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巨大而空洞的符號

06-17

反對霸權主義自然必要，但沒有必要連西方的現代文明也一併拒絕，從而喪失民族主義自身的開放性格。

一個巨大而空洞的符號

在中國的知識界里，曾經流傳著這樣的觀點：認為中國的歷史不同於歐洲，很早就形成了自己的民族國家，因而民族主義思想在中國也是源遠流長。這種觀點無疑是對歷史的誤讀。從嚴格的意義上說，古代中國從來不曾出現過民族主義的觀念，僅有的只是對一家一姓之王朝或華夏文化的認同。梁漱溟先生就認為：「中國人傳統觀念中極度缺乏國家觀念，而總愛說『天下』，更見出其缺乏國際對抗性，見出其完全不像國家。」這種並非以民族國家或政治共同體，而只是以王朝(國家)或文化(天下)作為界定群體的觀念，只是一種「王朝國家」或「文化中國」。傳統的中華民族的邊界十分模糊，只要在文化或政治上臣服於自己，便可承認它為華夏大家族的懷抱。錢穆說：「中國人常把民族觀念消融在人類觀念里，也常把國家觀念消融在天下或世界的觀念里，他們只把民族和國家當做一個文化機體，並不存有狹義的民族觀與狹義的國家觀，民族與國家都只是為文化而存在。」因此，古代中國與其說是民族主義的，毋寧說是以文化為中心的普世主義的。

只是到了19世紀下半葉，當西方列強以血與火滌盪了華夏中心論的古老夢想之後，中國人才被迫以陌生的國家觀念取代了傳統的天下觀念。在國與國之間的交往和對抗之中，人們對由種族、地理、文化和歷史紐帶聯結在一起的民族共同體逐漸有了自我確認，才產生了現代意義上的民族意識。然而，對民族共同體簡單的、質樸的認同，僅僅是民族主義的原生形態，還帶有強烈的情感成分。

從理論上說，民族主義與現代化呈現一種正相交關係，但是，對於中國這一後發展國家來說，這二者之間的關係要更複雜一些。中國的民族主義情感，主要是受到西方列強侵略的刺激，而現代化在當時又無異為西化，於是，對於中國人來說，西方具有了敵人和老師的雙重身份。正是這雙重身份，使得現代化與民族主義的關係變得撲朔迷離起來，在許多時期，尤其是民族危機的時刻，西化與質樸的民族主義情感常常顯得格格不入，甚至直接發生著衝突。

儘管中國的民族主義情感形式形成較早，大致在甲午海戰以後就初具形態，但它的內容卻遲遲不能「實」起來，始終停留在激烈而淺薄的排外情緒上，即一種粗鄙化的反西方主義。而且，民族主義的情感越是熾烈，它的現代化內容就越是難產。民族主義在中國，成為一個巨大而空洞的符號，徒有激情洋溢的愛國情緒，而始終缺乏穩定的、持恆的、為共同體的人們所基本認同的價值體系、社會制度和行為規範，而這些迫切需要建構和認同的實質性內容，恰恰又是中國的民族主義所最匱乏的。

反西方主義是一種粗鄙化的種族主義

由於近代以來中國的民族主義徒有一個巨大而空洞的驅殼，一個世紀以來，不少黨派、社會集團和知識分子都企圖以某種東西去填補這一空洞，比如用某種政治意識形態的內容作為民族共同體認同的對象，或者回歸中國古老的文化傳統，重新弘揚儒家的價值理想等等。但是，這一切努力不是以某一黨派的特殊利益冒充民族的普遍利益，這是一廂情願地以古代的文化認同替代現代的政治認同，其實質依然等同於傳統觀念中的「王朝中國」或「文化中國」。這樣的「民族主義」內容建構儘管可能具有某種一時的填補真空的功能，卻經不起稍長一些時段的歷史檢驗，暴露出無法整合民族、凝聚人心和規範行為的拙處，很快被時間所拋棄。當代中國的民族主義，猶如一尊被抽空了內在靈魂的蠟像或稻草人，無法找到自己真實的歷史位置，徒有虛張聲勢而已。

