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光與鴉片戰爭2  遺詔風波

演講人：喻大華

講師簡介：先後畢業於遼寧師範大學、山東大學、南開大學，獲歷史學學士、碩士、博士學位。現任遼寧師範大學歷史文化旅遊學院教授，碩士研究生指導教師。

　　主講中國史學史、史學論文寫作、中國近現代文化史、中國近現代史史料學等課程。研究方向為晚清史、中國近代思想文化史。十餘年來，出版《晚清文化保守思潮研究》等著作兩部，參編著作近十部，發表論文50餘篇。

內容簡介：嘉慶二十五年，也就是1820年，嘉慶帝到塞外避暑山莊出遊，不料第二天，嘉慶帝卻突然猝死在避暑山莊。國不可一日無君，這時嘉慶的兒子旻寧繼承了皇位，成了清朝入關以後第六位皇帝，改年號為道光。道光皇帝剛剛即位不久，朝野上下掀起了一場「遺詔風波」。那麼，「遺詔風波」是怎樣發生的？這場「遺詔風波」會給朝野政局帶來怎樣的變化？俗話說「一朝天子一朝臣」，那麼，剛剛即位的道光皇帝和先帝時朝的大臣們能夠和諧相處嗎？道光的即位對以後鴉片戰爭會帶來怎樣的影響呢？

全文：

「乾隆身世」是清宮疑案之一。乾隆皇帝究竟出生在哪裡，是避暑山莊？還是雍和宮？剛剛登上皇帝寶座的道光帝，跟軍機大臣圍繞著這個問題各執一詞，尖銳對立。這可不是學術上的探討與爭鳴，這是關係著皇室體面血統的大事。

「遺詔事件」是皇帝故意找茬，有意為之；還是軍機大臣糊塗混蛋，把事情搞錯？層層迷霧引發了此起彼伏的君臣博弈。最後，這幕鬧劇以軍機大臣徹底垮台劇終。一朝天子一朝臣啊！道光帝此舉不僅成功改組了政府，還確立了新王朝的施政風格。一場宮廷將會給朝野上下帶來怎樣的變化呢？

【一朝天子一朝臣】

道光登上皇帝寶座僅僅十天，朝堂上就發生了一場大風波，皇帝跟軍機大臣翻臉了。一方義正詞嚴，咄咄逼人；另一方滿腹委屈，不甘示弱。雙方對立的焦點是「乾隆皇帝到底出生在哪裡」？結果自然是皇帝大獲全勝，兩位領班軍機大臣被攆出了軍機處。而乾隆皇帝到底出生在哪裡呢？直到今天也沒有搞明白。

其實，這場風波並不是為了搞清楚「乾隆皇帝的出生地」，而是道光皇帝對軍機處的一次大改組，也可以說是對政府的一次改組。所謂「乾隆的出生地」問題，不過是個引子或借口。

在中國歷史上，每當新皇帝上台，先帝所用的大臣往往要被清洗撤換，嚴重點兒的恐怕身家不保。這就是古語所說的「一朝天子一朝臣」。人們一般容易生出「世態炎涼」、「人走茶涼」之類的想法，其實，事情並非這樣簡單。

每個皇帝的執政風格不同，對大臣的要求自然不一樣；而且，新皇帝上台之初豪情萬丈，要做出一番事業，總要有一批善於領會、理解和執行的親信。原來先帝使用的那幫暮氣沉沉的大臣自然在淘汰之列，所以，上台之初的道光皇帝首先改組軍機處也不足為怪。

為什麼從軍機處入手？

這要從中國的皇帝制度說起。中國的帝制創立於秦始皇，基本體制是皇帝之下設置宰相，總領百官，治理天下。也就是說，皇帝和文武百官之間隔著一個宰相，宰相是一人之下，萬人之上，權力相當大。打個比方講，皇帝是法人代表，是董事長，宰相就是總經理。但是，這個董事長與總經理常常發生矛盾，董事長對總經理既不放權、也不放心，所以，明朝就廢了宰相，這就成了董事長身兼總經理。

