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小楓：今天憲政的最大難題是如何評價毛澤東

　　劉小楓：理解政治問題必須先擺脫簡單的口號

　　劉小楓：各位同學大家好，王（人博）老師在前面做了非常好的一個報告，給我很大的啟發，王老師是中國憲政史的名家，我是看他的書啟蒙的。我先簡要的談一下我對他報告的兩點非常強烈的感受。

　　第一個感受就是他告訴我們，看待問題、尤其是政治問題要從歷史的角度和具體的政治現實的歷程去看，而不能僅僅去追求一些口號。這個對於我們當今的現實是非常有啟發意義的。因為我們現在的學界也好、傳媒也好，基本上都是一些對於簡單的口號和理念的追求。我們就拿所謂的中國夢的問題來說，我們就知道元旦時候發生的事件，中國夢等於憲政夢，然後很快就受到制止，因為憲政夢的含義就是要實現自由民主憲政，自由民主憲政沒有實現那麼這個中國夢就沒有實現。但是說「中國夢」的這位我們的領導者，他不是這個意思，我們曲解了他。

　　我們普通的人，甚至一般的知識分子，我們大學生在大學課堂裡面聽到的就是民主憲政夢，由此可以說我們現在基本上是處於一個一般的口號的籠罩之下，不管是聯邦制、自由民主、軍隊國家化等等，這些都是所謂的普世價值。王老師的講演告訴我們，尤其是告訴我，這些口號，如果從這些口號來看問題是過於簡單化，政治是非常非常複雜的東西，要實現政治視野是非常艱難的問題。所以理解政治問題必須要擺脫這些簡單的口號，我相信尤其是我們學政法的同學，跟政治打交道的一定要理解要懂得這個，不然的話政治就白學了。

　　劉小楓：二戰後我們受到的不公正待遇遠超一戰

　　劉小楓：理解政治的話，王老師舉到了很多實際的例子，給我很大的刺激。比如說王老師講到的第一次世界大戰，巴黎和會與我們中國近代建立的關係，這讓我想到了另外一件事情。我認為，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我們遇到的不公正的待遇，遠遠超過第一次世界大戰，遠遠超過巴黎和會。我們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我們派出了工兵，但是這個戰爭並沒有在中國國土上發生，我們犧牲的國人和第二次世界大戰是不能夠相比的，這個大家很清楚。

　　但是我們看一下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結果是怎樣的？我們的領土居然就被美國拿去了給到日本，現在還在它的控制之下，而我們中國居然不敢對美國說。你說這個主權問題你不選邊站，這個話沒有道理，你說的出口嗎？這是好簡單的一個法理，都是戰勝國，但是它卻把中國的土地拿去給了一個戰敗國。

　　一戰和二戰最大的區別就是，二戰之後戰勝國和戰敗國之間並沒有建立一個統一的和平條約，開羅宣言已經講得很清楚。英美中俄是不能夠和戰敗國單方面簽約的，美國是單方面的事情，這是後來50年代抗戰爆發導致的一個結果。所以韓戰是非常大的一個關節點，離開這個問題我們就說很多問題還是看不清楚。

　　因此我覺得二戰之後，這個結局對於中國人來說，當然比第一次世界大戰巴黎和約的恥辱大得多，這是沒有辦法相比的。由此就可以看到在這個問題上，政治的複雜性、艱難性，由此也可以說王老師前面說的國外那些所謂的列強，沒有誰是真正替中國著想的，替中國著想的只能是我們自己。

　　劉小楓：要跳出共和專制的二元對立看歷史

　　劉小楓：接下來我就想思考一下中國的共和問題，所謂的共和夢，好像沒有實現，以及中國的所謂的共和之內涵等。我的看法是，我們對於中國共和的歷程要有一個實實在在的政治法理的理解，因此我想試著來從歷史，也是從歷史的法理這兩個角度來談談我自己的一些粗淺的看法。

　　進入這個問題之前我們先還是要提一下王老師提到的這些口號，那就是說不管共和也好，還是其他政體也好，這些都是一些國家政治制度的名稱，而我們現在已經出現一個所謂的專制和共和的二元對立，但是如果我們知道一點點法理的知識，政治制度的類型是很多的。所以，我們要先跳出這個所謂的專制共和這樣很可笑的一種二元對立。嚴格來講我們追求的是普世價值，什麼是普世價值？那就是一個國家是好的國家，是一個德政的國家，這個民族是有德性，人們生活得幸福，這是對於我們對一個政治共同體的一個最基本的好壞的判斷。如果我們把這個好的判斷直接等同於所謂的自由民主的話，這個在邏輯上和實質上是說不通的。

