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守一：中國數量經濟學的開創者

　　上世紀50年代中期，通過經濟數學模型來研究經濟數量關係的數量經濟學開始嘗試著回答經濟增長與商品價格、投資與就業等經濟現象之間的相互作用和發展規律，以及這些要素之間引起質變的數量關係。在孫冶方先生的推動下，為數不多的幾個青年經濟學者開始了經濟數學方法、社會主義再生產數學模型和部門聯繫平衡（投入產出）原理等三方面的研究。他們用批判的眼光，審視吸收了被當時國人認為是「反動的」、「庸俗的」、「資產階級經濟學」中的數理經濟學和計量經濟學的營養，以馬克思主義經濟理論為指導，探討經濟數學方法在中國經濟研究與經濟管理中的應用。　　上世紀50年代中期，波蘭經濟學家奧斯卡、蘭格，以及前蘇聯經濟學家涅姆欽諾夫等人開始發起對現代經濟學的數學研究，通過經濟數學模型來研究經濟數量關係，使經濟學開始走出象牙塔，嘗試著回答經濟增長與商品價格、投資與就業等經濟現象之間的相互作用和發展規律，以及這些要素之間引起質變的數量關係。　　面對國際學界的新趨勢，1959年，對中國經濟學發展產生重要影響的孫冶方也認識到，經濟學必須開展定量研究。在對前蘇聯等幾個社會主義國家經濟數學的應用和發展情況進行調研後，在孫冶方的推動下，一些經濟學者開始了經濟數學方法、社會主義再生產數學模型和部門聯繫平衡（投入產出）原理等三方面的研究。　　這些為數不多的青年經濟學者，用批判的眼光，審視吸收了被當時國人認為是「反動的」、「庸俗的」、「資產階級經濟學」中的數理經濟學和計量經濟學的營養，以馬克思主義經濟理論為指導，探討經濟數學方法在中國經濟研究與經濟管理中的應用。其中的佼佼者，就包括烏家培、張守一、陳錫康、李秉全等人。　　不過，很快，「十年文革動亂」使這些人剛剛起步的定量經濟研究成為「資產階級」和「修正主義」的毒草，研究停止，隊伍解散。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1979年，經濟數學方法研究會成立，後改名為中國數量經濟學會。此後不久，1982年中國社會科學院組建了數量經濟與技術經濟研究所，誕生了中國第一家數量經濟學研究機構，數量經濟學的研究與應用迎來了快速發展時期。　　與此同時，第一批致力於數量經濟學研究的學者們，也迎回丟失的十年。張守一和他的學術朋友們一樣，作為中國數量經濟學的創始人之一，開始掙扎著拋掉「文革」的包袱，創新沉澱在自己的數量經濟學的研究之中。　　放牛娃的野望　　張守一1931年出生，父親是個鐵路工人，母親在家務農，生了8個孩子，因為缺醫少葯，只活下來2個。　　童年的張守一經歷了太多苦難：父親因為打麻將贏錢就被誣為「漢奸」關進監獄；在追尋父親的路上，自己的兄弟因為哭鬧怕驚動日軍被不小心悶死在母親懷裡；為了生存販賣些糖果卻被日軍搶奪打罵……放牛娃張守一直到1945年日本投降，父親被放回後，家境才有所改善。 1946年8月，張守一考上劉衡村小學，讀五年級，成績優秀。 1948年8月，考上湖南省立第十一中學（後來的岳陽一中），因為學費太貴，家裡不得不向地主借月息20%的高利貸供他上學。　　1949年湖南和平解放，張守一加入了共青團，寒暑假就回家鄉參加土改和在農民夜校當教員。 1952年暑假，因為是鐵路職工的直系親屬可以免費乘火車，他向母親要了5元錢，單身闖北京。 5元錢快花光時，張守一看到街上貼著一些中學招收插班生的公告，他就去報名，因為沒有任何證件，不許報考，張守一和10多個沒有證件的人跑到北京市教育局，向局長申訴：「考試憑成績，要什麼證件？」於是局長寫了同意報考的字條，而張守一則考入了北京匯文中學，不久，這所學校改為北京26中，張守一還當上了班級團支部書記。　　