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啟超與宣南

邱崇祿

近日有多家媒體報道東城區新太倉片區治理「開牆打洞」時，特意提到，這一片區以梁啟超故居而聞名。在網上查閱資料時，人們也非常容易得知，東城區北溝沿衚衕23號的四合院是梁啟超故居。不過，關於這一點爭議頗多。多年前曾有媒體報道，梁啟超後人提出，梁啟超並沒有在此居住過。

儘管梁啟超故居存在爭議，但可以確定的是，一百多年前，梁啟超以一種與眾不同的方式在北京留下了深刻的印記。1890年，梁啟超在新會會館開啟了科舉之路。然而受時勢影響，他的科舉之路頗為不順，後來，他走上了維新的道路。1898年，寓居新會會館的梁啟超，與康有為等人開始了轟轟烈烈的戊戌變法。戊戌變法失敗後，梁啟超逃亡日本。十三年後，從日本歸來時，梁啟超不再是「青澀少年」，而是萬人敬仰的大學者，此時的他在北京，同樣也沒有固定的居所，北海團城、南長街54號等處都有他的身影。

巧合的是，梁啟超踏入北京的第一站在宣南，人生的最後一站也在宣南：梁啟超去世後，其靈柩停放在廣惠寺，並從廣惠寺葬入香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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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會會館和楊椒山祠的青春歲月

梁啟超在北京的起點，是位於粉房琉璃街115號的新會會館（坐西朝東）。清時，新會縣屬廣州府，京城雖有廣州會館，但人多房少，常無法安置，建造新會會館成為新會舉子的願望。1852年，新會的一位富商捐建了新會會館，翌年春建成，稱「新會邑館」。

梁啟超1873年出生於廣東新會一個半耕半讀的家庭，祖父曾任縣教諭，父親是私塾先生。梁啟超自幼受到嚴格教育，聰穎好學，少年即以神童聞名鄉里，十二歲在廣州中秀才，光緒十五年（1889年），梁啟超成為鄉試舉人，當時的主考官李端棻賞識他的才華，將自己的堂妹李惠仙許配給了他。

光緒十六年（1890年）春，梁啟超在父親的陪同下，第一次赴京參加舉人會試時，就住在新會會館。當年會試落第後，梁啟超取道上海返回鄉里。

正是在這一年，經陳千秋引見，梁啟超認識了在廣東南海的康有為先生，並做了康有為的拜門弟子。梁啟超後入讀康有為創辦的萬木草堂，為他以後的學術和事業打下基礎。光緒十七年（1891年）冬，梁啟超進京與比他大四歲的李惠仙在宣外永光寺西街新會新館完婚（1883年，新會舉人吳鐵梅發起籌建新館，恰好在宣武門外永光寺西街有馮氏大宅出售，經多方努力，籌得白銀6000兩買下大宅，新會新館在1885年落成）。

1892年農曆正月，祖父病逝，梁啟超與李惠仙再次離京。此次回家，居家鄉讀書一年有餘，專心研究新學，閱讀江南製造局所譯之西書，並學習英國人傅蘭雅所輯之《格致彙編》。梁啟超的變法維新主張，日益堅定。

光緒二十年（1894年），梁啟超偕夫人李氏入京，住在粉房琉璃街新會會館，是年，中日甲午戰爭爆發，梁啟超憂憤時局，更努力學習算學、地理、歷史等。十月，梁啟超再次回到廣東。

光緒二十一年（1895年）春，梁啟超與李惠仙一起回到北京，再次寓居在新會會館。在這次會試中，康有為中了進士，被授工部主事，而梁啟超卻落了榜。關於原因，有文章如下記載：考官閱讀梁啟超試卷時，為文中縱橫磅礴的氣勢、洒脫不羈的風格和絢麗多彩的文句所動容。通篇文章中的思想與康有為相同，儘管考官對梁啟超的試卷愛不釋手，但考官生怕是康有為所做而錯打高分，並因而得罪主考官、大學士徐桐。所以，考官只得忍痛割愛，在試卷上題跋「還君明珠雙淚垂，恨不相逢未收時」。

