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聯緣何解體

編者按

1991年12月25日，由蘇聯總統戈爾巴喬夫宣布辭職的事件作為標誌，為蘇聯划上句號，迄今已20周年。俄羅斯再也回不去了，但是它仍然面對未竟的任務。蘇聯緣何解體，國家如何轉型，民主怎樣才能鞏固，當此之時，人們不僅需要盤點這些問題的得失成敗，更應該從歷史中去獲得轉型的知識。本專題由俄羅斯問題專家樂明撰稿。

蘇聯緣何解體

《影子之城》-Alexey Titarenko【俄】攝於1992-1994年，俄羅斯的城市裡，行走的人們被虛化成幽靈般的景象，城市則呈現出一片死寂，「人們生活在無法實現的希望之中」。

蘇聯解體是一個非常複雜的過程，由於俄羅斯的相關文獻至今保密，因而各國學者一直無法對此做出客觀公正的研究，導致了對蘇聯解體原因的多種解釋。

原因一是西方扼殺蘇聯的陰謀得逞。從蘇聯這個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成立起，作為其對立面的資本主義國家就制定並實施了武力干涉、經濟滲透、和平演變、秘密破壞、軍事遏制等多種手段的顛覆計劃。西方政治家以「冷戰勝利者」和「歷史終結者」自居，使得這種認識廣為擴散。但中情局的解密檔案表明，西方只是將蘇聯解體作為一種遠期目標，並沒有想過它能在如此短的時間內發生。老布希在支持波羅的海三國獨立時，仍贊同戈爾巴喬夫提出的建立新的12國聯邦的構想。蘇聯解體前三周在烏克蘭最高蘇維埃演講時，他還對烏克蘭獨立的主張提出了批評，稱「自由和獨立並不是一回事」。顯然，西方期望蘇聯解體，但當它真正來臨時，西方卻並未做好準備，更不用說迫使蘇聯解體。

原因二：蘇聯內部出現了「第五縱隊」。1999年戈爾巴喬夫在土耳其的演講中稱，他畢生追求的目標就是「摧毀共產主義的極權統治」，這被當作是這個「時代和人民的叛徒」對自己在蘇聯解體中不可推卸責任赤裸裸的承認。但仔細分析戈爾巴喬夫的改革舉措，就會發現，他恰恰是那批最早看到蘇聯解體的危險，並努力去預防的人。解體最後時刻，戈爾巴喬夫仍努力推動建立新聯盟。相反，各國共產黨卻都公開支持獨立。因為他們很快發現，民族獨立可以成為他們新的附屬之物，這樣蘇聯即便垮台，他們也能繼續留在政治舞台上。蘇聯解體前後各加盟共和國政治精英的對比也表明，特權階層基本上未有任何變動。那些新的改革者，全部來自於政府機構、共青團、克格勃等蘇聯時期的權力部門。這充分說明，這是一場全體統治集團的「整體叛變」。

原因三：民族解放運動的合理結果。蘇聯的15個加盟共和國均以民族為構成單位，當蘇共意識形態空心化後，民族主義自然要填補真空。但蘇共垮台與蘇聯解體是兩碼事。1990年蘇共支持率不足1/2，但1991年3月17日的全民公決中，仍有76.4%的人支持保留聯盟。除了波羅的海三國和外高加索三國，其他九國領導人也都對此表示公開支持。以納扎爾巴耶夫為首的中亞國家領導人，直到解體最後時刻仍在努力維護聯盟，甚至未來得及為倉促到來的獨立作好準備。在獨立已成事實後，各國才廣泛發動民族主義的意識形態，以鞏固新政權的合法性。

原因四：經濟結構畸形論。蘇聯軍重工業優先和自我封閉的經濟戰略，使其財政收入嚴重依賴石油出口。1980年代中後期，美國與沙特達成秘密協議，將國際油價從每桶30美元打到每桶12美元，導致蘇聯每年經濟損失達數百億美元，國家財政岌岌可危。但經濟危機只會削弱一個國家，還從未直接引發一國的崩潰。戈爾巴喬夫後來也承認，如果能穩步推行經濟改革，蘇聯仍有很大機會克服經濟危機，即便不能趕超西方發達國家，也能消除蘇聯與世界平均水平的差距，從而使蘇聯獲得新的發展機會。

