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公」的歷史

在現代人的印象中，「相公」一詞是戲曲中的丈夫，是舊小說里的男妓、幫閑，甚至是打麻將時不能胡牌的戲稱。然而，在晚明至清初，「相公」一詞卻多用來指稱有教養又不乏氣節的讀書人。本文作者通過對「老爺」「相公」等稱呼內涵變化的追索，嘗試勾勒出普通民眾在日常生活中是如何以「稱呼」區分社會階層，進而定義自身社會角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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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公」的稱呼對象

「相公」 一詞在當時的地方社會中如同「老爺」一樣被廣泛地使用。自晚明至清代，「相公」主要是普通民眾對生員階層尚未擔任官職的士人的尊稱。比如在《清忠譜》中，當身為一介平民的顏佩韋等人聽到正義派鄉紳周順昌被捕的消息後急忙趕去，路遇生員王節，於是出現以下情景：

顏：「元來是王、劉二位相公!」

王等：「元來是顏、楊二兄!」

顏：「二位相公，來得極好。 周爺被逮，我們眾百姓，都抱不平，要去救他。只是我們都是粗魯之人，草草莽莽，干不得正經。 相公們定與周爺是好友，大家劃個計策才妙。」

王等：「我們亦為此事而來，若得眾位相幫，妙極的了。」(第９３頁)

顏佩韋等在將周順昌稱作「老爺」的同時，將生員王節稱作「相公」，稱呼使用上的區別顯然可見。

嚴嵩、張居正都曾被稱為「相公」

「相公」原本是宰相的意思，在16世紀，內閣大學士就被稱作「相公」。嚴嵩在台上是被稱為「相公」，張居正晚年時也被叫作「老相公」，在這些例子中，即使不加姓氏，大家也都知道確指何人(王世貞《觚不觚錄》)。但晚明以降，這一用語所表示的身價急劇降低，轉而用於指稱生員、胥吏、書役乃至戲子。明末任福建壽寧縣知縣的江南文人馮夢龍在《壽寧待志》上卷《風俗》中記載道：

吏與生員，人俱呼為相公，書手稱先生。 衙門以吏為尊，私或帶晉巾(在明代士人中相當流行)與儒生齒。用扇亦有分別。詩畫扇、薰金扇惟生童與吏書得用。

在明清交替時期的江南，胥吏被稱為「相公」的例子則可以舉出《歷年記》的作者上海人姚廷遴。 姚廷遴雖出身官宦門第——其叔祖曾為顯宦，受過正規的科舉教育，卻終未能獲取任何功名，而只是靠做胥吏或塾師為生。 在做胥吏之前，他家僕人均以「官人」相稱，而一旦廁身縣衙的胥吏後，家僕就改稱「相公」了。

另據曾羽王的記載(《乙酉筆記》)，不僅如此，或許跟明清交替時期的混亂這一特殊情況有關，在清軍佔領後的上海縣青村的守備衙門中，甚至當書役的人都被叫作「相公」。

時李環為鼎革後第一新官，聲勢赫奕，比於風憲。……守備衙門，改稱游府。……游府書役……向稱先生者，改稱相公。於是青村之無識者，恨生子不為書役，而視青衿為朽物矣。

這說明，作為一種稱謂，「相公」一詞要比「先生」更顯尊貴。「先生」除被用於稱呼書手或類似於「說書先生」「風水先生」等在市井從事服務性行業的知識人階層外，還在那些相互之間關係不甚親密的生員之間廣泛使用(如關係親密，則會以「某某兄」相稱)，也用於稱呼後輩書生。「先生」不同於「老先生」，它所體現的尊敬感較為淡薄，相互間關係也較為疏遠。比如，在《桃花扇》中，當生員侯方域前往四鎮之一高傑的陣營，勸說高傑避免內部的爭鬥時，有這樣的對話：

高：「先生入帳，有何見教?

