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蘇聯問題應該堅持的基本原則和方法

分析蘇聯問題應該堅持的基本原則和方法

周新城 　

【內容提要】對於評價蘇聯社會主義實踐的問題，從20世紀50年代中期到改革開放新時期，我們黨一直堅持1956年發表的《關於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和《再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所指出的基本原則和方法，必須全面地、科學地分析蘇聯的社會主義實踐。必須把蘇聯革命和建設的基本經驗與具體經驗區分開來，充分肯定它的基本經驗，而對它的具體經驗作具體分析。不能說蘇聯社會主義實踐是失敗的，其出現的失誤不是蘇聯演變的根本原因。蘇聯演變是社會主義取代資本主義的過程中發生的曲折。蘇共亡黨、蘇聯解體20年了。劇變激起的塵埃早已落定，各種材料都已公布，後果也早已顯示出來。然而圍繞著蘇共亡黨、蘇聯解體這一歷史事件，國際上仍然議論紛紛，我國國內更是爭論十分激烈，幾乎有關這一事件的所有問題都存在不同觀點，甚至截然對立的看法。本來這是外國問題，事情又過去了20年，似乎不應該成為輿論的焦點，然而出乎人們意料，這個國外的歷史問題，卻引起了激烈爭論。這是因為，在許多人心目中，有關蘇聯問題的爭論，直接關係到中國應該走什麼路，要不要堅持科學社會主義基本原則。有的人顯然是借著蘇聯問題來表達自己對中國問題的看法。一、我們黨對蘇聯問題的觀點關於蘇聯問題的爭論，分歧的焦點在於怎樣評價蘇聯社會主義實踐（或者叫「蘇聯社會主義模式」、「斯大林模式」）。一種看法是，蘇聯向資本主義演變的根本原因是蘇聯的社會主義制度，必須完全否定蘇聯社會主義實踐，甚至認為「否定得越徹底越好」，蘇聯向資本主義演變的責任在於斯大林，他們貶斥斯大林、讚揚赫魯曉夫、開脫戈爾巴喬夫，認為「中國的改革就是要去蘇聯化」、「去斯大林化」；另一種看法是，對蘇聯的社會主義實踐應該作具體分析，從總體上講，還是毛澤東提出的「三七開」，成績是基本的，問題是第二位的，不能完全否定。蘇聯演變的根本原因是，從赫魯曉夫開始，到戈爾巴喬夫推行人道的民主社會主義路線，放棄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的基本原則。中國的改革應該堅持蘇聯社會主義實踐中正確的東西，拋棄它的錯誤的、或者不適合中國國情的東西。「走自己的路」，不是簡單地「去蘇聯化」，而是吸取蘇聯社會主義實踐的經驗教訓，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實際相結合，探索自己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我們黨中央從1956年撰寫《關於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和《再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簡稱《一論》、《再論》）批判赫魯曉夫修正主義開始，一直到改革開放的新的歷史時期（這一期間發生了蘇東劇變這樣的事件），幾代領導集體堅持後一種觀點，這一點始終沒有變化。肖楓同志在《蘇聯解體二十周年》一文中不贊成這一基本判斷。他不僅否定《一論》、《再論》的觀點，而且不贊成改革開放新時期黨中央對蘇聯問題的一系列論斷。他打出的旗號是，對《一論》、《再論》不能「當成新的『凡是』」，反對《一論》、《再論》分析蘇聯問題的基本原則和方法。然而在新的歷史條件下，我們黨中央是充分肯定《一論》、《再論》的。1995年江澤民同志在外交部使節會議上講話，明確指出：《一論》、《再論》發表距今已近40年了，現在看來，當時寫的一些基本觀點仍然是很好的。今天，東歐發生了劇變，蘇聯也解體了，國際共產主義運動遭到了空前嚴重的挫折。回過頭來重讀《一論》、《再論》，我們驚人地發現，歷史的發展和國際局勢的變化的基本進程和大致趨勢，是《－論》、《再論》早就指出了的，其中預料的一些問題不幸而言中。肖楓說，不能「將赫魯曉夫視為『修正主義頭子』和蘇共『蛻化變質』的源頭」，並把這一點作為否定《一論》、《再論》的理由。