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智環：民族認同與國家認同研究述論 （第2頁）

　　我國學術界經過近二十年的爭論、研究，在民族認同與國家認同二者的關係問題上，基本已形成了主流觀點，筆者將之歸納為：民族認同與國家認同共存於個體的觀念和意識中，應有機地統一起來，不是非此即彼；二者的長期共存是客觀事實，並不必然是矛盾與衝突的情況，實踐中可以存在良性互動的共生關係。簡而言之，二者應該「和而不同，求同存異」。

　　在此基礎上，學者們開始探討以文化認同為紐帶，促進民族認同與國家認同相統一，以實現雙贏的途徑——即強調國族認同的重要性。對於國族認同，筆者的理解是：它要比民族認同廣泛得多，它以民族認同為基礎，通過國家的塑造力量以及一些比較間接、分散的機制(比如，音樂、廣播、飲食、服飾等形式)，在多民族國家範圍內形成「多元一體」的政治性的文化認同。賀金瑞等認為，從本質上說，國族具有根植性和建構性的雙重特性。因此，依據「民族國家」原則的要求，國家認同必然建立在國族認同的基礎上，國族認同則主要是以廣義上的文化認同為要素[5]。而高永久等人也主張：「在包容性思維觀念指導下，建立一種更具有包容性的社會紐帶，這種社會紐帶能夠包容諸如語言、宗教、文化等民族異質性要素，並且還能從法律和政治上賦予這些異質性要素以一定的生存和發展的權利。」[13]——在中國，國族認同就是對中華民族的認同。而事實上，中華民族自古以來就有以文化認同作為國家認同基礎的傳統，我們強調同為「炎黃子孫」即是一個很好的例證。同時，中華文化也是不斷吸取少數民族文化養分的與時俱進的整合性文化。——也就是說，人們不但可以通過家族、民族、信仰共同體與國家聯繫起來，同樣可以通過對國族的認同走向國家認同。

　　3.本土化

　　具體語境下的民族認同與國家認同研究。經過近二十年的發展，中國學者在認同研究的理論方面，已積累了一定的學術基礎和理論修養。這種情況下，學者們開始結合中國的具體狀況，針對不同民族的實際展開微觀的實證性研究，筆者將之稱為本土化的認同研究。而就筆者目前所掌握到的學術信息，雖然本土化的研究成果在數量上還較為有限，但其中依然不乏亮點之作。

　　王明珂的著作《華夏邊緣——歷史記憶與族群認同》，以特有的歷史學與生態人類學的視角，通過分析細微的人群互動關係，來理解近代中國國族之形成過程。需要特彆強調的是，在這部作為近年來對中國民族學、人類學界影響頗深的作品的結尾中，中國台灣的學者王明珂客觀地指出：「社會主義中國的建立，的確在很多少數民族地區造成人民的『解放』。貫徹民族平等政策與民族自治，以及給予少數民族的優惠，使得在曾往『漢化』方向擺盪的傳統華夏邊緣上，如今許多人都樂於承認或爭取得到少數民族身份。如此將過去狹隘之華夏概念所造成的『邊緣』，調整為一國族之整體資源共享體系，以人類生態來說，這應是兩千年來華夏及其邊緣發展中最具積極意義的一面。」[20]

　　周建新的著作《中越中老跨國民族及其族群關係研究》，在分析以區域性混合社會與混合文化為特徵的中越中老邊境地區的多民族「和平跨居模式」(即在這一具體語境下)的基礎上，探討跨國民族的民族認同與國家認同問題。其中，在談到中國邊境地區少數民族的國家認同時，周建新指出：「中華民族的大認同，就是實現全中國各族人民的大凝聚，這種大認同既不是同化，也不是異化，而是實現一種最高層次的民族與國家相一致的大認同。」[21]

　　彭偉步的著作《新馬華文報文化、族群和國家認同比較研究》，以新聞學的視角，通過華文報紙這一側面對新加坡、馬來西亞等地的華人的民族認同與國家認同展開對比性研究，可以說是近年來中國大陸對海外華人民族認同與國家認同研究的比較有特色的成果之一。

　　此外，女性學者以特有的細緻視角，在取得的研究成果方面同樣具有相當價值：白志紅的《湄公河流域跨境民族的認同》，高志英的《宗教認同與區域、民族認同——論20世紀藏彝走廊西部邊緣基督教的發展與認同變遷》等學術論文，均是以民族文化變遷和文化認同作為切入點，分析雲南邊境少數民族民族認同發展變化的軌跡，體現了她們較為深厚的歷史人類學功底；王紀芒的《中國朝鮮族的民族認同與國家認同——以中國某邊疆地區的朝鮮族為例》，對中國朝鮮族所表現出的明確的民族認同和堅定的國家認同，在實證調查的基礎上做了深刻剖析，並強調「從大歷史的眼光來看，有一個強大中國的存在，並使少數的族群享受國民的待遇，使他們心中建立起一種國家的自豪感，是跨界的少數民族保有國家認同的根本。」[22]

　　四、總結與意義

　　就理論意義而言，關於民族認同與國家認同的研究是政治學、社會心理學、人類學及民族學等學科共同關注的一個交叉性領域。國外關於「認同」的研究已經做了大量工作，在中國有關的系統性研究還正處在發展之中。由於文化背景的不同，國內學者移用國外理論來對我國的民族現象進行解釋分析時易發生研究路線的偏差，因而筆者認為加深對民族認同與國家認同的理論探討與實踐研究，有助於我們把握本土的研究基線。此外，關於民族認同與國家認同問題的研究深度及結果的豐富性與價值，很大程度上會受到其自身的研究方法的制約，所以對於這個交叉學科問題的深入研究，必須藉助於多個學科的、綜合有效的研究方法。

　　從現實意義的角度來說，由於各個民族的亞文化共同組成的普遍文化的認同是國家統一和穩定的基礎，為此世界上許多國家都十分重視少數民族和亞文化群體在相互的接觸與交往中的認同問題。在中國現代化的背景下，尤其要加強對各民族文化的挖掘與保護，加強對民族文化的整合，使中華文化的內涵與外延更為豐富。此外，引導少數民族從民族認同到國家認同還應以保障他們的權利、推動其現代化發展為基本價值取向，真正把少數民族蘊含在中華民族這個不斷延續的共同體之中。

　　注釋：

　　[1]此類研究以中國學者翻譯的部分相關著作為代表，比如：由王建娥、魏強譯，菲利克斯·格羅斯著的《公民與國家——民族、部族和族屬身份》；吳叡人譯，本尼迪克特·安德森著的《想像的共同體——民族主義的起源與散布》；以及由翟學偉、甘會斌等人編譯的《全球化與民族認同》等。

　　[2]與此相關的研究成果，較有代表性的有：錢雪梅，《從認同的基本特性看族群認同與國家認同的關係》；張永紅、劉德一，《試論族群認同和國族認同》；寵金友，《族群身份與國家認同：多元文化主義與自由主義的當代論爭》等。

　　[3]筆者認為，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成果有：高永久、朱軍，《論多民族國家中的民族認同與國家認同》；劉海濤，《論「族群」建構與「民族國家」認同》；賀金瑞、燕繼榮，《論從民族認同到國家認同》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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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周建新.中越中老跨國民族及其族群關係研究[M].民族出版社，2006：291.

　　[22]王紀芒.中國朝鮮族的民族認同與國家認同——以中國某邊疆地區的朝鮮族為例[J].黑龍江民族叢刊，2008(4).

　　來源:《西南科技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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