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來最後一任警衛員深情回憶總理的最後歲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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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來最後一任警衛員深情回憶總理的最後歲月發布: 2010-2-11 11:16 | 作者: 紅日欲出我將總理的骨灰灑向江河——周恩來最後一任警衛員深情回憶總理的最後歲月王夢悅　「913」事件時，總理是最忙碌的人 1971年9月 12日晚7點，高振普突然接到通知：立刻到中南海西花廳。當時，高振普的第一反應就是可能是總理病了。因為總理不久前查出了患有冠心病，會不會是病發了？當高振普快步走進西花廳時，只見裡面燈火輝煌，並不像有病人的樣子。而且他看到中南海里做飯的大師傅、服務員等後勤人員都被集中到了衛士值班室。聽這些人說，剛才秘書張樹迎打來電話說，讓大家做好一級戰鬥準備。預感到有大事發生的高振普以最快的速度趕到人民大會堂福建廳。高振普後來回憶說：我不知道出了什麼事，馬上開車來到人民大會堂跑步到福建廳。見到了秘書老張，他說出大事了，並小聲地說是「林副主席走了」。我當時大吃一驚，想問又不敢問，因為有紀律規定，領導不講你不能問，就更不能深問了。當時我們還不了解具體情況，又加上著急，倆人在過道里走來走去。那個時刻周總理最忙了，只見他出出進進的，一會兒召集政治局開會，一會兒向毛主席彙報，一會兒又要召集部隊作戰部門開會。總之，此時國家已進入了最緊急狀態。當時，中央警衛局局長楊德中同志規定，只有我和張樹迎同志可以進入會議室，其他領導人身邊的工作人員無論是秘書還是警衛都不得進入。那幾天，我們這些工作人員連休息的房間也沒有，大家就站在走廊里守候著。有時我困得實在熬不住了，乾脆就頭朝上，腳朝下躺在大理石的樓梯上打個盹。這話現在說來可能很多人不會相信。以至多少年後，只要我一走到那個地方，總會對身旁的人說，當年我為總理警衛就睡在這裡。」就這樣，周總理一直忙到13號深夜，才在辦公室臨時搭的一張普通木板床上躺下。剛躺下不到兩小時，外交部王海容同志打來電話，說有緊急情況要彙報。我和秘書老張商量後決定叫醒總理。王海容向總理彙報說，蒙古方面向我們提出抗議，說一架軍用飛機侵犯了他們領空，已經墜毀了。聽到這一消息，總理稍放鬆了一些，趕忙拿著電報到118廳向毛主席彙報去了。就這樣一直忙到了9月15日下午才告一段落，總理這時才回到中南海西花廳。高振普說，現在有不少報道和文章，流傳著一種說法，就是周總理在聽到林彪的飛機墜毀後，曾面對窗外抱頭痛哭。那幾天，我時刻都在總理身邊，沒有看到過這一場面。突尼西亞客人一定要見周總理 1972年5月，查出了周總理患有膀胱癌，因為是初期，所以就做手術切除了。後來又經過幾次化廳，病情有所好轉。但是由於總理的工作實在太忙，化療便改為在家裡做。周總理的病情發展到後期時，經常尿血，最多時一天的尿血量（除去其中的水分）約200毫升。眼看著飽受病痛折磨的周總理一天天地消瘦下去，身邊的工作人員都非常著急。 1973年3月，醫生髮現總理患了直腸癌，又做了一次手術，術後總理在醫院休息。就在手術後不久，突尼西亞總理努依拉來華訪問，提出一定要見周總理。外交部解釋說，總理因病住院不能會見外賓，但對方非見不可，他們說：「見不到總理我們不回去」。而且還提出，如果怕我們帶來病菌感染了總理，隔著玻璃見一面就行。