然而在改革開放的新時期，我們黨中央還是這樣看的，例如，1993年江澤民同志在省市委政研室主任會議上的講話指出：東歐蘇聯的演變不是偶然的，戈爾巴喬夫「新思維」那一套也不是一下子產生的，從思想政治淵源來說，可以追溯到赫魯曉夫時期。赫魯曉夫在蘇共20大的秘密報告，全盤否定斯大林，否定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階級鬥爭和無產階級專政學說，鼓吹什麼「全民黨」、「全民國家」，把黨和人民的思想搞亂了，思想教育也名存實亡。蘇聯今日的演變，從赫魯曉夫時期已開始埋下了種種危機。蘇聯的亂，實質是先把思想搞亂了。他們把斯大林這把刀子丟了，蘇聯對斯大林的否定引起了全面的思想混亂。肖楓最不贊成《一論》、《再論》中對斯大林的「三七開」的評價了，然而在新的歷史時期，我們黨中央還是肯定這一評價的，明確指出我們對斯大林的評價是功大於過。這些論斷，作為長期在中聯部工作、而且擔任研究室主任的肖楓應該是知道的。恐怕不能說我們中央不是基於科學分析而是憑「凡是」作出這些結論的吧。關於蘇聯政局劇變、制度演變的根本原因，我們黨中央也有明確的結論。蘇聯「8?19」事件後，我們黨中央向全黨發出通知，指出：戈爾巴喬夫的「改革」根本不是什麼完善社會主義制度，而是向資本主義方向演變。我們要聯繫蘇聯加速演變的實際，在黨內和幹部中加強教育，使他們認識到，蘇聯的全面危機決不是社會主義、馬列主義本身帶來的，而是戈爾巴喬夫背離馬列主義、放棄社會主義的結果。要教育黨員幹部執行黨的基本路線，提高反和平演變的自覺性，堅持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黨政高級幹部要認識蘇聯演變的教訓，劃清馬列主義與反馬列主義的界限、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界限、科學社會主義與民主社會主義的界限。要堅持黨的領導，決不能搞多黨制；堅持人民民主專政，決不能搞議會民主政治；堅持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決不能搞軍隊的非政治化、非黨化：堅持公有制的主體地位，決不能搞私有化；堅持馬列主義的指導地位，決不能搞指導思想的多元化。隨著蘇聯局勢的明朗化，江澤民同志進一步指出：蘇聯東歐國家變化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有外因內因，而外因是變化的條件，內因是變化的根據。蘇聯東歐之所以發展到今天這樣的程度，確有西方敵對勢力推行和平演變戰略的因素，但是歸根到底，是蘇聯東歐黨的領導者執行了一條錯誤的路線，錯誤的方針和政策，嚴重脫離了群眾所造成的。國內的因素，還是起了決定作用。東歐演變、蘇聯解體，說到底，是因為執政的共產黨出了問題，背棄了工人階級先鋒隊性質，不再堅持馬克思主義的指導思想、共產主義的目標、為人民服務的宗旨和民主集中制的組織原則，因此才導致政治路線和一系列方針政策的錯誤。他指出：「堡壘最容易從內部攻破。上個世紀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東歐國家的共產黨和社會主義制度像多米諾骨牌一樣紛紛垮台，最後蘇聯也解體了。除了這些國家長期積累的經濟、政治、社會、民族矛盾和國際敵對勢力長期實施西化、分化的政治戰略等原因外，關鍵是這些國家的共產黨內部出了問題，危機時刻黨內在政治上發生重大分歧，導致政治局面一發不可收拾。東歐劇變、蘇聯解體，最深刻的教訓是：放棄了社會主義道路，放棄了無產階級專政，放棄了共產黨的領導地位，放棄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結果使得已經相當嚴重的經濟、政治、社會、民族矛盾進一步激化，最終釀成了制度劇變、國家解體的歷史悲劇。」2000年12月，胡錦濤同志在「四個如何認識」的研討會上，談到蘇聯的教訓時，也曾明確出，黨的理論正確和牢固與否，直接關係著黨的興衰存亡和國家的前途命運。第一個社會主義國蘇聯之所以會解體，具有光榮鬥爭歷史的蘇聯共產黨之所以會失去政權並頃刻瓦解，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很重要的一條，就是理論上政治上出了問題。