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條經典謠言的傳播路徑

[導讀]雍正在發布了闢謠性質的《大義覺迷錄》後，老百姓會憑生活經驗，下一個「解釋就是掩飾」的判斷。他們嘴上為皇上鳴不平，心裡其實早就信了驚心動魄的篡位故事。公元1722年12月20日，被後人稱為「千古一帝」的康熙已病入膏肓，在他彌留之際，召集了八阿哥允禩等七位皇子和隆科多到龍榻前。注意，這裡沒有四阿哥胤禛。據官方消息稱，康熙傳下口諭：「雍親王皇四子胤禛，人品貴重，深肖朕躬，必能克承大統，著繼朕登基，繼皇帝位……」當天傍晚，康熙駕崩，沒能再活五百年。國不可一日無君，隨後趕來的四阿哥胤禛在兄弟、大臣們的哭求下，「勉為其難」地登上了天子寶座，這就是雍正皇帝。以上就是正史中記載的四爺胤禛入繼大統的版本。且慢，這並非唯一版本。康熙朝的儲位之爭前後數十年，自皇太子胤礽第二次被廢黜後，兄弟們更是明槍暗箭地鬥了十年。到頭來，大家看著四爺君臨天下，心裡很不痛快，只能造點謠言，給新君找點晦氣。於是民間有了另外的版本——四爺勾結大臣，將遺詔上原本的「傳位十四子」改為「傳位於四子」。如此一來，四爺從高端大氣上檔次的真命天子，變成了篡改遺詔，搶奪皇位的亂臣賊子。雍正篡位或許是古往今來關於皇帝繼位最著名、最具有懸疑性、傳播最廣、影響最大的一條「謠言」。這條充滿了離奇內容的傳說，如同長出了翅膀，不翼而飛，雍正皇帝在位時已經搞得街知巷聞，滿城風雨，以至於雍正皇帝要親自主編一部《大義覺迷錄》對種種謠言一一批駁。但是謠言沒有止於「真相」，雍正公布了文章開頭的權威說法後，謠言反而傳播得更加厲害，以至家喻戶曉。即使在今時今日，號稱「康熙遺詔原本」詔書公開展出後，依舊沒法消除這流傳了幾百年的「謠言」。謠言總是含有信息性、未知性、重要性、傳播性四大特徵。美國社會學家納普搜集了1942年間1000條戰爭謠言進行分析，得出了謠言的三點特性——信息性、傳播性、未知性。美國學者奧爾波特又在《謠言心理學》中總結出重要性、含糊性兩點。如果我們將這兩項研究合併，就會發現未知性和含糊性說的其實是一回事，都是指某些內容無法得到證實，以至信息殘缺，充滿未知。歸納起來，一條謠言的形成需要四個要素——信息性、未知性、重要性、傳播性。這在雍正篡位的案例中，一一驗證。法國學者讓—諾埃爾·卡普費雷寫了一本書《謠言：世界最古老的傳媒》，這個書名很好地詮釋了謠言的信息性特徵。對於皇帝更替這個重要事件，雍正篡位正好是一種信息，包含了神秘的皇權如何移交，雍正與康熙、十四阿哥允禵、隆科多等人間的恩怨關係等群眾喜聞樂見的政治八卦。在信息性的要素中，還有一點關鍵——信息的某種真實性。讓—諾埃爾·卡普費雷說，一個謠言想讓人相信，必須有一個「真實的核心」。也就是說，即使是謠言，它的信息也要有一部分是真的。阿哥們挖空心思想出來的幾條篡位說法，都抓住了一點——康熙晚年看重允禵，讓他在西北建功立業，就是為傳位做準備！這也解釋了為什麼當時關於胤禛篡位的謠言，都和十四阿哥有關了。民間盛傳，康熙病重時，皇十四子允禵率兵在青海打仗。康熙為傳皇位，急召允禵回京，但這份聖旨被隆科多扣留了下來。隆科多矯詔，讓外甥胤禛來到康熙榻前，成為皇位繼承者。另外還有兩個謠言傳播甚廣，一是說康熙遺詔原本是「傳位十四子」，但被篡改成「傳位於四子」；二是說雍正端來一碗人蔘湯，康熙吃完後就駕崩了。隨後將允禵調回囚禁。太后要見兒子允禵，雍正不讓，太后就在鐵柱上撞死了。