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的政治：西非「性罷工」

　　光把一團凍雪投進身體匣子。裡面是夜——

　　千家萬戶的燈盞這時消失，只剩子宮裡的那一盞

　　亮著。沉默在集結，戰鬥的身體。

　　今夜所有鄰人家中，姐妹罷工都在進行

　　對丈夫對情人對男友對客人

　　油彩頂在頭上——

　　我愛頂嘴的非洲小妞，

　　這一刻不要與男人為敵，否則國家經濟就要崩潰

　　不要沒休止的殖民過去，只怪那鯨魚須沒鎖緊你

　　權力，像一枚小圖章，把每一個角落

　　無微不至地糟蹋——

　　身份證上是一個陌生人，枕邊是另一個

　　你的道路不在你身上，我選舉的不是我自己

　　真相的天空我們夠不著，只擁有這個沉甸甸的夜

　　光，停落在一些凸起的塔尖。世界——

　　只剩下各種各樣的沉默

　　多哥的男人們大概永遠無法忘記那黑暗又荒唐的一周。一連七天，國境線內，家家戶戶都在真實上演古希臘喜劇《呂西斯特拉忒》中的橋段;星空下的每座屋檐下，暗夜裡的較量默契進行;就連專業領域---妓院，也義不容辭地加入了這場最小成本的革命。阿梅甘維的姐妹組織提前把錢付給妓女，以彌補她們在全國「性罷工」中的經濟損失。她們的賴比瑞亞前輩曾成功運用此法，結束了長達14年的內戰。獲得諾貝爾和平獎的賴比瑞亞反戰作家萊伊曼.古博韋，在2002年帶頭髮起了「性罷工」，呼籲暴力和內亂一天不結束，賴比瑞亞婦女們就一天不鬆開夾緊的雙腿。

　　無獨有偶，在哥倫比亞匪幫聚集的中西部城市佩雷拉，黑幫成員的妻子們曾聯合發出最後通牒：放下武器或者放棄性生活;在非洲的喀麥隆，女人們以耗時三個月的性罷工，耗盡了丈夫們對農業生產的坐視不理;在肯亞，婦女們甚至拉總理老婆入伙，以「性」為要挾，平息了總統和總理間的派系鬥爭;在馬德里，西班牙的交際名媛們勒緊裙裾，直至銀行家們履行責任，為陷入困境的窮人提供更多貸款。

　　裙裾里的革命，打破了人們對革命烏托邦式的理解，連反對者批判的聲音都暗含猥褻，可姐妹們的抗議卻正大光明的推進著。這次，她們的目標是總統福雷。2012年8月，伊莎貝爾.阿梅甘維在全國組織發起為期一周的「性罷工」，要求釋放先前被拘禁的示威青年，並要一舉廢除國民議會提出的選舉法新條例。福雷·納辛貝，這位多哥前總統埃亞德馬唯一從政的兒子，正是這項「福雷特供」的選舉法，促成了他的總統連任。如同90年代薩達姆的頭像充斥伊拉克的街頭巷尾，多哥的廣場、賓館、學校、民宅，沒有一處漏掉了福雷的尊容。他紅光滿面的肖像，戳遍多哥的每寸國土。

　　這位違憲上任的前總統之子，曾用催淚瓦斯趕走了街頭的反對派，卻趕不走被窩裡的反對派。

　　「世襲制一點都不性感!」「我們有許多手段讓男人明白，多哥婦女想要的是什麼!」「如果在生活里當不了丈夫，在床上也別想當丈夫!」說這些話的正是「讓我們拯救多哥」婦女組織的精神領袖阿梅甘維。阿梅甘維，一個讓多哥男人一聽就陽萎的名字，和全世界所有的女權主義者一樣，時刻招呼著來自四面八方最醜陋的刻畫：「對她來說罷工當然容易，她自已反正沒有男人一塊兒生活」;「一個歇斯底里的女人」;「她是在瀆神!」

　　罷工那周，整個多哥國彷佛守了一場漫長的齋戒。齋戒過後，大地上再次掀起一輪輪滾燙的報復和非議。女權主義從來都不是女人一同反對男人的戰爭;同樣，戰爭的受害者也從來不只是男性。一輪大月亮軟塌塌地升上天。非洲的月亮，似乎是專職幫大地降溫用的。涼月下，我和一群非洲棉商談天時說起明天將同阿梅甘維在貝村會面。直率的黑人兄弟們立時皺起了滑稽的眉頭，他們有人找來登載她消息的報紙，不過從她頻繁刊出的相片看，表情總是毫無歉意。

