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書背後的人

口述：彭 倫

採訪：郭玉潔

讀大學的時候，我蠻喜歡淘舊書。那時周末從學校回家的路上有一家新文化服務社，在長樂路上。新文化是上海一家很有名的二手書店，現在搬到瑞金二路去了。每次經過我都進去轉轉，挑各種各樣的英文原版書。

後來在《文匯讀書周報》工作，也會去福州路外文書店附近的山西路小門市部，那兒賣二手原版書和雜誌，很便宜。我在那裡經常會發現一些很不錯的書。有一次去這家小門市部逛完，又跑到外文書店四樓的原版書區，結果在一個書架的最底層發現了一本《我與蘭登書屋》英文版。

這本書是蘭登書屋的創始人貝內特·瑟夫寫的回憶錄。我那個時候對出版業很感興趣，就把這本書買回家，一百多塊。看了以後特別喜歡。貝內特·瑟夫特別幽默，是一個很有魅力的人。書裡面有很多八卦，講他跟那些作者的故事，比如福克納、尤金·奧尼爾等等，很有趣，文筆也很好，讓我覺得出版是一個很有意思的行業，我很嚮往。

當時我在《文匯讀書周報》工作了三年，一直在做出版業的新聞報道，有時候發現國內出版的有些書真是粗製濫造，甚至欺騙讀者。我也做過一些負面報道。記得當時有一本書《挪威沒有森林》，號稱是《挪威的森林》續集，作者是一個日本女作家，國內也有媒體報道，像真的一樣。實際上這本書是國內的民營書商找槍手寫的，是中國人，日本根本沒有這樣一個人。我覺得這也太誇張，太無聊了。

讀了《我與蘭登書屋》以後，我覺得我也可以做出版，可以做一些有意思的、體面的好書。剛好黃育海老師創辦了九久讀書人，我就從報社辭職，去了九久做編輯。做了不久，我就跟老闆說《我與蘭登書屋》這本書很好，我想把版權買下來自己翻譯。以前三聯書店出過這本書，但是沒版權，那個譯本我也沒看過，反正我喜歡，我就想自己翻譯。在那之前我已經翻譯了菲利普·羅斯的《遺產》，有了一點經驗。

三聯的版本是1991年出的，那時候中國還沒有加入國際版權公約（1992年中國加入國際版權公約——編者注）。我先找版權代理公司查版權，他們說查不到這本書。正好那年，2004年10月，我去了法蘭克福書展。我就直接跑到蘭登書屋的展位打聽，前台讓我找一個老太太，因為這是很老的書，七十年代就出版了。老太太說她知道這本好書。這樣把版權給解決了，他們很快確認了，這個版權在他們那裡，可以授權。這本書沒有人搶的，很小眾，一般的出版社不大會想到去買這種書。然後我就自己翻了，在2006年出版，反響很好，賣了近兩萬冊。

我一開始是想做一些紀實類圖書，但是慢慢地越來越文學，小說看得多了，而且那時候做紀實的書也不太好把握，不知道市場在哪兒。

我買了一本非虛構圖書，叫《失蹤的名畫》，寫的是卡拉瓦喬的一幅畫被發現的過程。書本身很好，但是翻譯很拖，拖了好幾年，交給一位同事看稿，出版以後，也沒有很大的反響。封面設計讓很多人以為是小說，其實是真實的事件。

在我入行的2004年前後兩三年，國內出了有幾本大賣的引進版圖書，一本是丹·布朗的《達芬奇密碼》。然後九久讀書人把丹·布朗的所有其他小說都買下來了，《天使與魔鬼》《騙局》什麼的，也都很暢銷。還有像新經典出的《窗邊的小豆豆》等。

所以大家都開始關注國外的暢銷小說。包括各種類型的商業小說。所以我一度也想挖一些這樣的，偵探、懸疑類的商業小說，還想做一些大眾科學、科普類的圖書。也找了一些這樣的選題，但出版以後反響都一般般。

那時候我還沒結婚，時間比較充裕，晚上反正也沒什麼事，經常在辦公室裡面看稿子。時間也比較多，還做得挺賣力的。有一年出了30多本書，被很多人笑，你搞這麼多書。

九久讀書人從成立開始，就以外國文學為主。對於新的出版公司來說，外國文學上手比較快，你不用去組稿，看準選題買版權就是了。

老闆那個時候是想借鑒貝塔斯曼的模式，他在貝塔斯曼做了幾年，覺得貝塔斯曼書友會和出版結合的模式挺不錯，但還可以改進。那個時候噹噹網和卓越網都已經有了，但還沒現在這麼厲害。快遞也不像現在這麼發達。很多學生、尤其是邊遠地區的學生買書，還得通過郵購的方式。所以九久讀書人一開始的業務就是書友會，出版為書友會服務。編輯做的書主要是滿足書友會的需求，書友會需要什麼樣的書？主要是以大中學生為主的，學生喜歡看什麼書，我們就喜歡做什麼書。