1955年7月，張守一被分配進入莫斯科國立經濟學院學習計劃經濟。 1956年蘇共二十大後，前蘇聯學術思想比較活躍，開始引進西方經濟學。莫斯科國立經濟學院副博士畢業生、前蘇聯勞動工資委員會局長阿甘別江在莫斯科大學借了一間教室，在莫斯科大學和經濟學院招生，免費講授經濟數學方法。張守一參加了這個學習班，學習內容為線性規劃和投入產出分析。 1957年前蘇聯科學院主席團成員涅姆欽諾夫院士在西伯利亞分院成立了經濟數學方法研究室，在莫斯科辦公，張守一與他們建立了聯繫，經常去借閱資料。到1960年畢業時，張守一5年的學習期通過了40多門課程的考試，每門都是5分，獲得了優等畢業生稱號，全班40多人，只有兩人獲得優等生。　　1960年7月畢業回國後，中國科學院經濟所前所長孫冶方找到張守一，要他到研究所研究經濟數學方法。研究中國經濟，必須了解國情。從1961年冬天起，張守一開始了全國各地的調查研究。　　1964年，中宣部在經濟所開展「四清」運動，把矛頭指向張聞天和孫冶方，不久，他們就成了「蘇修特務」。 1965年所內運動結束後，張守一參加了北京市房山縣周口店和黃山店兩個公社的「四清」運動。一次張守一到下寺生產隊，一個富農家庭的成年啞巴，知道他是負責人，嘴裡哇哇叫著，突然拿起一把刀向他衝來，張守一跑到房外，啞巴被村支書制止。還有一次，黃山店召開社員大會，鬥爭來水生產隊的一對地主夫婦。第二天這對夫婦上吊自殺了。張守一在回憶中說：「當時地主富農都很老實，沒有必要開會鬥爭，鬥爭後又沒有採取保護措施。雖然鬥爭會是分黨委決定召開的，具體由我組織安排。這說明在參加"文革"前，我就受到了左傾路線的影響。 」　　1966年6月，「四清」工作隊回京參加 「文革」。當得知毛澤東「你們要關心國家大事，要把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的最高指示後，「我對他的迷信和崇拜達到了頂峰。心想，我出身工人家庭，是黨員，是"紅衛兵"，在保衛無產階級司令部的鬥爭中，一定要衝在最前面。 」　　不久後，張守一與張曙光等人聯絡20多個青年人，成立東方紅戰鬥隊，張守一任指導員。在狂熱中鼓動起來的前放牛娃，一頭扎進政治鬥爭和群眾運動的漩渦之中，並因此也深受傷害。因「炮轟周恩來」的「五一六兵團反革命」事件，張守一也被卷了進去，成為全國約300萬被打成「五一六分子」的其中之一。　　在審理中，張守一遭受拳打腳踢，木棒相加，暈死多次。本來學部沒有五一六組織，審問中要張守一交代「同夥」，不能攀誣只有以死來證明清白。一天夜裡，張守一把電燈泡摘掉，把一個手指插入燈套內，燒壞了手指，由於腳沒有接觸到通電的物體，結果沒有死成。第二天早晨被發現後，張守一就成了「畏罪自殺」。死又死不成，不交代又得挨打，特別是得知其他人都在編造假故事，張守一也只得開始編造。他在每份編造的假材料後面，都寫了一個很小的假字，心想總有一天會真相大白。 1974年在一個大會上，張守一檢查了在「文革」中所犯的錯誤，深挖思想根源，組織結論是，他犯了「嚴重政治錯誤」。　　專註數量經濟學研究　　1979年，山西省統計局邀請中國人民大學兩位老師去講投入產出分析。他們找到張守一，因為他在前蘇聯編過投入產出表。　　通過在太原辦統計學習班，講地區表的特點和編製方法，山西出現了投入產出分析熱，許多單位邀請北京專家講課。山西編表在全國統計系統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各省統計局紛紛派人到太原取經，張守一也被邀請到河南、遼寧、黑龍江、天津、福建、北京等省市講課。　　不久後，張守一帶著他指導的碩士生劉樹成，受馬洪指派成為經濟模型組組長，編製山西能源重化工基地規劃。