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痾遍地：人們會最終投向秩序的懷抱？

2010年，當托尼·朱特生前最後一部著作《沉痾遍地》出版時，金融海嘯大潮尚未退去，意識形態的海灘上狼藉一片。有人在批評福利國家，有人在抨擊美聯儲的錯誤決策，更多的人則排起長隊向「凱恩斯主義」（注）宣誓效忠。看上去這是一次左派的勝利，但朱特並不感到欣喜，因為在他眼裡，這不是一場真正意義的「知識革命」，只不過是自由市場派的一次「戰術性撤退」。

托尼·朱特想要徹底改變這個狀況，儘管他已時日無多——2008年，朱特被確診患有「肌萎縮性脊髓側索硬化症」，次年徹底癱瘓在床。憑藉深厚的學養和驚人的記憶力，朱特口述完成這部著作。朱特指出，若想真正實現「知識革命」，我們就必須掙脫舊有的話語習慣，「重新思考國家」。

自1989年以來，西方世界一直在為「過分強大的國家」的最終失敗而額手稱慶，並沉浸於自由市場和小政府的自我想像中。但是朱特告訴西方，2008年之後必須學會「重新思考國家」。朱特的理由是：首先，「國家總是和我們同在」。在可預見的未來，18世紀以來的民族-國家的格局仍舊會長久不變，所謂因為全球化而導致的「公司市場國家」並不真正存在；其次，我們正在進入一個不安全的時代——面對經濟不安全、人身不安全、政治不安全，人們會出於恐懼而重新投身國家的懷抱。方此之時，「開放社會將再次被迫自我關閉，為了『安全』而犧牲自由。人們將不再是在國家和市場之間進行選擇，而是在兩種國家中進行選擇。這樣，我們就必須重新思考政府的作用了。如果我們不思考，別人也會思考。」

「重新思考國家」！為了避免表錯情，在理解這個論斷時我們必須不斷地默念「南橘北枳」這四個字。作為一個審慎的社會民主主義者，托尼·朱特絕不會天真地主張恢復1989年之前的「過分強大的國家」，恰恰相反，他認為如果要「重新思考國家」，就應當從下述命題開始：「承認真正的傷害以前是、而且現在還是由過分強大的政府造成的。」

相比於他的論敵，朱特的政治判斷要老到得多。他並不天真地認為民主、權利、自由和經濟進步之間存在著必然的聯繫，不僅如此，他還認識到：「對大多數人來說，一個穩定的極權政府比一個失敗的民主國家要更可取。」民主、正義、自由等的價值並不是天然就具有壓倒性優勢的——即使它們在道德上具有優勢，也不意味著它們在實際生活必然地排序優先。朱特甚至同意某種霍布斯式的論調，人們首要的需求始終是「安全」。而且，「隨著全球威脅的增加，秩序的吸引力也會因此加強」。

但是，這並不意味著朱特就向國家主義繳械投降了。事實上，對於朱特來說，為什麼要重申社會民主主義的立場，為什麼要重新思考國家的職能？其目的恰恰是為了避免墜入極權主義的深淵。

朱特的理由是這樣的：從歷史上看，社會民主主義並未發展成為極權主義，這就讓我們至少在經驗上吃了一顆定心丸；從邏輯上看，隨著不安全感的加深，過分信任自由市場和小政府所導致的政治反彈可能性就越大。恐怖主義、移民、失業或者犯罪，以及未來幾十年中可能出現的劇烈氣候變化及其社會和環境的影響，帝國的衰落以及隨之而來的「小戰爭」，面對動蕩局勢的集體政治無能……凡此種種威脅，不管它們是現實的還是潛在的，都極容易被「沙文主義」（注）政治家利用。因此之故，適當地加強國家干預而不是一味地固守小政府，反倒是遏制極權主義政治反彈的長策良方。

與此同時，朱特認為那些對「過分強大的國家」的擔憂是合理的，一來國家必然會導致強迫，二來國家還可能把事情搞砸，而且一旦國家犯錯，往往是戲劇化的大規模的錯誤。職是之故，朱特的立場始終是執其兩端取其中：他一方面反對左派的立場——認為國家是解決任何問題的最好解決方法；另一方面他想要從另一種對立的觀念中解放出來，認為國家根據定義永遠是最壞的選擇。

回首1989年～2009年，朱特沉痛地認為「這二十年被蝗蟲吃掉了」。此處的蝗蟲當然是隱喻，指的是不受約束的自由市場，以及由此衍生的不受約束的貪婪之心。「極端不平等的社會也是不穩定的社會。不平等會引起內部分裂，而且，遲早會引起內部鬥爭，其結果往往是不民主的。」雖然這是在刻畫美國的現實，但是朱特對於美國自里根時代以來逐漸固化的貧富差距的描述，以及對不平等可能導致的政治不穩定的警告，對於大洋彼岸的讀者同樣也是字字驚心。

喬治·奧威爾說：「將普通人吸引到社會主義，使他們願意為之獻身的『社會主義的魔力』，就是平等的思想。」為求避免背負過重的歷史包袱，朱特舍「社會主義」取「社會民主主義」之意。但是另一方面，這裡絕非僅僅是字詞之別，而是有著根本性的差異：社會主義意味著「要用一個建立在完全不同的生產和所有制系統基礎上的繼任政權取代資本主義。」它意味著絕對、激進、毀滅和革新。與此相對，社會民主主義的最大優點恰恰就是它的不純粹性。用朱特的話說，它天生患有「精神分裂症」，是所謂的「雜牌政治學」。作為一種妥協，社會民主主義「意味著接受資本主義和議會民主主義作為框架，在這個框架以內，迄今為止一直受到忽略的大部分人口的利益現在將會得到解決。」簡而言之，社會民主主義希望每個人，哪怕是最貧窮的人也有一份生活——一份體面的和值得過的生活，就像最偉大的人一樣。

在本書「偉大的社會」一節中，朱特援引英國詩人約翰·貝奇曼《在威斯敏斯特教堂》的一句話作為題記：「我們的民族代表著民主和完善的下水道。」有趣的是，當時的英國人雖然以民主為榮，但倫敦的下水道遠未臻於完善。因此有人說，作為在威斯敏斯特教堂的祈禱，這首詩與其說是對現實的刻畫，不如說是對未來的憧憬。

凱恩斯主義：也稱「凱恩斯主義經濟學」，主張國家採用擴張性的經濟政策，通過增加需求促進經濟增長。即擴大政府開支，實行財政赤字，刺激經濟，維持繁榮。

沙文主義：原指極端的、不合理的、過分的愛國主義（因此也是一種民族主義）。現含義也指盲目熱愛自己所處的團體，並經常對其他團體懷有惡意與仇恨，是一種有偏見的情緒。

——編者注

(責任編輯：文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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