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孔子故里建基督教堂，有什麼問題？
按：到底該不該在號稱是「中華文明聖地」的曲阜修建號稱是西方文明象徵的基督教堂？在當代中國的舞台上，這個問題無疑是一絕佳的辯論題目，也暴露了當代中國仍然難以掙脫的文化困境。
最近幾日，山東大學儒學高等研究院曾振宇、王學典兩教授公開發布《再次呼籲在曲阜市境內停建基督教教堂》（以下簡稱《再次呼籲》）一文。之所以是「再次呼籲」，因為早在2010年底，因曲阜基督教會計劃在曲阜市東南距離孔廟三公里處修建佔地4畝、高達41.7米的哥特式大教堂，就引起新儒家以蔣慶為代表的十位著名學者聯署發布《尊重中華文化聖地，停建曲阜耶教教堂——關於曲阜建造耶教大教堂的意見書》（以下簡稱《意見書》），要求曲阜地方政府「尊重中華文化聖地，停建曲阜耶教教堂」。此事當時已爭論不休，而修建教堂一事也就作罷。
此次因兩位儒家學者的《再次呼籲》引發爭議的焦點與當年很相似，他們發現哥特式建築固然取消，改成了平房式建築，但「據當地幹部反映，在春節之後，將在此平房基礎上，將興建更高更大的基督教教堂。」《再次呼籲》一出，引發了又一輪相持不下的爭論，激起學者和大眾的情緒對立和立場分化。立即有曲阜學者喊話儒家，質問孔子故里豈是一家之天下？
宗教自由VS西方霸權
2010年時，十位新儒家學者所關注的關鍵問題，就是計劃修建的基督教堂的位置和高度。按照《意見書》的說法，該教堂位於象徵著「中國五千年文化命脈與道統」的孔廟的附近，且過於高大：該耶教堂竟然比曲阜孔廟大成殿高出16.9米。於是，建成之後，「"中華文化標誌城』就會變成"耶教文化標誌城』。」而發起《再次呼籲》一文的兩教授則追蹤此事的後續發展——在春節之後，此地可能將在平房的基礎上興建起比原先已取消的計劃中更為高大的基督教教堂。
曲阜當前的「平房式教堂」
看來，引發十學者和兩教授先後擔憂的，關鍵點是基督教堂的高度和位置問題。不過，高度和位置就如此重要嗎？
在興建教堂的支持者看來，只要程序合法，資金來源正當，信什麼教，建什麼宗教場所，在哪建、建多高，這是現代社會的基本自由——宗教自由的體現。即便曲阜具有特殊的象徵意義，但也應當適用於現代社會的基本原則。的確，從西方傳統來看，宗教自由是現代社會諸自由的前提條件，從歷史上說它就是「第一自由」。沒有宗教自由，就沒有現代社會的諸自由權。既然這樣，出於對儒教的固守而反對基督教堂的修建，無異於就是對宗教自由的反對，是對文化多元、文化包容的反對，誅心地說——就是反現代。
但反對修建者卻另有理由。他們已然清楚地表明，他們充分尊重宗教自由的權利，並不反對在別的地方修建任何形式的教堂，但曲阜是中華文明的象徵，如此位置修建如此高度的基督教堂，顯露出的是一種文明的傲慢，無異於是對中華文化的「文化侮辱」，是蓄意與儒教「宗教對抗」，很有可能引發「宗教對抗」和「文明衝突」。歸根到底，恰如《意見書》所說的，「這既不是一個法律的問題，也不是一個宗教信仰自由的問題，而是一個關乎中國人的文化情感和心理感受的問題。」在他們看來，宗教自由與文化多元要建立在文明的相互尊重和文明主體性的基礎上，但在如此位置修建如此高度的教堂，既沒有體現出文明之間的相互尊重，也昭顯了中華文化主體性的沉淪。甚至，宗教自由和文化多元主義這些形式原則之下所掩藏的是西方文明與中華文明的權力關係，掩蓋的是西方文明的擴張與霸權。從這一角度出發，宗教自由和文化多元主義看起來更像是基督教所代表的西方文明主動地與儒教所代表的中華文明展開衝突、戰鬥的正當性根據。