張守一設計了以馬克思主義再生產理論為基礎的、採用經濟計量與投入產出技術相結合的山西綜合經濟模型，包括351個方程，這是當時我國最大的地區模型。 1984年由張守一負責，編輯了《山西省能源重化工基地規劃經濟數學模型彙編》。 1989年作為經濟形勢分析和預測項目的準備，張守一設計了一個簡化的中國宏觀經濟模型，對1990年做出了預測，預測報告發表在《數量經濟技術經濟資料》上。　　作為中國數量經濟學的創始人之一，張守一在與之相關的研究中花了大量時間。　　對數量經濟學的概念，1979年以來存在四種觀點：它是社會主義經濟學的一門學科、它是經濟計量學、它是現代西方經濟學，而張守一主張叫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數理學派。　　張守一認為，數量經濟學有狹義和廣義兩個定義，前者是指數量或計量；後者是指圍繞主流經濟學發展起來的、以數理和數量關係為研究對象的、以數學和計算機為研究手段的學科群，包括數理分析（數理經濟學、經濟博弈論）、計量分析（經濟計量學、投入產出分析等）和模擬分析（實驗經濟學、系統動力學等）。這個定義拆開了數量二字，數代表數理，量代表數量或計量。數量經濟學出現後，中國經濟學形成了「兩張皮」，傳統經濟學從事定性分析，數量經濟學從事定量分析，應將兩者結合起來，形成定性與定量相統一的經濟學。理論經濟學由於存在勞動價值論與生產要素論的根本分歧，很難統一。部門經濟學和專業經濟學可以繞開這個分歧，在統一問題上先走一步。　　中國數量經濟學理論研究的發展，可以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為1958年—1978年，在孫冶方的推動下，烏家培、張守一、陳錫康、李秉全等為數不多的青年學者首先開展了數量經濟學基礎理論研究。從當時發表的成果看，主要處於對國外計量經濟學、數理經濟學和經濟數學方法等進行批判性的研究與吸收。　　第二階段為十一屆三中全會到上世紀90年代初。上世紀60年代以後，數理經濟學與計量經濟學發展成為西方經濟學的主流，諾貝爾經濟學獎大多數都授予了計量經濟學家。改革開放後，中國經濟學研究亦深受這種趨勢的影響。但這一時段我國處於由計劃經濟體制向「有計劃的商品經濟」體制轉換時期，經濟理論大大落後於經濟改革的實踐，數量經濟學理論研究的重點就落在了以馬克思主義經濟理論為指導，以生產為導向的中國宏觀經濟模型理論、投入產出理論、經濟周期理論、最優規劃理論、三論（資訊理論、系統論和控制論）、生產率（科技進步）與經濟增長理論，以及就業與物價理論等方面。目的是建立中國宏觀經濟模型，探討中國經濟的投入產出關係，研究中國經濟增長來源及其定量測算，實現宏觀經濟穩定增長，為國民經濟計劃、優化管理提供量化的控制手段與政策建議。　　第三階段是黨的十四大提出以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作為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模式後，面對我國經濟運行機制的變化，數量經濟學界除了繼續深入研究經濟周期等理論外，開始注意市場經濟在社會主義條件下實行的特徵、途徑等問題的研究。　　作為一門新興的學科，數量經濟學在經濟形勢分析與預測中得到了廣泛的應用。張守一除了研製模型和撰寫預測報告外，還提出了評價宏觀經濟運行質量的方法，具體做法是，給每個指標一個理想值，如GDP增長8%（潛在增長率），居民消費價格指數上漲3%，等等。將每年統計數據與理想值加以比較，得到正負差額，把差額匯總數除以指標個數，得到經濟運行質量評價值，這個值越小，經濟運行質量越高，反之亦然。　　1985年，張守一出版了專著《數量經濟學概論》。