尋找新科學誕生的種子——訪中國科學院董光璧教授

　　記者：不久前，您在一次學術報告中提出：21世紀世界經濟、國際政治和科學都進入新的發展周期，科學是21世紀的核心問題。面臨著新的機遇和挑戰，進入科技創新時期的中國，要關注科學革命的新特徵，確立文化價值選擇觀念，發展新的科技模式，尋找新科學誕生的種子，為世界科學的發展作貢獻。

　　「科學革命」的內涵是指什麼？

　　首先請問，您所說的「科學革命」的內涵是指什麼？是指科學的重大發明，還是指科學發展帶來的社會變革？

　　董光璧：我指的是後者。如果以科學和社會相互作用的視角來考察科學所引發的社會變革，我們可以看到科學已經歷了兩次革命並正在經歷著第三次革命。第一次科學革命發生在16 17世紀，其主要特徵是科學同宗教神學的分離，它同文藝復興和宗教改革一起促成了現代社會的出現。第二次科學革命發生在19世紀中葉，其主要特徵是科學同直接生產勞動的分離，科學因而進入社會生產力並開始制度化和社會化。第三次科學革命發生在20世紀下半葉，其主要特徵是科學技術開始成為一種產業，並因而作為一種與直接經濟活動分離的力量，以其為人類行為的合規律性提供基礎的方式，開始規範經濟、權力、道德，乃至一切文化。

　　記者：您怎麼估價這種科學革命引發的精神意義？

　　董光璧：五百年來的社會發展史已經表明，科學不僅是先進生產力的不竭源泉，同時也是促進思想解放的強大精神力量。世界各國的工業化和現代化進程幾乎都是以科學文化為啟蒙和先導的，它所體現的理性批判精神，一直是推動這一進程中價值觀念和行為規範變革的基本因素。在當今的現代社會生活中，科學技術已經成為先進生產力和先進文化的基礎，不僅是綜合國力和國際競爭力的主要因素，而且科技文化的普泛性使之成為溝通全世界不同民族文化的「共同語言」。

　　記者：您剛才談到的是一個世界性的「科學革命」歷程，那在我們中國有沒有這樣一個「科學革命」的歷程呢？

　　董光璧：中國傳統科學的發展表現為三次高峰期，以魏晉玄學為特徵的新道家思想解放運動催生了南北朝時期的第一科學高峰，以理學為旗幟的新儒學的理性精神把科學推向了最高峰，以功利思想為主導的實學思潮導致了晚明時期中國傳統科學最後一道光彩。中國傳統科學也曾經有過自身現代化的三次導向：第一次伴隨宋代的「文藝復興」而發生，主要表現為科學知識的理性化，由於「靖康之難」而中斷；第二次伴隨中國經濟史家們所稱的明中葉的「資本主義萌芽」而發生，主要表現為科學技術的社會化，由於「甲申鼎革」而夭折；第三次伴隨乾嘉時期的考據學而發生，主要表現為在西學的影響下的天文學和數學的復興，由於「虎門硝煙」而轉向。

　　記者：您的意思是說中國傳統科學的革命沒有成功？

　　董光璧：應該這麼說，中國傳統科學自身的現代化受阻之後，是以引進西學的方式走向了現代化。

　　「科學革命的新特徵」是什麼？

　　記者：您能解釋一下您說的「科學革命的新特徵」是什麼嗎？

　　董光璧：我認為，當代科學所面臨的三大挑戰——人類生存環境的惡化、高技術評估的困難和科學與人文發展的不平衡，將在很大程度上影響科學未來發展的方向及其特徵。

　　記者：您能再談得具體一點嗎？

　　董光璧：這麼說吧，當今時代，價值理性正在成為科學行為規範的重要組成部分，科學的總體範式已經在轉變之中，一種與傳統理解的科學不完全相同的新的科學類型正在形成。種種跡象昭示了科學可能不再完全沿著17世紀確定下來的路線前進，它將從以科學與人文相分離為特徵的現代性轉向以科學與人文相結合為特徵的後現代性。

　　記者：您所說的「後現代性」不是我們通常理解的「後現代主義」吧？

　　董光璧：在我看來，後現代不會是後現代主義的世界，因為它在反對科學霸權的同時走向了一種虛無主義，儘管後現代主義者們並非反現代化而是主張超越現代性。依據「社會中軸轉換原理」分析，從現代向後現代轉變的本質在於，從以財富為主導的「經濟社會」向以科學為主導的「智力社會」的轉變，所謂「後現代社會」就是智力社會。

　　記者：也就是說，從以科學與人文相分離為特徵的現代性轉向以科學與人文相結合為特徵的後現代性，您把它概括為21世紀科學革命的新特徵。

　　董光璧：是的。

　　怎樣尋找新科學誕生的種子？

　　記者：請談談我們最關注的這個話題：人類怎樣去尋找新科學誕生的種子？

　　董光璧：我認為，科學自身的邏輯發展與社會需求發展的交匯處往往是新科學的生長點，科學為求得其生存條件不得不以適應社會的主流價值觀為代價，而任何社會要想發揮科學的社會功能也不得不修改某些規範，以提供科學發展所必須的社會條件。當代世界正處在從經濟社會向智力社會轉變的歷史時期，當代科學正在從現代科學走向後現代科學，當代文化也正在轉向以科學為基礎的科學文化。在新舊文化轉接的歷史性轉折的關頭，任何文化傳統都面臨能不能被科學論證的考驗。

　　記者：您的意思是說「新科學的種子」誕生在當科學的發展要求改變社會固有的條件的時候？

　　董光璧：是的。對整個人類社會的發展而言是這樣的。

　　記者：這也可以說是「新科學的種子」誕生的一種客觀條件？

　　董光璧：是的。

　　記者：對中國而言，我們怎樣去尋找新科學誕生的種子？

　　董光璧：談了客觀條件也要談主觀努力，這也是很重要的一點。早在1956年毛澤東就提出「在自然科學方面，我們也要作獨創的努力，並且要用近代外國的科學知識和方法整理中國的科學遺產，直到形成中國自己的學派」。

　　記者：您能舉個例子說明嗎？

　　董光璧：比如今天，一些學者已經注意到中國傳統文化價值的後現代性，這可能意味著中國傳統文化中的某些思維方式和價值取向會重新獲得其生命力。當今世界正處於原子時代向比特時代轉變的關頭，如果說原子時代的源頭是古希臘的原子論，那麼比特時代的先驅是中國的《易經》。如何在中國傳統文化中尋找新文化的種子，向世界提供我們文明中的最佳遺惠，以在現代科學技術文明的基礎上發展新的科學知識系統和新的人文價值體系，當是中華民族復興的一項偉大的歷史使命，也是我們今天應該努力研究的。

　　記者：您認為，未來中國在「尋找新科學誕生的種子」的探索中會有什麼樣的貢獻？

　　董光璧：當代中國人的歷史使命與過去的150年和未來的150年密切相關。過去的1840 1949年的100多年，中國人民通過浴血奮戰爭得了世界政治五強之一的地位，其標誌是1945年抗戰勝利後中國成為聯合國五個常任理事國之一。1950 2050年的100年則是中國人民爭得世界經濟強國地位的艱苦奮鬥時期，它包括已經成為過去的50年和作為第三步戰略目標限期的未來50年。中國對世界科學的貢獻率現在還只是萬分之幾，再經過從2050年開始的100年不懈努力，中國有可能成為世界科學強國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