　　第二天，我在多哥人權聯盟(LTDH)樓下的露天咖啡店見到了阿梅甘維。她斜裹著一襲醬紅色印花長袍，龐大的身子鋪在椅上，華麗麗像一座沙發。皮膚黝黑光澤如一匹閃亮的駿馬。椰林的風帶來了不遠處多礁湖上鼓躁的氣息，空氣中混合著樹木的汁液，咖啡，可可和磷礦石的味道。阿梅甘維坐在那裡，似在孕育自已，緊實而富彈性的肌肉下，大地之母的能量在涌動奔騰，大概只有非洲這片「天堂的郊區」才會出產這樣富饒的身體。

　　現在，她們用這身體戰鬥，在最私人的領域，掀起一場最公共的革命。

　　我拉開她對面的白色塑料椅，在一大塊傘狀的雲團下坐好，隨處可見的小晰蠍在我們腳邊自由蹦跳。

　　「他們說女權主義者都憎恨男人，與男人為敵。天哪，我們熱愛男人!只不過，有時候要想辦法讓他們冷靜下來，你知道熱帶草原氣候叫人容易衝動犯錯。」她一邊攪拌著泡沫豐盛的咖啡，一邊道，「姐妹罷工，是為了讓這個國家恢復理智。」

　　「可你有沒有想過，剝奪原始的歡愉，是性的法西斯主義?」儘管我是個不折不扣的女權主義者，但我還不打算和各種奇怪的女權分子革命親人般一拍即合。

　　她這時遞過來一根兒「阿洛美」，解救我被芒果嵌得不堪的門牙，那是多哥特有的一種小樹枝，截下一段放到嘴裡，樹枝纖維會在唾液浸泡下裂開，當地人用它刷牙。阿梅甘維突然談起了子宮的神秘及其黑洞空間，這是我沒有料到的部分。這位律師出身，精通從避孕套到選票的全套婦女革命史的黑色女人，從身體里找出一條密徑，這條密徑直通公共事務，政治生活，甚至總統。

　　「身體是永久的政治博弈場」，她道，「重新擁有女性的身體，可以給人類帶來極為根本的變化，這種變化比社會革命可能還要徹底。你得知道，無論在世界的哪個地區，女人可動用的資源都非常有限。我們的方式乾淨且直接。」

　　我還是忍不住問阿梅甘維，倘若形勢所逼，她會不會和她一直效仿的民意領袖萊伊曼.古博韋一樣，以公共場合脫衣全裸作為要挾。畢竟她們是非洲的莫言、季莫申科，與娛樂艷星有雲泥之別。阿梅甘維並沒有回答，只抱之以意味深長的一笑，過了一會兒，她頗為韜略且神秘地說：「性罷工才只是第一步，接下來還會有第二步。」

　　1961年9月，阿梅甘維出生在多哥第三大城市帕利梅，在家中八個孩子里排行老六。時間是天然的隱喻。勝利女神清點她的戰士上場，數到了阿梅甘維。就在同一年，剛剛獨立的多哥組建起了自己的第一支武裝部隊。在這個擁有41個部落，居民百分之七十信奉拜物教的國家，像阿梅甘維那樣的基督教家庭顯得頗為時髦、洋氣。她從洛美福音公立小學，一路念到洛美聖母院使徒中學，從沒離開過單純的基督教環境，也無怪她從政以後加入多哥基督教長老教會。二十世紀的八十年代，是多哥民主開放的短暫花期，花季里的阿梅甘維彼時遠赴巴黎求學。在巴黎一大讀書期間，她左手孟德斯鳩《法的精神》，右手貝爾·胡克斯的女權理論。塞納河邊的她，頂著一頭混合福建商人出售的假髮纖維編織成的密集細辮，和曾經的殖民者後代們激烈地討論女權主義的法律方法和理性實踐。她想念起曾為黑奴的祖母和嬤嬤。誰能相信，她們曾是舊世界裡最自在的女人!當歐洲淑女被鯨骨緊身衣壓迫得肋骨變形、內臟萎縮，日本仕女低眉順眼忍受寬腰帶，緬甸女子被無休止增加的頸環扯得肌肉撕拉，中國的三寸金蓮們顫顫巍巍行將摔倒時，非洲女人們依然享受著對富饒身體的崇拜。

　　就在世界各地的女性挑戰身材的極限運動時，非洲的祖母們坐在門口的太陽芯子里，一面哄孩子，一面哼唱謠曲：「我是個又大又胖的媽媽，滿身都是肉直晃蕩，我一晃蕩，瘦骨嶙峋的女人就沒了家」。

