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歷整個中國近代史的西方記者莫理循
陳曉楠：各位好，歡迎各位收看《鳳凰大視野》。西方記者走進中國是在19世紀末的時候，當時最有名的一位記者呢，就是《泰晤士報》駐華首席記者莫理循。北京著名的王府井大街，舊時就以他的名字命名的。莫理循生於澳大利亞，他親身經歷和參與了中國近代史上很多著名事件。比如戊戌變化，比如義和團運動，日俄戰爭，辛亥革命，民國成立，袁世凱竊國，巴黎和會等等。
他對中國的感情也相當複雜，一方面呢，他站在西方世界的立場上解讀中國，而另一方面，他作為中國政府的顧問，又努力想幫助中國擺脫政治和經濟的危機。那麼，莫理循是如何來到中國的呢？
解說：沈嘉蔚先生是一位旅澳華裔畫家，上世紀90年代為創作一幅歷史題材的油畫，他來到澳大利亞米奇爾圖書館收集資料，一批數量巨大，拍攝於晚清民初的中國老照片，吸引了他的目光。
沈嘉蔚：我一本本打開，有的是貼成本的，有的就是卡片，照片貼在硬卡上，就是一盒一盒。那麼打開以後呢很激動，因為我呢，是搞歷史畫的，形象資料給我的重要性是無以復加的。一種情結，就是雖然我已經在澳洲，但是因為我生長在中國這個國度，又對它的歷史特別了解呢。那麼，我對這箇舊中國的歷史照片特別有興趣。那時，當時看的時候我想，哎呀，這個照片要是能夠佔為已有多好。
解說：這批照片的作者，是一個叫莫理循的澳大利亞人。莫理循是誰？他為什麼有機會在晚清的中國拍攝這麼多照片。湊巧的是，同樣在澳大利亞一位華裔歷史學家，正在研究莫理循的日記，他叫駱惠敏，沈嘉蔚走訪了他。
沈嘉蔚：這個時候呢，我知道駱惠敏先生呢，正在從事那個日記的整理工作。他帶我去看他的莫理循的，所有的文件和寫作的地點，是一個非常讓我吃驚的地方。因為他老怕失火，堪培拉旁邊有個小火車站，一天只有一班火車，他就到火車站的站台上有一排房子，他跟站長說，他說你把兩個房間租給我，我給你的報答呢，我幫你賣票。
解說：在莫理循故去近一個世紀後，兩位旅澳華人歷經艱辛重新整理挖掘史料，將一段傳奇浮世。它為我們展開了一幅迷人的歷史畫卷。
1894年3月的一天清晨，在長江重鎮武漢的碼頭，船夫們剛剛吃完早點，一個頭戴瓜皮帽，身穿長衫的僱主出現在他們面前。他高鼻深目，不通漢語，他一出現即引起船夫們的圍觀，他就是三十二歲的莫理循，正在沿長江旅行。
沈嘉蔚：他從小就喜歡冒險，到處旅遊。那麼在他這個1894年，應該是三十二歲的時候，他呢就讓他母親給他寄了幾十個英鎊。他從日本到了上海，從上海就開始穿著長衫，買了假辮子，戴了個帽子，還夾了副眼睛，他從來不戴。他就坐了船，就一下子就到了武昌，到了重慶，重慶上岸以後，他就雇了一些苦力，然後就從陸路就開始步行穿過貴州到雲南，最後到了緬甸。1895年，他就寫了一本書，叫做《一個澳大利亞人在中國》。
解說：當時，澳大利亞屬英國殖民地，莫理循關於中國的遊記，在母國出版後反映平平，在宗主國卻引起了廣泛關注。《一個澳大利亞人在中國》出版的時間是1895年，正是在這一年，中國在甲午海戰中輸給了島國日本，遠東成為全世界關注的焦點。英國《泰晤士報》當時正在物色一位駐華記者，莫理循進入了他們的視野。
沈嘉蔚：因為那個《泰晤士報》正想找一個，物色一個駐華通訊員，他們覺得這個人太合適了，但莫理循當時是剛剛完成他的醫學學業，他已經拿到了一個醫學博士的頭銜，而且已經在澳大利亞當過一年醫生，但是呢這個建議他就覺得很使他著迷，所以他就接受了。
解說：莫理循作為《泰晤士報》記者，到北京的時間是1897年，他的第一個住處位於今天北京台基廠附近。《泰晤士報》為莫理循開出的月薪是五十英鎊，莫理循雇了七八個中國僕人，但僕人的月薪加起來還不到六英鎊，到1900年莫理循的工資漲到了一百英鎊，豐厚的薪金使他有能力辦起個人圖書館。莫理循曾笑談，自己的家簡直就是個中轉戰，情報局和圖書館的結合體。
