緬懷牟永抗先生      錢江晚報

鄭嘉勵

　　2月10日，著名考古學家牟永抗先生在杭州去世。

　　錢江晚報特約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員鄭嘉勵，寫下一篇回憶文章，在此獨家刊發，紀念這位浙江考古的奠基人和學術帶頭人。

　　考古學本是透物見人、見事的學科，對於一位考古學家，更值得通過這些真實的物與現場，讓更多人了解牟永抗先生，了解何為考古，何為考古人。

緬懷牟永抗先生

　　2017年2月10日，牟永抗先生因病去世。雖然早有心理準備，但消息傳來，仍不免傷感。

　　四年前，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舉辦「牟永抗先生從事考古工作60周年座談會」。大家對牟先生的考古生涯、學術成就，各抒己見。我在會上也有個簡短髮言，今天根據記憶，將當年的發言記錄下來，以表達對先生的緬懷之情。

　　牟永抗先生的成就，主要在於浙江史前考古領域一系列開拓性的成果，此為業界周知。而我要說的是，牟先生的考古實踐以及他傑出的觀察力與思考力，對我——一個從事歷史晚段考古的人的思想啟迪。

　　我讀《牟永抗考古學文集》（科學出版社，2009年），對兩篇瓷窯址考古的文章印象深刻。

　　一是《南宋官窯的發現和研究（續議）》，關於杭州老虎洞窯址出土遺迹的分析和瓷器工藝的觀察。細緻觀察考古發掘的遺迹、遺物，在觀察中發現問題、提出問題、解決問題，最後將具體問題，有意識地逐步升華到方法論的層次。這是「牟式」學術的重要特徵。

　　《南宋官窯》典型地體現了這種學術模式，儘管面對的是宋元時期的文物。他觀察瓷器，角度獨特，眼光敏銳，深入到原料配方、拉坯、施釉、裝燒、廢品掩埋方式等每個「有意味」的細節。大凡支釘多少？器足刮釉方式？釉層厚薄及層數？每每能在別人不注意的地方，提出尖銳的問題。他研究宋元瓷器，恪守經典考古學家的「家法」，對歷史文獻有著近乎本能的懷疑，只專註於地層、遺迹、器物本身的觀察與分析。儘管文章的結論，我未必同意，但我必須承認，他從「觀察」遺迹、遺物出發，曲徑通幽，提出了許多重要的、不容迴避的問題——這種方法與牟先生研究良渚玉器、史前陶器一脈相承——他是個真正做到一切從「物」出發的醇正的田野考古學家，並以考古學家的姿態，對南宋官窯研究提出了只屬於考古學家才能貢獻的問題與方法。我相信，這篇文章以及他與任世龍先生早年在浙江瓷窯址考古實踐中的方法論意義，將來一定會被更多人認同。當然，如果他的文筆，不要那麼彎繞、枝蔓，就更好了。

　　另一篇文章是《江山縣峽口三井（卿）口碗廠調查散記》。1979年緊水灘水庫建設，牟先生在浙南山區發掘龍泉窯遺址，面對著考古揭露的窯爐、作坊遺迹，古人如何組織生產？產品如何銷售？窯工如何生活？許多問題油然而生，但都無法解決。當時，衢州江山縣的三卿口碗窯，還以傳統方式生產瓷器。牟先生自發前往實地調查，將瓷器生產、裝燒、出窯、包裝、銷售，一一記錄。更難得的是，他綜合各種口碑調查，記錄下1949年以前碗窯的生產經營方式，條理明晰，巨細靡遺。

　　這種做法與當今時髦的「歷史人類學」沒有什麼兩樣。但我們知道，那是在三十多年前的1979年，牟先生這一代人可能根本沒有聽說過「歷史人類學」的概念，多數的基層考古工作者恐怕完全沒有那樣的問題意識。而他已經開始從事那麼「前衛」、「先鋒」的實踐了，並留下了令人信服的文本。