在此也要提一下關於康有為中進士的話題。近年來，對於康有為是否中進士有不同說法。據《清史稿·康有為傳》：「康有為，字廣夏，號更生，原名祖詒，廣東南海人，光緒二十一年進士，用工部主事。」但有不少人認為康有為並沒有中進士，持這種觀點的人有一明確的證據：《明清進士題名碑錄索引》記載的光緒二十一年共兩百九十二名進士中，並沒有找到康有為的名字，甚至連康姓的進士都沒有。不過，另據中國國家圖書館《光緒二十一年乙未科會試錄》以及《光緒二十一年進士登科錄玉音》等材料記載，康有為以「康祖詒」之名參加會試，中第五名，後改名「康有為」參加殿試，在殿試中得二甲第46名。

儘管梁啟超沒有中進士，但粉房琉璃街115號的新會會館給他留下了太多的記憶。從1890年第一次到北京，再到1898年逃亡日本的八年時間裡，他的許多活動和前期的著作，都是在這裡完成的。

新會會館雖非真正意義上的梁啟超故居，但與梁啟超有著重要的聯繫。新會會館的保護也歷經曲折。多年前，我曾到新會會館探訪，高大的門樓已由紅磚翻建，大門早已不知去向。空空的門洞，顯露著院里的一切。門梁之下墜掛著兩個紅色的燈籠，上面落滿了浮塵。當時，被梁公稱為「飲冰室」的中院三間北房還在，院內不少住戶房屋已經騰退，違建正在拆除，人們都期待著新會會館以新的面貌示人。多年過去了，近日再去，新會會館仍舊破敗，周圍的建築拆了，新會會館成了孤島。兩面還有一些住戶沒有搬走。不過，院子的格局基本還在，只是大門上的燈籠沒了。

除了新會會館，還有一個地方改變了梁啟超的人生軌跡，那就是松筠庵。松筠庵也叫楊椒山祠，位於宣武門外達智橋衚衕路南12號，坐南朝北。它是明嘉靖年間楊繼盛的故居。清初改為松筠庵，清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將其正屋闢為楊椒山祠。道光年間增修後花園的諫草堂和西南的諫草亭。

就在1895年梁啟超入住新會會館，再次準備會試時，發生了一件舉國轟動的大事：李鴻章與日本簽訂喪權辱國的《馬關條約》。梁啟超發動廣東81名舉人聯名上書拒簽合約，晝夜奔走宣南各會館，動員各省舉人上書，協助康有為召集在京的應試舉人1300多人，他們聚集在松筠庵和對面的嵩雲草堂，商議向清廷請願的事情。與會者一致推舉由康有為起草奏書，康有為在諫草堂內奮筆疾書，寫出了1.8萬多字的《上皇帝書》。書中明確提出了拒簽中日和約、遷都抗戰、變法圖強的三項主張。

梁啟超等人把這份上書抄寫多份供大家傳閱，舉人們打算於5月2日前往都察院遞交《上皇帝書》，最終以失敗告終。不過，也有另外一種說法：在正要遞交《上皇帝書》的時候，傳來《馬關條約》已經簽字的消息，而且第二天又傳出康有為中進士的消息，這份萬言書並未遞交。儘管「公車上書」失敗，但梁啟超的戊戌維新運動正式開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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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安徽會館著書立說

「公車上書」失敗後，康有為在南海會館創辦了進步刊物《萬國公報》。這一時期的梁啟超表現十分活躍，在《萬國公報》上撰寫了大量文章，這些文章著重宣傳「富國」、「養民」、「教民」之法，是對康有為《上皇帝書》的變法主張進一步發揮。

