聶露：從人民主權理論到自由主義民主觀念： 法國現代共和政體原理的形成

歡迎通過zhengzhixueren@sina.com郵箱投稿、薦稿。學人簡介聶露，中國政法大學政治與公共管理學院副教授，法學博士，主要研究方向為西方政治思想史、政府理論、選舉制度。↑【摘要】從建構和反思人民主權理論出發，盧梭、貢斯當、基佐和托克維爾提出一系列政治觀念和建議，最終形成了法國現代共和政體的政治原理。在人民主權的本質上，盧梭強調絕對的民主，貢斯當主張個人自由，基佐提出理性主權，托克維爾提出自由主義民主，最終形成以個人自由為前提而主權來源於人民的自由主義民主。在人民主權的範圍上，盧梭提出無限國家觀念，貢斯當反駁說民主只適合政治領域而基佐認為民主只適合社會領域，托克維爾指出自由主義民主將進入政治和社會等一切領域，托克維爾的觀點成為該問題的理論結晶。在人民主權的實現上，盧梭的中央集權被否定，貢斯當和基佐討論了可行的代議制方案，托克維爾在政治社會學的意義上提出了民主制度的清單。具有進步意義的政治建議尤其是代議民主制在法國現代共和政體中均得以實現。法國政體探索過程中關於人民主權的討論給中國的制度建設提供了有針對性的經驗和教訓。【關鍵詞】人民主權；代議制；自由主義民主；共和政體 從１７８９年法國大革命開始，到１８７５年確立共和政體，法國在短短的８６年間經歷了一個動蕩不安卻至關重要的政體探索過程。１８世紀的法國是一個落後的封建制國家，君主專制已經無法適應經濟和社會的發展，極端對立的政治衝突激發了法國大革命。法國大革命雖然標榜自由、平等、博愛，但是以普遍的血腥和暴力為代價，也沒有產生穩固的政治安排。此後政體更迭、政治震蕩，經歷了共和、君主立憲、直接民主、帝制、民主獨裁等多種政體。１８７５年《法蘭西第三共和國憲法》通過後，法國最終確立了現代共和政體，真正接受人民主權原則，建立代議民主制，進一步普及選舉權和保障個人自由。由此，１７８９—１８７５年政體探索過程使法國形成了現代共和政體。 這一政體探索過程的核心問題，莫過於應該建立一種怎樣的主權。圍繞著對這個問題的回答，盧梭鮮明地否定君主主權，提出人民主權，貢斯當和基佐對人民主權進行了深入地批判，托克維爾提出自由主義民主。這四位思想家除了盧梭沒有直接參与政治活動外，貢斯當、基佐和托克維爾是法國政壇舉足輕重的政治家或著名的政治活動家，其觀念和實踐都留下了長期的政治遺產。可以說，盧梭、貢斯當、基佐和托克維爾四位思想家對人民主權觀念的建構和批判，構成了法國政體探索時期最重要的政治思想脈絡。本文即通過區分人民主權的本質、範圍和實現等三個問題，評述四位思想家對這些問題的不同觀點，在政治思想的意義上探討１７８９—１８７５時期法國現代共和政體原理的形成；更重要的是，本文將總結上述政治思想討論的結論和方法對中國制度建設提供了怎樣的經驗和教訓。一、人民主權的本質 在史稱「舊制度」的１８世紀的法國，專制王權日趨衰落，社會等級依然森嚴，七年戰爭的失敗使法國失去北美等重要的殖民地，經濟發展滯後，資產階級和勞動階級已經形成，其社會地位和發展空間卻受到封建制度的強烈壓抑。這一切使法國的主權安排受到普遍的質疑：絕對的君主主權仍然是正當的嗎？如果不是，正當的主權應該有什麼本質？（一）絕對的人民主權 盧梭以肯定個人自由和平等為起點，否定君主主權，論述了絕對的人民主權。盧梭寫到，人生而自由，「它是一種藏於內心深處且直接的自由感，是自由社會構成的本質性要求」。