原因五：體制缺陷導致振橋效應。上述原因之所以發揮作用，是因為這些因素同時在蘇聯這座久已失修的老橋上產生了共振效應，而單獨一個絕難做到摧垮蘇聯。由於系統的、綜合的、多層面、結構性的缺陷，蘇聯的這套體制已喪失了對外部環境和內部基礎的認知和反應能力。國家對社會同質化的控制，表面上建立了一個穩定的結構，但同時也扼殺了社會的自愈和修復功能，窒息了社會自身的創造性因素。幾十年來累積起來的各種矛盾相互迭加，最終導致了多米諾骨牌效應。這一理論的缺陷在於，這些由來已久的矛盾為什麼會在此時此刻集中爆發？

原因六很好地回答了這一問題。1987年蘇共中央通過的對經濟管理方式予以根本性改變的決定，開啟了一項龐大的改革進程。其性質類似羅斯福1930年代推行的新政，都是由上層主動推行和實施，對其所依賴的、並得到社會普遍認可的經濟體制予以全面性的改造，以確保現有政治體制的穩固性。這樣的改革不僅需要全社會的支持，更需要一個強有力的中央政府採取堅決果斷的舉措予以貫徹執行。新政前，羅斯福就說過，「我們應該像訓練有素的軍隊一樣前進。如果沒有紀律配合政策的執行，什麼樣的領導人都不會成功。」但戈爾巴喬夫卻犯下了一個致命的錯誤，經濟改革開始不久，他就冒進地採取了以政治改革推動經濟改革的策略，並將政治改革置於首位。原來掌握在中央政府手中的龐大權力，要麼被下放地方，要麼被分權給立法機構，這等於是改革者主動將權力拱手讓出，且讓給了那些被改革者手中。這種自我放任，為各種摧垮蘇聯的因素打開了最後的枷鎖。時任蘇共中央秘書的蘇聯科學院院士沙塔林回憶說，在這場大變革中，「蘇維埃政權變得無能為力，因為他們自己放棄了對國家的控制」。

蘇聯解體後的二十年里，許多國家又重蹈蘇聯的命運。有的明顯是西方武力顛覆的結果，如薩達姆、塔利班和卡扎菲政權的垮台；有的則是領導人在改革時，失去了對改革進程的掌控力，使得改革本身成為危機的引爆點，以獨聯體的顏色革命和西亞北非的茉莉花革命為典型；還有的則是民族分離運動的最終實現，如南斯拉夫的解體和蘇丹的分裂。這些失敗的例子，都能在蘇聯解體中找到自己的印記。這也說明在這20年中，仍有許多政權和領導人未能汲取蘇聯解體的教訓。對蘇聯解體原因的研究，也因此被賦予了重要的現實指導意義，將成為一個頗多爭議，同時也是長盛不衰的課題。前蘇聯加盟國家 的轉型與分化

蘇聯解體後，各國毫無例外都陷入到經濟災難中。許多國家的GDP下滑超過10%，甚至達到百分之二三十，降幅最少的土庫曼也達到5.3%。1994-1998年解體後遺症高峰時期，塔吉克、喬治亞、摩爾多瓦、亞塞拜然、烏克蘭等國GDP降幅超過了解體時的兩倍。

到2000年，獨聯體國家的工業生產水平仍不到1991年時的60%，農業生產水平是1991年的68%。經濟危機還導致各國出現了嚴重的兩極分化，2000年各國貧窮人口接近40%，肉類和食品消費較1991年下降超過20%，烏克蘭甚至達到50%，真正是節衣縮食。