斯坦福大學的柴普·希斯教授說：「大腦的構造機能決定了我們更容易記住具體、感性的信息，而不是抽象的內容。」因此信息越多的謠言，越容易被傳播。對於謠言「未知性」的要素，奧爾波特又分析了三點原因：首先，缺少新聞或新聞太粗略。大清朝當時一沒有新聞媒體跟蹤報道，二沒有政府的信息公開。對皇帝換屆這樣的重大事件，老百姓只能知道一個結果：老皇上康熙龍馭歸天，四阿哥承繼大統。然後呢？沒了。其次，對於百姓而言，他們得到的信息絕對是矛盾的。康熙晚年看重十四子允禵，封他做撫遠大將軍，使用親王規格的正黃旗纛，對外稱「大將軍王」，如御駕親征。讓允禵在青海建功立業，這在老百姓看來，無疑是康熙爺為傳位做準備，讓十四爺做了沒有名分的儲君。誰知最後當皇帝的不是十四爺，而是四爺。那時要是有地下賭局，估計大多數人都要輸得傾家蕩產。當年宮廷政治都屬於暗箱操作，不像現在的英國王室，一舉一動都處在鎂光燈下。通過戲曲、小說了解歷史的人們，想像中的即位故事一定驚心動魄，即使沒有隋煬帝那樣的弒父情節，怎麼也要有點宋太祖「斧聲燭影」的離奇。所以普通老百姓極易相信改詔篡位的傳說。雍正在發布了闢謠性質的《大義覺迷錄》後，老百姓會憑生活經驗，下一個「解釋就是掩飾」的判斷。他們嘴上為皇上鳴不平，心裡其實早就信了驚心動魄的篡位故事。事實證明，雍正的闢謠舉措是失敗的。他不知道現代傳播學研究，相信闢謠和相信謠言遵循的是同一邏輯，只有當闢謠的人身份絕對權威，對事件有足夠透明度，且人們都願意相信時，闢謠行為才能有效。大清朝廷作為一個非民選政府，任何決策都是極其封閉的，因而即使雍正貴為皇帝，他的話同樣缺少公信力。最後，某些緊張情緒也會使人們不相信事實。雍正對兄弟們不怎麼好是事實，一即位就召同母弟弟允禵回京，先讓他去給先皇守陵，沒幾年就給軟禁了。八爺黨下場更慘，八阿哥允禩、九阿哥允禟分別被改名為「阿其那」和「塞思黑」。這兩個滿語詞的確切含義已不得而知，大概是討厭的狗、令人厭惡的豬之類，後來都被折磨至死。傳說中參與了篡位密謀的年羹堯、隆科多也慘死獄中，被民間看做是殺人滅口。美國社會學家希布塔尼曾有一個解釋謠言的經典公式，即謠言=事件的重要性×事件的模糊性。在當時的中國，一個最重要的事情碰上一個最模糊的狀況，得到的自然是一個最大的謠言。皇帝是天下之主，國家的一切運行都是以皇帝為核心的，沒有什麼事情比最高統治權的更迭更重要。在沒有選舉的年代，老百姓只能期望出一位仁慈的好皇帝，能輕徭薄賦，能勤儉節約，能不折騰。那時每逢皇帝換屆，想必人們都會默默禱告，要出一個唐太宗，而不是商紂王！尤其康熙當了六十多年的天子，一生中除鰲拜、平三藩，掃平準噶爾、大勝雅克薩，建立了前無古人的文治武功，他會選誰來接班？康熙的兒子又太多，成年的就有二十幾個，如果站一排，肯定讓人眼花繚亂。大清皇帝的即位問題，不僅國內老百姓很關心，中國的傳統友邦朝鮮也密切關注。《李朝實錄》的說法是，康熙病重時說：「第四子雍親王胤禛最賢，我死後立為嗣皇。胤禛第二子有英雄氣象，必封為太子。」藩屬關注宗主國沒有問題，只是他們這句話讓另一個謠言傳了好幾百年，那就是康熙屬意弘曆，所以才傳位胤禛。民間也知道，康熙為立儲傷透了腦筋，兩次廢黜太子，皇子們各自結黨，皇長子黨、四爺黨和八爺黨在朝中各有一批勢力，互不相讓，最後胤禛完勝。圍觀的官員與群眾，顯然都急於了解新皇帝即位的內幕。雍正篡位謠言有了以上幾點做鋪墊，還怕沒有傳播性嗎？尤其是在雍正推動下，掀起《大義覺迷錄》的全民閱讀熱後，原本少數人私下裡說說的事情，讀書人一下都知道，很快不識字的老百姓也從地方士紳那裡，聽說了皇位繼承的各種疑點。