［１］（Ｐ８６）自由不可放棄和不可剝奪，「無論何人都不能以任何借口在沒有得到他本人同意的情況下就奴役他」。［２］（Ｐ１３９）君主主權由於對個人自由的奴役，因而是不正當的。進一步地，為了更好地享有自由，盧梭提出，個人把自己的權利全部轉讓給集體，將從中得到同等的權利和更大的保障。盧梭把這個集體稱為「共和國」、「公意」或「主權者」。由於它體現普遍利益，是道德和政治的共同體，因此它永遠正確、至高無上、不可分割、不受約束，個人置於主權者的最高指導之下，所以公意理所當然比私人意志重要。一言以蔽之，主權者是絕對的人民主權。［３］（Ｐ２１－４５） 盧梭為個人自由的吶喊和對人民主權的建構，否定了君主專制的正當性根基，為人民的主權地位提供了強大的辯護，喚起了人們對共和國的追求，因而具有歷史進步意義。不過，盧梭雖然以個人自由為起點，但是在他論述的個人和主權者的關係中，個人喪失了獨立的地位。問題是，如何保障個人不受到主權者的奴役呢？存在永遠正確的主權者嗎？對此，盧梭遺留下邏輯的空白。絕對人民主權觀念對法國大革命和拿破崙的現代專制展示了其激進而可怕的影響。雅各賓派如羅伯斯庇爾和馬拉等，聲稱受到盧梭觀念的教導，自居主權者的角色。大革命領導人用恐怖的方式，擊垮了絕對君主制，繼而用殘暴的方式互相鬥爭。拿破崙攫取領導職位後，用軍事手段摧毀歐洲其他國家的封建專制，建立中央集權的現代專制，最終被歐洲聯合軍事力量顛覆。從經驗上反觀盧梭的人民主權，可謂是「用民主的專制代替了君主的專制」。（二）反思：人民主權是暴政、獨裁和中央集權 貢斯當認可人民主權是一個普遍性原則，但是他提出，人民主權就其本質來說不應當是無限的，它有極權主義暴政的可能。從理論上，貢斯當認為，如果人民主權是無限的，就等於「創造了一種能夠從人們那裡奪走一切的權力」，它本身就是一種潛在的禍害。其次，人民主權只涉及權力的歸屬及其行使方式，而決不意味著賦予政府更大的權力。在經驗上，貢斯當批評不受限制的人民主權正是法國大革命「罪惡的肇因」。［３］（Ｐ７８、８５）通過兩個層次的區分，貢斯當對人民主權的理解也從抽象走向了具體。 作為歷史學家和政府首腦的基佐，對法國政治生態有長達３４年的影響。基佐雖然反對君權神授和世襲貴族制，但他更加嚴厲地批判了人民主權原則，指出它是「一個一旦當多數人完成了破壞工作就終將結束也應該結束的獨裁。」［４］（Ｐ６８）基佐認為，法國大革命是把一些正確的觀念和空想的理論結合在了一起，這是它勝利的原因，也是造成血腥事件的原因。他批評盧梭哲學對世界的了解非常淺薄。１８４８年歐洲革命後，基佐反省「盛行的邪惡」，提出真正的「麻煩之源」是民主，因此必須根除民主觀念。［５］（Ｐ６３）［６］（Ｐ２６０）基佐最初反思人民主權造成的暴力，有維護秩序的合理性，後來厭惡民主，則反映出他對民主的誤解，以為民主必然與革命相連。 托克維爾對人民主權和民主有清晰的區分，人民主權實質是中央集權，很可能演變為新型專制主義或多數人暴政，民主則有自然情感和維護多數利益的強大的正當性，是歷史的必然趨勢。他界定了民主的三種狀態：消極時刻、積極時刻和自由主義民主。法國大革命體現了前兩種狀態。它起初破壞等級制，將社會還原為天然的平等，人們為了追求平等，個性雷同，自私孤立，成為原子化個人，此時專制容易趁虛而入，這是民主的消極時刻。接下來實行公共輿論和行政集權的統治，即人民主權，這是民主的積極時刻。托克維爾認為這兩種時刻都表現出民主的弊端。（三）反思：對人民主權的限制和代替 僅僅批判人民主權是不夠的，更重要的是尋找完善人民主權或代替人民主權的理論。