2000年之後，獨聯體國家在舊的經濟廢墟上終於引來一輪持久的高速增長。2006年，獨聯體國家整體GDP首次超過1991年。到2008年世界金融危機，各國年均增長率基本都超過7%，亞塞拜然甚至達到11%。但這種增長並不均衡，大幅增長的國家主要靠能源價格上漲拉動。喬治亞、摩爾多瓦、烏克蘭等國GDP仍未達到1991年的水平。

2008年的經濟危機打斷了這輪經濟增長，除了亞塞拜然、烏茲別克、土庫曼仍保持較高增長率外，其他國家都陷入低速增長，預計得到2013-2015年才能恢復到2008年的水平。到2010年，獨聯體國家整體GDP比1991年只增長了15%，年均增長率不到1%。在住房、教育、醫療等基礎設施上，包括俄羅斯在內的絕大多數國家仍未恢復到蘇聯水平。因此，很難從這段增長期考察各國的轉型成功與否。解體對各國經濟的深度衝擊，可能要好幾個二十年才能消化。

各國選擇的轉型道路不同，轉型的成果也大不相同。俄羅斯、吉爾吉斯斯坦、摩爾多瓦實施了「休克療法」，白俄羅斯、烏茲別克、土庫曼選擇了在保留國家對經濟強有力控制下的漸進市場化，哈薩克、烏克蘭等國則採取了中間路線。20年後，各國境遇雖說不上是天壤之別，但分化已非常明顯。

2011年15國人均GDP較1991年增長率排名如下：亞塞拜然489.81%，土庫曼311.64%，哈薩克288.51%，愛沙尼亞270.36%，白俄羅斯265.85%，亞美尼亞260.41%，烏茲別克243.72%，拉脫維亞217.37%，俄羅斯205.93%，立陶宛194.82%，喬治亞160.24%，吉爾吉斯斯坦136.29%，烏克蘭132.49%，摩爾多瓦111.38%，塔吉克107.26%。前四位國家中，只有哈薩克在平均工資排行榜上也排在前列。到2008年，各國月平均工資水平是：俄羅斯718美元，哈薩克485美元，白俄羅斯396美元，烏克蘭356美元，亞塞拜然317美元，亞美尼亞293美元，吉爾吉斯斯坦137美元，塔吉克63美元。

哈維爾評價轉型時一再說，僅有市場是不夠的，轉型成果除了經濟學指標外，也要在其他方面得到體現。歐安組織通過對人民參政議政，言論集會自由，合法反對派，自由公正選舉，司法立法獨立，幫派政治等指標的綜合評價，認為15國中只有波羅的海三國、烏克蘭、摩爾多瓦可視為自由民主國家。在經濟方面表現較好的白俄羅斯、土庫曼和烏茲別克則仍然是專制國家，被認為是世界最封閉的國度之一。三國政府出台的一些禁令讓人匪夷所思。如白俄羅斯禁止美女出國，土庫曼禁止鑲金牙、演芭蕾。此外，土庫曼還是獨聯體唯一的一黨制國家。俄羅斯等七國則居於自由和專制之間。

在國際認同方面，除波羅的海三國以加入歐盟北約的方式，順理成章地融入現有國際體系外，其他各國自我身份的認同建構遠未完成。迄今為止，大多數國家仍然沒有被世界經濟體系所完全接納，世貿成員國的資格就是明證。此外，依附在人員、文化上的舊情感記憶，也始終困擾著各國國內的身份認同。舉一個簡單的例子，除俄白兩國外，各國都在推行「去俄語化」，但俄語仍被視為是「主流語言」，在城市和商界得到廣泛使用，完全使用母語只有在農村和年輕打工者群體中才可見到。

顯然15個加盟共和國都沒有從蘇聯解體中絕對受益，因為沒有任何國家避免了解體帶來的全面衝擊。之所以一些國家認為，蘇聯解體是一個良好的開始，另一些國家則認為蘇聯解體是他們無休止問題時代的開始，是因為市場經濟和民主政治在不同歷史文化中的適應性不同。這一事實決定了他們在走出解體造成的噩夢上的速度和時間不同，有的能儘快擺脫陰影，有的則陷入過去遺留下來的一堆問題中不能自拔。俄羅斯的獨特道路