他社交廣泛，在他的朋友名單上有大清海關總稅務司赫德，英國駐華公使竇納樂，以及各國駐華公使武官的名字。當時的北京盛傳一個笑話，到中國的洋人一出前門火車站即會被黃包車夫們拉往莫理循家，在車夫們眼中，所有來京的老外都是來找莫理循的。
因社交廣泛，莫理循對中國的報道深入透徹，一掃普通西方記者的獵奇筆態，也成為中國士紳們了解外界態度的窗口。辜鴻明曾說，莫理循的一篇報道勝過朝廷的十份奏摺。
在北京，莫理循一直過著單身的生活，他的日常由中國僕人打理，這些僕人大都是天主教徒。莫理循很愛照相，當時日本人山本贊七郎在北京王府井大街開設了一個照相館，莫理循的照片大都由他來沖洗，山本還經常到莫宅，為莫理循和他的僕人們照相。沈嘉蔚：因為莫理循是個，長期是個光棍，那麼他家裡呢，有一大幫的僕人給他幹事，他每年都要請一個日本攝影師來給拍個全家福，他坐在那，所有僕人在那，在註上誰誰誰，所以呢，他跟僕人的關係是非同尋常的，等於是他大家庭的一部分。
另外呢，他也有一些證據證明呢，在「義和團事件」中間他保護了他們。因為「義和團事件」期間呢，這個在北京的洋人是處境非常為難的，非常艱難，而且呢，尤其是教民，他們是義和團殺戮的第一對象。
解說：1900年，中國北方爆發了排外的「義和團事件」，以次為題材，沈嘉蔚先生創作了這幅畫。
沈嘉蔚：在文藝復興時候的一張名作，叫《哀悼基督》，那麼這個基督呢，我為什麼要放到這個桌子上呢。因為這個義和團一說就是愛國主義，你愛國主義怎麼了，你殺的都是中國人，而且你殺掉一個教士，也要殺一百個中國人，教民。所以我這裡面就說，基督首先被義和團殺了一次。然後，八國聯軍來了以後，因為燒殺搶掠么，三天三夜燒殺搶掠。
八國聯軍他們大部分人是基督徒，那麼從精神的意義上來講，他們也是違背了基督的教義，那麼等於基督又一次被謀殺。所以呢我說兩方面一起合謀，就把基督給幹掉了，有這層的意思。
解說：1900年「拳亂」爆發後，狂熱的義和團拳民，屠殺洋人和中國教民。三十八歲的莫理循，當時同四百七十二個洋人，一直躲在東郊民巷的英國公使館中。避難期間，莫理循還費勁周折保護了自己的僕人和中國教徒，這在很多西方人看來，簡直不可理喻。
沈嘉蔚：正是他自己就在當時的英國公使館，前面是條河，在那裡安置了上千名這個中國的難民，都是教民。這些人呢，因為主要是莫理循的原因就得以生存下來。他把他們安置下來，洋人中間也有反對他的。覺得好像瘋了，你怎麼能保護住他們。
解說：「庚子之亂」後，中國開始了改良與革命的賽跑，立憲運動，用君主立憲代替專制的呼聲，一陣高過一陣的同時，革命黨也在南方暴動頻繁。作為記者，莫理循經常接觸中國的上層，尤其與李鴻章的接班人袁世凱過從甚密。
竇坤（《北京的莫理循》作者）：「義和團運動」之後，然後，袁世凱不是當那個直隸總督嘛，那麼天津那時候不是被那個，就等於說被聯軍佔領啊，那個有一個天津那個叫督統衙門吧。那麼袁世凱要求說要把那收回，那莫理循就是在這個時候採訪他，他看到了就是一個愛國的一個官吏的形象。
解說：對南方革命黨的領袖孫中山，莫理循並不看好，他是君主立憲制和漸進改革的堅決擁躉，他認為革命的代價高昂，加上孫中山與日本人卿卿我我，頗為忌諱。
張國剛（《中西文明的碰撞》作者）：「武昌起義」前，他就不斷地批評孫逸仙跟日本人的這種接觸，是損害中國利益的，他一直是寫這樣的文章。
解說：1911年「辛亥革命」爆發，這張莫理循畫冊中的照片，拍攝於武昌起義後的漢口，從照片上可以看出，當時的漢口幾乎被戰火焚為灰燼。耳濡目染革命的代價，12月29日，莫理循在給《泰晤士報》同僚布拉姆的信中說，如果袁世凱就職大總統，我認為這也許是最佳的解決途徑。