在這方面，貢斯當、基佐和托克維爾有不同的側重點。貢斯當提出個人自由先於人民主權，並對人民主權構成限制。既然權力來源於自由，就應受到自由的限制。在現代社會，既有與人民主權對應的政治自由，也有與商業社會對應的個人自由。政治自由內在於主權，個人自由外在於主權，都對主權構成限制。貢斯當提出個人自由的優先性，在一定程度上扭轉了對人民主權觀念的盲目信仰，可惜他沒有充分詮釋人民主權觀念中蘊含的平等和民主等合理成分，加上政治職務的地位和任期都有限，因此無法使他的自由觀念圓滿回應人民主權提出的問題。面對法國大革命後的無政府狀態，基佐考慮更多的是，如何恢復自由與秩序。他提出理性主權的觀念，認為統治權不掌握在任何人手裡，而由「理性、正義和真理」來掌握才具有合法性。人民主權意味著統治權由某些人掌握，這從根本上就不具有合法性。基佐對自由和秩序的肯定比貢斯當更加深刻現實，但是徹底否定人民主權，是否意味著潑洗澡水連孩子一起潑掉了？ 否定人民主權，其實並不意味著否定民主。托克維爾通過界定自由主義民主，拋棄了民主的弊端，高揚了民主的益處，反而徹底代替了人民主權。他批評法國的政治家階層只看到了民主的弊端，沒有看到民主的益處，沒有努力掌握和領導民主，以致造成了狂野的暴政。［７］［８］（Ｐ８５）他基於美國經驗提出，「為了與民主可能導致的弊端進行鬥爭，只有一種有效的辦法，這就是政治自由。」只有自由才能使個體走出原子化個人的境況，培養公共精神，通過自由達到平等而非通過專制達到平等的民主，就是自由主義民主。對於此前政治思想來說，這是一種全新的政治建議，它既滿足了大眾對民主觀念的認可，又解決了大革命造成的社會失序和權利踐踏的問題。托克維爾《論美國的民主》上卷受到法國社會的極大歡迎，一掃關於主權本質的種種迷思。至此，以個人自由為前提實行民主政治這一原理，形成了法國現代共和政體統治權的本質。二、人民主權的範圍 政治統治權應該適用於什麼範圍？四位思想家對這個問題的理解表現出否定之否定的辯證過程。盧梭主張政治領域和社會領域融為一體，將人民主權實行於無限國家；貢斯當和基佐均強調政治領域和社會領域分離，但貢斯當認為人民主權應局限在政治領域，而基佐認為民主只能實行於社會領域；托克維爾提出政治領域和社會領域的區分沒有根本的意義，自由主義民主應進入一切領域。（一）無限的國家 盧梭在論述人民主權的產生時，強調個人把所有權利讓渡給國家，除此外別無所求，這實質上主張政治和社會合二為一，即人民主權適用於「無限國家」。無限國家意味著政治和經濟混融、國家和民族同一。盧梭提出，社會國家應發揮經濟職能，確立經濟平等原則。「盧梭的國家觀念沒有法律基礎，具有的是一種經濟意義：國家有權在地租方面、而且也在工業利潤方面進行干預；這樣，工資就不再取決於竭力增加自己個人財富的主人，而取決於關心把全國財富擴大到所有公民的國家。」另外，由於主權者是全體人民，從民族國家是民族的政治共同體的意義上，人民主權的國家也符合民族主權原則。［８］（Ｐ１６、１７）主權者高於政府，因此其權力凌駕於政府之上，這從另一個角度加深了人民主權適用的無限性。不過問題是，人民主權統領政治和社會領域，個人自由的空間何在？（二）有限的政治領域或有限的社會領域 貢斯當和基佐都強調了個人自由的空間。貢斯當對盧梭的主要批判之一，就是盧梭沒有限制人民主權的範圍，他提出，為了對個人提供真正的保護，除了認同人民主權外，更應該「繫於對其範圍的限制，這是在政治上對抗主權的最後保證。」