歷史是一面鏡子，對歷史事件的不同解釋和評價，不僅反映了當下的政策觀念，更代表了對未來的不同認識和期待。作為蘇聯的國際法繼承者，俄羅斯選擇的道路對世界的意義非同小可，也是對蘇聯解體後最明確的闡釋。但對俄國的走向仍然眾說紛紜。這從俄國社會對蘇聯解體的不同評價上就可管窺一斑。

認為蘇聯解體是一場災難且巨大損失的人，基本上是普通百姓、公務員和強力部門。他們佔俄羅斯人口大多數，普遍對1990年代改革引起的變化充滿了不適感，對蘇聯仍抱有懷念之情。普京對蘇聯解體的評價，應和了他們的想法和心理，他以恢復俄國尊嚴和榮光為主旨的對外政策因此獲得廣泛支持，俄國民族主義也取代蘇聯共產主義壓倒性的成為新的主流意識形態。

以企業家、知識分子、媒體人員等城市精英為代表的新俄羅斯人的視角則完全不同。他們認為，蘇聯是在暴力顛覆舊俄和對其他民族強制的基礎上建立的。在阻止沙俄帝國像奧匈帝國、奧斯曼帝國那樣分崩離析同時，布爾什維克也將俄羅斯民族的命運緊緊拴在了新的蘇聯帝國上，使其偏離了自己本來的路徑。蘇聯解體後，俄羅斯才真正完成民族國家的新生，才獲得了開闢一條歷史上從未有過的嶄新道路的機會。但以俄國首任外長科茲列夫為代表的全面「融入西方」嘗試很快宣告失敗，新俄羅斯人在探索道路上遭遇重創，從此成為俄國社會的少數派。

對內，雙方爭論的焦點則是，1990年代的改革還要不要進行下去，以及以何種方式進行下去。戈爾巴喬夫和葉利欽開啟的自由化給俄羅斯帶來的是90年代的噩夢。自由化摧毀蘇共遺產同時，也破壞了中央政府的威望和有效治理。地方對中央的權力覬覦不斷增強。整個90年代，俄羅斯當局除了疲於應對經濟危機外，所從事的主要工作就是應對地方聯邦主體的獨立甚至分離趨勢，以免俄羅斯重蹈蘇聯的命運。

俄羅斯的民族性格是好走極端。普京上台後，俄羅斯政治的鐘擺也迅速從自由化回歸中央集權。在「可馴服民主」的大旗下，寡頭被調查和審判，聯邦主體的人事權被中央重新收回，各種激進政治勢力被新的法律和行政門檻擋在大政治之外。形成了以普京直接領導的俄羅斯統一黨為核心，幾支立場固定、且對現政權持建設性態度的政黨為附屬的簡單明了的新政治格局。與葉利欽時代複雜動蕩的局面，克里姆林宮的政治操盤現在變得容易許多。

梅德韋傑夫在自己短暫的任期內力圖「重啟」被普京暫停甚至扭轉了的改革進程。他面對的最大阻力並非普京的掣肘。普京選擇了「梅普組合」而非修憲連任，已經表明了他對葉利欽創立的俄國政治傳統的尊重。他在前不久接受俄統黨總統競選人提名的大會上，也公開接過了梅德韋傑夫「前進，俄羅斯」的口號。

這表明俄國統治集團雖然在改革的力度、步伐、節奏、甚至路徑上都存有很大分歧，但繼續改革已成了俄羅斯執政集團的公開政治口號和其合法性的基石。當然改革的前提是不能像戈爾巴喬夫那樣危及發動改革的統治集團本身的政治安全。現在的問題是俄國社會整體對改革持消極態度。