這樣一來君權得到了最大程度的鞏固。但凡事有一利必有一弊，什麼弊——累。毫不誇張地說，從此皇帝就成了天底下最辛苦的人，每天必須研究幾十道總共幾萬字的奏摺，立即形成對策下發，每天還得召見幾撥中央及地方官員，這對皇帝智力和精力的要求幾乎達到了極限。繁重的工作無人可以分擔，也沒人敢分擔；又沒有人可以訴苦，皇帝就是累死也沒人心疼，你給自家幹活，你累你活該，找誰訴苦去？當然，皇帝若不想把國家治理好的話，另當別論。

累固然難以承受，但更嚴重的是即使累死也干不完。所以，明朝後來設立了專門輔助皇帝的機構——內閣，幫助皇帝做些決策。這樣看來，內閣的一把手不就是不叫宰相的宰相了嗎？對，一定程度上也可以這麼說，看來，明朝廢宰相廢得不徹底。比較而言，清朝做得較為徹底。

【國之軍機，官之樞紐】

雍正七年（公曆1729年）時，雍正帝借口對西北用兵，繞過內閣，設立了一個臨時性的輔佐機構——軍機處。實際上，從那時起，軍機處就是皇帝的私人秘書處，不是國家的正式衙門，舉國上下無論中央還是地方沒有任何一個部門、任何一個官員歸軍機處領導，它僅為皇上服務，軍機大臣只有六七個人，下有十幾個軍機章京，作為軍機大臣的僚屬，連個正式的官署都沒有。軍機大臣由皇帝從中央各部長官中指派，保留原來待遇，入軍機處辦事。為什麼還保留原來的待遇呢？因為軍機大臣本身不發俸祿，依然領取原來的俸祿。

雖然說，軍機處是臨時機構，但直到宣統三年（公曆1911年）才裁撤，存在達182年之久，大概是世界歷史上延續時間最長的「臨時」機構了。

為什麼延續如此之久呢？

因為這個機構對維護皇權，保證國家機器順暢運轉太有利、太有必要了，皇帝離不開它。

軍機大臣主要有兩個職責：

1、替皇上寫聖旨，然後下發各地執行，這個權力不小；

2、當皇上拿不定主意的時候，可以提出建議，這個權力就更大了。由此可見，軍機大臣直接影響或左右皇帝。

有了軍機處，皇帝的工作量大大減輕，能夠從日理萬機中解脫出來了。

正因為軍機處不是個正式衙門，所以，沒有一般衙門的暮氣；人少，反倒提高了辦事效率；沒有屬官，就不可能形成和發展幫派勢力，對抗皇權。

可見，軍機處既可為皇上分勞，還不致威脅皇權，它既是皇權的工具，更依附於皇權而存在。

軍機處沒有官署，皇帝借給他一間半房，不夠，後來又借了三間半，湊成五間。既然是借，當然不會把好房子借給它，軍機處就設在紫禁城裡的隆宗門東，乾清門西，一溜平房，緊挨著皇宮內廷的大牆。軍機大臣晝夜值班，有些十萬火急的軍國大事，哪怕是半夜，也要請示皇帝，所以，軍機處離皇帝的寢宮——養心殿和「天子正衙」——乾清宮都很近。

現在到故宮參觀的人看了軍機處舊址，無不大失所望，原來威名赫赫的軍機處居然這般局促簡陋！其實，前些年軍機處還是個小賣店，大概五六年前，故宮才恢復了軍機處的原貌。

軍機處雖然是個臨時機構，沒有俸祿，甚至連辦公地方也沒有，但是軍機大臣卻是個炙手可熱的職位，因為一旦成為軍機大臣也就意味著成了皇帝的親信，前途無量自不待言。雖然待遇不高，仍拿原任職務的俸祿，但哪省督撫進京敢不拜見軍機大臣？天一熱，各地官員紛紛奉上「冰敬」（降溫費）；天一涼，無數筆的「炭敬」（取暖費）入了腰包。

清朝的政治很特殊，中央官員地位的高低不是僅看品級，而是看他跟皇帝的關係遠近。無疑，跟皇上最近的就是軍機大臣了。軍機處總攬軍政大權，一定程度上可以說是溝通皇帝與全國官員的橋樑，從這個意義上來說，當時人們私底下也稱首席軍機大臣為「宰相」。