從赫魯曉夫丟掉斯大林這把刀子，到戈爾巴喬夫公開背叛馬克思列寧主義，前後經過30多年，指導思想上的多元化導致黨內思想混亂，思想政治上徹底解除武裝。蘇聯共產黨從思想渙散走到組織瓦解，教訓是很深刻的。我們不厭其煩地引用黨的領導人的這些論斷，是想說明我們黨中央對蘇聯問題的觀點是一以貫之的，在這個問題上，新的一代領導集體同以毛澤東為代表的老一代領導集體看法基本上是一致的。研究蘇聯問題，應該認真對待我們黨在這個問題上的基本觀點，不管贊成與否，都不能迴避這些觀點。簡單地說「不能『凡是』」，然後用什麼「大黨建」這樣似是而非的概念來迴避黨中央文件和領導人明確的意見，顧左右而言他，並不是一種嚴肅的態度。這裡我們僅對《一論》、《再論》分析蘇聯問題的基本原則和方法談一點看法，看看肖楓同志否定《一論》、《再論》有沒有道理（由於肖楓同志沒有對改革開放以來黨的新的領導集體關於蘇聯問題的看法明確表態，既沒有肯定，也沒有否定，我們也就不好評論）。毫無疑問，對任何人的言論、判斷（包括經典作家的著作），我們都不能採取」凡是「的態度，各種觀點都需要經過實踐來檢驗。對於《一論》、《再論》關於蘇聯問題的基本論點，也是如此。對《一論》、《再論》，既不能因為它是在毛澤東主持下撰寫的，反映了當時黨中央的看法，就盲目地肯定是對的，也不能因為它是20世紀50年代寫的，就斷定已經過時，盲目地否定。問題在於，它的結論是不是符合客觀實際，是不是科學。我認為，《一論》、《再論》中分析蘇聯問題的方法和基本結論是正確的，對當前研究蘇共亡黨和蘇聯解體的原因並吸取其教訓，仍然具有指導意義。至少有這樣三個問題值得我們認真思考：第一，必須實事求是地全面評價蘇聯社會主義實踐的成就和錯誤，並且分清主流和支流；第二，分析蘇聯的社會主義實踐，必須區分基本經驗和具體經驗，區分基本制度和具體制度；第三，必須把蘇聯問題放到人類社會從資本主義發展到社會主義的歷史長河中考察，這樣才能堅定社會主義信念，不會因為蘇聯演變而發生動搖。二、必須全面地、科學地分析蘇聯的社會主義實踐當前，國內外敵對勢力往往借否定蘇聯社會主義模式來攻擊社會主義。他們把蘇聯的社會主義實踐說得一無是處，進而得出結論：蘇聯的社會主義模式是失敗的，必須否定。戈爾巴喬夫就是這樣的一個典型。他斷定幾十年來強加給黨和社會的模式已經遭到戰略性的失敗。這一結論具有原則意義。他把蘇聯的社會主義制度攻擊為「極權社會主義」，發誓要根本改變整個社會：從經濟基礎到上層建築，要「炸毀過去的一切」。所以1991年當蘇共解散、蘇聯解體的時候，他表示我一生的主要目的已經實現，我感到安寧。我們國內也有一些人同戈爾巴喬夫這種看法遙相呼應，他們把一切過錯都歸罪於「斯大林模式」，主張「徹底否定斯大林模式」，而且「否定得越徹底越好」。蘇聯社會主義實踐中的確存在很多失誤和弊病，斯大林的確犯過許多錯誤。有的人對此津津樂道，給人造成一種印象，彷彿蘇聯社會主義實踐沒幹什麼好事，必須徹底否定。我們並不否認這些失誤和弊病（敵對勢力捏造的除外），問題在於，第一，這些失誤和弊病在整個社會主義實踐中處於什麼樣的位置？第二，產生這些弊病和錯誤的根源是什麼？這就需要全面地、科學地評價蘇聯的社會主義實踐。就像列寧指出的那樣：「社會生活現象極其複雜，隨時都可以在找到任何數量的例子或個別材料來證實任何一個論點」，因此，簡單地羅列材料是無濟於事的，需要從總體上進行分析。應該指出，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第一個指出蘇聯社會主義實踐存在弊病的，是毛澤東，他在世界社會主義各國照搬蘇聯模式的環境下，強調必須以蘇聯為鑒戒，結合中國國情進行探索，走自己的路。《論十大關係》就是一個典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就是由此發軔的。然而在赫魯曉夫全盤否定斯大林的時候，又是他站出來捍衛斯大林的正確方面，強調蘇聯社會主義建設成績是基本的，不能否定。1956年8月底，毛澤東明確指出：「因為蘇聯發生了一些錯誤，這方面講得多了，吹得多了，似乎那種錯誤不得了，這種觀察是不妥的。任何一個民族，不可能不犯錯誤，何況蘇聯是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經歷又那麼長久，不發生錯誤是不可能的。蘇聯發生的錯誤，像斯大林的錯誤，它的位置是什麼呢？