光緒二十一年十月（1895年11月）康有為組織的學會——強學會在安徽會館成立。

康有為選定安徽會館作為組織戊戌變法的集會場所，首先是看中了安徽會館得天獨厚的地理位置。戊戌變法的核心人物康有為、梁啟超以及大部分維新派人士多居住在安徽會館附近。康有為從光緒八年（1882年）來京參加會試，到光緒二十四年（1898年）戊戌變法失敗，一直居住在米市衚衕的南海會館。梁啟超住在粉房琉璃街的新會會館，譚嗣同住在北半截衚衕。從地理位置分析，安徽會館是比較理想的集會場所。當然也有說法，安徽會館能夠成為戊戌變法的策源地，還與李鴻章的暗中支持有關係。李鴻章對康有為的維新思想十分支持，康有為創建強學會，李鴻章自願捐金2000兩入會；《強學報》創刊，李鴻章再次捐金1000兩。不過，因為當時李鴻章簽訂《馬關條約》，成為天下罪人，康有為拒絕了李鴻章的捐款。

在強學會，梁啟超被推選為書記員，協助康有為起草序文及章程。而後，康有為離京南下，成立上海強學會。光緒二十一年十一月（1895年12月）強學會把《萬國公報》改為《中外紀聞》，擴充內容，介紹西方國家的情況及自然科學知識，探討各國強弱之緣。作為強學會會刊《中外紀聞》主筆的梁啟超，遷住進強學會所，盡覽該會所購西書，「日以翻譯西書，傳播要聞為事」，以求中國自強之學。

然而強學會很快就遭到守舊勢力的攻擊。1896年1月御史楊崇伊首先發難，上奏指出強學會「植黨營私」，「請敕嚴禁」。於是強學會和《中外紀聞》遭到封禁，圖書儀器被查抄，與此同時，上海的強學會也被迫解散。

第二年3月，梁啟超離京赴滬，在上海成立不纏足會，創辦大同譯書局、女子學堂和參加籌備《時務報》。同年10月，梁啟超前往澳門籌辦《新知報》，同時應聘湖南長沙時務學堂總教習，在湖南宣傳變法思想，推動湖南新政。

說來有趣，雖然強學會存在了短短几個月便被解散，但其依然以特有的方式留下了印跡。如今，在虎坊橋十字路口的西北角，有一座高4層佔地1100餘平方米的船形大樓。大樓設計新穎獨特，外觀前衛典雅。這座大樓就是建於1920年的京華印書局。京華印書局與強學書局（強學會是以講學為主的學術團體，強學書局是以譯印中外時務新書為主的文化機構）有關。強學書局遭到查抄、《中外紀聞》遭到封禁後，御史胡孚辰上奏「書局有益人才」，建議把強學書局改為官辦。清政府聽了胡孚辰的上奏，下令改設直隸官書局。後官書局經營不善，被上海商務印書館買下。光緒三十一年（1905年），改名為京華印書局。京華印書局的前身原在前門外西柳樹井（今珠市口西大街），《中外紀聞》就是在那裡印刷的。

北京文史學者葉祖孚先生在他的文章《京味書樓的歷史沿革》中寫道：「我在1950年來到京華印書局，會見了當時京華印書局的經理宣蘆先生。他是原來上海商務印書館派到北京來經營京華印書局的代表，熟悉這家華北有名工廠的歷史。我倆坐在一張寫字檯邊談話，他指著這張桌子對我說：『這張桌子就是康、梁當初辦公用的桌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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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世後停靈宣南廣惠寺

光緒二十四年（1898年）2月，梁啟超再次進京，再次住進粉房琉璃街115號的新會會館。時值沙俄強租旅順、大連，德國兵在山東即墨縣毀壞文廟孔子像，消息傳來，梁啟超憂憤萬分，聯名各省舉人發表《拒俄變法書》和《請聯名上書查辦聖象被毀公啟》。沒過多久，梁啟超又寫出《公車上書請變通科舉折》，力主廢除八股取士，並起草《保國會章程》。