雖然這個要求聽起來有些「不合情理」，但是從另一個角度可以看出：總理在非洲人民心中的威望是很高的。突尼西亞方面的這個要求被報告給了病床上的總理，總理深為感動，同意會見。就這樣，4月3日，剛做手術後不久的周總理躺在病床上會見了外賓。 1975年4月，金日成主席訪華，來到305醫院看望周恩來。高振普回憶說，已經病重的周總理雙腳腫脹得像個發酵的饅頭，根本就穿不進皮鞋。總理平時是非常注意儀錶的，哪怕是舊衣服穿在身上都平平整整有模有樣的。我們見總理穿不上鞋都急壞了，總不能讓總理穿著拖鞋去見客人啊。於是準備給總理去定做一雙黑色圓口布鞋。第二天我拿著事先量好的尺寸去找做鞋的韓師傅，因為保密，還不能讓他知道總理有病。我說這雙鞋一定要做得大一些，韓師傅可能是猜出了總理有病，眼淚流了下來。我心裡也不好受，對他說，這雙鞋您無論怎樣也得明天中午12點之前做出來，並囑咐他說，做的不用太細緻，鞋底的針角大一點也行。第二天中午，鞋做好了，我捧著這雙鞋頓時就被感動了，這鞋做的非常細緻，鞋底完全是用手工納成的，針角也合適，一點兒都沒有偷工減料。韓師傅說，這是他和另外一位鞋匠用了一整夜時間趕製完成的。我要付錢，韓師傅說什麼也不收，我說不給錢怎麼行啊。鞋拿回來後，總理穿上高興地說：「很好嘛，布鞋養腳啊！」他那濃郁的蘇北口音一下子舒平了我們多日不展的眉結。那天下午4點鐘，金日成由鄧小平同志陪同走進醫院的客廳，總理清瘦蒼黃的臉龐上露出了許久不見的笑容，他穿著平底寬大的布鞋，高興地迎上前和金日成親切地握手。開始，金日成神情很沉痛，久久地握住周恩來的手，不安地上下打量這位病重的老朋友。後來，金日成被周恩來那樂觀開朗的情緒感染了，漸漸地露出了笑臉，和周恩來開心地談笑起來…… 「總理一直工作到了生命的最後一刻」 1975年12月，周總理的病情開始惡化，進入了斷斷續續的昏迷狀態。20日凌晨，總理清醒過來後，精神稍好了一點，他叫秘書立即打電話給負責台灣工作的羅青長同志，請他儘快來醫院。高振普回憶：那天早上大概是5點左右，總理要我打電話通知羅青長同志來一下。等他趕來時總理又昏睡了過去。等了一會兒，總理清醒了一些後，我彎下身子對他說，總理，青長同志看您來了。我順手給羅青長搬了把椅子，讓他坐在總理身邊。羅青長看見總理消瘦的面容，伏下身子強忍著眼中的淚水與總理交談。那時，總理說話的聲音已經斷斷續續，非常微弱，羅青長聽起來很吃力，有些話聽不清楚。我著急，順勢彎下腰，耳朵緊貼在總理的嘴邊，總理講一句，我抬起頭來傳一句……這樣反反覆復的持續了20多分鐘。談話的主要內容是台灣問題。因為總理講的都是工作上的事情，我不懂，青長同志對我說，你只管「翻譯」就行，內容我都知道。談話中，總理還提到了另外一件事，就是有一份題目為《速記簡報》的文件，過去在延安時就出過差錯，造成了不良影響。恰在這時，毛主席又批評了外交部的另外一份簡報，總理提醒羅青長和有關部門今後下要再犯同樣的錯誤。後來曾有人問過我，周總理到底工作到了什麼時候，我說，周總理一直工作到了生命的最後一刻。 1月7日這一天，總理的精神狀態突然間非常好，眼睛一直睜得很大，也沒有睡意。我們原本想集中所有的工作人員，包括司機和伙房的大師傅來看看總理，但又怕總理會產生別的想法——「你們這麼多人看我來幹嘛」，於是這次見面還是暫時取消了。 1月8日清早，高振普走進病房，總理看見他點了點頭。喬金旺同志讓高振普出去先休息一會兒。就在高振普剛走出病房不到幾分鐘，應急電鈴（l月4日剛安裝的）突然響起。所有的工作人員都快步跑進病房，內科醫生陳再嘉看著心電圖急得哭了起來，此時，總理的血壓已急劇下降到了零，心電圖已經成為了一條直線……在場的所有的人都驚呆了！高振普回憶：總理就這樣離開了我們，他走的是那樣的突然。