［９］（Ｐ１２９）個人領域處於人民主權的管轄邊界，因為個人領域的一部分內容「有權置身於任何社會權能的控制之外」；二是個人而非集體才是權利的擁有者。他還提出了人民主權適用的時代局限，即人民主權適用於古代，而不能照搬到現代。古代社會條件表現為小國寡民、文化同質性、簡單分工、公民平等、絕對統治權即人民主權等五個方面；［１０］（Ｐ３２）現代社會條件已經變為大規模、異質而複雜、發展的商業經濟和有限主權的政治組織。因此人民主權應僅僅適用於政治領域。 基佐區分了「社會的民主」和「政治的民主」，提出人民主權或民主只能局限在市民社會領域，政治領域應當由少數精英來負責。他在１８２２年《論政治死刑》時描繪了民主的社會狀況，指出民主社會的平等特徵。但是，基佐排斥政治上的人民主權，而是強調政治權力的範圍應該是「多樣化的權力、利益和意見共存，並相互限制」。他以歷史學家的分析認為，路易十四的法國政府只信奉絕對權力的唯一原則，所以它的衰落是理所當然。［６］（Ｐ２６２、２５７）基佐也反對拿破崙用武力干預的方式在歐洲推廣人民主權，他以其他民族的自由受到損害為根據，反對毫無限制地擴大人民主權的地理範圍。如果認同貢斯當和基佐的權力範圍觀點，那麼政治領域和社會領域能夠兩分，並遵循不同的原則嗎？（三）自由主義民主進入一切領域 托克維爾認為，政治領域和社會領域相互影響，政治取決於社會的情感和文化，社會如果缺乏政治生活也將是危險的，兩者的區分沒有根本的意義。為了共同的事業，自由主義民主應進入一切領域。需要解釋的是，托克維爾曾說過人民主權原則支配著美國整個政治制度，也曾說民主進入一切領域，但他這裡的人民主權和民主都指的是以平等和自治為內涵、防禦中央集權的第三種民主狀態，即自由主義民主。自由主義民主進入政治和社會領域，這一托克維爾的創造性轉化，不僅為現代共和政體框定了權力行使的範圍，還為現代共和政治提供了繼續發展的社會基礎。三、人民主權的實現 在主權的實現問題上，四位思想家提供了豐富的政治制度清單，在不斷地付出了血的代價後，一部分制度建議成為現代共和政體的制度要素。（一）主權者和人民集會 如何實現人民主權，盧梭提供了立法和執行兩個層次的設計。在立法權上，公意產生於人民集會。公意是普遍利益，因此不能通過以個人意志為基礎的眾意來實現，也不能通過代表來實現。人民按照法律規定定期集會，表達自己的意見，積極監督政府，使政府行動在可控制的範圍內，這就是人民主權的實現方式。「當人民合法地集會而成為集體的主權者時，政府的一切權能便完全中止，行政權也停止行使。」［２］（Ｐ１２２）個人不服從公意的，公意可以強迫他服從，因為這樣才是強迫他自由。在行政權上，政府是執行公意的臨時機構。人民在不滿意的情況下可以更換政府形式，但是需要慎重考慮。在具體政府形式上，君主制的管理意志過於強大，對人民肆意支配；純粹民主是空想的，因為全體人民參與審判和執法，無異於要求一個「神的國度」；貴族制有節制的美德，通過節制和問責，提供了政府的中間形式，是一種最佳安排。盧梭也提到法治對實現人民主權的作用，認為凡是實行法治的國家，都應稱為共和國。 盧梭強調主權者的立法地位至高無上，提出了元首職位的問題，這為後來的法國總統職權進行了理論鋪墊；他充分詮釋的公民政治參與權利，成為共和政治中公民權利和美德的基礎。同時，盧梭的許多政治建議因為其空想性而具有潛在的危險。例如，人民集會能產生公意嗎；除了眾意和代議外，怎麼產生公意；法治和人民集會衝突時，誰代表公意呢？