書友會每一兩個月做一本新書目錄，一部分是我們自己出版的產品，就是我們這些編輯做的書，還有一大部分是從其他出版社採購。所以這個模式就是一個銷售渠道。畢竟從外面採購成本高，你出版的產品相對成本低，所以需要編輯來自己開發。

九久讀書人的書友會不收會員費，也沒有會員義務。主要模式就是建一個網上書店，同時製作新書目錄，公司收集聯繫方式，給會員郵寄目錄。會員收到目錄後就打電話來或者上網買書，所以那時候有一個很大的客服中心，很多年輕人在那裡接電話。很多學生買書都是一個班級推舉一個同學收集訂單，大家一起把錢湊好交給他，然後帶到郵局去匯款過來，我們把書寄過去。所以郵購其實挺麻煩的。網路書店流行起來以後，這一套就走下坡路了。

九久2004年成立，2008年是書友會最好的時候。我記得有時候一天的訂單就超過一萬多個，貝塔斯曼書友會已經被九久搶走了很大一塊市場份額。

但那時候，網路書店已經做得很大了。2009年，貝塔斯曼結束了中國的書友會業務。九久的競爭對手雖然死了，但是書友會這個模式也差不多完蛋了。

那時候老闆就開始琢磨要轉型了，2008年，默多克新聞集團想在中國收購一家出版企業，進入中國市場。九久當時已經囤積了很多暢銷書，丹·布朗、史蒂芬·金、阿加莎·克里斯蒂，手上的版權資源還是很多的。他們看中這一塊，想要收購九久，談得都差不多了。結果金融危機來了，新聞集團又決定不收購了。這件事情就這樣黃掉了。老闆也一直在考慮轉型，成為一家純粹的出版公司。

幾年前開始有些其他出版社和出版公司來找我。可是我自己想想，手上還有這麼多書還沒出版，貿然放棄挺可惜的。畢竟你花了很多時間去研究這些作者和書，也約了翻譯，半途而廢對不起作者，也對不起那些譯者朋友。所以我就沒想離開，一直做著。

去別的出版社，也許收入會多一些吧，但我好像不是特別需要錢，物質上的追求不高，我沒有特別的愛好，也不愛到處旅遊，就覺得能做自己喜歡的書，把書做好就可以了，在九久還比較自由，我想做什麼作家，大多數都可以做。

在那幾年我還碰到一本書，對我的影響很大，就是《天才的編輯》。《天才的編輯》也是我在上海外文書店的舊書門市部裡面淘到的，非常喜歡。跟廣西師大出版社理想國的劉瑞琳老師說起，她想出這本書，於是我就為他們翻譯這本書，跟《我與蘭登書屋》一樣。這本書去年出版以後賣得不錯。現在他們又出來一個新版，用了電影劇照做封面，已經印好了。

我出版過的最暢銷的書是弗洛姆的《愛的藝術》。《愛的藝術》是一本經典，80年代就出過，這麼多年有很多版本。很多出版社以為是公版，隨便出。但有一次版代跟我說，弗洛姆的這本書在中國從來沒有被授權過，你有沒有興趣。我當然有興趣了。我以前沒有讀過《愛的藝術》，但是在網上做了功課以後，覺得這個選題絕對沒問題。後來我們跟上海譯文合作出版，出版以後，首先要把市場上其他版本的《愛的藝術》都打掉，因為它們都是侵權的。上海譯文就給那些出版社發律師函，你不撤就打官司，所以很多出版社都撤掉了，要麼賠錢，要麼就下架。所以現在市場上就這一個版本，到現在累計印了50萬冊左右。

我們和上海譯文還合作過一本書，過程挺有意思。就是《藝伎回憶錄》，改編的電影由章子怡、鞏俐、楊紫瓊主演。我們獲知小說改編電影的消息，就趕緊買下版權，我們跟電影公司聯繫，說我們一起做營銷，你們把劇照和電影海報授權給我們，放到書里。我們做了很大的推廣，首印就是五萬冊。結果電影在中國本來已經確定進院線公映，龍標也拿到了，但是那時候中日關係不太好，很多民族主義者說中國最好的演員去演日本妓女，很丟臉。其實藝伎和妓女完全是兩碼事情。但是在那個敏感時期，電影還是被臨時取消了公映。對書的銷量當然也有影響，賣是賣光了，但是沒有再加印。