李先念同志是聽到消息後第一個趕到現場的人。他站在總理遺體面前，老淚縱橫。我把他扶到了沙發上坐下。又過了一會兒，中央領導陸續都來了，鄧小平同志帶領大家走進病房，向周總理默哀告別。等他們退出後，醫生們便開始整理房間和總理的衣物了。此時，我再也抑制不住悲傷的心情，一下子撲倒在床前，輕輕地撫摸著總理的頭髮和臉頰，拚命呼喊著：「總理呀，總理……」 30多年過去了，我已經記不清做過多少場回憶總理的報告，但這一幕我不敢輕易去講、輕易去回憶。那個場面讓我永世難忘，只要回憶起這一情形，我的心情就會難以平靜好多天。總理走的時候穿的是舊衣服，我們因此挨了罵在周總理病重後期，大家仍然懷著能夠治癒的希望，那時誰也沒提出作後事的準備，因此當總理病故時，大家都感到很突然。沒有了周總理的西花廳充滿了悲傷。總理身邊的工作人員一個個含著淚默默地為周總理送行。這期間，鄧大姐口述了一份電文：告訴外地的親屬們聽到總理逝世的消息後不許來京。鄧大姐說：人已經死了，親屬來了非但沒有什麼意義反而是一筆浪費，還不如在自己的工作崗位上努力去工作，這才是對死者的最好紀念。她還交代說：「等我死的時候也不許他們來北京。」就這樣，親屬們在接到電報後都遵照鄧大姐的意思沒有進京，只有一位親屬因為沒接到電報到北京來弔唁，鄧大姐知道後也沒說什麼。從周總理去世那天起，鄧大姐每天都要向他送上一個鮮花花圈。當時，北京的氣候很冷、鮮花幾乎無處可買。但是花店聽說是獻給周總理，就每天從廣州空運過來一批鮮花。當廣州方面知道鮮花是鄧大姐為周總理買的時，堅決不收一分錢。鄧大姐就對秘書趙偉說：「這筆錢。你一定要付。」悼念周總理那幾天，鄧大姐買花一共花了480元，她怕不照她的要求辦，堅持要親自看過發票才放心。西花廳的工作人員也開始為周總理準備衣服和骨灰盆。高振普回憶：我們去問鄧大姐準備什麼樣的衣服，她明確地告訴我們：不要做新衣服，要選總理平時最喜歡穿的、現有的、最好的衣服。我們找來找去，總理穿過的所有衣服，包括內衣和內褲幾乎都有補丁。最後，我們選中了一套總理冬天穿的灰色拉絨中山裝，雖說舊了些，但沒有補丁；一件布襯衣，也已穿過多年，不過沒有換領子和袖子。這幾件衣服，有的穿了幾年，有的甚至穿了十幾年。當我們拿著選好的衣服請鄧大姐過目時，鄧大姐含著眼淚點點頭說：「這是恩來的作風，平時為他添置一件衣服都很難，他死後咱們還是要尊重他，不要為他浪費錢。新的舊的都一樣，一把火都要燒掉的。這樣做也許有人會責怪你們，那也是暫時的。」我們把準備好的衣服，用一塊使用多年的紫色布包好，送到了北京醫院。多年為總理看病的老醫生韓宗請打開包一看，頓時就火了，他氣憤地沖著我們喊道：「你們是什麼意思？你們想幹什麼？怎麼拿來這樣的衣服？為什麼不做新的？我自己出錢給總理做。你們跟總理那麼多年，你們對得起他嗎！」聽著他的這番指責，我們誰也沒說什麼。我們理解他，他對總理是懷有深厚感情的。我們又何嘗不是懷有同樣的心情呢！高振普、張樹迎兩人還與總理治喪辦公室的同志一起去八寶山革命公墓選購骨灰盒。當時負責的同志拿出了兩種骨灰盒：一種裝飾性的東西較多，價錢較貴；另一種便宜，300多元，花色也可以。他們覺得貴的那種顯得不太素雅和莊重，便決定依據周總理和鄧大姐的喜好買便宜的那種。不想那便宜的當時只剩兩個，一個掉了塊漆皮，一個雖然漆皮完整，但盒蓋不太好用，開起來有點費勁。挑來挑去，高振普他們選擇了那個漆皮完整的，他們想骨灰裝進去後是不會經常打開蓋的。回來後，高振普和張樹迎向鄧大姐做了彙報，並請她過目。鄧大姐說：「不用看了，全權委託給你們了。骨灰盒只是一種形式，沒必要那麼講究。」出殯的日子到了。 l月11日下午 4時 30分，天色昏暗。