(高傑不聽侯方域之勸諫)

侯∶ 「是，是，是! 元帥既有高見，小生何用多言。」(第１７３頁)

另，《清忠譜》中，在建魏忠賢祠堂之際，風水師趙小峰被傳至堂長監生陸萬齡的跟前，對話說：

趙：「陸相公，陸相公!」 陸：「那個叫我? 元來是趙先生! 你好沒正經，怎麼此時才來?」 (第４０頁)

可見，與「先生」相比，「相公」一詞體現的對士人的尊敬感更為強烈。

從晚明到清代，對於「相公」的貶值，清中葉的王應奎有以下的感慨：

吾鄉(常熟)之俗，五十年前，就有稱秀才為「官人」者。《日知錄》謂「官人者，南人所以稱士」。 想前代相沿如此，其名猶為近古。 今則一青其衿，便稱「相公」，方以為固然矣。 至於吏胥之稱相公也，不知起於何時。……要之惟名與器古人不以假人，況「相公」 為燮理陰陽(宰相治理國家之意) 者之尊稱，豈可加之胥吏? (《柳南隨筆》卷 ２)

同樣在清中期，崑山人龔煒亦指出：「近來郡(蘇州城)中至以相公稱優人。」但是實際上，稱戲子為「相公」的情況，作為個別現象也曾出現在明末清初。 在《桃花扇》中，名角丁繼之就被妓院老鴇李貞麗叫作「相公」：

李貞麗：「丁相公來了。」

李香君：「原來是卞姨娘同丁大爺光降，請上樓來。」

這裡，李香君之所以稱丁繼之為「大爺」，大概是為了與「姨娘」的稱呼相對應，並體現她與眾多名角之間關係親密。另外《桃花扇》中還有說書人柳敬亭被喚作「相公」的有趣例子。 當然，這些應是為了表現《桃花扇》的主題而出現的特殊事例，並不說明明末清初的戲子已普遍被稱為「相公」。這一點，我們將在下節再作論述。

「相公」的條件

如上所述，「相公」所指對象，隨著時代的推移，其階層也逐漸由宰相不斷下降至一般官員，又從生員下降至胥吏、戲子。 然而，也絕不是說，「相公」一詞可以沒有根據地隨意使用，要被稱作「相公」，也需具備一定的資質條件。那麼，是怎樣的資質條件呢? 下面我們將通過若干具體的例子進行論述。

被認為是清初小說集的《二刻醒世恆言》第二回《高宗朝大選群英》中有這樣一則故事。 故事中所說的時間雖為宋代，但從「相公」一詞的用法來說，實際上反映的卻是明末清初時的情況：

[北直隸的富豪公子王丑兒，吃不了的是米穀，用不盡的是金銀，穿不完的是衣服，單單只不曉得讀書。]偶然一日，同著幾個幫閑的到妓家去嫖。 一進那妓家堂中坐了，兩個妓女出來，開口叫聲：「相公。」一個幫閑的倒也曾讀過些書的，失口笑了一笑。 這王丑兒勃然大怒，道：「你這一笑，分明卻是笑我了? 可惡，可惡!」兩個妓女上前勸道：「這倒是我二人得罪了!」王丑兒道：「怎麼是你們得罪，難道這『相公』二字，我就當不起么?」又是一個幫閑的道：「罷了，罷了! 相公請息怒，裡邊吃酒去罷。」王丑兒聽得他故意的叫「相公請息怒」，越發氣得了不得，因此怒吽吽大嚷的把腳亂跌道：「你們都一夥來取笑我么?」

最終，王丑兒為擺脫因「相公」稱呼而產生的自卑感而一心想通過賄賂來謀取一個舉人功名，但結果卻是人財兩空。 就此不難看出，當時人們對「相公」的稱呼是非常關注的。 不難想見，在那些為了取悅客人以慫恿他們揮霍錢財的妓院等場所，「相公」一詞曾會被廣泛使用。 不過，一旦這種尊稱被亂用，其效果也就可能適得其反，被認為是挖苦人了。

吉尾寬利用《流賊張獻忠陷廬州紀》這一資料，對農民起義據內部的稱呼問題做了深刻的研究。這裡就看看有關「相公」稱呼部分的論述。崇禎十五年(1642)，張獻忠集團攻陷了南直隸的廬州府後，前來投降的生員余瑞紫與叛亂軍大頭目王高炤進行了以下這番對話：

[王高炤雲]我且問你：「你是個官兒?」予曰：「不是。」其人曰：「我在此望見你在那邊體格不凡，故著人請你來敘敘。」予曰：「讀書是實。」其人曰：「是一位相公。」予答曰：「不敢。」其人因言及天下大亂，我老爺應運而興，相公可同我等共成大事。