盧梭對這些問題的觀念顯然是過於抽象空洞，他自己也說，「在現代世界中，真正的美德和真正的人類自由都是不可能的。」［１０］（Ｐ２２）然而這個理論上的空洞，在現實中卻很容易被利用。如同法國大革命中實際發生的，任何人只要聲稱代表人民，似乎就獲得了政治合法性的話語權，而可能行踐踏權利的專制之實。（二）君主立憲與代議民主 貢斯當關於實現主權的政治構想一開始就是具體的，他提出了君主立憲政體，包括分權制衡、代議制和憲法制約三部分。貢斯當建議五權制衡，「長期代議權授予世襲制議院中，輿論代議權授予選舉制議院中，行政權授予大臣，司法權屬於法庭」，王權處於中立，起到平衡的作用。其次，貢斯當堅定地主張代議制。他提出，公民自由需要政治自由來保障，而政治自由的內涵是政治參與，只有通過代議制才能實現。盧梭曾經認為利己主義的商業邏輯會腐蝕代議制，導致代議制把個人利益凌駕於公共利益之上；貢斯當也不信任現代商業，但他提出代表制可以矯正利己主義，普選權能夠促進公民美德。［１０］（Ｐ３７）最後，貢斯當指出，人民主權不是產生於人民集會，而是產生於司法程序。法國大革命時期的革命法庭根據情緒和良心來斷定罪行，這是對權力的放任，因為「程序構成了一道安全屏障，省略程序就是削弱或撤除這道安全屏障」。［３］（Ｐ２１５）貢斯當提倡用憲法制約人民主權和保護個人自由。 基佐也贊同君主立憲制，但他更強調代議制的政治基礎地位。基佐認為法國自１７８９年以來經歷了「驚恐、混亂、令人厭惡的局面」，此後面臨兩條截然不同的道路：革命或立憲，而歷屆政府都應選擇立憲。［５］（Ｐ１１１、１１７）他提出，代議制是實現公共理性的方式。理性不均衡地分散在社會中，代議制通過定期選舉，發現和集中所有的個人理性，產生新的政府，暫時擁有統治權。他把代議制的基本形式歸納為：分權、選舉和公開性。其一，眾議院由選舉議員組成，君主由眾議院多數授權，行使行政權，權力主體在商議中發現正當法則時，才可以擁有統治權。其二，選舉權可以施加周期性影響，阻止統治權被當權者變成永久擁有的權利。基佐討論了普選還是限制選舉權的問題，他提出，選舉權的關鍵是讓有才能的選民選擇有才能的候選人。中產階級男性有納稅能力，具有自律、獨立、明智和較高的社會地位，能調節上下階層，應該成為選舉權的中心。公開性則是代議制的基石，指公開議會辯論和新聞自由，以便重複地促使公共權力遵守理性法則。基佐認為代議制優於貴族制和人民統治的民主政府。貴族製造成階級不平等、逃避公開性，而代議制則崇尚社會力量競爭、認可公開性。民主政府中，多數實行專制、少數被壓迫，是簡單和數量上的統治，而代議制中，少數和多數互相競爭，是有治理能力的多數人政府。［４］（Ｐ５６－７５）在擔任政府部長和首相期間，基佐致力於維護自由和秩序，造就了大革命期間任期最長最穩定的政治階段。但是，他固守選民財產資格限制，拒絕大眾的選舉權訴求，最終導致自己在１８４８年革命中下台。貢斯當和基佐都認可君主立憲制，這對於當時法國波濤洶湧的革命進程和君主大眾極端對立的矛盾來說，顯得保守和落後。但是他們關於代議民主的理論辯護和制度建議，為共和政體提供了切實可行的制度依據。（三）自由主義民主 為什麼人民主權的專制沒有出現在美國？托克維爾的回答是，因為美國實行的是自由主義民主，包括聯邦制、司法獨立、結社自由和宗教信仰等政治和社會因素。對所有這些要素，托克維爾都既分析它如何抵制人民主權的專制，又說明它如何保護人民的權利。聯邦制通過中央和地方權力相互制約，對絕對民主發揮「天然制約作用」。