一輛扎著黑黃兩色綢帶的靈車載著周總理的遺體緩緩由北京醫院開出。靈車徐徐碾著長安街鉛灰色的路面，由東向西駛去。等候在長安街兩側的群眾哭泣著，呼喊著，痛心不舍，無以復加，猶如失去至親的親人一般，此時的十里長街早已成了「淚飛頓作傾盆雨」的「淚街」。高振普回憶：我和秘書老張分別坐在總理遺體兩側，靈車行駛途中，我輕輕地把窗帘撥開個縫隙，向外望去，我看到，成千上萬的首都群眾，扶老攜幼，默默垂淚，里三層外三層地站立在街道兩旁，這自發組成的送葬長隊蜿蜒了數十里。鄧大姐和秘書趙偉坐在後面一輛總理生前坐過的專車上，她讓司機加快點速度，說天太冷，好讓外面的群眾早點回家。然而，前面的靈車依然走得很慢，也許是司機不想把周總理儘快送走，也許是他想讓群眾多見一眼周總理。車緩緩地、緩緩地向前行進著，從北京醫院到八寶山這段平時只需半個小時的路程，這次卻足足用了1小時35分鐘。靈車終於抵達了北京西郊的八寶山革命公墓。自周總理去世後，火化場的工人們就把火化爐修整一新，挑選出最優秀的工人。可誰也不願意親手把總理送進火化爐，更不願意去扳動那重似千斤的電閘。我和張樹迎、喬金旺始終守在火化爐旁，相對無言，忘記了看手錶，幾點開始火化，幾點骨灰出爐，誰也沒記清楚。火化結束後，我們用新做的取灰工具，一點不漏地把骨灰全部掃出來，還從骨灰里撿出了皮鞋底子上的鐵釘，皮帶上的鐵套頭，以及假牙的鐵托子……隨後，我們捧著骨灰盒和鄧大姐準備的花圈，由治喪辦的同志護送，乘車離開了八寶山。我們把總理的骨灰撒向江河高振普回憶：早在1976年1月12日上午，鄧大姐就把我和張樹迎、趙偉叫到她的辦公室說，「恩來同志不保留骨灰的請求，毛主席、黨中央已批准了。今天叫你們來，就是要研究一下把骨灰撒在什麼地方，並由小張和小高你們去執行撒骨灰的任務」。我和老張聽後覺得任務太重，怕承擔不了，我們說服大姐說，由我們去撒總理的骨灰，不合乎中國的傳統，總理是有侄子、侄女的，他們是周家的後代，應該由他們去執行。從內心說，我們也並不願意把總理的骨灰撒掉，更不願意自己親手去撒，這樣做，感情上實在承受不了。但鄧大姐克制住悲痛對我們說：「接到中央批准的消息，我感到高興，高興的是恩來曾擔心我不能替他辦成這件事，今天可以辦成了。我很想親自去撒，但目前條件不允許我去做，再說天氣太冷，年歲也大了，出動目標也大。恩來同志是黨的人，你們倆是支部委員會的成員，我們靠基層支部。我相信，你們會很好地完成這一工作。這也是你們為恩來辦的最後一件事」。她還說：「你們要認清，撒骨灰也是一場革命。由土葬到火化是一場革命，從保留骨灰到不保留骨灰又是一場革命。我死後骨灰也不保留，也請黨支部負責。這是我和恩來同志的一次革命啊！你們一定要清楚地認識這一點。」起初，鄧穎超讓高振普他們三人一起去找一找，看哪個地方可以撒骨灰，最好撒在有水的地方。 1976年的北京特別寒冷，尤其是在數九的天氣里，到處都是冰封大地，骨灰撒在哪裡啊？高振普三人身系鄧大姐的託付，驅車到北京附近察看了玉泉山、八一湖和京密引水渠幾處地方，都覺得不理想，因為大部分河段都凍了冰，只有一小段地方有點水流，如果骨灰撒下去就會在不遠的地方聚集起來，再說就這樣把骨灰隨隨便便地一撒也對不起周總理、鄧大姐和全國人民。找不到一個合適的地點，他們三人當時的心情別提多難受了。下午回來後，便把看的幾處地方如實向鄧大姐彙報了，同時提出建議應該報請黨中央尋找一處合適的地方。黨中央獲悉這個情況後，決定派飛機去撒，汪東興同志具體部署了這項任務，並指定由羅青長、高振普和張樹迎等4人去執行撒骨灰的任務。高振普回憶：15日下午，追悼大會結束後，鄧大姐便帶領著我們來到人民大會堂西大廳內的北小廳，在那裡，她親手打開骨灰盒，用顫抖的雙手一捧一捧地把骨灰分裝在四個小袋裡，還不時地拿起一塊遺骨仔細地看看。