道光繼位之初，接收了他父親嘉慶皇帝軍機處的原班人馬。嘉慶在位時，也曾經豪情萬丈，一心想把國家治理好，再來一個「康乾盛世」。雖然勤於治理，但是嘉慶治國無方，越忙活，效果越差，加之年齡不饒人，精力越來越不濟，最後也就懈怠了。於是就用了這班「泥瓦匠」軍機大臣，幫他和稀泥，東塗塗，西抹抹，粉飾太平。

道光繼承大統後，此時的首席軍機大臣托津已經66歲，二把手戴均元已有75歲高齡。道光帝多大年紀呢？39歲。君臣之間年齡懸殊，隔著好幾條「代溝」。而且這樣一班人能力不大，脾氣卻不小，經常倚老賣老，對新皇帝也沒做到畢恭畢敬。所以，道光帝意識到軍機處得換換血了，這些人非調換不可。再說，皇帝都更新了，軍機大臣也不能亘古不變啊。

但是，撤換軍機大臣終究不是件小事，他們那一個人不是位高權重、根深脈長，不是想撤就撤，撤就撤得了的。要想撤得漂亮，總得言之成理。這個理由去哪裡找呢？出乎意料的是，道光輕而易舉地做到了。

在登基大典舉行完的第十天，嘉慶二十五年九月初七，道光就抓住了「遺詔事件」，以此大做文章，從而成功撤換領班軍機大臣。

按照慣例，每位皇帝駕崩後，都要以他的名義發布一道「遺詔」，以示對過去的總結和未來的期望。說是「遺詔」，實際上是新皇帝命軍機大臣以先皇的口吻擬定的。

嘉慶皇帝死後，道光皇帝命軍機大臣擬嘉慶遺詔。因為，嘉慶死在避暑山莊，故遺詔中免不了提及此地，其中遺詔中有這樣一句話：「況避暑山莊為皇考降生之地」。所謂「皇考」就是皇帝已故的父親，這裡的「皇考」指的是嘉慶的父親乾隆，此話的意思是乾隆皇帝生於避暑山莊。起草者的用意無非是以此烘托該地的神聖氣氛，卻無意間觸及了一個異常敏感的問題——乾隆皇帝到底生在哪裡？是嘉慶遺詔中所提到的避暑山莊嗎？

最早發現這一問題的是翰林院編修劉鳳誥。《遺詔》經道光皇帝批准頒告天下，文武百官都沒挑出什麼毛病，一切順順溜溜。可問題就偏偏出現了。一個在諾大的京城，官小到可以忽略不計的七品芝麻官——翰林院編修劉鳳誥開始發問了，他又怎麼會有如此的洞察力呢？

原來，清朝每個新皇帝上台後，都要主持編寫前一任皇帝的《實錄》，記載先帝言行功業，以備借鑒和紀念。在二十多年前的嘉慶初年，劉鳳誥參加了編纂乾隆皇帝的《實錄》，最早發現了關於乾隆皇帝出生地的分歧。當時，人們多認為乾隆皇帝生於避暑山莊，不少歌頌避暑山莊的詩都曾提到這一點。劉鳳誥一整理史料才知道，乾隆皇帝自稱生於雍和宮，且在自己的詩集中就說過三次。

相當矛盾！一個人不能有兩個出生地啊！於是，劉鳳誥將此矛盾上交，將球踢給了嘉慶皇帝，請他聖裁。到底是避暑山莊還是雍和宮，請嘉慶皇帝選一個。

嘉慶皇帝也感到意外，他原來也以為父皇生於避暑山莊，並且嘉慶也寫過這樣內容的詩歌。翰林院編修劉鳳誥把乾隆詩集中自稱出生在雍和宮的地方都夾上黃簽，呈送嘉慶審閱。嘉慶皇帝一看既然父親自己說生於雍和宮，那就雍和宮吧，於是《乾隆實錄》中採用了乾隆出生於雍和宮的說法。