是部分性質的，暫時性質的。雖然聽說有些什麼東西有二十年了，但總是暫時的、部分的，是可以糾正的。蘇聯那個主流，那個主要方面，那個大多數，是正確的。俄國產生了列寧主義，經過十月革命變成了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它建設了社會主義，打敗了法西斯，變成了一個強大的工業國。它有許多東西我們可以學。當然，是要學習先進經驗，不是學習落後經驗。」「所以，要加以分析。」「對斯大林要三七開。他們的主要的、大量的東西，是好的，有用的；部分的東西是錯誤的。」從實際出發，全面地進行分析，同時分清主流和支流，這是評價蘇聯社會主義實踐的唯一正確的、科學的方法。《一論》、《再論》詳細論述了斯大林的歷史功績和所犯的錯誤，指出：「斯大林儘管在後期犯了一些嚴重的錯誤，他的一生仍是偉大的馬克思主義革命家的一生。」「從整個說來，斯大林始終是站在歷史潮流前面指導鬥爭的，他是帝國主義的不可調和的敵人。甚至在他犯錯誤的時候，他的悲劇也在於，他相信那是捍衛勞動者的利益不受敵人侵害所必需的。無論如何，斯大林的錯誤雖然對蘇聯造成了不應有的損失，但是在斯大林領導時期，社會主義的蘇聯還是大大地向前發展了。這個不可否認的事實，不但說明了社會主義制度的力量，而且也說明了斯大林畢竟是一個堅定的共產主義者。因此，我們在總結斯大林全部思想和活動的時候，必須同時看到他的正面和反面，他的功績和錯誤。只要我們是全面地觀察問題，那麼，如果一定要說什麼『斯大林主義』的話，就只能說，首先，它是馬克思列寧主義，這是主要的一面；其次，它包含一些極為嚴重的、必須糾正的、違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錯誤。我們認為，斯大林的錯誤同他的成績比較起來，只居於第二位的地位。」這一辯證的、實事求是的分析，是令人信服的。在形勢發生很大變化的今天，重讀這一段話，好像是在直接批判戈爾巴喬夫之流，因為他們正是打著「徹底拋棄斯大林模式」、「徹底粉碎斯大林主義以及新斯大林主義的一切形式」、「告別過去」等口號反對和攻擊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的基本原則的。對於這些錯誤產生的根源，《一論》、《再論》明確回答，這些錯誤不是社會主義基本制度產生的。蘇聯的基本經濟制度是適合生產發展需要的，基本政治制度也是適合經濟基礎需要的。正因為如此，蘇聯的經濟能夠以遠遠超過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速度迅速發展，經過幾十年的社會主義建設，從一個極其落後的國家變成世界上僅次於美國的超級大國，而且在希特勒德國挾大半個歐洲的經濟軍事實力進攻的面前，能夠保衛社會主義國家，打敗法西斯。這是誰也不能否認的事實。「斯大林的錯誤並不是由社會主義制度而來；為了糾正這些錯誤，當然不需要去『糾正』社會主義制度。」那麼，蘇聯社會主義實踐中的弊病以及斯大林一生所犯錯誤的根源是什麼呢？《再論》對此作了全面的分析。第一，在基本制度適合需要的情況下，生產關係與生產力之間、經濟基礎與與層建築之間仍存在一定的矛盾，這主要表現在具體的體制、運行機制的缺陷上。這種矛盾，雖然不需要根本改變社會主義基本制度，但仍然需要及時地通過改革和調整加以解決。蘇聯社會主義實踐中所出現的失誤和弊病、斯大林所犯的錯誤，有許多是產生於具體體制和運行機制這一層面上的缺陷，即不適合生產力發展需要的經濟體制、不適合經濟基礎需要的政治體制。第二，有了正確的社會主義基本制度，也及時調整了體制中日常性質的矛盾，也就是說，對不適合需要的具體的體制和運行機制及時地進行了改革，也不能保證不犯錯誤。有了正確的制度和體制，還需要正確地加以運用，這就需要有正確的政策、正確的工作方法和工作作風。斯大林的錯誤就在於主觀不符合客觀，在一定範圍內和一定程度上脫離了群眾和集體，破壞了黨和國家的民主集中制。這與他的思想方法部分地嚴重離開了辯證唯物主義，陷入了主觀主義、形而上學是分不開的。《一論》、《再論》對蘇聯社會主義實踐以及斯大林個人的評價是全面的、客觀的、符合實際的，經得起歷史的檢驗。今天，在蘇聯演變的新形勢下圍繞著如何看待蘇聯社會主義模式以及如何分析蘇聯演變的原因等問題進行的討論中，我們仍應堅持《一論》、《再論》所表達的基本方法論原則。