有時候判斷一個書有沒有可能暢銷，得看有沒有新聞性的話題可說的，像《藝伎回憶錄》這種，書本身寫得還可以，是一本可讀性比較強的通俗小說。但是我自己慢慢做著就覺得，書還是要自己喜歡，你自己喜歡你才會賣力地去推。不喜歡的選題但又買下版權要出版，你就恨不得趕緊出了就拉倒。

在這過程中實際上也付了很多學費，很多僅僅是從選題的話題角度，沒有從內容去把握。比如在法蘭克福書展上，大家覺得某一個書會好賣，有一些先入為主的概念，所以價格炒得很高。實際上真正出版的時候，銷量跟很高的預付金完全無法匹配。所以就是這樣，有些書在書展上大家都爭搶競價，也許出版以後就很快消失了。

在國外很暢銷的書，在國內不一定賣得好。如果光看國外的銷售成績就貿然去買版權，有時候是會吃虧的。美國有一個特別暢銷的商業作家，叫詹姆斯·帕特森，專門寫那種驚悚小說，就像這裡的地攤文學，他有很多書是跟人合寫的，像一個流水線作業。很多出版社都出過，上海譯文也出過，浙江文藝也出過，貝塔斯曼好像也出過，都賣不好。這種書確實比較水。

很多時候，書要做成功，不是一個人能做到的。出版工作，在選題判斷的階段是比較個人的，編輯需要用他自身的經驗去研究和判斷，是第一關。但是進入銷售以後，還是一個團隊的工作，營銷、發行要跟上。這就不是一個人能夠做的。

2009年，我一度萌生過離開的念頭，但是不知道怎麼跟老闆開這個口。有一次我鼓起勇氣找老闆說，我們一起吃飯聊聊天吧。我本來想談辭職的事，但是聊著聊著我們說到，其實現在短篇小說挺好賣的，因為卡佛就成功了。

卡佛成功也是挺好玩的。有一個譯者，網名叫小二，他是外企的高管，學理工科的，但是他特別喜歡卡佛，自己在豆瓣上翻譯卡佛的短篇小說。慢慢地，越來越多人關注卡佛，包括《三聯生活周刊》的苗煒，他專門找了小二，寫了一篇報道。那篇報道反響挺大的。所以2008年，卡佛就成為了一個現象，他的短篇小說集都很暢銷，銷量可能達到一二十萬冊。

這個現象挺有意思的。我那個時候也出過塞林格的短篇小說集《九故事》，我特別喜歡塞林格，然後把他的另外兩個中篇小說集都買下來，沒人跟我搶。我覺得中短篇小說這個市場其實還是有的。

既然短篇小說挺好的，現在沒人競爭，我們幹嗎不出呢。老闆也覺得這個思路不錯，就說我們來做吧。於是我又興沖沖地開始規劃「短經典」叢書，2009年開始，一直出到現在，快要出到一百種了。

以前，有的出版社只想出作家最暢銷的書，對短篇小說集不感興趣。在買版權的時候，大家都看中這個作家的長篇小說，但如果你既出作家的長篇小說，也願意出版作家的短篇小說，作者和經紀人會認為你對這個作者更忠誠，或者說更有誠意，他們會覺得你願意長期經營這個作者。

短篇小說的版權費用不高，因為你選擇餘地很大。我記得愛麗絲·門羅，在獲得諾貝爾文學獎以前我們也想過買她的書，版代告訴我們，版權被江蘇人民社買走了，雖然她還有別的短篇集，但是出版社有優先權，你們要買的話，價格要高一些，當時我們就覺得三五千美元好像太貴了。可是後來她得獎了，就買不著了。

三五千美元的預付金其實還可以，可是我們還是不夠堅持。這些年來出了那麼多作家，有兩個作家的案例讓我深感遺憾，很有挫折感。

一個是塞林格的版權。塞林格一共就出版過四本書，除了《麥田裡的守望者》在譯林出版社，另外三本都在九久讀書人。我出了那三本書以後，《九故事》賣得不多，另外兩本一般。可我覺得以塞林格的影響力，不應該是這樣的。只是因為我們是跟出版社合作出版，主要由出版社發行，所以即使有的書也許已經沒有庫存了，但如果出版社沒有意願加印，我們也就什麼辦法。等到後來版權到期，這三本書就被譯林拿走了。他們很早就去跟經紀公司說了，同時報了很高的價格，我就沒機會了。

我始終認為塞林格是20世紀最好的作家之一。確實《麥田裡的守望者》是每年可以賣幾十萬冊的暢銷書。但最終，我們還是失去了塞林格這個作者。

還有一個例子就是菲利普·羅斯。我在報社期間開始為上海譯文社翻譯羅斯的《遺產》，出版以後反響很好，有些讀者因為這本書而開始讀羅斯。所以我在九久的時候，就開始買羅斯的版權，陸續買了大概十幾本。羅斯的書太多了，他有30多本書，分散在三家出版社，九久讀書人、上海譯文和譯林。我們出版羅斯的書，因為各種原因，進展很慢。後來有些作品版權快到期了還沒有出版，他的經紀公司就希望把羅斯的書儘可能都集中在一家出版社，放在一個合同裡面。所以經紀公司讓幾家出版社競價。

