恐怖主義都是西方的錯：周少青的指導思想

06-17

他在《如何理解伊斯蘭教與「和平」》這樣寫道：

真正導致「不和平」或衝突的是西方國家主導的全球化進程，尤其是軍事或非軍事干預的「全球化」過程。在此過程中，處於不同發展階段的不同文化群體被自願或不自願地帶入了同一個場域。其中，難民引發的衝突或「不和平」最為明顯。當然，隨著現代性影響的日益加深，由伊斯蘭世界內部的緊張關係所引發的「不和平」現象也日益顯現。但這種內部衝突更多的是一種文化適應，而不是一種「文明的衝突」，更不是宗教自身的「不和平」。

從2017年6月以來，他幾乎每個月都要在某報上發文，挖空心思從各個角度為他這一思想尋找依據。

2017年6月6日的《英國政界颳起自省恐怖主義禍源之風？》中：

長期以來，在如何看待恐怖主義問題上，西方政界一直堅持一種西方本位的「政治正確」邏輯，不肯對自己的殖民歷史和現實中的軍事干預作出公開的反思，而只是一味指責伊斯蘭教的保守和反現代性。科爾賓的言論無疑打破了這一局面。事實上，包括英國首相梅本人，對此問題其實也有著深刻的認識。在今年年初的一次演講中，她明確表示，「英國、美國干預主權國家，試圖以我們自己的形象重塑世界的日子已經結束了。」這一點，與科爾賓的「慎派軍隊海外參戰」的看法異曲同工。

2017年8月4日的《共識不足影響當下國際反恐的有效性》中：

筆者認為，伊斯蘭教在以宗教名義進行的各類恐怖主義中所起的作用，可以定性為一種「從屬性誘因」。之所以是「從屬性的」，是因為如果沒有所在地區和國家政治秩序的失控，就不可能給極端分子和宗教狂人留下作亂的空間。特朗普稱讚薩達姆「殺恐怖分子毫不留情」，而美國則替恐怖分子消滅了薩達姆，空前釋放了中東地區的宗教極端主義勢力。之所以是「誘因」，是因為無論是在歷史上還是從文本上來看，伊斯蘭教確實存在著某種「聖戰精神」，但這種「聖戰精神」的存在並不是無條件的，它需要現實的政治危機來激活。事實上，在危機、失控的情況下，任何宗教群體都可能趨向某種程度的「聖戰」。這裡，起決定作用的主要不是特定群體的宗教、文化性質，而是政治、經濟、軍事等更具有決定意義的東西。否則，我們可能陷入「文化決定論」。

既然恐怖主義都是西方的錯，那是不是西方停止干預伊斯蘭世界就不會有恐怖主義呢？不行的，必須要消除「黑穆」甚至「仇穆」社會氛圍。周研究員在《歐洲反恐需要開闢「第二戰場」》中指出：

特別值得關注的是，長期的「黑穆」甚至「仇穆」社會氛圍，不僅持續滋潤著具有某種伊斯蘭背景的暴恐活動，而且也深深孕育著歐洲本土的恐怖主義力量；不僅培養了「穆斯林」身份的恐怖分子，而且也不斷催生出白人至上的基督教背景的恐怖分子。
在當前歐洲，「仇穆」的烈火不僅鍛造著IS在歐洲本土發動恐襲的利器，而且為歐洲新形式的恐怖主義提供了用之不竭的營養。歐洲人若想取得反恐的徹底勝利，需要在本土開闢一個能夠根除仇恨尤其是「仇穆」的「第二戰場」。

那對於已經拿起槍的恐怖分子怎麼辦，周研究員也有他的「錦囊妙計」：「政治解決」。

他在2017年5月30日的《「政治解決」是終結恐怖主義的根本路徑》中提出：

逃避或者說從殖民主義、干涉主義者龜縮回「民族國家」的老巢，絕不是解決問題的有效辦法；以「文明的衝突」為由，將某個宗教或文化群體隔離化、甚至妖魔化，更是會適得其反。
當然，必須看到，與政治地解決北愛恐怖主義問題相比，根除包括英國在內歐美國家的恐怖主義要艱巨得多：它不僅取決於這些始作俑者的大國解決問題的意願以及它們之間的協調情況，也取決於中東、北非等地區伊斯蘭國家國內和平重建的可能性及進程，更取決於西方集團與伊斯蘭世界在全球戰略、地區穩定及以現代性為代表的價值觀方面認識上的一致性程度。

看周研究員說了這麼一大串話，還雲山霧罩搞不清什麼意思，就翻譯一下吧：西方要幫中東、北非等地區伊斯蘭國家恢復和平、重建美好家園，更要與伊斯蘭世界在價值觀方面達成一致。伊斯蘭世界的價值觀就是「錯誤都是西方的」，西方要是認同了這個價值觀，豈不是等於開了張無限額的支票給受害的伊斯蘭國家么？站在中國的角度，當然希望西方接受這一觀點，只要我們自己不糊塗就行了。詳細的論述請參見本號轉發的梅新育先生的現代恐怖主義和極端主義不是對「美國壓迫」的反應》。

如果周研究員的觀點能翻譯成英文讓西方廣泛接受，戰略忽悠局可以給他一個大勳章啊！

鞠躬盡瘁為國憂，華夏復興望君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