一旦民族主義失去了其內在的精神靈魂，就會出現這樣的情形：民族主義成為盲目排外、妄自尊大或自以為是的代名詞，民族主義蛻變為粗鄙不堪的反西方主義。本世紀初的義和團就是反西方主義的一次可笑表演。儘管義和團是從反抗西方的強權開始，有令人同情之處，然而，由於這種「愛國」的反西方主義不具有任何現代性的精神內容，甚至與現代化的發展趨勢背道而馳，所以其實質無疑成為一種最糟糕、最落後的種族主義，一種頑固拒斥現代文明的種族主義。這種發端於社會底層的粗鄙化的種族主義，又是以傳統的「王朝中國」或「文化中國」為認同背景的，所以具有極強的保守主義性格，一方面容易與知識分子中的民粹意識合流，另一方面也更樂意被統治者所利用，成為統治者抵抗現代變革、維持現實秩序的最好借口和最現成的社會資源。

今天，儘管反西方情緒所依賴的語境有了很大變化，但那種精神脈絡依然清晰可辨。我們應該看到，一種民族主義如果長期缺少現代理性的實質性內容，而始終停留在非理性的情感層次，那麼，其中內含的排他性成分仍然具有潛在的暴力性。當種族化、粗鄙化的反西方主義處於劣勢時，可能是「溫和的」、「和平的」，然而一旦真的實現了「富國強兵」，圓了所謂的「強國夢」，由於沒有現代理性的內在制約，民族主義中那種情緒化、非理性和種族化的成分，未必沒有可能導致一種黷武的衝動。要知道，近代以來落後挨打的歷史教訓使得中國人比西方人更相信社會達爾文主義，相信所謂「物競天擇」、「優勝劣汰」，相信唯物主義的「武器的批判」。現代中國人早已將老祖宗的「不爭」「無為」忘記得一乾二淨，綿延一個多世紀的抵抗外敵、內部殘殺和你死我活的階段鬥爭，在不知不覺中已經形成了中國文化的新傳統，即所謂「鬥爭哲學」。有什麼東西可以保證，這樣的「斗」文化(當然不會僅僅是文斗而沒有武鬥)沒有或不會滲透到我們的民族意識和反西方的情緒中去呢?

在本世紀，反西方主義曾經有過兩次大規模的社會實踐，第一次是世紀初的義和團運動，第二次是60年代的「文化大革命」(火燒英國領事館是當時最具象徵性的事件)，我們注意到，這兩次全社會的排外騷動，都是以愛國、忠君、保教等傳統民族主義為號召的，而且出現了朝廷、士林和江湖即社會上、中、下三個階層的某種合流。未來的中國有無可能重演歷史的一幕?這自然取決於一系列歷史因素的耦合。到目前為止，這些因素有萌芽的跡象，也是耦合的趨勢，但尚未形成不可逆之定勢。

即使如此，我們也應該對此保持足夠的警惕。要防止反西方主義的惡性發展，最好的辦法也許是儘快使中國的民族主義「實」起來，使之具有一種開放的、現代的精神內涵。

建構開放的、現代的民族主義

作為一種開放的民族主義，其意義在於，它不是封閉的、種族的、排外的，而是與整個全球的現代化變遷接軌，成為本民族現代化過程中的一個環節。在發展中國家，由於其現代化發生的歷史是外部刺激型的，而現代化的經驗典範又往往是具有殖民主義面目的西方國家，所以民族主義與現代化常常發生衝突。這種衝突在現實中可以理解，但是在理論上並沒有充足的邏輯。在這裡，有兩個重要的問題需要得以廓清。

其一是西方文明與西方霸權的區別。反西方主義往往將這兩者混為一談，將西方霸權當做西方文明中的一個有機部分，甚至核心內容，因為要反對西方霸權，索性連西方文明也一起拒絕。然而，我們知道，西方文明雖然隨著殖民主義的擴張來到東方，但二者並非是一個有機的不可分離的整體。霸權主義是西方發達國家狹隘的「國家利益」的體現，而西方文明並非以此作為必要的前提。文明的價值是可以脫離狹隘的「國家利益」而獨立存在的。在西方現代文明的多元結構中，既有支持霸權主義的資源，也有抗拒它的成分，不可一概而論。反對霸權主義自然必要，但沒有必要連西方的現代文明也一併拒絕，從而喪失民族主義自身的開放性格。