4月，康有為在粵東新館發表演說，議定《保國會章程》。此後，梁啟超在嵩雲草堂（松筠庵對面）發表演說，他向人們分析中國面臨的危機，號召人們開學會，講救國之道。

6月11日，光緒帝頒發《明定國是》詔書，戊戌變法正式開始，這令康有為、梁啟超等人欣喜若狂。7月3日，梁啟超受光緒帝召見，奉命進呈所著《變法通議》，被光緒皇帝賞六品銜，並責成辦理京師大學堂譯書局事務。

9月18日光緒帝被軟禁，慈禧再度訓政，下令逮捕康有為、梁啟超等維新變法人士。此後，康有為逃往海外，梁啟超逃亡日本。

清政府滅亡後，請梁啟超回國的呼聲日盛。在日本待了十三年後，梁啟超於1912年底回到中國。1913年9月之後，梁啟超先後任袁世凱的司法總長以及幣制局總裁。不過，當時的政局並不穩定，梁啟超在北京的住處也不固定。1915年，當袁世凱密謀稱帝時，梁啟超寫了《異哉所謂國體問題者》，聲討袁世凱稱帝。接著，梁啟超又與蔡鍔等人組織雲南起義，公開舉起反袁旗幟，參與領導護國戰爭。1917年6月，張勳復辟，梁啟超協助段祺瑞在馬廠誓師，平定溥儀重登皇位的醜劇。隨後，梁啟超出任段祺瑞內閣的財政總長兼鹽務署署長。同年11月，由於馮、段內部矛盾，國務總理段祺瑞辭職，梁啟超亦辭去財政總長一職。

晚年的梁啟超，著書立說，從事教育和學術研究。從1921年秋開始，他先後在清華、燕京、南開、東南大學授課，還到各地學府講演。這一時期，梁啟超的寫作進入黃金時期，先後著有《中國歷史研究法》、《先秦政治思想》、《清代學術概論》、《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儒家哲學》等。他撰寫2000多萬字，輯為《飲冰室合集》148卷。

1929年1月19日，梁啟超因病逝世於北京協和醫院，終年56歲。一代學者英年早逝，梁家向親友們發了訃告：家主梁總長任公於一月十九日未時病終協和醫院，既日移入廣惠寺。哀訊傳出以後，當時的政壇和學界都深感痛惜。

在廣惠寺舉行的追悼會上，熊希齡、馮玉祥、丁文江、胡適、錢玄同、朱希祖、張貽惠、瞿世英、陳衡哲、楊樹達等人以及梁啟超的眾多弟子、親友參加追悼會。

廣惠寺位於廣安門內大街北側的建學衚衕，坐北朝南，相傳建於元代，建築規模較大，分東、中、西三路。以中路為全寺的主體建築，共有三進院落、四重殿堂。如今，廣惠寺最前面的山門與後面的大殿早已隔開，形成獨立的院落。面闊三間的山門，原先左右各建有角門一座，現僅存一座。而且，山門被許多棚屋遮擋，讓人無法看出原有的規制。只有房檐下的石匾上刻著「護國廣惠寺」五個白粉筆描過的字跡，還依稀可辨。要看廣惠寺大殿，必須繞道，從西門進入。

廣惠寺公祭後，人們將梁啟超的墓園選在了香山卧佛寺東，一個三面環山的幽勝之地。整座墓園築有一人高的石砌圍牆，長寬各約為150米。墓園中的墓地東西長40餘米，南北寬5米有餘，坐北朝南。其墓碑由黃色花崗岩石砌成，碑身呈凸形，碑身陽面題刻「先考任公府君暨先妣李太夫人墓」14個正方的大字。碑身陰面刻有「中華民國二十年十月，男梁思成，思永、思忠、思達、思禮、女適周、思順、思庄、思懿、思寧、媳林徽因、李福曼、孫女任孫敬立」的小字。

