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憲政失敗原因：精英要權力 平民只是旁觀者 《書屋》 作者：蕭武

核心提示：「是非成敗轉頭空，浪花淘盡英雄。」歷史無情，不會原諒任何人的政治失誤，每個人都必須為自己的錯誤承擔罪責。清廷滿懷僥倖的想用改革拖延革命的爆發時間，延緩自己的王朝壽命，但是，「青山遮不住，畢竟東流去」，清廷已經日暮途窮，無論誰也不可能有回天之力了。憲政居然成為「救亡」手段，在如此語境下上演，幸也？不幸？回答這樣的問題或許已經沒有意義了，也可能見仁見智，但我們只希望，歷史的誤會僅此一次，不再出現。

一、歷史困局下的無奈選擇：憲政出場的歷史語境

中日甲午戰爭，中國海軍艦隊——北洋水師——全軍覆沒，隨後中國與日本簽訂了自1840年以來最不平等、賠款數額最為巨大的《馬關條約》，連滿洲貴族的老家東北也差點都保不住。這立刻成為維新派要求實行制度變革的最新論據。早就在鼓吹維新變法的康有為梁啟超們誘使人們相信：日本這樣一個蕞爾小國而能戰勝中國這樣的泱泱大國的根本原因在於日本進行了明治維新，實行了憲政；中國要走出危局，只有迅速變法。維新變法迅速成為社會上流傳的各種救亡方案中最受人們歡迎的一種。「推動變革的政治精英已經認識到，由於傳統政治體制本身的僵直和專制，文化的強大惰性，局部政策調整遠不足以解決民族生存危機問題，推動更大規模的制度創新是擺脫危機和實現富國強兵的必由之路。」〔1〕連洋務派中的穩健派代表李鴻章也認為「至於根本大計，尤在於變法自強」〔2〕。《馬關條約》和德國強佔膠州灣的現實堅定了人們變法求存的信心。剛剛親政的光緒皇帝在輿論影響下被維新派的真誠呼籲所激動，於1898年6月11日「根據御史楊深秀和侍講徐致靖的奏章下詔定國是，宣布變法」〔3〕。隨後的一百零三天里，清廷共頒布三十多道詔書，發布改革政令，在軍事、經濟、政治、文化各個方面發動全方位的維新運動。

同時，宮廷政治鬥爭也在暗中影響著政治改革，改革派毫無保留地和皇帝站在一邊，他們一致認為慈禧太后的「掣肘」是改革最大的阻力，只有排除了她在政治上的存在，改革才有可能進一步推進。於是，一幫手無縛雞之力的窮書生對有實力且對外形象開明、對維新表現出很大興趣的袁世凱產生了政治幻想，指望通過他來剷除慈禧太后的政治存在。袁世凱老謀深算，哪裡會聽命於他們，正當他們滿懷憧憬的勾畫未來的政治藍圖的時候，袁世凱出賣了他們。慈禧太后一乘青衣小轎、兩個隨從就足夠讓年輕而軟弱的改革派皇帝發抖了。然後就是皇帝被囚禁於瀛台，改革派或被砍頭於菜市口或流亡海外，作鳥獸散。看起來轟轟烈烈的政治革命僅僅存在了一百零三天就匆忙結束。一百零三天的時間太短，歷史沒有給維新派太多時間去實踐他們的政治方案，改革派許多雄心勃勃的改革計劃只好胎死腹中。

戊戌變法結束後，保守派官僚徐桐等人成為新的政治主流力量，除了京師大學堂之外，其他的改革措施一律予以廢除。西方列強對戊戌變法曖昧的支持態度使慈禧太后十分惱怒，漸漸萌生對西方的敵意。義和團運動恰恰在這時發生。在保守派官僚向慈禧太后就義和團事迹的轉述中，義和團反西方的一面被大肆渲染，反清的一面則被忽略。慈禧太后對此表現出極大興趣。而義和團本身並沒有嚴密的政治和軍事組織，也沒有明確的政治目的，反清滅洋僅僅是人們的一個口號而已。慈禧太后對義和團表現出的興趣使整個官僚體系對義和團都轉變態度，從積極鎮壓變成消極默許。義和團領袖們受到精神上的鼓勵，放棄自己的反清口號，開始全面「滅洋」，包括火車鐵路和電線杆在內的所有來自西方的東西都被當成反對對象，一概加以排除。慈禧太后在重新掌握權力後準備廢掉光緒皇帝的想法遭到西方國家的反對，她便唆使義和團攻擊外國使館，並在暗中支持，給義和團戰士提供槍炮彈藥。按照現代國際法的觀點，使館是一個國家的主權組成部分，西方國家認為這是對他們的戰爭行為，就組織軍隊從天津登陸，一直打到北京。義和團本身就沒有受過軍事訓練，不堪一擊，受控於袁世凱的正規軍又按兵不動，所以，八國聯軍幾乎沒有遭遇什麼像樣的抵抗就輕而易舉地進入了清帝國的都城燒殺搶掠。慈禧太后只好挾持光緒皇帝「西狩」，逃往西安。八國聯軍洗劫北京後，清廷被迫與他們簽定又一個喪權辱國的不平等條約——《辛丑條約》，史稱「庚子之變」。「西狩」途中，慈禧太后以皇帝的名義下罪己詔，同時命令各省督撫及政府大員議奏改革的具體辦法。