竇坤：他就說，因為對中國這種國情的這種認識，用這種循序漸進的方式來達到變革的目的，他認為這是中國的一個出路，所以呢，他當然很支持袁世凱了，那麼孫中山就是很激進了。
張國剛：所以我想袁世凱眾望所歸是由於他訓練新軍，而且能被清廷接受，他自己呢又對外還表現出一種開明，至於他，他是不是有新的思想，有國際的眼光，這是他的悲劇。
解說：「辛亥革命」後，袁世凱正式登了中國的最高政治舞台，他向莫理循伸出了橄欖枝，希望莫出任中國政府顧問。
張國剛：莫理循有個很重要的一個，一個是他有很高的威望，他沒有那種列強的政府背景，所以用這樣的人也很放心，再一個莫理循呢，也確實是真誠地在民國政府服務。顧問，他有個，莫理循有個照片，他一大堆顧問呢，對吧。還有日本人呢，還有美國人呢。
解說：袁世凱為莫理循開出了天價薪水，每年三千四百大洋薪酬，帶加薪假期兩個月。
竇坤：然後，還給他二百五十英鎊的津貼，然後，還給他配備那個翻譯和秘書。解說：當時，莫理循在這片北京最有貴族氣息的地區，花了一百五十三英鎊，買了二十六間房間的大宅子，這裡是北京王府井菜廠衚衕。從此處往南一直到百貨大樓，據考證，當年全部是莫理循在北京的宅邸，因為莫宅在此，當時的王府井大街甚至改為「莫理循大街」。
就在莫理循成為中國政府顧問的這一年，他結束了五十年的單身生活，娶了自己的秘書，二十三歲的珍妮·羅賓為妻，婚後，莫理循對妻子言聽計從，為了陪妻子，他減少了自己的社交活動，為此，袁世凱經常開他的玩笑。
莫理循的好友記者端納曾在報上評價莫理循，作為一名《泰晤士報記者時，他的盛譽是現在的兩倍，影響力是現在的三倍。
沈嘉蔚：端納就評論說莫理循自從做了中國顧問以後，他在西方的威信就一落千丈，人們覺得他是向著中國人了，而中國人也不買他的賬。
竇坤：中國人就說對他，也不可能說完全地把什麼事情都告訴他。另外就是說對所有的不光對他，對所有的當時的外國顧問是一樣的。
張國剛：袁世凱呢，他還是箇舊體制內的一個新式軍人。
沈嘉蔚：（他給）總統的那些建議沒有一個被採納的，最後他發現他拿了高薪什麼也幹不成，他就特別苦惱，他還要跑到英國去為中國拚命地就是說好話，就是宣傳中國如何之進步，怎麼好，怎麼好。這樣呢，弄得就是兩邊都不是人。
解說：寫日記是莫理循發泄情緒的重要手段，他做了袁世凱的顧問後，曾在日記中抱怨。我渴望工作，但又無事可做，這些生性好疑的東方人，彼此之間互相猜疑，尤其不信任外國人，我的顧問一職形同虛設。
沈嘉蔚：他確實是要幫中國做事情，但是呢，我們今天可以看到，就是說，他是以一個，他是一個西方人，而且是個英國人。他以英國的這個模式想要來改造中國，他希望中國成為一個法治的國家。那麼他幫助中國聯繫借款，給他們各種建議，應該怎麼做，那樣做。
他都是為了中國能夠加入到這個國際的這個民主國家大家庭中間來，現實又是那麼的，差距那麼大，是吧，那麼總是不能夠實現。
解說：1915年1月18日下午三時，「歷史上最為偷偷摸摸的外交打擊」正在懷仁堂袁世凱的理政處悄然上演，日本駐華公使日置益，將一份標有「最高機密」的文件交給了袁世凱，這份文件就是臭名昭著的「二十一條」。
沈嘉蔚：當時歐洲在打仗，所以顧不上中國了，日本一看機會來了，他就讓日置益，就是當時駐華大使，直接就面見袁世凱，給了他「二十一條」，就說你必須全部都接受，而且你不可以公諸於眾。
解說：原來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日本趁歐美無暇東顧，出兵佔領了德國在中國的勢力範圍，山東半島。1915年，日本向袁世凱政府提出「二十一條」意欲中國承認日本在山東的權益，並要求袁世凱政府不得泄漏條約內容。
張國剛：孫中山是跟日本人聯合在一起的，那麼日本人又拿著這個威脅袁世凱，你接受我的「二十一條」，不然我就扶植孫中山，這是莫理循他們的看法。