可以說，嘉慶皇帝根本沒有重視這一問題，也沒有予以解決，因為《乾隆實錄》雖然採用了生於雍和宮的說法，但《實錄》只抄寫五部，放於紫禁城、圓明園、瀋陽故宮等地，別說老百姓不能看，就連軍機大臣一般也無權查看，而對社會上流傳的乾隆生於避暑山莊的說法並未加以禁止、糾正，甚至連嘉慶公開發行的《詩集》中關於乾隆生於避暑山莊的說法也未作調整修改。君臣都沒拿這個問題當回事，時間一長也就淡忘了。但是，如今《嘉慶遺詔》重提乾隆皇帝出生在避暑山莊，這輕鬆一筆又翻出了陳年老賬。

【陳年老賬，新禍根源】

對於乾隆皇帝出生地的分歧，劉鳳誥最清楚不過了。他之所以最終下定決心舉報這一問題，還在於他與此時主持軍機處的托津有著較深的過節。

劉鳳誥是個才子，字寫得好，文章漂亮，殿試中過探花。但是一副名士派，架子大，又好飲，經常耍酒瘋，人緣、口碑都不大好。嘉慶十四年他主持浙江鄉試（考選舉人的考試），受人之託，將兩位考生安排在相鄰的位置，為什麼要安排在一起呢？說是互相照應，實際上就是作弊。為此被人告發，經審理，判了流刑（流放之刑）。

關於把劉鳳誥流放到哪裡，這裡面有個小插曲：嘉慶本來已經定了把劉鳳誥流放新疆伊犁，不知道誰在嘉慶皇帝跟前嚼舌頭，說近些年新疆不比從前了，發展得不錯，經濟搞得好，風景也沒得說，尤其是維吾爾姑娘能歌善舞，把劉鳳誥流放到新疆，等於為他提供了個療養和觀光的機會，建議改為流放黑龍江，那旮旯兒晝短夜長，野獸常常出沒，冬天冰天雪地，賊冷賊冷的，這樣艱苦的環境有利於鍛煉改造云云。嘉慶皇帝一聽，有理啊，立即決定將劉鳳誥改為流放黑龍江。

劉鳳誥後來得知，此事都是托津一手操辦，他暗罵托津做事忒不厚道，二人也從此結下了梁子。

劉鳳誥在黑龍江呆了四年才被赦免回京。大家可能有疑問，官員被追究了刑事責任，怎麼還能出來做官？原來，某日，嘉慶帝看到父親乾隆的《實錄》中記載了這樣一件事兒，一名官員的父親病危，因為官員的差事交接不順利，耽誤了見父親最後一面，乾隆帝十分內疚，在《實錄》里對此深表歉意。

這些話勾起了嘉慶帝對父皇乾隆帝的思念，再一看《實錄》的扉頁上編者中有劉鳳誥的名字，頓時對劉鳳誥產生了憐憫之情，於是下詔說：「劉鳳誥從前恭纂皇考實錄，曾有微勞，學問亦可，亦著加恩賞給編修來京供職。」就把劉鳳誥從流放地召回，讓他做翰林院編修。

劉鳳誥究竟是出於個人恩怨欲報復正任首席軍機大臣的托津，還是出於職業道德？我認為，前者的可能性更大一些。劉鳳誥深知自己只是一個七品芝麻官，人微言輕，於是找到了原來翰林院的老領導，現在的太子太保、體仁閣大學士曹振鏞。

曹振鏞，安徽歙縣人，自稱曹操嫡脈後裔。他在乾隆一朝就屬於國家重點培養的青年後備幹部；到了嘉慶朝任吏部、工部尚書，成為國家部院大臣；在道光朝，自然成為道光帝的心腹。

曹振鏞一向皇帝舉報，道光帝就暗自叫好，感到日思夜想的機會，終於來了，立即決定向軍機大臣發難。《清宣宗實錄》記載著道光帝下詔說：

「七月二十五，慟遭皇考大行皇帝大故，彼時軍機大臣敬擬遺詔，朕在諒暗之中，哀慟迫切，未經看出錯誤之處，朕亦不能辭咎。但思軍機大臣多年承旨，所擬自不至有誤。及昨內閣繕呈遺詔副本，以備宮中時閱，朕恭讀之下，末有皇祖『降生避暑山莊』之語，因請皇祖實錄跪讀，始知皇祖於康熙辛卯八月十三子時誕生於雍和宮邸，復遍閱皇祖御制詩集，凡言降生於雍和宮者，三見集中。因命大學士曹振鏞、協辦大學士尚書伯麟、尚書英和、黃鉞，傳旨令軍機大臣明白回奏。」