清政府在1901年的上諭中稱：「此次內訌外侮，倉猝交乘，頻年所全力經營者毀於一旦。是知禍患之伏於隱微，為朕所不察者多矣。懲前毖後，能不寒心？自今以往，凡有奏事之責者，於朕躬之過誤、政事闕失、民生之休戚，務當隨時獻替，直陳無隱。當此創巨痛深之後，如猶惡聞諍論，喜近讒險，朕德雖薄，自問當不至此。」〔4〕這道上諭表明，清政府再次在危機存亡的關頭想到了改革。在隨後的一系列諭旨中，朝廷明令全國各地大員及政府要員「備就現在情弊，參酌中西政治」提出改革辦法。是年4月25日，北洋大臣袁世凱率先上呈變法奏摺〔5〕。同年7到8月間，兩江總督劉坤一與湖廣總督張之洞聯銜上呈著名的「江楚會奏變法三折」。從1901年開始，朝廷主導下的改革在各個方面逐步展開，一些從制度上進行改革的呼聲也慢慢出現。

就在國內出現改革呼聲的同時，日俄戰爭的結果再次加強了人們「憲政救國」的信心。按照當時人們的理解，正如當年戰勝中國一樣，小小的日本能夠戰勝強大的俄國的原因在於日本實行的憲政。正處於民族深重危難中的中國人對於憲政的功效有了更加浪漫的想像，甚至希望能夠立竿見影。1904年，駐英公使孫寶琦上書朝廷請求立憲，地方大員中的重要人物如兩江總督周馥、湖廣總督張之洞、兩廣總督岑春煊等紛紛響應〔6〕。1906年，慈禧太后在召對中問張之洞如何平息留洋學生排滿，張之洞輕描淡寫地說：「只須立憲，此等風潮自然平息。」憲政在各方面的不同期待中正式出場了。

二、武裝反清：革命派的活動

1894年，孫中山上書兩廣總督李鴻章請求變法，李不予答覆。孫情緒低落，轉而起程旅歐，歸來後，與愛國資本家何寬在檀香山成立興中會，開始準備策動革命。差不多同時，香港商人楊衢雲在香港發起成立輔仁文社，作為革命組織。不久，孫與楊會合，兩個組織在合併為興中會總部後，積極籌備起義〔7〕，並提出「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創立合眾政府」〔8〕的口號，確立反清革命宗旨。

1895年，革命派在廣州籌劃第一次起義，但在中途流產。隨後，孫中山流亡英美，把自己在倫敦被捕和脫險的經歷寫成《倫敦蒙難記》。該書在英國的暢銷使孫中山的中國革命領袖地位確立起來。孫中山在1897年與該書的俄文譯者談話時針對國內方興未艾的維新變法活動表示：「目前中國的制度以及現今的政府絕不可能有什麼改善，也決不會搞什麼改革，只能加以推翻，無法進行改良。」〔9〕同年內，孫中山還在《倫敦蒙難記》及相關文章和談話中明確宣布了革命的目的是建立「一個負責任的、有代表性的政體」，他自己則「對立憲政府和文明國民意義的認識和感受愈見堅定」。可見他認為革命是建立立憲政府的惟一途徑。進一步而言，孫中山事實上也認為憲政是中國走出危機的惟一選擇，與國內的立憲派所不同的僅僅是道路選擇上的分歧，在近期目標上都是通過立憲政治挽救民族危亡。但上書遭冷遇使他對溫和的道路最終絕望了，而康有為則因為受到朝廷的重視而不願意放棄改良。同時，太平天國殘部的反清力量大量分散於廣東及香港，形成的幫會勢力，使孫中山認為自己反清的路途上並不孤單。他和他們取得了聯繫，並開始依靠他們發動軍事暴動。