鄧大姐含著淚說：「恩來，我完成了你的意願，你的願望就要實現了，你安息吧！我們永遠跟隨毛主席戰鬥。」看到我們又在流淚，她又說：「要化悲痛為力量。」骨灰裝好後，我們便開車去通縣機場。這一天，雖然老百姓都不知道周總理的骨灰什麼時間送走，在什麼地方撒，但還是早早地站滿了西長安街兩側，每一個人都想最後再送周總理一程。然而，由於鄧大姐一再強調保密，不要驚動人民群眾，車隊只好從人民大會堂西北門出來，上了長安街後一直往東開，等到群眾發現時，我們已經走遠了。這一晚，明月高懸，繁星閃爍，夜空格外清澈。在通縣機場，一架平時撒農藥用的「安二」型飛機正等在那裡。我們邁著沉重的步子登上飛機。鄧大姐、醫生陳士葆、護士劉新蓮和秘書趙偉靜靜地目送著我們，鄧大姐揮手向總理作最後的告別。飛機在不斷地升高，我的心怎麼也平靜不下來，在總理身邊工作的一幕幕在眼前閃過…… 飛機發動機的噪音很大，我們大聲喊著對駕駛員說，撒骨灰時，請盡量降低飛行高度，這樣骨灰能夠儘可能多的落到水裡面，但機長說高度是由上級領導定的，他不敢隨便改動。按照計劃，我們在北京城區上空撒下了總理的第一包骨灰。總理的第二包骨灰撒向密雲水庫。這裡骨灰既可以飄向水面，又可飛向長城內外。然後，飛機向天津飛去，借著月光，我們把第三包骨灰撒向了海河。在黃河入海口，我們撒下了總理最後的一包骨灰。北京城區——密雲水庫——天津海河——黃河入海口。這象徵什麼？象徵周恩來的足跡，周恩來的胸懷，也象徵著周恩來永存的生命！北京是周總理工作和居住過的地方；密雲水庫曾經留下總理灑落的汗水；天津是總理早期革命活動的地方；黃河是中華民族的搖籃，生生不息的生命河流，總理的英靈由人海口走向更博大的懷抱！一直到16日零時45分，我們才返回了機場。整個過程近四個半小時，中間沒有停留，沒有驚動其他人，更沒有搞什麼儀式，完成了總理生前遺願和鄧大姐的重託。在由機場回去的路上，我順手摸口袋時，突然發現總理皮帶上的鐵環還在兜兒里。心想這鐵環忘了和骨灰一塊撒。於是我和老張商量後，把鐵環撒到了車窗外的草地上。現在回想起來感到很遺憾，為什麼不能留下來留作紀念呢。上午9時，我和張樹迎去西花廳向鄧大姐彙報。她已等候在門口，我們快步走向她。她張開雙臂把我倆緊緊地抱住，不停地說：「謝謝你們，謝謝你們！謝謝你們倆為恩來同志服務，保衛恩來同志到最後。」我和老張心裡難過得說不出一句話，三個人緊緊地擁泣在一起。後來我們才知道，那一夜，鄧大姐一夜沒睡，不僅挂念著撒骨灰過程是否順利，也擔心著我們的安全。聽完彙報後，鄧大姐走到總理的空骨灰盒前對我們說：「恩來同志生前十幾年的願望已經實現了，他的骨灰已經撒在了祖國的江河大地上，我感到非常的愉快和安慰。我死的時候，希望你們今後也支持我這樣做。這個骨灰盒可以留給我用，這樣可節省一個。」 1992年7月11日，鄧穎超同志逝世。遵照她的遺願，工作人員用承裝過總理骨灰的骨灰盒把鄧穎超的骨灰帶到了天津。伴著繽紛的花瓣，鄧大姐的骨灰融入了奔流不息的海河，融入了渤海，和周總理的骨灰融到一起。海河之濱，是周恩來和鄧穎超相識、相知、相戀的地方，他們都選擇海河作為自己最後的歸宿。今天，那個普通、但卻承裝過兩位偉人的骨灰盒，被周恩來、鄧穎超紀念館精心收藏，並視為鎮館之寶。每當人們看到它，思緒便會隨著發生在它身上的故事而浮想聯翩，陷入深深的回憶，在讚歎周恩來和鄧穎超兩位偉人精神世界的深遂和偉大的同時，獻上由衷的崇敬和懷念。（《環球視野》2010年2月9日第279/280期，摘自2010年第1期《黨史縱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