人有分享的慾望，很多時候，我們講政治八卦，不見得自己相信，其實就是出於一種「我知道，你不知道」的炫耀心理。大家都想炫耀，於是一傳十十傳百，雍正篡位就成了老百姓茶餘飯後的必備話題。雍正不管是作為一個皇子，還是作為一個皇帝，都算得上成功了。如果說他一生做了什麼蠢事的話，那就是讓《大義覺迷錄》成了暢銷書。本來大家說起來心驚膽戰的事，一下成了人人能說，不說反而是不學習「中央精神」的行為了。於是這條本屬皇家私密的謠言，得到了正當的傳播渠道，婦孺皆知了。謠言迎合了恐懼、獵奇、希望和仇恨四種心態。奧爾波特在《謠言心理學》中總結了謠言迎合大眾的四種心理狀態：恐懼、獵奇、希望和仇恨。在雍正篡位的謠言中，比較明顯地體現出來的是仇恨和獵奇。四爺黨取得了政治鬥爭的勝利，十三爺允祥、田文鏡、張廷玉一批大臣成了顯貴。原本八爺黨的成員，即使沒有革職查辦，也都從此升遷無望，他們對雍正肯定心懷怨恨，知道了新皇帝的醜聞，也就不管真假見人就說，使篡位謠言先是在京師官員圈子裡流傳，很快就又擴散到了各地。在這個謠言樣本中，那些被發配到邊疆的八爺死黨，對新皇帝肯定恨得直咬牙。在所經的地方，對任何人都大講雍正謀朝篡位的故事。老百姓一則出於獵奇的心理，二則對說話人身份的信服——宮中人的說法不會是空穴來風。老百姓雖然對誰接班當皇帝這件事很關心，但是畢竟不管誰當皇帝，自己都要種地、納稅。失意皇子們散布的雍正篡位謠言，到了老百姓耳朵里，其實就是一個傳奇故事，就像戲台上《狸貓換太子》的現實版。到了20世紀初的《滿清十三朝宮闈秘史》里，幫胤禛改詔書的就成了江湖俠客。還有人參照秦始皇和呂不韋的傳說，說年羹堯和胤禛母親私通，生下胤禛。後來就是年羹堯修改遺詔，讓私生子當了皇帝。雍正要掩蓋醜聞，一不做二不休，殺了本是親生父親的年羹堯。這恰好說明，編謠言的人如果依據已有傳說，更能增加謠言可信度。謠言傳到後來已經和八阿哥、曾靜說的大不一樣了。這些謠言一直傳到今天，成了清宮影視劇的絕好題材。關於康熙選胤禛即位，還有一種謠言——康熙讓老四當皇帝，為了是以後讓弘曆接班。僅就闢謠這一點上來看，乾隆比他老父雍正，確實聰明多了。乾隆一上台，就把流行多年的暢銷書《大義覺迷錄》給禁了——這種宣揚宮廷醜事的東西，本來就不該出！被雍正寬恕的曾靜、張熙也和他們「精神導師」呂留良一樣治罪，被凌遲處死。雍正篡位的謠言就此結束了嗎？當然沒有。民間很快又有了新的理解：看來雍正爺的辯解不能讓大家心服，所以乾隆爺乾脆不辯解了。雍正篡位謠言的傳播路線雍正繼位後，逐漸打擊了八弟、十四弟的小集團，鞏固了皇位。他知道民間有關於他篡位的謠言，而且已經在部分地區造成不好的影響，打擊了他即位的合法性。但苦於沒有機會出來澄清，雍正一時間也只好忍著。從曾靜的一封信追查謠言源頭直到雍正六年，一個名叫張熙的書生將一封書信交到了川陝總督岳鍾琪手中。岳鍾琪是抗金名將岳飛的後人，當時是清王朝的封疆大吏。岳鍾琪身上的謠言也不少，說他要為漢人報仇，說雍正猜忌他、要奪他兵權。某些書獃子一聽就樂了，這顯然切合了他們心底的「希望」。張熙是湖南秀才曾靜的學生，為老師投書的目的只有一個：策反岳鍾琪。曾靜書信里最狠的一招是把矛頭指向了雍正，列舉皇帝「謀父」、「逼母」、「弒兄」、「屠弟」等十項大罪。岳鍾琪看了書信後，當即驚出一身冷汗。他一面緊急審問張熙，一面以密折飛報雍正。雍正很重視，將涉案人犯全部押往京師。曾靜供稱，他知道的這些事情，都是聽來的。如康熙病重時，皇十四子允禵率兵在青海打仗。康熙為傳皇位，急召允禵回京，但這份聖旨被隆科多扣留了下來。隆科多矯詔，讓外甥胤禛來到康熙榻前，成為皇位繼承者。