為爭取革命力量，孫中山在國外大倡激進革命的同時，也暗地裡與康梁派通好，一方面以過來人的身份勸說康有為放棄改良，一方面以同志身份與他們共同探討救國方略，議論時事。但其時正值康、梁在國內走紅之際，康有為認為與孫中山這樣的在逃犯交往不利於自己的聲名，便拒絕與孫中山通好。變法失敗後，康有為率梁啟超和大批維新變法的信徒流亡日本。孫中山再次伸出橄欖枝，託人轉告康有為，認為「非革命，國家必無轉機」，勸他改弦易轍，共商革命大計。康有為卻不領情，大談「無論如何，不能忘記今上」，先後流亡日本、英國、加拿大，成立保皇會，並自任會長，高唱反對暴力革命的論調。梁啟超作為康有為的得意門生、維新派的第二號人物，識見與乃師大不相同。他主動接近孫中山，同情革命，並以《清議報》為陣地，為革命派大做政治宣傳，直到1903年〔10〕。在這段時期，梁啟超與康有為處於事實上的分裂和對立狀態，他不但很少為康有為的保皇主張奔走，反而連續在《清議報》上發表《俄公使論中國瓜分之易》、《愛國論》、《中國積弱溯源論》、《自由書·國權與民權》、《十種德性相反相成義》等文章〔11〕，駁斥專制主義，闡發民權與憲政等思想。1900年，孫中山一面爭取李鴻章在廣東割據獨立，一面通過梁啟超的弟子唐才常等人在國內發動自立軍起義。雖然這次起義又和以往的所有起義一樣失敗了，但卻使原本擁護康有為的保皇主張的一部分人分化到革命派陣營中來，壯大了革命力量。梁啟超也用自己豐富的輿論宣傳經驗和暢快淋漓的文字鼓舞了許多留日學生，使他們成為二十世紀初期革命的骨幹力量〔12〕。

1900年，孫中山策划了惠州起義。同時，國內不同於孫中山的具有政治反對力量色彩的組織也漸次出現，並且規模較大。1902年4月蔡元培在上海發起成立的中國教育會，名為編寫教材，實則另有所圖。1903年，黃興在內地長沙發起成立華興會。這些團體自動組織拒俄運動，遭到鎮壓之後漂流日本，和正在日本進行革命宣傳的革命者一起，在1905年合併為同盟會。

受到新政政策的影響，從內地東渡日本留學的中國留學生人數在二十世紀開始的幾年裡激增，而且呈逐年上升趨勢。這些人在日本受到革命宣傳鼓舞的同時，又親眼目睹了清政府每況愈下的政治現狀，也開始自辦刊物，討論時政和革命思想。1903年初《湖北學生界》在東京問世之後，其他省的留學生也紛紛效法，《直說》、《江蘇》、《浙江潮》等陸續創刊，有些刊物的影響甚至遠及國內。同時，《革命軍》、《猛回頭》、《警世鐘》和《駁康有為論革命書》也出版刊行，從國外悄悄流傳到國內。《蘇報》在上海出版，從國內影響最大的反清革命宣傳刊物，創刊僅僅三十七天就遭到封殺，就此由章太炎與政府在租界的法庭上公開為之辯論，「清廷雖訟勝，而章不過僅得囚禁兩年而已。於是民氣為之大壯」〔13〕。《蘇報》被封后，原《蘇報》另一主要人物章士釗又創辦《國民日報》，繼承《蘇報》宗旨，繼續進行革命宣傳。同盟會成立以後，創立《民報》〔14〕，作為機關刊物和輿論陣地，隨後立即由汪精衛、胡漢民、陳天華、朱執信等人主筆，與重新回到康有為門下的梁啟超主筆的保皇派刊物《新民叢報》展開辯論，澄清了革命的主張和可能的後果，也駁斥了保皇派的無謂擔心——他們擔心中國革命會遭到列強幹涉，並由此引發中國被瓜分的浪潮。

革命派一邊同保皇派進行論戰、宣傳革命，一邊積極籌備和發動武裝暴動，一邊也偶爾從事暗殺活動。1905年以後，革命宣傳逐漸淡化，直接的武裝暴動成為革命派的主要活動。此後的幾年裡，由孫中山以同盟會的名義在西南地區發動了幾次比較大的起義：

自同盟會成立至武昌起義前夕，凡六年間，同盟會和受同盟會影響的國內其他反清分子組織和領導了十一次規模較大的武裝起義。它們是：（1）1906年12月由同盟會骨幹劉道一、蔡詔組織發動，由湖南會黨領袖龔春台具體指揮的「萍瀏醴起義」；（2）1907年5月與孫中山有聯繫的會黨領袖陳涌波領導的潮州黃花岡起義；（3）1907年受孫中山指派的會黨領袖鄧子瑜領導的七女湖起義；（4）1907年7月光復會會員徐錫麟發動安慶起義；（5）1907年8月會黨出身的同盟會會員王和順領導的欽州防城起義；（6）1907年12月孫中山、黃興直接領導的廣西鎮南關起義；（7）1908年3月黃興直接領導的馬篤山起義（又稱「欽廉止思之役」）；（8）1908年孫中山委派會黨領袖黃明堂領導的雲南河口起義；（9）1908年11月安徽岳王會成員熊成基領導的安慶新軍起義；（10）1910年2月同盟會會員倪映典（原岳王會會員）領導的廣州新軍起義；（11）1911年4月黃興直接領導的廣州「黃花岡起義」〔15〕。

其中，1907年就有五次之多。1908年以後，回國後加入國內新軍的留日學生在內部自覺地組織共進會、文學會一類的組織，暗地裡發展革命力量，策劃武裝起義。武裝起義逐漸轉變成有組織、有計劃的革命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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