三、必須把蘇聯革命和建設的基本經驗與具體經驗區分開來在1956年的反共反社會主義的浪潮中，對如何看待蘇聯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經驗，曾經有過一場大的爭論。當時就有人主張完全否定蘇聯的經驗，完全否定蘇聯的社會主義基本制度。蘇東劇變以後，更有人提出，作為十月革命故鄉的蘇聯，自己都拋棄了十月革命的道路，這說明十月革命不靈了，蘇聯的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是一種「歷史的迷誤」，或者叫做「大失敗」。我們重讀一下《再論》中對蘇聯革命和建設的論述，就可以清楚地看到，這種看法是極其錯誤的。《再論》指出：「關於蘇聯的革命和建設的經驗，就它的國際意義說來，有幾種不同的情況。在蘇聯成功的經驗中，一部分具有基本的性質，在人類歷史的現階段具有普遍意義。這是蘇聯經驗中的首要的和基本的方面。另一部分不具有這種普遍意義。此外，蘇聯還有一些錯誤的失敗的經驗。」把蘇聯革命和建設的經驗區分為具有普遍意義的和不具有普遍意義的（包括錯誤的）兩部分（體現在制度上，前者就是社會主義的基本制度，後者就是具體的體制、運行機制），這一區分，為我們正確認識蘇聯社會主義模式提供了一個科學的方法論原則。那麼，什麼是蘇聯革命和建設的基本經驗呢？《再論》概括為五條：（1）無產階級先進分子組織成為共產主義的政黨，這個政黨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為自己的行動指南，按照民主集中制建立起來，密切聯繫群眾，力求成為勞動群眾的核心，並且用馬克思列寧主義教育自己的黨員和人民群眾；（2）無產階級在共產黨領導之下，聯合勞動人民，經過革命鬥爭從資產階級手裡取得政權：（3）在革命勝利以後，無產階級在共產黨領導之下，以工農聯盟為基礎，聯合廣大的人民群眾，建立無產階級對於地主、資產階級的專政，鎮壓反革命分子的反抗，實現工業的國有化，逐步實現農業的集體化，從而消滅剝削制度和對於生產資料的私有制度，消滅階級；（4）無產階級和共產黨領導的國家，領導人民群眾發展社會主義經濟和社會主義文化，在這個基礎上逐步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並且積極準備條件，為過渡到共產主義社會而奮鬥；（5）無產階級和共產黨領導的國家，堅持反對帝國主義侵略，承認各民族平等，維護世界和平，堅持無產階級國際主義原則。《再論》指出，這五條就是我們平常所說的十月革命的道路，它們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普遍真理」，反映了「人類社會發展長途中一個特定階段內關於革命和建設工作的普遍規律。這不但是蘇聯無產階級的康庄大道，而且是各國無產階級為了取得勝利都必須走的共同的康庄大道。」正因為這樣，儘管我國的革命和建設具有自己的許多特點，中國共產黨人始終把自己所乾的事業看成是偉大的十月革命的繼續」。應該看到，後來鄧小平把這些基本原則概括為四項基本原則，把它們稱之為我國的「立國之本」，強調它是「我們黨長期以來所一貫堅持的」，不能有絲毫動搖，「如果動搖了這四項基本原則中的任何一項，那就動搖了整個社會主義事業」。其基本思路與《再論》所講的精神是完全一致的，只是具體的表述有所不同。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歷史表明，尤其是蘇東劇變及以後的現實表明，敵對勢力所集中攻擊的正是這些基本的東西。他們攻擊共產黨的領導是對政權的霸佔，是一種政治壟斷，要求實行西方式的多黨制、議會民主；攻擊無產階級專政是「暴力社會主義」，要求實行打著「民主」旗號的資本主義政治制度；攻擊公有製為主體是經濟壟斷，要求實行私有化，恢復資產階級私有制：攻擊馬克思主義為指導是精神壟斷，要求實行指導思想多元化，如此等等。他們的攻擊矛頭所向，恰恰是蘇聯的基本經驗、基本制度，即十月革命道路，也就是我們說的四項基本原則。然而蘇東劇變這一世紀性悲劇正好說明了拋棄了這些基本原則會導致什麼樣的後果，殷鑒不遠，我們應該牢記這一教訓。毫無疑問，十月革命道路只是反映了每一個國家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共同的方面，反映了社會主義基本制度的共性。