曲阜當前的「平房式教堂」
政教合一VS公民宗教
反對修建者的代表人物蔣慶甚至想要挑戰現代社會中「政教分離」的基本原則，就不僅只是質詢現代性的局限，而更使得這場爭論塗抹了強烈的「古今之爭」的色彩。由於「政教分離」在現代自由主義那裡，是保障現代自由的結構性條件，否認這一點對於現代性價值的擁護者而言，無異於一場「反現代」的「復辟」。而蔣慶在一篇訪談中卻宣稱，重建儒教就是要落實到國家層面，要「使儒教價值重新成為立國之本上升為國家的"王官學』」，走的就是「政教合一」的路子。這就超越了文明尊重與文化主體性的問題，而實實在在展開了一場「古今之爭」。
蔣慶更宣稱，西方標榜「政教分離」的國家其實從未真正落實過這一原則。例如，美國表面上是「政教分離」的，但這只是意味著美國的國家政治權力與某一具體的宗教教派相分離，而不是「與美國歷史地形成的特定宗教相分離，即不是與美國特定的基督新教相分離」。
事實上，這種看法至少在越南戰爭時期就由美國著名的宗教社會學家羅伯特·貝拉所指出。不過，貝拉認為美國宗教與政治的這種緊密關係，可以從「公民宗教」的角度來把握。在他的名文《美國的公民宗教》中，貝拉論述了他心目中的「公民宗教」。簡單說，公民宗教指的是政治制度以至整個公共領域中的宗教維度，它體現為使民族－國家的現實經驗獲得神聖性和普遍性的一系列信仰、符號和儀式。
貝拉的「公民宗教」的看法源自盧梭。在《社會契約論》中，盧梭一方面指出， 「從沒有一個國家是不以宗教為基礎便能建立起來的」，一方面又指出，政教合一隻能構造出神權政體，這一政體建立在謬誤和謊言之上，容易導致暴君制的出現，使全民族陷入嗜血和不寬容。因此盧梭所構造的「公民宗教」必須建立在「政教分離」的基礎上。這一前提毫無疑問地延續在貝拉的論述中。
蔣慶的「誤讀」源於他有意無意地將美國的文化傳統等同於基督新教。然而，特殊的政治制度建築在特殊的文化傳統之上，並不就等於此一政治制度是建築在這種文化傳統所包含的宗教之上。
作為文化的「儒家」VS作為宗教的「儒教」
蔣慶有如此「誤讀」，並非偶然，而是代表了反對者們的普遍態度。
在反對修建者的宣稱中，儒教時而被稱之為文化/文明，並且是中華文化/文明的代表，時而又被目為「宗教」，與基督教和伊斯蘭教等量齊觀。《再次呼籲》與《意見書》的這番意思都很明朗，《意見書》更是一邊宣稱儒教是中華文明之代表，一邊呼籲「政府宜儘快承認儒教的合法地位，賦予儒教與佛道回耶等宗教平等的身份。」
蔣慶在訪談中則給出了更為清晰的表述。他宣稱在前現代，儒教代表中華文明，自康有為而後，為了因應西方文明的衝擊和現代社會的限制，儒教需要向組織化的宗教法人社團轉變。這樣看來，曲阜在他們那裡，既是中華文化聖地，又是作為宗教的儒教之聖地。所以才有《再次呼籲》中的對比：「在世界文明史上，曲阜三孔之地位，就猶如梵蒂岡之於天主教，麥加之於伊斯蘭教。」
事實上，新儒家內部對儒教到底是不是宗教，又是什麼意義上的宗教，至少在理論上並不那麼一致。蔣慶將儒教視為宗教的看法，頗有政治神學之意，秋風主張儒教是「一種文教」，可以包納「多種宗教」，陳明則相信儒教應當作為盧梭、貝拉所構想的「公民宗教」而存在。無論如何，基於儒家傳統在當代中國的「遊魂」狀態，新儒家們不得不出於各種理由而大致肯認儒家宗教化、組織化的策略。
如果說《意見書》和《再次呼籲》認為基督教堂修建的位置和高度有文化挑釁和文化傲慢的嫌疑而公開反對，的確有其合理而正當的依據的話，那麼將儒教等同於宗教，將曲阜等同於梵蒂岡和麥加，堅持儒家宗教化的立場，卻是大可商榷的。