其二是現代化與西方化的區別。反西方主義通常也將這兩個概念不作區別，以為現代化就是西化。固然，從發生學的意義上說這也許是對的，因為至少在50年代之前，作為現代化成功的模式，只有西方諸國。然而，二次大戰結束五十年來，全球的情形發生了很大的變化。現代化的模式，不僅有西歐北美，還有日本、東亞以及南美、東歐若干國家。再以西化這樣一個狹隘的概念來概括現代化的豐富多樣性已經遠遠不夠了。即使僅論西化，也有美國、英國、法國、德國和北歐等多種模式，它們之間文化和制度的差別比我們所能想像的要大得多。在當今世界，現代化已經呈現出一種多種模式並存和競爭的多元化格局，現代化不再是西化的另一種說法，而是東西方多種現代模式的一種理論抽象。這就意味著，現代化無論在理念還是經驗層次上與民族主義並不存在著必然的衝突關係，因為現代民族主義的最重要目的，就是實現本民族的現代化，建構具有本國特色的現代化模式。

無論哪一種現代化模式，即使是非西方的現代化模式，都沒有必要以反西方尤其是整體性的反西方主義為其前提。至於究竟何為現代化，一般認為市場、自由、民主、法治等等是現代化公共元素。但是沒有一個特徵——比如「民主」——是所有現代化「家族」成員所共同具備的，比如香港就是有自由而無民主，而日本恰恰倒過來，有民主而無自由，但這並不影響他們都是現代化「家族」的成員，都有彼此類似的特徵，至少現代化元素中的大部分，無論是香港還是日本都共同具備。如果整體性地反西方，就等於拒絕了現代化的大部分元素，也就失去了現代化的相似性意義。斯大林時期的蘇聯和毛澤東時代的中國，也曾經以現代化為標榜，但歷史已經證明：當時蘇聯和中國的發展方向是與全球性的現代化大趨勢背道而馳的，只具有個別性的現代化元素，自然不具有「家族」的相似性，無法歸類於現代化的「家族」成員。

中國民族主義的實質性內涵

由此可見，一種具有現代性質的民族主義之建構，必須是開放的、非種族的，必須置身於全球性的現代化大背景。中國的民族主義自然需要反抗形形色色的世界霸權，但同時也需要借鑒包括西方在內的各種現代化模式。近代以來，中國並不缺少民族主義的價值符號和文化象徵，所真正匱乏的倒是其實質性的政治內容，特別是具有現代化元素的、擁有公共利益的政治內容。現代的民族主義認同，不僅僅是一種種族的、文化的認同，更重要的在於民族國家的認同，而民族國家不是一種形式的、主權的和法律意義上的抽象，而是關於共同體生存方式、社會制度和價值體系的實質性的內容。民族主義的開放性格不僅意味著對外的兼容並蓄，全方位借鑒，而且也要求內部的開放，容許共同體的每一成員在社會公共領域，對什麼是最好的共同體生存方式進行自由的、平等的討論，並且藉助一定的社會空間，進行試錯性的社會實驗。而民族主義的現代性格則要求這樣的討論和實驗必須置身於現代化的背景之下，必須對現代化的那些公共元素諸如市場、自由、民主、法治等，在中國的特殊語境下加以重新的選擇和配置。可以說，只有當這種開放的、現代的民族主義政治內容基本確立，而且通過立憲的方式，確確實實為共同體的成員所自覺認同的時候，中國的民族主義才會真正「實」起來，才會具有穩定的、長久的整合功能，成為全民族的認同對象。這，將是下一個世紀中國所要實現的目標。

歷史已經證明，而且將繼續證明，這一目標不是僅僅通過反西方的種族煽情所能實現得了的。反西方主義只是一種飲鳩止渴，它只能倒過來加劇民族認同的危機本身，而無助於走出歷史的循環，走出現代化與民族主義衝突的傳統困境。當代中國所需要的不是粗鄙化的反西方主義；而是一種開放的民族主義，一種通向世界現代化大「家族」的民族主義。

(本文來源：網易歷史作者：許紀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