由於每一個國家具體國情以及所處的歷史條件的差異，它們實現共同規律的具體形式必然會有不同。從這個意義上說，每個國家的社會主義都有其特殊性。每一個國家進行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都必須把社會主義的共同性和特殊性結合起來，既要堅持十月革命這一共同道路，又要根據本國國情尋找實現這一規律的具體形式。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就是一個典範。從20世紀50年代中期起，我們就開始探索具有中國民族特點的社會主義道路：在基本制度方面，堅持十月革命道路；同時在具體體制、運行機制方面，又以蘇聯為借鑒，走自己的道路。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我們在改革開放的實踐中逐步形成了一整套具有體系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提出了「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的黨的基本路線，找到了一條把十月革命的共同道路與我國具體實際相結合的正確途徑。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最根本的經驗是，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結合起來，既不丟老祖宗、又發展老祖宗，既堅持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又根據當代中國的實踐和時代發展不斷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正如胡錦濤同志在黨的十七大報告中指出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之所以正確、之所以能夠引領中國發展進步，關鍵在於我們既堅持了科學社會主義的基本原則，又根據我國實際和時代特徵賦予其鮮明的中國特色。」。這一思想，同《再論》的觀點是一脈相承的。應該看到，蘇聯是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如何建設社會主義，建立什麼樣的體制、機制來具體實現社會主義的基本原則，沒有現成的經驗可資借鑒，只能根據馬克思、恩格斯提出的一些理論設想進行探索。在探索過程中出現一些錯誤是很難避免的。列寧曾經說過：「在這樣嶄新、艱難｝Ⅱ偉大的事業中，缺點、錯誤和失誤是不可避免的。…對這些缺點採取譏笑（或幸災樂禍）態度的，除了維護資本主義的人以外，就只有那些毫無頭腦的人了。」這種探索，無論是成功的經驗還是挫折的教訓，都是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寶貴的財富，都為後來的社會主義國家進行革命和建設提供了豐富的借鑒材料。對前人在探索過程中出現的失誤和弊病，我們應該採取寬容的態度。人類總是不斷發展的，成年人對青年時代犯下的錯誤、甚至看來是幼稚可笑的錯誤，不應苛求。重要的是要總結經驗，在前人的基礎上糾正錯誤，繼續前進。輕易地把第一個社會主義實驗貶之為「失敗」，予以否定和咒罵，這不是馬克思主義的鄭重的態度。四、蘇聯演變是社會主義取代資本主義的過程中發生的曲折當前，徹底否定蘇聯社會主義模式的思想往往是同蘇聯演變聯繫在一起的。有人說，既然蘇聯已經演變成為資本主義，這就表明蘇聯社會主義模式是失敗的。這種論斷是值得推敲的。上面講過，蘇聯社會主義實踐成績是基本的，弊病是第二位的，而且弊病是在具體體制、運行機制層次上出現的，它可以在社會主義制度範圍內通過改革得到解決，並不需要、也不會導致向資本主義演變。蘇聯演變的根本原因是以戈爾巴喬夫為首的蘇共領導集團推行一條新的修正主義路線－－人道的民主社會主義路線，背棄了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放棄了社會主義道路。關於這個問題，我們需要另文闡述。應該指出的是，《再論》從社會發展規律的實現過程的角度，預見到社會主義取代資本主義是一個長期的複雜的過程，其中必然會出現一些曲折、甚至嚴重挫折。