蘇聯解體20年後，俄羅斯只有10%的人認為，自己的生活變得更好了，25%的人認為他們是這20年的犧牲品。對改革本身也持負面評價。多數人認為1990年代的改革是一場上層對下層的掠奪，改革者並非為了俄羅斯社會的整體利益，而是借改革之名奪取政治權力，或對社會財富進行有利於己的重新分割，因而對進行新一輪的改革持抵觸態度。梅德韋傑夫提出「為了現代化繼續改革」的政治藍圖後，42%的人支持為了現代化繼續改革，57%的人認為穩定仍然是壓倒一切的優先任務，但前提是與1990年代改革完全不同的新路。只有1/3的人認為，1990年代的改革是必須的。

但梅德韋傑夫的微調並非毫無意義。剛剛結束的俄羅斯議會選舉中，作為執政黨的俄統黨得票率只有49.32%，這是2000年普京上台以來執政黨首次未能超過50%。這既是對普京政治方針的反動，表明其「可馴服的民主」一旦稍微松一下籠頭，就立馬會變得不馴服起來；也給了1990年代的俄國自由主義以希望：儘管普京公開宣布2012年回歸表明，1990年代的改革進程在俄羅斯已徹底失敗，但其土壤還在，其強大的生命力，甚至可以一直追溯至沙俄時代。

普京的政治觀點是：政治是可能的藝術。換句話說，就是一切都是可以交易的。在第二個普京時代，俄羅斯仍然什麼都可能發生。就像研究俄羅斯的人常說的，這個國家，永遠無法用邏輯和理智來衡量。

普京的歐亞聯盟夢想

俄羅斯在蘇聯解體中不僅失去了全部，而且一無所獲。俄國人認為蘇聯是俄羅斯人的國家，因此，俄羅斯聯邦不是像其他國家那樣獲得了獨立，而是被分離和肢解後殘存下來的大部分。所有加盟共和國中，只有俄羅斯才有這種切膚之痛，這是理解普京歐亞聯盟的基本政治背景。

歐亞聯盟的構想始於1994年，但之後俄羅斯外交重心幾經調整，直到最近才被普京重新大張旗鼓的提起，成為其第三次總統競選的主要綱領。其意圖清晰可見，即通過獨聯體集體安全條約組織、歐亞經濟共同體和獨聯體自貿區，建立一個由莫斯科主導的環俄羅斯政治、軍事、經濟共同體，將之塑造為歐亞地域內的核心力量集團。但和當初靠華約、經互會聯接起來的蘇東社會主義陣營一樣，這一共同體也有同樣致命的缺陷：一體化的基礎不是經濟的，而是政治的；聯合的目標不是自發的，而是強制的。

獨聯體國家中，有能力推動一體化的國家除俄羅斯外，只有哈薩克和烏克蘭。哈總統納扎爾巴耶夫是「歐亞思想」的熱衷者，曾希望出任蘇聯總理，對普京歐亞聯盟構想有很大認同。烏克蘭退出最早的俄白哈烏四國統一經濟空間後，正是在納扎爾巴耶夫的全力支持下，普京才得以推動俄白哈關稅同盟建成，使獨聯體一體化有了質的飛躍。

但納扎爾巴耶夫作為蘇聯元老，政治雄心頗高。他明確提出歐亞聯盟應和歐盟一樣，將總部設在位於歐亞地理中心的哈薩克首都阿斯塔納。納認為，這是考驗歐亞聯盟是否是由平等夥伴組成的聯合體的基本標準。納扎爾巴耶夫還多次申明，加入歐亞聯盟後，哈薩克將繼續保持多元化的外交和政治的完全獨立。這與普京的初衷顯然相去甚遠。

烏克蘭現任總統亞努克維奇對獨聯體一體化態度曖昧，雖迫於俄天然氣價格上的壓力，以觀察員身份加入關稅同盟，但始終不願放棄與歐盟的自貿區談判。烏克蘭駐布魯塞爾大使明確表示，「儘管入盟的門票昂貴，但坐上了這趟車就不能再下來」。梅德韋傑夫因此批評烏「想腳踏兩條船是不可能的」。哈薩克也從2008年起積極實施「歐洲之路」計劃，認為歐盟是其現代化效仿的對象。烏哈兩國的親歐傾向，將是對普京「歐亞聯盟」構想最大的政治威脅。