　　我們現在要擺脫這樣一種思維，其實是很危險的，你這樣說人家馬上攻擊你，認為你反自由民主，現在反自由民主成了反革命。我們現在如果擺脫這樣一些我們現有的意識形態之爭來看問題的話，情況就不一樣了。我們可以說所謂共和的觀念，共和所謂的追求這個東西是什麼時候出現的？當然是法國大革命末期。法國大革命提出了一種基本的所謂新型的國家政治的形態，就是人民主權。我們現在以法國大革命為基礎來看一下西方歷史，理解王老師講的中國面對西方首先選擇什麼樣的制度。

　　劉小楓：中國傳統制度與法國主權專制的君主國相似

　　劉小楓：法國大革命之前和法國大革命之後的情況是非常不一樣的。在法國大革命之前其實有三種不同的政治形態，但是這些政治形態我們都可以稱之為君主國。君主制在法國大革命前有三種形態，第一種形態我們稱之為君主主權專制的君主國，這是以法國為代表的，這樣一種君主國是以民族的統一體，以語言、文化傳統為凝聚力的基礎，這叫君主主權專制的君主國。

　　第二種君主國我們稱之為有限的君主國，這個是神聖羅馬帝國軀殼之下所存在的君主國。所謂的神聖羅馬帝國從中世紀末期的962年持續到1806年拿破崙強迫弗朗茨二世退位。19世紀以來好些西方的君主國就從神聖羅馬帝國那個地方獨立出來了，既有基於民族性的君主國，也有基於結盟的君主國，比如說瑞士這樣的王國。而德意志神聖羅馬帝國的版圖就收縮為日爾曼語地區，語言上統一，但是在日爾曼這個地區有大大小小的帝國。這是在於一個帝國的框架之下，我們稱之為有限的君主國。

　　還有第三種，這樣一種君主國我們可以稱之為是一個特殊的例外，這個例外就是它既非像法國那樣的君主專制，也不像神聖羅馬帝國那樣的帝國框架下的有限君主國，而是由於地緣因素使其成為一個獨立的君主國體，這就是英國。後來美國的情況跟英國一樣，是一個所謂的地緣，即海洋因素使其很自然的容易形成一個國體。我們可以說中國問題的話，只能說歐洲大陸來類比。如果把英國式的海洋王國，法國的君主王權專制與神聖羅馬帝國框架下的有限的君主國這三種君主國進行對比，中國傳統的政治制度像哪一種？在法國大革命前，遇到共和挑戰之前像哪一個呢？像法國。我們中國自秦始皇以來是一個絕對的君主國家，當然說傳統中國是封建的歷史階段，那是一個笑話，秦朝是沒有所謂的封建制度的。

　　法國的獨立君主國是靠當代的戰爭，比如說天主教和新教的戰爭打出來的，要使得這個民族形成一個統一的共同體，難免要經過內戰，美國也是。同樣的道理，我們中國在歷史上經過很多的戰爭，才產生一個統一的國家。因此我們可以說，中國傳統的君主國這樣一個國體，並沒有什麼不好。能夠把這麼大一個國家，而且這麼多的民族融合在一起，是一個非常了不起的的事情。

　　劉小楓：中國傳統政體曾經倍受歐洲推崇

　　劉小楓：同時我們也可以說，中國是一個德政國家，這是由於儒家在中國傳統國家政體裡面起的決定性的作用。在法國大革命之前的西方整個歐洲是非常推崇中國政治體制。現在相反，我們現在年輕人也好，學界也好，年輕人受到老一輩學者的影響，對於中國傳統的政體是蔑視的，這是很奇怪的想法。西方對於中國的評價是什麼時候開始拐彎呢？是法國大革命後期的啟蒙運動，恰恰就是所謂的普世價值出現，從黑格爾世界歷史哲學才開始把中國貶下去了。

　　現在就轉入法國大革命之後的情形，重要的就是在法國大革命引出來一個「憲政」概念，即立憲。立憲有兩個最基本的含義。第一個含義就是要形成一個作為政治統一體的國家，這是一個要害。如果不是為了建立一個政治統一的國家，那要憲法幹什麼呢？憲法與政治共同體的統一和秩序的建立密切相關，這是法國大革命立憲的第一個基本含義，才能看到中國為什麼在追求共和過程中會出現這麼多的問題。