此外，還聽算命先生陳帝西說了其他一些謠言。算命先生當然要知道得比別人多些，不然怎麼唬人？陳帝西這種人平時就是「包打聽」，然後在各個飯局上吹牛皮，屬於典型的謠言集散者。源頭最終追溯到八爺黨的門人陳帝西很快歸案，他早就記不得自己聽誰說的了，想了半天才招供：「我曾偶遇四個從北京王府去廣東出差的旗人，他們在涼亭休息時說起皇上篡位的事情。」雍正再一查，那幾年發配廣西的犯人中，也有大多是八阿哥允禩、九阿哥允禟等人家中的奴僕。各省巡撫撒網訪查，終於獲得了線索。耿精忠之孫耿六格說，他被發配在今黑龍江依蘭時，在十阿哥允礻我的奴才八寶家，聽八阿哥允禩的兩個心腹太監說到兩件事，一是「十」字改為「於」字，十四爺變成四爺；二是雍正弒父殺母。「三藩餘孽」耿六格和八爺黨成員們一道，在所經的地方，不管是對差役，還是對路上的老百姓，都大呼：你們都來聽新皇帝的新聞，我們已受冤屈，要把一個驚天秘密告訴你們，好讓你們向別人傳說。「雍正只好問我們的罪，豈能封我們的口！」大講雍正謀朝篡位的故事。在獵奇心理、說話人身份，以及對失敗者的同情交織之下，百姓們對篡位的謠言一下就信了五六分。一個謠言鏈就這樣清晰地展現在了雍正君臣面前，不過曾靜聽信謠言的原因和那些村民有所不同，竟和八阿哥造謠的初衷不謀而合：希望藉此推翻雍正。古代皇權對謠言的封堵與利用美國學者孔飛力的《叫魂》，講述了一個謠言傳播的實例：清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浙江省德清縣城東側的水門和石橋塌了，石匠們打樁入河，重修門橋。這平常不過的工程，卻因謠言掀起一起波及半個中國的大事件。謠言的最初版本是，石匠需要將活人的名字寫在紙上，貼在木樁頂部打入水中，「給大鎚的撞擊添加某種精神的力量」，方能立住水門、架好石橋。名字被打入水底的人，會被竊去精氣，輕則生病，重則死亡，這種妖術被稱為「叫魂」。最初，還真有人試圖行賄石匠照此行事，報復親友，結果被扭送官府，戴枷示眾。然而謠言在傳播中很快變了形，先是被打入水底的對象由名字變成了髮辮、衣襟，繼而演變出剪人髮辮扎入紙人、紙馬，即可驅之取人錢財的傳言。當各地都出現「叫魂者」以藥粉將人迷倒而後剪走髮辮，被捕之後還宣稱有人指使時，終於驚動了乾隆皇帝。乾隆皇帝連下諭旨：窮追到底。可是地方大員卻發現「叫魂」不過是屈打成招下的胡言亂語，一切都來自小吏為勒索錢財編造的罪證，以及下級對來自上級的、群臣對來自皇帝的壓力和順從。孔飛力總結道：「毫無疑問，在整個叫魂案中，首席原告自始至終就是皇帝本人。」事雖如此，乾隆皇帝認定「叫魂」背後隱藏著巨大的力量，繼而對其窮追不捨的行徑，正顯示出帝王和官府對謠言的深惡痛絕。「謠言」的源頭本無貶義。「謠言」一詞，原本並無貶義。南朝字書《玉篇》對「謠」的解釋是「徒歌也」，也就是民間的歌謠。《孔叢子·巡狩篇》說「古者天子命史采歌謠，以觀民風」，《詩經》正由此而來。漢代的樂府也有「自孝武立樂府而采歌謠，於是有代趙之謳，秦楚之風，皆感於哀樂，緣事而發，亦可以觀風俗，知薄厚雲」（《漢書·藝文志》）的來頭，將休閑娛樂與體察民風等量齊觀。只不過，民間的歌謠多種多樣，既有「赫赫明明，王命卿士」的歌頌，也有「碩鼠碩鼠，無食我黍」的感嘆，還有「舉秀才，不知書。舉孝廉，父別居。寒素清白濁如泥，高第良將怯如雞」的赤裸裸的諷刺，更有「歲在甲子、天下大吉」、「莫道石人一隻眼，此物一出天下反」等煽動造反的輿論準備。在謠言進化的同時，官府的壓制手段也是歷久常新。西周的厲王還只是「防民之口，甚於防川」，以預防手段壓制言論。