這部專著集數量經濟學理論、投入產出方法、經濟計量方法、經濟優化方法之大成，成為國內第一部綜合性的數量經濟學讀物。　　張守一把數學方法灌注到經濟學中，並對每一種方法都作了系統的經濟分析，形成了一部易為管理者掌握，兼有普及與提高作用的專著。他把論述的重點放在數量經濟學基礎理論、投入產出方法、經濟計量方法和經濟優化方法的論述上。這對其它分支學科起到奠基的作用，如經濟計量模型可以用來預測經濟發展趨勢，經濟優化理論可以用於經營決策，投入產出模型可以為編製經濟計劃提供依據。　　《數量經濟學概論》還在分析經濟理論與計量方法的關係方面作出了有益的嘗試。張守一對費用效用法、兩大部類比例關係、乘數和加速原理、收益遞減規律、生產價格與均衡價格、「二位一體公式」等方面所做的分析，以馬克思主義觀點，批駁了資產階級經濟學的觀點，澄清了對一些問題含糊不清的認識。　　涉獵知識經濟學　　1997年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發表了《以知識為基礎的經濟》年度報告，這個報告在全世界產生了巨大的影響，由此張守一也開始研究知識經濟，並堅持了15年。　　對信息與知識的關係，存在三種觀點，我國一些學者認為，知識是信息的一部分；OECD認為，信息是知識的一部分；張守一主張劃清它們的界線，分別研究信息經濟和知識經濟。它們的本質區別是：信息來源於採集，知識來源於創新。信息採集的對象分為自在之物和人為之物，在人為之物中，只有知識對產品價值的貢獻率超過50%，才是知識產品，因此信息的範圍比知識的範圍大得多。　　信息價值是信息勞動者採集自在之物和人為之物所創造的價值，分為轉移價值和新創造的價值。信息勞動者在採集信息時所使用的知識技術，其價值是信息轉移價值的一部分。人為之物分為傳統產品和知識產品，它們被採集分別形成傳統產品信息和知識產品信息，後者分為表裡，表為信息，里為知識，集信息價值與知識價值於一身。前者是附加在後者身上的價值，如同商業價值附加在工農業產品價值上一樣。　　知識價值是知識勞動者利用信息、知識和物質創造新知識所創造的價值，同樣分為轉移價值和新創造的價值。知識勞動者創造新知識所利用的信息，其價值是知識轉移價值的一部分。　　信息業不能生產任何技術，所謂信息技術，是指由工業或知識業生產的、信息業使用的技術。信息業可以使用電腦和網路，知識業也可以使用，應該把它們叫做信息／知識技術。　　2004年，張守一等人共同主編的 《知識經濟概論》出版，這本書將知識經濟與工業經濟的區別概括為28條，奠定了知識經濟學的一種體系。　　張守一認為，工業經濟建立在非再生資源的基礎上，這些資源越來越少；知識經濟建立在可再生資源的基礎上，其中大腦是最重要的可再生資源，越用越聰明。從供給方面看，大學畢業以上人才的增長速度比人口的增長速度快得多，各國對高科技、教育和文化投入的增長速度比對其他部門投入的增長速度快得多，以高科技為代表的知識產業的增長速度比其他產業的增長速度快得多；從需求方面看，人類對物質產品需求的增長速度在放慢，對知識需求的增長速度在加快；這些一快一慢的變化符合人與自然和諧共存的定律，說明知識經濟時代的到來是符合客觀規律的必然趨勢。　　到了高級知識社會，物質生產將高度自動化和智能化，所需勞動力越來越少，越來越多的人將從事信息活動、知識創新和現在還不知道的智力勞動。信息和知識具有共享性，從網路上獲取它們，不可能是按需分配，只能是各取所需，人類正在向「各盡所能、各取所需」的方向前進。　　作者：李成剛來源中國經濟時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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