一個展廳也不足為奇。
亨利·盧梭畫作《女士像》(1895年)
宴會當年設在畢加索的工作室,位於巴黎蒙馬特區拉維尼昂13街許多未成名藝術家聚居的「洗衣船」(Le Bateau-Lavoir)。工作室里擺放著畢加索於1905年在一個舊貨店用5法郎淘到的盧梭作品《女士像》(Portrait de femme),而這幅作品當然也被懸掛在柱狀展廳的一側,注視著來客。來客也不多,但幾乎個個後來都屬於20世紀早期巴黎文藝界的名人,如作家薩爾蒙、詩人及藝術評論家阿波利奈爾、詩人及畫家馬克斯·雅各布、畫家與雕塑家喬治·布拉克、美國作家斯泰因兄妹及一些畫廊主、收藏者等。布置在正前方的是阿波利奈爾在半認真半玩笑間吟誦的祝酒長詩,現在讀來也令人動容:「你還記得嗎,盧梭?那阿茲特克的迷人風物,那芒果和菠蘿叢生、猿猴暢享瓜果、明君被處死的那片熱帶雨林?你畫下了墨西哥的美景,紅色的霞光渲染著層層芭蕉。然而你,勇敢的戰士,卻為了一身海關辦的藍色制服,脫下了你的束腰長袍。厄運追趕著你的子孫,你接連失去了妻孩。你卻又結婚了,同你摯愛的繪畫,為了畫下你的靈魂之子。今夜,我們歡聚在此,共慶你的榮耀。讓我們喝吧,飲下畢加索為你斟滿的這杯美酒,是時候高聲齊誦:盧梭萬歲!啊,豐饒共和國的光輝畫家,你的名字就是獨立(雙關,意指共和國及獨立沙龍)最自豪的旗幟,你的面龐、我們時代的驕傲,將會永遠鐫刻在佩泰利卡大理石上。起立!讓我們舉起酒杯,讓法蘭西的歡愉就此重生;驅逐那愁容和沮喪,我為盧梭而乾杯,祝他永遠健康!」觥籌交錯後,酒酣席散,或許是有些興奮和迷糊的盧梭在離去之前對那時已經創作出《亞維農少女》但還未被稱為立體主義大師的畢加索留下了著名的一句話:「我們倆是當今最偉大的兩個畫家,你的埃及風和我的現代風。」
可見盧梭很清楚自己固執地堅持著的這種「天真」的風格是什麼,又為了什麼。義大利藝術史學家保羅·福薩帝(Paolo Fossati)曾精妙地總結道:「盧梭確實是個孩子,而且是個天才兒童,因為他並不是因為什麼莫名其妙的懷舊或者對無憂無慮的嚮往才回到童年,他是出於成熟並審慎的征服之野心。」
法國作家聖-埃克蘇佩里(Antoinede Saint-Exupéry)在《小王子》里向密友列翁·維爾特獻詞:「每個大人都是從孩子做起的。」展覽的結尾亦借用這個引述來表達對盧梭實實在在的理解和欽佩。
(本文圖片均由義大利作家與編輯協會SIAE授權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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