到秦代已經進化為「誹謗者族，偶語者棄市」的成文法則，民眾隨時可能因言喪命，但即使如此，也沒能阻止「楚雖三戶，亡秦必楚」的傳播和實現。對謠言的壓制，只會越來越嚴，唐有來俊臣，明有錦衣衛，從「散布校尉，遠近偵伺」到羅織罪名、置之死地，已經形成了彈壓謠言的一條龍。「謠言」在古代對官員起到一定的督促作用。其實，帝王對謠言並非一味壓制。在南北朝，皇帝甚至要「詔分遺內侍，周省四方，觀政聽謠，訪賢舉滯」，視之為體察民情的良方。很多時候，帝王還會利用謠言來懲治腐敗、平衡權斗、綏靖群臣。早在漢代，皇帝便「令三公謠言奏事」，允許朝廷高級官員以民間言論上達天聽。這一制度載沉載浮，時斷時續。南朝宋武帝劉裕時，尚書僕射王弘彈劾世子左衛率謝靈運報復殺人，因無確鑿證據，在奏文中特別寫到「內台舊體，不得用風聲舉彈」，但「此事彰赫，曝之朝野」，自己身為監察官員，如果因循舊制，則「終莫之糾正」，所以才出聲奏彈，最後還稱「違舊之愆，伏須准裁」，請對自己的違制行為予以懲罰。劉裕從善如流，下旨「端右肅正風軌，誠副所期，豈拘常儀？自今為永制」，此後方為歷代所繼承，引為監察官員的重要權責。到了唐代，御史在彈劾官員時，即使有明確來源，也可以「略其姓名，皆曰風聞訪知」（《唐會要·卷六十·御史台》）。到了宋代，「風聞奏事」更形成制度，「不問其言所從來，又不責言之必實。若他人言不實，即得誣告及上書詐不實之罪。諫官、御史則雖失實，亦不加罪」（《續資治通鑒長編·卷二百一十》）。宋史學者王曾瑜對此評論道：「事實證明，特別是許多埋藏很深的腐敗問題，是很難揭發的。如果以揭發不實處以誣告、誣衊等罪，就等於杜絕了諫諍和糾劾之路，必須允許所論的人和事與實際情況有出入，而實行言者無罪。」他還認為這項制度「時至今日，仍不失其借鑒意義」。無論堵還是疏，「謠言」須為帝王控制。然而，缺乏限制的權力必然走向失控，風聞言事也很快成為群臣黨政傾軋的工具。明代雖然將御史「得以風聞言事，激濁揚清」寫入成文法典，卻也明定「風憲官挾私彈事，有不實者，罪亦如是」，不能信口開河。清代又有左都御史艾元徵上疏請禁風聞言事，幾經反覆終於未能成功，反而出現了更為嚴密的謠言上傳體系——「密折」制度。皇帝甚至會主動向臣下詢問小道消息，康熙皇帝曾在蘇州織造李煦的奏摺上批示「近日聞得南方有許多閑言，無中作有，議論大小事。朕無可以託人打聽，爾等受恩深重，但有所聞，可以親手書摺奏聞才好。此話斷不可教人知道，若有人知，爾即招禍矣」，夾雜著好奇和恐懼的八卦心態躍然紙上。無論風聞言事的制度如何，歷代帝王總歸是要將對謠言的運用掌握在自己手中，才是駕馭群臣、治國安疆的核心所在。更顯著的例子發生在清末，19世紀末年，一股關於洋人醫院挖小孩眼睛制迷藥、神父用特製器具吸男童陽精等等稀奇古怪的謠言悄然而起，時載：「訛言橫興，莫甚於光緒二十六年夏秋之交。」「謠言謬說，日盈於耳。」（《拳匪聞見錄》）被這些謠言激起的是一場被後世譽為「反帝愛國」的義和團運動。在這個運動中，清廷對義和團的態度最為典型，先是對謠言聽之任之，放縱義和團與洋人作對，甚至派大臣剛毅等人「導拳匪入京」，借團滅洋；當戰爭失敗之後，清廷如棄敝履，發上諭曰，「此案初起，義和團實為肇禍之由，……即著該護督飭地方文武，嚴行查辦，務凈根株」。將義和團當成替罪羊，極力剿滅。對於朝廷來說，各種翻雲覆雨的手段，歸根結底就是控制，他們追求的是一切盡在掌握中。

作者：汪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