　　第二個，那就是憲法是由誰來制定，即制憲權的主體是什麼。法國大革命帶出一個全新的觀念，那就是制憲權的主體是人民，所以人民共和就開始出來了。憲法這樣一個觀念並不是法國大革命才擺出來的，在這之前，嚴格來講，已經有實實在在的憲法。憲法就是訂立一個契約，在傳統的君主制下，比如說在英國、法國，甚至在羅馬帝國也有這樣的基本法，我們可以稱之為憲法。但是法國大革命之前的這一些准憲法的制定者是君主，或者說是封建主，比如說神聖羅馬帝國憲法的制定者是帝國下面各個有限君主國的君主來共同簽訂的一個契約，這個是憲法。所以法國大革命提出了一個全面的口號就是人民主權，人民是個很含糊的概念，誰來代表人民？人民能夠建立或者制定憲法嗎？其實不是。人民必須要靠代表，因此黨派是在法國大革命中開始出現的。記住和這兩個要點，我們就可以看清楚中國是面臨什麼樣的問題了。

　　劉小楓：絕對君主也可以立憲

　　劉小楓：我們現在接著看一個問題，那就是法國大革命之後我們都知道出現了復辟。拿破崙的復辟意味著什麼？君主復辟嗎？君主拿破崙復辟，制定法典，拿破崙也立憲，所以拿破崙的立憲靠什麼？是個絕對君主王權，我們知道法國大革命之後，法國有多少憲法，數一下，法國大革命過程之中就有好幾個憲法。

　　因此不要把憲法看起來好像是萬能的，誰來定憲法是關鍵。拿破崙定的這個憲法，君主也可以定出一個符合共同體利益的憲法，這個憲法並不意味著就會剝削人民，壓迫人民，這和人民有自由那是兩回事，人民和民主是兩回事情，我們把民主和自由往往會混合在一塊兒，這是一個政治常識上的一個錯誤。我們可以舉一個非常簡單的例子，我們身邊就可以看到，香港在英國的統治下，有自由，但香港迄今有沒有民主。香港在英方統治之下基本上像一個準君主國，英國派的總督有最高決定權威，為什麼末代港督要推進所謂的香港民主呢？--給中國出難題。英國讓殖民地獨立後，往往會給你留下一大堆的麻煩，製造政治麻煩，別國的政治麻煩就是自己國家的安全的保障，你越亂越好，這是羅馬人的詭計，叫分而治之，讓你去分裂。

　　所以自由和民主這兩者我們要把它分開，嚴格來講，我們這幾十年，其實人民生活質量是大為提升，民主是另外一個事情。我們其實有所謂的人民民主，而不是西方的那樣一種自由民主而已。

　　拿破崙的這樣一個憲法，表明了憲法憲政的一種形式，這是絕對君主的立憲，而不是所謂的虛君共和，把一個皇帝放在一個地方。拿破崙就是要立憲。

　　劉小楓：二戰後中國吃虧在國體尚未完全確立

　　劉小楓：拿破崙擴張的時候打了敗仗，打了敗仗之後，我們注意在歐洲發生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1814年10年到1815年的維也納國際會議。嚴格來講，這才是真正西方的第一次世界大戰，而不是二十世紀的大戰。這個會議對於當時其他國家民族的形成會有什麼樣的影響？比如對德國會有怎樣的影響？在當時，戰勝國英國、俄羅斯、普魯士和奧地利，由於在重新瓜分歐洲的時候出現了分歧，跟我們二次世界大戰是一樣的，出現了分歧，戰敗國法國巧妙利用這個矛盾，使得法國和奧地利聯手，秘密簽訂了削弱俄國和普魯士這兩個君主國勢力的《維也納條約》，這個條約規定，比如說比利時、荷蘭組成尼德蘭王國，然後加強瑞士，俄國和普魯士瓜分波蘭，英國得到馬爾他群島，奧地利就在義大利北部發展勢力等等，就是重新瓜分勢力。

　　二次世界大戰後同樣是看誰有權勢，為什麼中國在二戰之後沒有獲得這樣一種話語權呢？那是因為中國很弱，俄國占著北方當然不放，鞏固二戰的成果不容推翻。中國弱在什麼地方？國體還沒有建立。它就鑽了我們中國共和轉換的空子--誰是國家主權的承擔者，中華民國還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所以這樣，他們就佔了很多便宜，尤其是美國。

　　在這種情況下，要建立一個憲政國家，受到國際地緣政治格局的影響。這就是王老師前面一再強調的東西，國際地緣政治使得你的國體重新恢復的時候遇到了很多麻煩。我們現在已經遇到了兩種情況。第一個就是法國大革命新提出的憲政和人民主權，及其人民的共和憲政，但是實際上實現憲政，法國又給出的兩種方式，拿破崙絕對君主統一的方式，還有就是通過非常著名的雅各賓政黨來實現所謂人民的共和。這些東西對於其他國家要形成一個自己的民主共同體的時候會帶來什麼樣的壓力？第二個，就是我剛才說的國際地緣政治的制約和壓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