　　只是，她們搖籃里的孩子多半是白人小主子。

　　誰又能想像，在馬丁路德金高喊「我有一個夢想」近五十年後，當我來到依然貧瘠的多哥，當地許多法國人仍舊堅持不與黑人隨從同桌進餐。老爺們邁入「高檔」餐廳，黑人禁止入內。別擔心，他們來不及寂寞就找到了同伴——同在餐廳用餐的白人撂在門外的夥計——黑人小伙們淡定地在門外牆根一溜兒排開。

　　祖母們僥倖逃脫文明世界的審美侵犯，僅僅因為，在殖民者眼裡，她們沒有性別——「在每一個無性別的黑人傑邁瑪大嬸身邊，都有一個禁錮於女人味中的安小姐。」

　　阿梅甘維知道，黑人婦女們要爭取分享的絕不是第三世界的貧困與歧視。女權不只是目標，也是創造機會的工具。在擴大化的女權主義定義里，她需要為一個社會的完整性奮鬥。她決定回到洛美，攻讀法律碩士，同時涉足政治。1994年10月，阿梅甘維作為一名律師正式上崗;彼時，同在非洲大陸上的盧安達，女人在議會中佔有的席位已經過半，這在全世界都是女性參政議政的最高紀錄。剛剛結束的慘絕人寰的大屠殺，使得男性數量銳減到全國人口的三分之一，女人不得不崛起頂上。那時間，阿梅甘維平日在法院工作，周末就去兼職做志願者，給異見人士提供法律援助。她加入了婦女協會，集體人權防禦協會，多哥人權聯盟，多哥基督教長老教會等多個團體。因其精通法律，投入大牢的政治犯、衝擊警察局的學生、越軌的記者、積極的人權活動家都能指望得上她。她的體型日趨接近祖母，她漸漸成為了庇護異議者的「大母神」——是的，阿梅甘維豐饒的形象讓我不止一次聯想起簡帛甲金當中「母」的痕迹，久遠輝煌的母系氏族。儘管那是存在於漢文明中的母系傳承，但她們確有相通之處。二十世紀九十年代後期，阿梅甘維的工作開始與集體民主反對派發生關聯，她甚至參與了研究多哥民主化進程框架的全國會議。

　　隨後，她野心勃勃加入創建聯盟(UFC)，擔任起副秘書長和副主席職務。2007年，在聯盟黨派的簇擁下，阿梅甘維當選多哥國民議會議員。她激進的政治主張和高貴的憤怒，很快為她賺來了「歇斯底里」的標籤。她像一個精力充沛的母親，毫不疲憊、不惜代價地要在一個新興國家孕育出更高質量的人民。

　　三年以後，多哥爆發激烈的國內危機。阿梅甘維遭到嚴重排擠，從議會下台，開始了她「內在的流亡」。

　　「歇斯底里」一詞源於希臘文hysteros，意為子宮。19世紀的精神病學，曾將歇斯底里定位為一種子宮的疾病。難堪的是，這樣的謬見一直遺傳至二十一世紀的頑固頭腦。這個一再被貼上「歇斯底里」標籤的女人，從議會出走後，聯合創建聯盟(UFC)的絕大部分骨幹，帶領民眾再度創立了全國變革聯盟(ANC)。不久，她在洛美的千人集會上號召發起令世界咋舌的「性罷工」，經由病灶踐行女權主義誕生之初的宗旨：私人的，就是政治的!

　　西方女權打響的第一炮是性解放，開發感官，打破禁忌;到了中國，兩性文化就不光是禁忌的問題，它更像一宗秘傳的法門。如福柯所言，只有東方存在「性的藝術」;而非洲卻讓我們吃驚地看到，「性」作為一種政治工具，如何改變著動亂中的國家。在西方，女權主義日漸萎縮進教科書和人權會議;在非洲，轟轟烈烈的運動卻剛剛來臨。

　　十二月的一天，在去大使館的路上，司機突然停下車，說走不了了。我和同事下車一看，道路被壘起的石塊封堵了，不遠處，一大片身著紅衫的女人們沖向千人廣場。這些「恐怖的美人」焚燒輪胎、激聲抗議，她們不少人手中還高舉著裹上膠帶的玫瑰花——這種薔薇科灌木的生殖器。「性罷工」，遠未終結!女人們把廣場都鋪紅了。她們情緒憤怒，臉上塗畫油彩，為首拿著擴音器的正是阿梅甘維!司機說，這已經是第二次「紅色遊行」了，9月20號就有過一回，目標還是讓總統下台。原來這就是阿梅甘維所說的兩步走策略中的「第二步」。她現在擔任副主席的全國變革聯盟，已經成為多哥主要的反對黨。