白俄羅斯一直是俄在獨聯體的「鐵杆兄弟」。但隨著近年來俄白經濟利益糾葛加深，越來越多的人意識到，俄白國家聯盟只是為了低廉油氣供應和白俄羅斯產品進入俄羅斯的政治表態。至於更深層次的「歐亞聯盟」則要走一步看一步。友誼必須用實際利益來交換，這也是絕大多數中亞國家對俄政策的精髓。到目前為止，亞塞拜然、烏茲別克、土庫曼三個受經濟危機影響較小的國家仍未簽署俄提出的獨聯體自貿區協議，對普京的歐亞聯盟構想，絕大多數國家也予以冷處理。

歐亞聯盟要恢復甦聯時代的經濟聯繫，這恰恰與各國現在奉行的經濟政策相悖。蘇聯解體前，各國就採取了嚴厲的經濟保護主義政策。獨立後，各國更是堅定按照自己的方式闡釋市場和發展的含義，對進口施加了嚴厲的關稅限制和貿易壁壘。新的政治邊界很快成為新的經濟邊界，原來通暢的經濟聯繫和流通被人為阻隔，導致各國間最初的貿易只能通過地下經濟進行。市場轉型最初激發的自由貿易和一體化傾向被各國維護本國經濟獨立的政治要求所扼殺。

獨聯體經濟委員會的數據統計表明，1990年代初，各國間的貿易額下降了6-7倍，之後也長期在600億-650億美元這樣的低水平徘徊。相反，各國與域外國家的貿易水平則呈大幅上升之勢。與更廣闊的域外經濟空間的合作成為新獨立國家提高自身地位的重要砝碼。

各國之所以參與獨聯體一體化，主要還是協商如何更好分配前蘇聯留下來的能源資源。其次是在美歐均陷入金融危機的情況下，嘗試從俄獲得資金引進的新渠道。因此，到目前為止，獨聯體一體化更多表現為來自上層的推動，這與市場機制下自發的地區一體化進程背道而馳。各國的經濟水平和市場化程度參差不齊，也沒有作為實際支撐的經濟基礎，這使一體化無法深入展開。

俄羅斯作為一體化的發動機，並不願為目前的這種現狀付出太多的「早期紅利」，以促進各國經濟水平的趨同。莫斯科仍主要是利用集體安全條約組織解決獨聯體內部的政治和安全問題，利用歐亞經濟共同體協調處理獨聯體內部的經濟事務，各多邊機制的功能均是單一的，相互間沒有形成推動一體化的合力。俄在各一體化組織中的策略也首先是找到一個盟友作為地區支撐點，必然會影響到整個地區的一體化。比如，與白俄羅斯的國家聯盟妨礙了統一經濟空間的進一步深化，與哈薩克類似聯盟的宣言也讓亞塞拜然和塔吉克對莫斯科敬而遠之。中國如何處理與獨聯體國家的關係

蘇聯解體後，中國外交面對的最大衝擊不是意識形態上的，而是非常實際的問題：即如何處理與這些國情千差萬別，對中國態度和認知各不相同，在中國對外政策中地位和重要性也完全不同的國家的關係。

從中國的建交傳統出發，在與新獨立國家建立關係的過程中，中國採取了穩紮穩打、逐個推進的保守方式，分別建立外交機構，分別確立聯繫機制，分別解決雙邊關係中存在的問題。與其他大國相比，中國與新獨立國家的建交建館過程相對緩慢，時間較長，這客觀上影響了中國與各國關係的推進。但好處是一開始就確保了雙方之間不存在影響正常國家間關係的障礙，為之後與部分國家關係的飛速提升打下了基礎。