此段話的意思是：先帝去世的時候，軍機大臣敬擬遺詔，我在悲痛之中，未能看出錯誤之處，而今看到如此重大的失誤，我也有責任。想軍機大臣多年承旨，所擬不至有誤。但昨天送來《遺詔》的副本，我看《遺詔》末尾有爺爺乾隆帝「降生避暑山莊」這句話，就找來爺爺的《實錄》來對著看，才知道爺爺生於雍和宮，再看爺爺的詩集，其中說降生於雍和宮的地方共有三處。《遺詔》卻說降生於避暑山莊，傳旨給軍機大臣，讓他們給我說明白。

此時的軍機大臣肯定懊悔到了極點，早知如此，當初何必畫蛇添足，說什麼乾隆皇帝生於避暑山莊。但是皇帝已經指著鼻子要他們「明白回奏」，只好硬著頭皮解釋。軍機大臣的回奏很快呈上了道光皇帝的案頭，他們為自己辯護說：嘉慶皇帝的《詩集》第六卷、第十四卷兩次提到乾隆皇帝生於避暑山莊。至於《乾隆實錄》，藏於內廷，我們看不到，也不讓我們看，所以不了解。

應該說軍機大臣的回奏十分強硬，辯駁得也很有力，因為乾隆皇帝的《實錄》固然是神聖的文獻，但嘉慶皇帝的《詩集》也同樣神聖。你爺爺自己說生於雍和宮，你父親又說你爺爺生於避暑山莊，你父親和你爺爺的分歧，讓我們這些手下何所依從啊？更何況《乾隆實錄》藏在內府，我們無權翻閱，古人不是說不知者不為罪么。

於是事情就僵在這兒了。

事情既已捅開，那就要給眾人個交待。

不然，朝野中會有兩個關於乾隆皇帝出生地的說法，這有損皇家臉面，而且事關社稷，也大不嚴肅。然而，如果不強詞奪理，這個事情就沒法解決了。於是，道光皇帝蠻橫地認定軍機大臣「誤會詩意」，「實屬巧辯」，不給軍機大臣再次分辯的機會，立即做出決定：將托津、戴均元兩名領班軍機大臣予以降四級處分，撤出軍機處。

道光皇帝是在借題發揮，從處理的過程來看，其中無理之處不少：

1、關於乾隆皇帝的出生地問題，乾隆和嘉慶說法不一，這是意見分歧的根源，不能怪軍機大臣，最多只能責備他們知識面不寬，沒多找幾本參考書讀讀；

2、道光皇帝自身有失察的責任，《遺詔》畢竟已經審閱認可，他沒有把好關，將責任全部推給軍機大臣是過分之舉；

3、從常理可知，這道包含有「錯誤」遺詔的擬定者肯定不是當頭兒托津、戴均元，應該是他們的屬下、在軍機處班次靠後的軍機大臣。托津、戴均元兩位領班沒看出問題，固然有責任，但你道光帝不是也沒看出來嗎？結果那些起草《遺詔》的人未被深究責任，托津和戴均元卻被攆出了軍機處，確實難以服眾。

或許是出於以上歉疚的考慮，道光皇帝到此為止，再也沒有糾纏這個問題。托津死於道光十五年，終年81歲。戴均元死於道光二十年，終年95歲。而乾隆皇帝出生地的分歧經道光皇帝這番折騰，搞得天下皆知，以致成了清宮疑案，至今無人能解。

此次「遺詔風波」表面看沒有掀起大的波瀾即宣告結束。所以，讀清史的人往往對此有所忽略。但其實，這絕不僅是君臣之間個人恩怨的反映，更重要的是道光皇帝對政府實行了一次有目的的改組，道光皇帝在令托津、戴均元退出軍機處之時，命曹振鏞在軍機處行走。

