恢復繁體字利弊辯議
恢復繁體字利弊辯議（最新增改全文） 劉豐傑 筆者前曾將此陋文分題散發在這裡，故閱時未能見其全貌。 後此文一直在增改，現已五萬餘字。雖我已聲明無暇再専注這個話題，但仍見有許多朋友関注它，故把這篇陋文發在這裡似也必要。一則方便有可能關注者的閲讀，也可作存檔之意。 謝謝來賜讀拙文、或支持或反對的朋友們！ 有朋友罵主張恢復繁體字的人「有病」、「吃飽了撐的」，如果您確是在認真看完拙文全文十題後也這樣罵，我將甘願拜受。 又近聞某項什麼調查顯示，反對恢復繁體字的人佔60％。筆者認為這還是低估了，全國一人一票，反對者應該不低於90％。但這什麼也說明不了，因為人們多數沒有機會了解到其中深層次的利弊關係。 筆者或是狂妄之言：若確在認真讀過拙文後，應該至少能有50％以上的反對者改變看法。 拙文於1996年在強烈「反對繁體字回潮」的背景下冒風險寫成，約三萬兩千餘字，含九題（現增寫一題，約五萬二千餘字）。1997年曾以原題《簡化字利弊辯議》全文發表於《編輯之友》第二期，同年作為本人提案提交天津市政協第九屆五次會議，後又經組織遞送國家語委主任許嘉璐先生，98年獲秘書回復。至今十二年，本已作罷，但其間見海內外報刊對繁簡議題時有辯爭，或如後見王干先生、郁鈞劍、黃宏、潘慶林先生等委員、代表每至「兩會」提及。更見國學大師季羨林先生，於2009年2月4日在《揚子晚報》載文說：「將漢字簡化及拼音化並不科學，可謂走上了一條『歧途』」。遂感此事如同一個「病灶」，如不予根治，恐或時而發作一一總是藉助我們難以擺脫的實際需要，出來「反攻倒算」。 故妄以為，十二年前拙文「印繁寫簡」的呼籲和建議還是有必要性的，亦才再將拙文面世，以在這種背景中仍提供出這個看法，忝以為中華文化盡一份責任，也是請諸專家學者和朋友們教正。另因之前刊發時多有刪簡，現文又做了較大的修改，故今所呈者，也是拙文第一次原文面世。 拙文主要認為，當時漢字簡化的三個基本出發點：（一）易識易記利於掃盲、（二）可減少漢字總字數、（三）書寫簡便快捷等，除「書寫簡便快捷」具有部分實效外，基本都是沒有實效的。「書寫簡便」雖有點兒實效，卻也因為計算機的使用而大打折扣。 「減少字數」的實效，除規範異體字外則恰恰相反。因為我們並不能因為有了簡化字而徹底擺脫繁體字（也將永遠無法擺脫或消滅它），反而是實際上又多出兩三千個簡化字。 那麼，我們為這麼一點書寫簡便的益處付出了怎樣的代價呢？那就是：打亂了漢字的造字原則、不少簡化字因簡害義、因字形簡化造成誤寫誤識、減損了漢字原有的形式美感、有損於古今文化的歷史傳承，嚴重創傷了漢字兩千多年來基本穩定的歷史鏈條，造成了世界範圍的漢字二元並存的狀態，也從而出現了自秦以來文字使用最混亂的局面。 這裡特別要說到，不少專家學者認為「漢字幾千年一直在簡化」的流行觀念，並不符合文字史實，但不少人的觀念卻受此影響。漢字演化是從象形文字—甲骨文—大篆—小篆—隸書—草書，到漢、晉代才以楷書形式基本定型的。這顯然是一個從無到有，由簡到繁、由繁到便，不斷豐富完善的過程。不能把漢字的書寫「便化演變」過程，說成是「筆劃減化演變」過程。 我們目前面臨著兩種選擇： 一是維持現狀，但我們為了一點書寫簡便竟付出上述那樣大的代價，值嗎？； 二是恢復使用繁體字並保留簡化字書寫簡便的成果，不僅可以消除上述諸多弊端，使漢字在世界範圍重歸統一。如果國家會做出決策，我們完全可以有條不紊、根本用不著太「折騰」地恢復使用繁體字。 為寫此文，筆者曾到圖書館大量查閱、複印1955年時期《人民日報》、《光明日報》有關「文字改革」欄目爭論的文章，以力求議論較有根據。但此文畢竟只是筆者的一孔之見，又兼筆者的確知識基礎不足，尤其在諸多文字學問題方面實屬乏知妄議，無知或可笑之處必將難免，故誠望得到專家學者和朋友們的教正。 