人們可以追問，果真如此嗎？曲阜在中華文化中的位置果真就如梵蒂岡在天主教、麥加在伊斯蘭教中那樣重要嗎？曲阜何曾又有過與梵蒂岡和麥加那樣崇高而獨一的宗教地位？這就難怪曲阜本地學者楊春梅要質問道，「孔子故里曲阜，歷來只是孔儒一家之天下嗎？」她並指出，在曲阜民間，無論是道教還是佛教，甚或者伊斯蘭教，都有其香火信眾，儒家一皆包容，何曾「唯我獨尊」？
「和而不同」的傳統VS「文明衝突」的邏輯
反對修建者對儒教的看法，隱藏著與西方文明的自我理解同樣的文化邏輯。亨廷頓的「文明衝突論」就是典型。在《文明的衝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一書中，亨廷頓認為文化與文明大略等同，且界定文明的客觀因素中，最重要的就是宗教，正是宗教的不可通約性劃定了文明的界限，然後互相衝突的文明才有其各自的根據地和衝鋒線。有趣的是，按照日本學者羽田正的分析，以宗教定義文明/文化的方式，恰恰是19世紀以來西方世俗化進程的獨特產物。
尊崇儒教的反對修建者卻也以同樣的方式看待中華文化，將儒教等同於宗教，進而以此作為界定中華文明的核心要素，這與西方文明的自我理解及其對東方的想像恰相一致。除卻文化自信的原因，恐怕這就是反對者會將基督教堂在曲阜的修建視為是「文明衝突」而不是「文明對話」的前奏的深層原因。因而，人們有理由擔憂，反對者所構想的儒教若果然宗教組織化，並以宗教視野來看待文明之間的關係，其排斥性到底會有多強烈。
亨廷頓提出著名的「文明衝突論」，他認為：「全球政治的主要衝突將在不同文明的國家和集團之間進行。文明間的斷裂帶將成為未來的戰線。」
更有甚者，《再次呼籲》竟要求將文化與現代民族-國家的主權關聯起來，以為文化如同國家的領海、領土、領空一樣，屬於「國家財產」，因而也就存在「文化主權」的問題。很遺憾，「文化主權」論非但不等同於「文化主體性」的問題，而且再一次共享了「文明衝突論」的邏輯。
正如費孝通上世紀末在《反思·對話·文化自覺》中指出的那樣，「文明衝突論」的根本問題，恰恰在於將「文明/文化」概念給出了現代民族-國家式的界定。一旦「文明/文化」本身具有現代民族-國家的屬性，那麼文明/文化之間的關係也必然等同於主權至上的民族-國家之間的關係，換言之，國家之間的此消彼長、相互鬥爭的「自然狀態」也必然成為文明之間的最大特點。故而，人們也有理由擔憂，如此理解的中華文明之代表的儒教，是否已然失落了「和而不同」的傳統精神。
在當代中國，中國儒家傳統的復興的確面臨著巨大的困難和難以想像的考驗。這種復興如何處理傳統與現代、宗教與世俗、中國與西方的關係，如何在全球化的現實中因應現代性的危機重重與所向披靡，又如何在構想傳統復興的路徑時，不落入各種意識形態的陷阱之中，不陷入這種復興所本要打破和克服的權力關係之中，這仍然有待於任重道遠的「上下求索」。而今這一爭論不休的案例，再一次暴露了這種困難和考驗，也暴露了當代中國仍然難以掙脫的文化困境。
本文為獨家原創內容，撰文：石岸書，編輯：禽禽，未經授權不得轉載。
推薦閱讀：
※世界上最恐怖的教堂，在秘魯
※全球最不像教堂的教堂 | 法國 · 地標
※教堂婚禮哪些亮點能吸引你呢？
※現代的西方教堂婚禮，與傳統教堂婚禮，有什麼改變？
※歷經六百年建成｜布拉格聖維特主教座堂詳解（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