之後，余欲將王高炤稱為「王爺」，但王高炤卻說：「你莫叫我爺，我輩響馬營生，都是弟兄相稱。」結果余只好改口稱「王哥」。雖然起義軍頭目王高炤同前往投靠的生員余瑞紫之間的權力等差是鮮明的，不過值得注意的是，由於余被視作為「讀書人」，故被稱作「相公」。 這也暗示了，就像朱元璋與李善長或浙東儒者之間的關係一樣，起義軍首領與士人之間存在合作關係。

農民起義軍首領張獻忠塑像

《桃花扇》中，生員陳貞慧等人結伴前去柳敬亭家聽說書的這幕戲，提供了明末清初又一個相當有趣的「相公」用法：

陳的僕人：「柳麻子(柳的外號)在家么?」

陳：「唗! 他是江湖名士，稱他柳相公才是。」

僕人：「柳相公開門。」

柳：「原來是陳、吳二位相公，老漢失迎了。」

在別的場景，主人公即生員侯方域曾表示「俺看敬亭人品高絕，胸襟洒脫，是我輩中人，說書乃其餘技耳」。實際上，柳敬亭雖是個賣藝的，但當時人們普遍認為他是個有氣節的義士。 之所以讓下人稱柳為「相公」，也正是因為生員們有將柳視作「我輩中人」這一認識基礎。 具有崇高氣節的藝人與正義派生員之間的意氣相投，與關於陰險卑劣的阮大鋮、馬士英等進士出身官僚們的性格描寫，形成鮮明的對照，給這一戲曲增添了特別的韻味。 在這一意義上來看，《桃花扇》中把戲子、說書藝人之流叫作「 相公」，與其說表明了當時的戲子或藝人都普遍被稱作「相公」，還不如說它是明末清初文化的背景下出現的「宣揚義民」 的一個例證。 無論是《桃花扇》還是《清忠譜》，這都是共有的主題。但不容忽視的是，不按照形式上的科舉功名，而根據實際的人品來選擇稱呼的潮流，也從一個側面導致了「相公」的貶值。

柳敬亭這樣的藝人也被稱為「相公」

綜上所述，明末清初的「相公」的稱呼指的是介於「老爺」和「老百姓」之間的士人階層；他們不同於「老爺」，不具有要求他人服從自己的權威，但被認為是有教養又不乏氣節的讀書人。「相公」這一稱呼意味著被稱呼方不同於一般民眾，有著堅毅不屈的氣節，他們即使面對官紳也不會卑躬屈膝地喚「老爺」，或自貶為「小的」，而是會以「老先生」或「老大人」來稱呼對方，以「晚生」「小生」 「學生」或「治生」自稱。 在《桃花扇》中，柳敬亭在將侯方域的手書送至左良玉時，就自稱為「晚生」，而未用「小的」：

柳：「元帥在上，晚生拜揖了。」

左：「唗! 你是何等樣人，敢到此處放肆。」

柳：「晚生一介平民，怎敢放肆。」

柳敬亭雖然自謙著說自己是「一介平民」，但是在左良玉將軍的訓斥下卻也毫不膽怯，而坦然以對。 而這正投射出柳敬亭這一在《桃花扇》中被稱作「相公」的人物的高尚氣節。

崑曲《桃花扇》中侯方域劇照

此後又經清代，不僅僅「相公」的適用範圍進一步擴大，而且「相公」自身的含義也發生了質變，出現了更普遍地使用於藝人，甚至在清末到民國時還用來指男妓、幫閑之流這樣相當有趣的演變。 在現代漢語詞典中，「相公」一詞的解釋多將男妓、幫閑同宰相、士人排列在一起。那麼，「相公」這一原本用來表現士人氣節的稱呼上為何會出現如此截然不同的用法呢? 這或許應該與從晚明到清代，士人的風氣和形象上的變化密切相關。 在士風上，與清中期相比，晚明那些雖有時武斷鄉曲但慣於直言不諱、堅毅地伸張正義的士大夫，到了清代就變成了行事拘謹、具有教養的文人雅士。 這在黃卬的《錫金識小錄》卷1中有具體的描述。或許，伴隨著書生氣的義士到面目清秀而柔弱的寄生型良家子弟的轉變，「相公」形象的內涵重心也發生了轉移。而男娼、幫閑這樣的含義是不是正是這一變化的產物呢？

（節選自《「相公」和「老爺」——由稱呼所見之地方社會中的階層感》，原載山本英史編《傳統中國的地域像》[岸本美緒著，周萍譯，余新忠校]，東京：慶應大學出版會2002年。感謝授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