蘇東劇變，正如中央領導同志所說的，是《再論》不幸而言中的預料。《再論》的結束語是值得我們認真思考的。據參加《再論》起草工作的吳冷西同志回憶，毛澤東「對最後的結束語特別滿意」。結束語高屋建瓴地論述了資產階級革命和無產階級革命的發展規律。歷史上，英國、法國的資產階級革命，都是經歷了多次復辟與反覆辟的鬥爭，才鞏固了資本主義制度。社會主義，作為與以往所有的剝削制度根本不同的嶄新的社會制度，它的產生和發展更不可能是直線的，發生曲折以至某些地方出現倒退，是難以避免的。在世界範圍內，要充分認識社會主與同資本主義鬥爭的長期性、複雜性、曲折性。但是，無論鬥爭是多麼長期而複雜，人類社會將按照自己固有的規律去發展，社會主義終將取代資本主義。社會主義必然勝利，資本主義必然滅亡，是社會發展的客觀規律。在社會主義出現挫折甚至跌入低潮的時候，更應該堅定地認識到這一點。正如《再論》指出的：「問題是在於未來。我們前面的道路無論還有多少曲折，人類社會最後總要走到光明的目的地－－共產主義，這是沒有任何力量可以阻止的。」為什麼社會主義取代資本主義不可避免會出現曲折呢？這是由社會發展規律的實現過程的特點決定的。社會發展規律與自然發展規律都是客觀的，都是不以人們意志為轉移的，這一點是它們的共性。但是兩者的實現過程卻有著原則的不同。自然規律是靠自然界自身的力量實現的，而不需要依賴人們實踐活動的參與，因而其實現過程一般是不會發生曲折的。社會發展規律則不一樣，它是人們各種社會實踐活動的合力所表現出來的一種趨勢，它必須通過人們的社會實踐活動才能實現。由於人們的利益有差異，他們社會實踐活動的方向往往不同。在階級社會裡，人們的利益差異表現為階級利益的差異，這使得不同階級對社會發展的要求與期望是不一樣的，甚至是相反的，因而社會實踐活動的方向也是不一致的，甚至是對立的。對立階級之間的利益衝突必然導致階級鬥爭。因此，在階級社會裡，社會發展規律必然要通過階級鬥爭來實現。在階級鬥爭過程中，由於各種客觀的、主觀的因素的影響，階級力量對比會發生這樣或那樣的變化，這就決定了社會發展規律的實現過程不是直線的，必然會發生曲折。社會歷史發展充滿了前進、倒退以及各種突發事件等等複雜現象，原因就在於此。從一定意義上說，社會歷史的發展出現曲折和反覆也是帶有規律性的現象。但是，不管出現多大麴折和反覆，由社會規律所決定的總的發展趨勢是不會改變的，它將在漫長、曲折的鬥爭過程中為自己開闢道路，並最終得到實現。在蘇東劇變後，鄧小平針對某些人對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的信念發生動搖的狀況，特地強調：「我堅信，世界上贊成馬克思主義的人會多起來的，因為馬克思主義是科學。它運用歷史唯物主義揭示了人類社會發展的規律，封建社會代替奴隸社會，資本主義代替封建主義，社會主義經歷一個長過程後必然代替資本主義。這是社會歷史發展不可逆轉的總趨勢，但道路是曲折的。資本主義代替封建主義的幾百年間，發生過多少次王朝復辟？所以，從一定意義上說，某種暫時復辟也是難以完全避免的規律性現象。一些國家出現嚴重曲折，社會主義好像被削弱了，但人民經受鍛煉，從中吸取教訓，將促使社會主義向著更加健康的方向發展。因此，不要驚慌失措，不要認為馬克思主義就消失了，沒用了，失敗了。哪有這回事！」在社會主義處於低潮的今天，我們應該像鄧小平那樣，堅定社會主義的理想和信念，努力建設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任何動搖和彷徨都是錯誤的。「滄海橫流，方顯英雄本色」，這才是共產黨人應有的革命氣度。《一論》、《再論》是我們黨的重要的歷史文獻，它反映了我們黨和毛澤東的無產階級革命的戰略思想，充滿了馬克思主義的唯物辯證法。隨著時間的推移，它的真理的光芒越來越明亮。今天，我們重新學習這兩篇文獻，只要不懷偏見，都會被它的深邃的理論、嚴密的邏輯所征服。這不是用什麼「不要『凡是』」所能抹殺得了的。（《環球視野globalview.cn》第478期，摘自2012年第2期《馬克思主義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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