這件事情對我們來說很為難。老闆最後沒有下決心，放棄了。畢竟，羅斯的書不太容易賣。這兩個事情對我打擊挺大的，在為這些書向公司爭取、和外方談判的那些天，我就失眠了。我自己作為編輯，對作者、譯者和書的感情，還是挺深的。編輯需要對作者和譯者負責，對你自己的工作負責。慢慢地我就覺得，我還是需要自己能夠做主。那麼即便失敗，我也認了。其實出書只要成本控制好，即使銷量一般，無非就是少賺一點。所以我在去年年滿40歲之際，決定出來自己創業，目前還在籌備階段。

以後我出版的書，還是會以我擅長的外國文學為主，原創我要慢慢地做。原創比版權書更麻煩，更艱難，出版時間會比較長。需要很多時間跟作者溝通。主要是編輯要做通作者的思想工作，作者要能夠信任這個編輯。有的作者也許想法會比較多，如果有一個經紀人在當中的話，會好很多。但是中國沒有什麼特別專業的文學經紀人。

我覺得現在對出版業比較大的挑戰就是你怎麼樣跟新媒體來爭奪時間，讀者的閱讀時間沒了。

現在出版社做的很多事情就是在吸引讀者的注意力，讓他們來買，買了以後，看不看是另外一回事。對吧。很多營銷工作，是讓讀者衝動消費，我告訴你一個故事，或者說給你一個概念，你把書做得很漂亮，很特別，你搞活動，請很多名人推薦，無非就是吸引你來買，但是閱讀量到底多高，就很難說了。我覺得這個其實不是特別安全的。

我覺得理想的出版業是找到理想的讀者，我如果能夠把目標讀者都集中起來，找到一個平台，他們就會一直買。因為這些人是真的喜歡讀書，才會一直買。我只要把這些人抓住，其他讀者買不買隨便了。所以要建立一個辨識度比較高的品牌，企鵝出版社的成功一部分原因就是它有一個非常好的品牌。我覺得我也可以做這樣一些事情。如果把品牌做好，營銷也省力一些。因為品牌背後就是一整套的出版理念。認同這些出版理念的人，就會聚集在這裡。就像我以前讀書的時候，買了很多三聯的書。其實很多沒有看，但是因為三聯出的，我就會買。

作為一個編輯，最有意思的地方是你很喜歡的書，你花了很多精力進去，讓很多人知道這本書，越來越多人知道，越來越多人在網上說，這本書太好了，我太喜歡了，這是很好玩，很有意思的。

我去年早些時候出版了一本中篇小說《名譽》，是一個哥倫比亞作家寫的。這本書主人公是一個政治漫畫家，經常畫漫畫諷刺政治人物，有一次他諷刺一個國會議員，那個人受不了這種羞辱，自殺了。幾十年以後，這個議員的女兒來找到主人公……這本書其實是對媒體的權力挺深刻的反思。

這本書印量很少的，只印了四五千本，但是我在豆瓣上看有兩個人評論。那兩個人說，這個書寫得太好了，讓他們想起了朱利安·巴恩斯《終結的感覺》，甚至比《終結的感覺》還要好。《終結的感覺》是得過布克獎的。雖然這本書在中國的銷量可能就這樣了。但是你看到有一些讀者看到了，並且有這樣一些評論，還是讓人挺滿足的。你會覺得，你的工作還是挺值得的，影響了一些人。其實做書就是播撒種子，你喜歡的書，好書，當然希望能夠讓更多的人看到；如果是很爛的書，越少人看到越好。

—— 完 ——

彭倫，1999年畢業於上海外國語大學國際新聞系。曾任《文匯讀書周報》記者、編輯，2004年加盟上海九久讀書人公司從事外國文學編輯工作，2016年年末辭去副總編輯一職，目前正在籌備一個新的出版品牌。

主要策劃的叢書，有「出版人書系」（世界著名出版人回憶錄、傳記）、「短經典」（世界現當代短篇小說叢書）、《格蘭塔》書系（英國文學雜誌《格蘭塔》中文版主題書）、《巴黎評論·作家訪談》系列。2017年1月獲得第二屆單向街·書店文學獎「年度編輯」獎。

另譯有菲利普·羅斯《遺產：一個真實的故事》《凡人》，貝內特·瑟夫回憶錄《我與蘭登書屋》、A.司各特·伯格《天才的編輯：麥克斯·珀金斯與一個文學時代》等作品。

圖片由受訪者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