如何確定與新鄰國的邊界問題是建交完成後的當務之急。這一次中國外交採取了積極主動、聯合推進的方式。通過創立上海五國機制，與各國達成《邊界相互裁軍和信任協定》，為邊界談判和勘界工作開創了良好的互信氛圍。至2000年，中國與中亞國家的邊界全部解決。2005年，中國與俄羅斯的邊界也確定。

受蘇聯中央計劃經濟的限制，中蘇邊境省份間的經濟往來很少。蘇聯解體後，中國與這些國家的邊貿出現井噴式增長，但雙方政府未對此作好準備，沒有對其予以有力監管，為此後「灰色清關」、低劣產品泛濫等嚴重影響兩國貿易關係的問題埋下了隱患。

1990年代末，中國與相關國家能源為主的新經濟合作開始啟動。與西方公司先行，政府殿後服務的模式不同，中國與各國的能源合作，完全由政府主導。政府的全面規劃、強力介入和政策資金保障，成為雙方能源合作成功鋪開的主要原因。幾乎所有能源大單的簽署，都是在相關國家領導人訪華，或中國領導人出訪之際完成的。目前，中國已在土庫曼、哈薩克獲得油氣田，在俄羅斯合作開發油氣田，與三國簽署長期的能源進口合同，鋪設油氣管線。到2010年，中國從上述國家進口的石油約佔中國石油進口的9%；進口的天然氣佔比接近一半。

這種特殊的「政商」關係，迅速拉近了中國與相關國家的關係，但也帶來了相應的問題，給中國與各國的正常經濟合作賦予了強烈的政治色彩。特別是2008年金融危機後，應相關國家的請求，中國加大了對獨聯體國家的無償援助、優惠信貸和直接投資。中國資本大舉進入各國，特別是其重要戰略行業，為中國與各國關係帶來了更深層次的問題，即如何看待中國對獨聯體，尤其是中亞的「經濟蠶食」。

金融危機後，中國領導人出席最多的不是G20、達沃斯論壇、金磚峰會等全球多邊機制，而是上海合作組織組織內的高峰會。因為上合組織，俄羅斯和中亞已成為中國領導人出訪最密集的地區，儘管這與其在中國外交整體布局中的重要性並不完全相稱。此外，上合組織還為安全、經濟、人文等所有涉外職能部門建立了專門的分委會，成為僅次於聯合國的、中國參與最全面的國際組織。在投入這麼多後，上合組織下一步的發展將向何處去？這已成為中國外交面臨的一道重要難題。

目前，中國與俄羅斯、哈薩克和烏克蘭三個獨聯體國家建立了戰略夥伴關係，但未來中國對獨聯體外交的重點和關鍵將是中亞。

在中國與東盟自貿區協定的鼓舞下，與中亞的自貿區協定被視為是中國經濟外交下一步的主要突破口。但在這個問題上，中國卻感到了前所未有的阻力。除了前述提到的中亞國家對中國「經濟擴張」的擔憂外，俄羅斯加大對中國「經濟巨人」在其傳統勢力範圍邊崛起的防範，是另一個難以化解的障礙。

中國明確承認俄在獨聯體的傳統影響，支持其推進的一體化進程。在推動中亞諸國的合作和促進地區一體化上，中俄目標相同，理應協調一致，相互融合，共同促進。但兩國在推進中亞一體化上的方式和理念不同。俄羅斯正在推行的將中亞國家悉數納入獨聯體一體化的政策，實際上是對中國與中亞經濟合作的釜底抽薪。目前看，除非將俄主導的歐亞經濟共同體和上海合作組織合二為一，否則很難明確劃分兩組織在中亞的責任和分工，兩種機制間的相互掣肘（兩組織的成員基本上重合）將難以避免。

好在經濟選擇不像政治選擇那樣僵硬。智利加入了拉美自由貿易區，但這並不影響它與中國、韓國簽訂雙邊性質的自貿協議。在積極與俄協調中亞一體化的同時，中國也應並行不悖地放手推進與中亞國家的雙邊自貿區談判。經濟外交說到底，還是要比誰更有錢。從這個意義上講，中國對中亞的外交，仍要堅決地以雙邊為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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