沈嘉蔚：但是，一開始莫理循自己都不知道，因為對照了莫理循的信，他說他一開始他寫給，他的心裡說，我也不知道到底有些什麼東西。
竇坤：這個「二十一條」是秘密地交給那個袁世凱的，就是在這種情況下怎麼辦，袁世凱還是希望能夠把這個消息泄漏出去，就是到2月5日的時候，袁世凱就邀請莫理循到他那，接見他，跟他講了那麼一個小時的那麼長的時間，就是等於口頭告訴他「二十一條」是怎麼回事，就詳細的內容全部都告訴他了，但是不允許他筆錄，他回去馬上就是寫了一個備忘錄。
解說：莫理循即使得知了「二十一條」的內容，也不能將它正式公開，此時，莫理循想到了一個人，他的朋友記者端納。日後，端納在口述自傳《中國的端納》里，曾生動地描述了二人合演的一出啞劇。
他就叫端納來，端納那時候為一個美國報紙做記者，端納就去了，去了以後，端納比他小十多歲。那麼去了以後，莫理循在書房裡面，他說你先等著坐一會兒，他說我到裡面要去有點事情，我回來再跟你說話，手就摁了一下一疊文件上面，端納因為他倆是老朋友了，端納馬上知道他的意思，看了看那捲東西就是「二十一條」，拿來塞在自己口袋裡走了。竇坤：端納就是說，也很快就把這個內容寫成那個電文，以電文形式發給那個《泰晤士報》。《泰晤士報》就12號就刊登了，也很快，但是呢，刊登的這個消息呢，就不是那個他們所希望的。因為那個「二十一條」一共五項，五號二十一項內容，那麼就是說日本呢，只是把那前四項通知各個國家。那麼《泰晤士報》就是說，認為端納發的不是那個官方的消息。
沈嘉蔚：這個時候莫理循認為，自己必須走到前台來說明，前面他還希望就通過這樣的辦法能夠外面知道。這個時候他就走到前台，因為這些都在他書信里證明了，他後來寫給《泰晤士報》的主編，他就寫了信了，他就說我已經給端納一份副本，那麼他說我現在給你要照明，這個確實是那個，而且他親自把「二十一條」就給了他們。
那麼在他們這兩個人的努力下面，外界才知道了這個日本人的全部的意圖，那麼這樣使得袁世凱就在外交折衝上面就有了餘地，拖延了很長時間。
解說：在巨大的國際輿論下，英國說服日本收回了其中的七個條款。5月8日，袁世凱召開會議向各國首腦通報了最後的結果。由於中國軍事上沒有實力與日本對抗，只得接受了日本的條款。
沈嘉蔚：雖然我們今天總是說，袁世凱出賣了這個中國利益，簽了「二十一條」，這個說法有點籠統，實際上袁世凱由於這一番的這個折衝呢，袁世凱只簽了十五條，而且其中有七條是最關鍵的，他都沒簽。
陳曉楠：莫理循和袁世凱私交很好，在「二十一條」問題上又幫了中國大忙，於是他成了袁府的座上賓，但袁世凱只是一個舊環境造就的像曹操，司馬義式的超級政客。在封閉的過去，對這樣的領導者，國民尚可馬虎一下，但到二十世紀的世界，四面楚歌的中國，需要的是一位既認識新時代，又能帶領國家走向現代化的領袖，而袁世凱絕非這樣的人。
解說：1915年9月，袁世凱的幕僚美國人古德諾便拋出了「共和與君主論」將中國民初的亂政歸咎於共和體制，認為中國最適合的還是「君主制」，莫理循聞訊大吃一驚。
竇坤：當然莫理循，就是說以前也是主張君主立憲，中華民國成立之前主張君主立憲。但是就是說，一旦就是說國家已經是中華民國了，已經是那個共和國了。那麼這個制度已經建立了，莫理循還是就是說，認為應該是按部就班的。
解說：袁世凱繼續一意孤行，一連數月拒絕見他的政治顧問們，莫理循失望至極。他說，袁世凱這麼做違背了他的所有誓言，他使自己，他的國家和他的顧問成為笑柄，袁世凱把事情搞得一塌糊塗，我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清楚地認識到，過去為他工作如此熱情是犯了多大錯誤。
沈嘉蔚：所以他寫了好幾封信，勸袁世凱不要當皇帝，而且他還到南方考察，把這意見都反饋到袁世凱那裡。當然最後袁世凱沒有聽他的，但是你要仔細看他的文件，留下來的文件，他是持堅決反對的一個立場的。