在司法獨立方面，憲法代表人民的永恆意志，法官有權解釋憲法和拒絕援引違憲的法律，抵制多數經常變換的無理要求。所有公民均有權向普通法院控告公職人員，避免公職人員自居主權者來壓迫個人。法學家由於其理性修養扮演貴族的角色，防止人民輕率的激情。陪審團使公民獲得日常法律教育，增強理性，約束民主越軌行為。結社自由可以解決公益問題和政治選舉，走出原子化個人的專制土壤。直接參与鄉鎮事務，為行政集權設置了關鍵的障礙。還有，共有的宗教信仰通過結合道德意識和公民義務，強化自由主義民主。上述要素既是政治層次也是社會層次上的，在這雙重層次上實現自由主義民主，是托克維爾不同於前三位思想家之處，他為自由主義民主提供了關於其社會基礎的觀念。托克維爾的政治著作在法國產生熱烈而廣泛的反響，這意味著法國社會在思想認識上已經傾向於拒絕人民主權原則，歡迎自由主義民主觀念，而他開列的自由主義民主制度清單無疑啟發著法國共和政體的制度選擇。結語：對中國制度建設的啟示 現代的法國主權應該是怎樣的，針對這個問題，圍繞著人民主權理論的建構和批判，盧梭、貢斯當、基佐和托克維爾提供了豐富的政治思想成果，最終形成了法國現代共和政體的原理。在主權的本質上，盧梭強調絕對的民主和平等，提出人民主權，貢斯當認可人民主權但提出自由的優先性，基佐嚴厲批判人民主權而強調理性，托克維爾綜合了民主和自由，提出以個人自由為前提而主權來源於人民的自由主義民主。在主權範圍上，盧梭認為人民主權無限地適用，貢斯當提出民主只適合政治領域，基佐提出民主只適合社會領域，最後托克維爾主張自由主義民主將進入政治和社會等一切領域。在主權的實現上，盧梭的中央集權被否定，貢斯當和基佐的代議制方案具體可行而君主立憲制無法跟上時代，托克維爾則在政治社會學的意義上補充了民主制度的建議。主權的本質、範圍和實現的政治觀念經過四位思想家的反思和綜合，直接塑造了法國現代共和政體。 這一點可以從１８７５年之後的法國第三共和國中找到四個層面的對應。其一，奠定了共和政體的地位。從１８７５年憲法來看，盧梭的人民主權原則和托克維爾的自由主義民主使法國告別了君主制和貴族制，選擇了共和政體。１８７６年和１８７９年兩院選舉後，共和派穩居多數，成立共和派政府，長期執政。其二，強化了總統職務。盧梭的主權者概念，影響了１８７５年憲法規定的法蘭西總統職務的特徵，即總統地位超越，任期較長，權力廣泛。其三，確立了代議民主制。貢斯當和基佐的代議制主張，直接體現為１８７５年憲法規定的議會責任制，議會是國家最高權力機關，內閣總理掌握行政權；憲法還規定了分權和制衡機制。基佐提出的公開性原則，允許公開議會辯論記錄和實行新聞自由，在第二帝國後期被啟用第三共和國繼續沿用。其四，保障公民權利和自由。盧梭和托克維爾對個人政治主體地位的辯護，早在１８４８年革命後就體現為憲法對公民普選權的規定。儘管這個規定還有年齡、性別和居住限制，但普選權一直沿用到二戰前。托克維爾關於公民結社的主張，也在第三共和國允許組織工會的立法上得到體現。四位思想家之後的法國或說１８７５年後的法國，共和政體長治久安，具體的分權還有許多磨合，但都是在共和政體的框架內進行。 上述人民主權討論的結論、方法和影響對中國的制度建設提供了具有歷史意義的深刻啟示，這裡只扼要概括三個方面。 第一，自由和民主的結合是歷史潮流。盧梭首倡民主，代替君主專制，但造成了民主的專制，貢斯當和基佐強調自由批判民主後，托克維爾加以綜合，提出自由主義民主。