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志清的「偏見」之功

　　邊緣批評

　　□陳歆耕

　　著名美籍華裔文學評論家夏志清先生去年12月29日仙逝。記得剛走出大學校門不久，讀到夏志清先生的《中國現代小說史》，如痴如醉，大有茅塞頓開、醍醐灌頂的感覺。而讀大學裡的文學史教科書，則枯燥乏味，類同嚼蠟。本來談文學史的著作，應該充滿文學的趣味，偏偏這類教科書，把一部文學史弄得跟木頭人似的獃滯無趣。因此讀夏著的第一感覺是非常吸引人，拿起來就不忍釋卷。這一點與讀唐德剛先生的史學著作有同樣的感覺，一部史學著作同時也可視作一部文學著作。其中，不僅新見迭出，而且充滿性情，每一個字似乎都浸透生命汁液，「筆躍句舞」，張力十足。

　　這麼說，並不等於我個人以及學界就認為，夏先生的這部代表作就一言九鼎，無懈可擊。實際上，夏先生這部《中國現代小說史》自問世之日起，就一直伴隨著各種爭議。或者說這是一部既有真知灼見，也不乏「偏見」的學術著作。由於這部著作的影響力，夏先生把中國現代文學推上了世界文學的版圖，可以說居功至偉。他從純文學的角度，高度評價了張愛玲、錢鍾書、沈從文、張天翼的文學成就，把原本被遮蔽掉的作家作品挖掘出來，被人們重新認識併產生了世界性的影響，也是有目共睹的。他的許多觀點，由於是從細讀文本出發，吸收了西方的一些美學營養，然後作出自己的獨立評判，新穎而獨到。但說他的某些觀點有偏頗，有「偏見」，也是一個客觀存在。比如，他認為張愛玲的文學成就在魯迅之上，就過分抬高了張的文學成就，而低估了魯迅的文學成就。在夏先生的眼中，張愛玲幾乎成了神話般的文學天才，對此，我覺得是因他強烈的個人趣味使然，大概很難被更多的人所認同。張愛玲的中篇小說《金鎖記》，雖對人性有深刻的洞察，藝術感覺和語言也有非凡之處，但跟魯迅的《阿Q正傳》比也顯然不在一個層面上。類似的「偏見」，可能還存在於對張天翼的評價上。夏先生的「挖掘」之功，成功地體現在張愛玲、沈從文、錢鍾書身上，但他同樣極為推崇的張天翼，卻始終未能在讀者中「熱」起來。

　　當我們在批評夏先生的著作中有「偏見」時，其實，也要反思中國大陸學界在書寫現代文學史時曾存在的嚴重「偏見」。上世紀五十年代一直到「文革」結束，學界在評價現代文學史上的作家成就時，始終戴著「極左」的有色眼鏡，過分抬高了帶有左翼政治色彩的作家，而遮蔽掉了一些文學成就很高、不該被遺忘的作家，一部文學史被嚴重地扭曲。當「偏見」與「偏見」撞擊後，或許會產生「矯枉過正」的作用，使得我們對現代文學史的認知「回落」到客觀史實上來。

　　有人指責夏先生看待左翼作家有政治「偏見」，夏先生堅持認為，作家只有好壞兩派，沒有其他派別。一部現代文學史正在被不斷地「重寫」，這裡面應該說也有夏先生「偏見」的一份功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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