　　牟先生調查三卿口，不為「時髦」，只為解決田野考古實踐中遇到的具體問題。這說明他是個善於在田野中思考、發現、解決問題的人。

　　兩篇文章如今少人提及，但它集中展現的紮根于田野的觀察力、思考力、執行力，值得做歷史考古的人揣摩、學習。

　　以上文字，大概就是我當年的發言內容，整理出來，與朋友分享——想一想，牟先生的考古生涯，留給我們，留給浙江考古界一筆怎樣的財富？

　　接下來，再說點我個人對牟先生的印象。他是台州黃岩人，我是玉環人，方言相通，他常常稱呼我為「小老鄉」。牟先生思維活躍，對許多事物都有獨到見解，他也不是那種四平八穩的老好人，勤于思考，也勇於表達，批評看不慣的人事，常常不留餘地。但他對年輕人比較寬容，向以鼓勵為主。

　　牟先生是「醇正」的考古學家，強調考古學的學科本位，堅守從遺迹、遺物出發的原則，對歷史文獻有較強的戒備心理，該思維方式表現在《「斷髮紋身」小議》等許多文章中。他的堅守當然有其合理性，建設浙江先秦、漢晉歷史，能有多少可靠的、具體的傳世文獻？就是重建浙江青瓷史，也應該以考古資料為基礎。不過，面對浙江唐代以後的考古與文物，情況可能稍有不同。

　　我是有強烈「史學情結」的人，平常也不掩飾自己的史學趣味，牟先生當然知道我們之間的旨趣異同。我常常聽到他批評某些人、甚至某些大學者的做法偏離了考古學的正確方向，也擔心他罵我搞的那套東西根本就不算考古學。但是，他從未在公開場合批評我。

　　我知道，這是他對我——一個同鄉晚輩的寬容與愛護。是的，是「寬容」。私底下，他經常提醒我應該在田野上多下工夫，妥善處理實物與文獻之間的平衡關係。去年，單位年終業務彙報，我報告《嘉興子城遺址的考古調查》，先是羅列一大通歷史文獻，全宋文啦、地方志啦、輿圖啦……然後，再介紹考古調查的收穫。

　　會上，牟先生未有異議。會後，他找上我，說，「小鄭，我們做考古的，應該先把遺迹、遺物搞清楚了，再來結合文獻，而不能顛倒過來」。

　　在於他，這是關乎學科定位的原則問題，在於我，因為沒有那麼強烈的「學科純潔性」追求，這問題可大可小。如果換做他的同輩人，他可能早就開罵了。幸虧我是他的同鄉晚輩，他選擇了寬容，選擇耐心等待我的成長。

　　至於具體的學術趣味，牟先生與我是有區別的。如何處理文獻與考古的關係，是歷史時期考古最大的理論問題。我認為，文獻與考古本來就不是一個語境的東西，有矛盾衝突是常態，原本就不該做生硬的牽合附會；考古與文獻，都是歷史的片段，不必非此即彼。從事歷史晚段考古，文獻準備是基本要求，算是大處著眼，具體研究時，保持考古材料獨立性，算是小處入手。但是，牟先生的批評依然擲地有聲，我們既然站在田野考古第一線，首要任務就是處理好遺迹與遺物的關係，這是別人無法替代的勞動，至於書齋案頭的文獻準備，相對來說，確是第二位的。

　　在我看來，牟先生是浙江考古事業最重要的、全面的開拓者之一。而我最大的職業理想，正是希望將來在我告別職業生涯之際，也能被人認為是浙江考古某個領域的開拓者。我認為，這是對一個人職業生涯最高的褒獎。

　　早上，有年輕朋友紀念牟先生，說他是個溫和的謙謙君子。我說，牟先生只是對晚輩寬容，對行業內的不良風氣、對同輩學人的不思進取，批評極其嚴厲。牟先生是有個性、有批判精神的人，在浙江考古界，猶如魯迅先生一般的存在，而非周作人這樣的「謙謙君子」。周作人固然很了不起，但是類似的文人，在中國文化傳統中並不缺少。而魯迅是唯一的，在中國是不可替代的，少了他，中國文學史就少了一大塊。

　　而今，他走了。泰山其頹乎？哲人其萎乎？嗚呼！

　　2017年2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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