袁世凱迅速被國民所拋棄，僅坐了八十三天皇帝，就撤銷了抵制。6月6日，他急火攻心，暴斃於北京。袁死後，莫理循繼續在中國政府當顧問。
張國剛：雖然袁世凱倒台了，後來黎元洪、徐世昌執政的時候，他還是他們的顧問，還沒有辭去這份工作。
解釋：1919年1月，巴黎和會召開。莫理循作為中國代表團的顧問參加了這次和會。原來一戰爆發後，莫理循曾力主中國參戰，他認為，只有作為戰勝國，中國才有機會收回被列強侵犯的權益。
張國剛：莫理循講得多清楚，那麼跟這些協約國這些人一起的話，那你將來不光是將來能分享勝利的果實，而且你還能製造更多的兵器，促進你的這個製造業的發展，因為當時日本人不讓中國人參戰。
解說：日本的《朝日新聞》引用了孫中山反對中國參戰的文章，中國兩國必須團結起來，把歐洲人驅逐出亞洲。孫中山反對中國參戰的理由冠冕堂皇，弱國參與強國的遊戲，一定沒有好下場。
張國剛：因為莫理循看得很清楚，就是這個戰爭是協約國必勝無疑，而但是呢孫中山他看不清楚，他至少表面的理由是這樣，中國自己事還沒搞清楚，參與這些跟我們沒關係的事，你參戰幹什麼。解說：後來在段祺瑞，梁啟超等人的力挺下，中國最終參戰，搭上了戰勝國的末班車。
張國剛：設想當初，如果不是參戰了，那麼「巴黎和會」中國更沒法弄。1919年1月，通往巴黎郊區凡爾賽宮的路並不平坦，莫理循此時已身患重病，正忍受著胰腺炎的折磨。
竇坤：他是以那個咱們中國代表團一個技術顧問的身份去的，說為那個咱們中國代表團，那不都是英文的說帖嘛，他去要那些英文說帖呢，做一些那個文字的修改，這樣，他去做，但是到那之後不久，他就病倒了。
沈嘉蔚：1919年，他是重病的時候，他還是出任這個「巴黎和會」中國代表團的顧問。那麼給他們改他們的稿子，莫理循認為你去用這個拿去念，雖然你是義正詞嚴，但是你得不到便宜的。他說，不能這樣說，他說不能這樣說，他就給它改，幾乎全部都重寫了。
解說：莫理循連夜幫中國代表團潤色了發言稿，但他不知道，中國的利益早在私下裡，被列強讓給了日本。
沈嘉蔚：聽到這個消息莫理循就非常生氣，他就覺得任何一個有一點自尊的中國人，都不會在這個文件上簽字，他是這麼說的。
解說：他的話被證實了，中國代表團拒絕在「凡爾賽和約」上簽字。1919年5月4日，北京的學生走上街頭，「五四運動」爆發了，一個新紀元開始了。
此時的莫理循已經筋疲力盡，他只屬於那個無法挽回的舊時代，他甚至連回北京的力氣都沒有了。莫理循在巴黎和會後直接赴英國養病，一年後的1920年5月30日，客死他鄉，安葬在英國的西德茅斯。
莫理循在他最後的日記里是這樣寫的，我一直珍藏著一個希望，就是回到中國。我不願意死，但如果回天無力，我要死在中國，死在多年來對我關懷備至的中國人中。在西德茅斯的墓地中，莫理循的墓格外醒目，沒有墓碑，沒有十字架，只有一圈中式的漢白玉欄杆，漢白玉上刻著英文「北京的莫理循」。
張國剛：我們的意識形態，用一種狹隘的民族意識，來把近代史上所有的來中國的，來服務的這些外國專家，外國僱員，看成是帝國主義的間諜，或者是這個代言人，那是很偏頗的。
陳曉楠：2001年的一天常年孤獨地研究莫理循的旅澳歷史學家駱惠敏先生突然對自己的妻子說，「我找不到自己的書了」，他得了老年痴呆症。
此時，他在堪培拉新的書房剛剛建好，他正要開始重新撰寫莫理循的故事。駱先生2005年的時候，在澳大利亞去世，而旅澳畫家沈嘉蔚，年輕學者竇坤等後輩，又接過了莫理循研究的接力棒。今天我們聽到的所有關於莫理循的故事，都是來自於他們常年累月令人尊敬的細密考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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