　　在非洲很多地區，女性已逐步形成與男性平行的領導力。她們日漸成為制度和規則的生產主體，而不僅僅甘於充當商業文明中的消費主體。第三世界女權主義首先需要選擇的，是文明的容器。多哥這個僅有600萬人口的小國，還相當於中國70年代的發展水平。走在狹窄不平的街道上，兩側的民宅並沒有京城傢具賣場里標榜的非洲風情。八十年代開放以來，中國人用花樣翻新的義烏小商品持續佈道，黑人小販們如今也開始學會在雜木上噴刷黑漆冒充上等的烏木。在洛美的「商業區」，不時會有自稱「藝術家」的年輕小伙從身後快步追上，截住你——這種時候我會萌生出回到王府井的錯覺。他們拉住你，用辭彙有限的商務英語向你推銷自己的作品，通常是幾幅畫，或者幾樁雕刻。你敷衍地抬眼看看，布施般把手插進零錢包，可就在這時你的眼被刺痛了，你看見了真正的藝術——讚美神靈的藝術。他們的神靈不用天天在佛龕上坐班，神隨時隨地與子民心心相印。舊世界的藝術是圓滿神性的頌揚，奧斯維辛之後，整全的人性破碎了，現代派是瀆神的藝術。可就在這條齷齪的小路上，你不經意間，在小販堆里遭遇了古典藝術家的光芒。他們會很為難地跟你開個天價，然後不斷解釋這件作品花去了他太多時間。他們的天價，你只需點上幾張花鈔票就能付上。這些鈔票面值動輒幾萬。自從加入西非共同體，多哥就開始使用這一中國銀行至今無法兌換的幣種——西非法郎。回京後，我剩下的一摞花不出去又兌不出來的紅綠鈔票，至今安靜地躺在抽屜深處，像一沓來自另一個世界的繽紛郵票。那些不明身份的「發件者」，誘引著我們對未知世界的探索和開墾。多哥的朋友告訴我，阿梅甘維在第二年的議會選舉中重新當選，現在是國民議會團主席。

　　有時候我覺得，女權主義真像一門邪教，率先獲得啟蒙的女性會變得異常悍勇，心懷死忠意志堅定，加入人類史上「最漫長的革命」的遠征軍。她們的思想跑在倫理和道德的邊疆上，她們的世界建立在新的定義上，她們可以做出的犧牲超乎想像——她們寧可把自己的生活活砸!阿梅甘維似乎成了她本人理論的人肉武器。她很早就當上了單身媽媽，有一個在民權吶喊和女權奔走呼號聲中成長起來的女兒。多年來，圍繞在她生活里的男人，不是戰友就是對手。

　　身為女權主義者，阿梅甘維卻是個保守的女人。上帝並不總把最僭越的頭腦和最冒險的身體搭配在一起。然而，對女性身體的「消極運用」或許比「積極運用」更極端更本質。這些皮膚像上了釉的非洲婦女弄出的性罷工，並不像人們嘲笑的那麼天真荒謬，她們革命者般忠貞的姐妹同心，有著這個世界被資本污染前的心靈質地。中國婦女的上一次團結協作還是20世紀20年代，紗廠女工聯合起來不纏足、抗婚、歡迎生女孩。而接下來的一個世紀里，我們以西方女權主義為標杆，堅信經濟與女權程度的正相關性，卻很少留心我們黑色姐妹取得的成績：她們從家庭一路頂嘴到議會——在這個聯合國公布的世界最不發達地區，08奧運會才實現獎牌零突破的重債窮國，本屆政府28名部長中竟有7名是女性。

　　儘管違憲的總統並未因此下台，但至少多哥女人清晰徹底地表達了她們的意願。她們的發聲器官和這片活力四射的土地一樣健全通暢。奔走在太陽下的，全是一個個果子般熟透的身體，萬物的新陳代謝正加速進行，慾望會來得急如颶風。在一個極少體會壓抑的年輕社會，罷工才有可能奏效。人們單純熱烈，面孔上迸發出的快樂能量感人至深，我驚訝於他們身上單純的動物性，一種比經濟更強大的驅動力!我開始不懂什麼才算社會發展的高級階段。

　　最後一次見到阿梅甘維，是在多哥農業部辦公樓的等候廳，她夾著厚重的文件袋擠在密密的人群里。在多哥只要你願意排隊，就可以面見部長。阿梅甘維前來遞交一份關於保護種植業婦女權益的提案。我們在窄小的走道里打了招呼。我瞥見她的黃色文件袋封皮上，印著當年女議員凱瑟琳呼籲在民權法案上添加性別準則時的名辯——

　　「我們比你們更堅持，我們比你們更長壽，我們一直把你們困擾至死。」

　　2013.9.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