三個月後，曹振鏞榮升軍機處領班、太子太傅、武英殿大學士。從那之後，他一人之下，萬人之上，位極人臣，不折不扣。此後，曹振鏞執掌軍機處達15年之久，基本上確立了道光王朝的政治風格和用人標準。

今天看來，曹振鏞的知名度已經不大，知道他的人不多，因為他是一個做官不做事的人。

但是若論有清一代，三百年間誰在位時間最長，誰的仕途最平坦，誰最會做官，可以說非他曹振鏞莫屬，縱覽清朝一代，無出其右者。他的仕途堪稱一馬平川，步步高升，無災無難，年屆80歲才退休，當官長達52年。

然而，曹振鏞一生基本沒有建樹。民國初年纂修《清史稿》，在寫《曹振鏞傳》時，僅用七百多字就描繪出了他的一生。雖然，他當了五十多年的官，而且位極人臣，可是一提筆才知道，除了一生履歷以外，真是毫無可圈可點之處。

【多磕頭，少說話】

很多人知道清朝官場有一句做官的訣竅——「多磕頭，少說話」，這就是曹振鏞為官多年的座右銘，並奉為圭皋。在這裡，「多磕頭」是肢體語言，表示順從、謙恭；「少說話」是指對朝廷大政少發表意見，多聽皇上的，要言聽計從。這六個字真是言簡意賅地概括了做官訣竅。雖然說曹振鏞一生沒有什麼豐功偉績可以名垂青史，但由他總結的「做官六字訣」卻可以因「恩惠」後人而「流傳」百世了。

曹振鏞一生坦途，平步青雲，肯定不會一無是處。他確實也有不少長處，比如事必躬親，謹小慎微，尤其注重細節。無論是承書聖旨，撰寫奏摺，還是批閱翰林文章，無不反覆閱視，一筆一畫的錯誤，必定予以改正。

在今天，各大企業紛紛學習的細節決定成敗論，在曹振鏞早已身體力行。同時，這位曹大人待人和氣，親近平易，從來不擺官架子。宮裡門多，左一道右一道，每過一道門，必定是與其他人拉拉扯扯地謙讓一番。話說某日，他與某位皇族在宮裡相遇，在門口彼此謙讓，結果誰也進不去，惹得人家不耐煩，生氣地說：這是朝廷，不是你家！眾人大笑。曹振鏞鬧了個大紅臉，依然笑容可掬。此外，曹振鏞操守好，不受賄，學問也不錯。

這樣說來，曹振鏞是個「好好先生」了。其實，他還是個大滑頭，以「不求有功，但求無過」為宗旨，做官從不自作聰明，更不願負責任。譬如，某日道光皇帝考試翰林，出一道題誰也不解。連題都看不懂怎麼作答？於是，道光皇帝怒斥翰林不學無術，又問曹振鏞，你懂不懂？曹振鏞仔細看了幾遍，表示也不懂。實際上，他是裝不懂，不願得罪眾翰林。

還有一次早朝結束後，道光皇帝偏偏把曹振鏞留了下來，偷偷諮詢他雞蛋多少錢一個？皇帝怎麼問起雞蛋的價格來？曹振鏞腦瓜一轉，立即明白了，皇帝讓御膳房給算計了，大概是算計得狠了點兒，以致他起了疑心，於是，曹振鏞乾脆地回答：「不知道，臣胃口不好，消化不良，從不吃雞蛋。」他是不願意因此與內務府的御膳房結怨，鬼知道他們把雞蛋說成了多少錢一個！

曹振鏞之所以被重用，能發現《遺詔》中的「錯誤」固然是一大功勞，更關鍵的原因還在於他的政治作風與道光皇帝極其合拍。一位謹小慎微的皇帝終於為自己找到了一位量身定做的搭檔——戰戰兢兢、亦步亦趨的輔助者。

君臣之間互相影響，曹振鏞首先向道光皇帝傳授工作「經驗」。

道光登上皇帝寶座幾個月下來，頗感焦頭爛額。每天面對堆積如山的奏摺看都看不完，更不用說還要裁決了。清朝的體制是各級官員直接對皇帝負責，皇帝事必躬親，逐一過問，小到知縣任命，死刑複核都得由皇上定奪。