結合法國為了探索共和政體付出的巨大代價，上述觀念發展過程意味著，民主與專制的區別不是僅僅用人民主權代替君主主權，而是建立維護個人自由的民主政治；它還意味著，自由和民主應協同發展，片面發展民主，導致對個人自由的侵犯，片面發展自由，仍然會引發民主的革命性訴求。只有自由和民主相互結合的政治話語才具有科學的和自然的正當性。 第二，政治觀念應符合歷史發展。在四種政治思想和歷史的關係中，盧梭的人民主權觀念一度領導了法國革命推動歷史發展，但是由於其空想性和邏輯漏洞，又造成了慘重的後果，最終被否定和代替。貢斯當和基佐的自由觀念是理性的聲音，剎住了失控的歷史快車，但是由於他們沒有把握住民主的歷史潮流，也被革命洪流拋在其後。托克維爾用美國政治經驗，針砭法國的時代弊病，成為領導時代潮流的思想家。政治觀念只有符合歷史發展，才能發揮引導作用，否則不僅阻礙歷史進步，思想觀念本身也意義寥寥。 第三，絕對主義危害甚廣，價值競爭和理論探討比暴力鬥爭更有助於解決政治問題。理論上強調某個價值的重要性，易於趨向極端，一旦將這樣的理論應用於現實，就可能導致危險的後果。這是盧梭的人民主權觀念產生危害的教訓。而貢斯當、基佐、托克維爾與盧梭之間跨時代的理論探討，則在總體上發揮了政治思想解決政治問題的積極作用。自由、民主、平等、理性、秩序等價值代表不同的社會利益，價值之間相互競爭代替政治力量的暴力衝突，形成通過自由達致平等的民主的價值結構，用以指導政體架構，這無疑是一種和平的代價較小的解決政治問題的途徑。【參考文獻】［１］［法］皮埃爾·莫內．自由主義思想文化史［Ｍ］．曹海軍譯．長春：吉林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０．［２］［法］盧梭．社會契約論［Ｍ］．何兆武譯．北京：商務印書館，２００３．［３］［法］邦雅曼·貢斯當．古代人的自由與現代人的自由［Ｍ］．閻克文，劉滿貴譯．馮克利校．北京：商務印書館，１９９９．［４］［法］弗朗索瓦·基佐．歐洲代議制政府的歷史起源［Ｍ］．張清津，袁淑娟譯．張清津校．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２００８．［５］［法］皮埃爾·特里奧木夫．基佐的歐洲觀［Ｍ］．秦川譯．高毅校．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２０１２．［６］［法］基佐．歐洲文明史［Ｍ］．程洪奎，沅芷譯．北京：商務印書館，２００５．［７］［法］托克維爾．論美國的民主［Ｍ］．董果良譯．北京：商務印書館，１９８８．［８］［意］薩爾沃·馬斯泰羅內．歐洲民主史———從孟德斯鳩到凱爾森［Ｍ］．黃華光譯．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１９９８．［９］［意］圭多·德·拉吉羅．歐洲自由主義史［Ｍ］．長春：吉林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１．［１０］［美］邁克爾·布林特．政治文化的譜系［Ｍ］．盧春龍，袁倩譯．叢日雲校．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２０１３．（轉載自《教學與研究》2015年第10期）
推薦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