碑前有供台，碑後是梁氏夫婦合葬墓。梁氏夫婦墓的東側，有一棵高大的白皮松，白皮松前的「母親樹」落地碑，是梁氏後人為紀念梁啟超第二位夫人王桂荃女士而立。

在風雲際會的年代，宣南這樣一個會館林立、士人集中的地區，自然成為維新運動的策源地，這也成為梁啟超施展才華的舞台。他的那些激情昂揚的文字，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近代中國的急劇變化，深深地影響了一代又一代中國人。可以說，宣南見證了梁啟超的青春歲月，也見證了他故去後的榮光。

補白

民國年間梁啟超在北京時住哪兒

梁啟超在日本，一待就是十三年。1912年10月，梁啟超自日本回國。回國初期，梁啟超大部分時間住在天津。當時他是獨自一人回國，直到第二年梁氏一大家人才回國。當時民國肇始，各方勢力都極力延攬梁啟超入京出謀劃策。這段時間，梁啟超都是北京天津兩地跑。他在給梁思順的信中這樣說道:「政府狼狽求救，社會沸熱如狂，吾處其間，應付殊苦。」

1913年3月20日，宋教仁遇刺身亡，當時局勢一度非常緊張。民國政府也為梁啟超加強了安保。當年4月17日，「此次入京住東單二條之住宅（系光緒帝師翁同龢舊宅）環以千數人。」根據梁啟超後人梁思萃的文章記載，1913年5月，梁啟超入住北海團城。

1913年9月熊希齡內閣成立，梁啟超任司法總長，他面臨給家眷入京找住所問題。他在8月5日的家書中說考慮在漪瀾堂安家。但「房子看數處，終不合適。今日往看北海之鏡清齋（靜心齋），其地風景絕佳，布置精雅，號為北海之冠……今擬另租一較小之房在近市之地，而家眷則居海上。」但漪瀾堂和鏡清齋似乎都沒成為其住所。1913年10月，梁啟超買下前細瓦廠的房子，搬離團城。關於這處宅子的記載非常少，而且梁啟超在這裡也並沒有住太久，1914年底梁啟超辭去幣制局總裁一職，後來又發生袁世凱稱帝等一系列變故，梁啟超即使到北京，也不久居。

2012年，《南長街54號梁氏檔案》的問世，引起人們廣泛關注。通過這些檔案，人們才知道位於南長街54號的宅院是梁啟超和梁啟勛兄弟二人精心營造的居所。該院里外三進，最高的南房曾是梁啟超的固定卧房，康有為與其女康同璧亦是房中賓客。1919年旅歐回來後，梁氏兄弟在南長街54號的聚會更多。清華講學期間，梁啟超若是進城，便住在南長街54號專心治學。

但對此院產權問題，梁啟超直系後人與梁啟勛直系後人有不同看法。梁啟超直系後人認為南長街54號不是梁啟超的房子，也不是合買的，它只是梁啟超在北京的臨時住處之一，梁啟超還有北海團城、清華大學教員宿舍等臨時住處。

而梁啟勛直系後人則認為，南長街54號是兩人合買的小院，那裡是梁啟超相對固定的住處，因為家裡很多東西就是梁啟超的。在清華講學時，梁啟超每周六下午到這兒住。

雖然對於產權有著諸多爭論，但這並不影響這處居所對於兩家人的重要意義。梁思成與林徽因的姻緣，與這座宅邸有著奇妙的聯繫：二人結婚的文定大禮就在南長街54號院中舉行。當時，父親梁啟超悉數吩咐，仲父梁啟勛親自操辦，梁思成與林徽因締結一樁世紀姻緣。

如今，南長街54號只剩下孤零零的院門和一片廢墟。

至於此前被正式認定的梁啟超故居——北溝沿衚衕23號寓所，爭議更大。據梁思禮回憶，那是1930年代初由大姐梁思順和姐夫周國賢夫婦購置的，他小時候經常去玩兒，對那裡非常熟悉，但那不是梁啟超的故居，因為購買時，父親梁啟超已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