譬如官員之間鬧矛盾，皇帝得協調好；刑部審定死刑案發生分歧時，請皇帝裁決，你得能裁到點子上。這不，眼前就有一個案子：哥兒倆趕集，買了一口鍋回家，走到半路，發現鍋沒了。哥倆互相推諉指責，以至發生爭吵，然後哥兒倆就打起來了。最後，弟弟打死了哥哥，被判了死刑。

清朝死刑制度複雜，要秋後問斬，於是安徽省向刑部申請批准執行。刑部官員翻開案卷看了半小時，批了個「駁」，給扔回來了。安徽省不接受，刑部官員解釋道這個案子有從輕情節：殺人犯沒使用器械，是用拳頭作的案，致死帶有偶然性，不能執行。安徽省則強調此案有從重情節——弟弟打死哥哥——犯上，所以必須執行。雙方爭執不下，於是，刑部奏請道光皇帝聖裁。皇帝要是裁決執行秋後處決，刑部沒意見；要是裁決不執行，安徽省也沒意見，意思是，皇上您看著辦。

道光皇帝這邊還沒裁決，把這個事擺平呢。轟然一聲，黃河決口了，隨即，河道總督將堵合決口的工程預算報了上來，面對數百萬工程巨款，皇上要是同意，您就掏錢；皇上要是不同意，您說我哪兒報高了，得說出個所以然。當皇帝每天處理的多是各衙門處理不了的棘手事，可是又責無旁貸，真鬧心。

【好好先生，升遷有道】

在這種情況下，曹振鏞獻上一計，他說：「作臣子者願意不斷上奏摺發表自己看法，以顯示工作態度的積極，更何況這些摺子也不用自己動筆，他們都有師爺，可苦了皇上。然而，又無法禁止他們發表自己的看法。我想，現在天下太平，國家本來沒那麼多的事，這些奏摺不用全看，找幾篇奏摺專挑細節上的錯誤，然後加以處分，讓天下官員感到皇上明察秋毫，這樣就不敢欺騙皇上了，這樣官員們也不會隨隨便便上奏摺，奏摺或許也會少一些。」

什麼是細節上的錯誤呢？

譬如，語法、筆畫、格式上的錯誤。這個好找，總比做決策要容易得多，拿著放大鏡看就是了。

此後，道光帝看奏摺看得厭煩了，就挑剔奏摺的細節，然後輕者「傳旨申飭」，重者「交部議處」。當然，這些細節的錯誤畢竟不是多嚴重的事兒，可是，道光皇帝說你工作態度不認真，連個字都寫不好，你還能承擔什麼重要的工作呢？這一下子後果就嚴重了，結果，被申飭的大臣上了好幾道自我檢討的奏摺，弄得天下皆知——當今道光皇帝可不是個善主，事必躬親，明察秋毫。最後這才善罷甘休。

這樣的例子接連發生，一些官員因此被降級、罰俸。

可這一鬧劇的惡果也逐漸顯現：

1、大臣們不敢輕易上書皇帝，而是「多磕頭，少說話」；

2、文武百官逐漸養成了一種注重細節，注重形式的工作作風。官員們上折之前反覆檢查，地方督撫還好，畢竟有不少幕僚代勞，京官們只好自己檢查推敲，很多人因此得了強迫症。

總之，通過這次「遺詔風波」，道光皇帝成功改組軍機處，選中了與自己政治風格合拍的新助手，也逐漸形成了自己的治政風格。

應該承認，道光選擇曹振鏞作為搭檔是一大敗筆。雖不能說曹振鏞是個奸臣，但是，在清王朝由盛轉衰的關鍵時刻，道光需要的是大智大勇、敢闖敢幹的開創型人才。曹振鏞卻恰恰相反，他不求有功，但求無過，這就給王朝的衰落雪上加霜。道光一朝這種因上而下的執政風格——目光短淺、謹小慎微、注重形式、挑剔細節、不負責任、報喜不報憂、多磕頭、少說話、只求自保，缺乏開拓進取精神，對道光朝以及此後的晚清政治影響深遠。

道光帝並沒有就此罷手，他還想整飭吏治，為衰朽的國家機器注入活力。

請看：吏治難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