如果您對拙文具有贊成或反對的興趣，即請勞神審閱以下拙文的具體內容。無論您對拙文贊成還是反對，都實際使我們成了朋友，因為在關心中華文化這一點上，我們是一致的。 2009年3月 本文提目 一、說繁體字不利於掃盲－毫無根據 二、爭論實質～簡化字究竟能省多少時間 三、用簡化減少漢字總字數－適得其反 四、最流行的謬論：「漢字幾千年不斷在簡化」 五、簡化字書寫簡便中的缺點 六、簡化字在造字原則方面存在問題 七、簡化字因簡害義 八、簡化字損害了漢字的形式美 九、別硬說簡化字無損於文化的歷史傳承 十、恢復使用繁體字的可行性 恢復繁體字利弊辯議 （原題《簡化字利弊辯議》） 或許可以說，當前是我國自秦以來文字使用最混亂的時期。 自1955年2月2日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首次發布《漢字簡化方案草案》、《人民日報》1955年6月5日首先試用第一批簡化字，到1956年國務院公布《漢字簡化方案》及《第一批異體字整理表》，至今已有50多年時間。 現在，簡化字不僅在國內廣為推行，並且還影響到港台及新加坡等東南亞國家，同時也己被作為聯合國的工作語言。1992年，新聞出版署和國家文字改革委員會，又發布了《出版物漢字使用管理規定》（其中還規定了對使用不規範漢字的處罰條款）。南方某省會城市，甚至用每天每字罰款百元強制糾正街頭用字。雖然如此，在書刊報紙、影視作品、各種廣告、產品說明書、宣傳樣冊、街頭牌匾、文稿書信、名片請柬、書法繪畫及其他用字，甚至連國家領導人的詩詞、題詞、題籤等中，繁體字的使用或繁簡字混雜使用甚至在一個字中出現半繁半簡的現象，卻仍屢禁不止，其勢態之頑強，發人深思！！ 人們為什麼如此頑固地對繁體字難以割捨，甘舍其簡而就其繁，舍其省力而取其費力呢？這似乎決不是僅以「趕時髦」就能簡單解釋得了的。這不僅是社會問題，也是學術問題，它不能不引發我們對繁簡字利弊問題的反思和討論。 思慮及久並經多方考察有關資料，包括查閱1955年時《人民日報》、《光明日報》「文字改革」攔目的大量爭鳴文章，筆者擬就此發表一孔之見，以期就教於世人及專家學者，以其綿薄與大家共力於中華文化的繼承與弘揚。 毋庸諱言，本文主旨是對簡化字提出探索性質疑，但同時也要先做如下說明： 文字改革及漢字簡化，是黨領導的一項重要工作。 筆者也並非不知道，自300多年前明末學者方以智（號密之）所著《通雅》中首先倡主文字改革始，清人盧戇章、王照、陸費逵和近現代學者錢玄同、蔡元培、魯迅、瞿秋白、郭沫若、胡適直到黨和國家領導人毛澤東、周恩來，也都是主張文字改革甚至走拼音化道路的。國學大師錢玄同還曾有文痛斥清時的「文字復古主義」。 筆者雖自知卑微膚淺，然決非有意迂腐不化、抱殘守缺，也不想殆笑於不識時務，更無意於作當代的戴季陶（他曾在1935年國民黨教育部被迫公布「第一批簡體字表」簡化324字時，於西山會議上「為漢字請命」，最終使其停止推行）。然而，筆者出於匹夫之責的考慮，面對當前的文字混亂狀況時而思辯不已，遂冒天下之大不韙，撰文對簡化字利弊進行反思。 文字史研究證明，漢字自象形文字一甲骨文一大篆一小篆一隸書一草書到楷書和行草，一直經歷著一個向更適應社會和文化需要不斷演化發展的過程，至今沒有停止。漢字簡化也是文字演化過程中一個長期存在的現象，我們的漢字簡化工作，同樣屬於這個歷史過程。漢字簡化古已有之，今簡化字相當大量采源自斯，故本文所及簡化字的某些弊處也是泛指，決無意詰謗否定文字改革工作。並且認為，在當時歷史條件下，漢字簡化乃至確立拼音化的方向，都是出自國家文化發展以及文化的人民性和大眾化的考慮。 現今我們對簡化字的反思和質疑，乃是在新的社會經濟文化條件的發展（尤其是計算機的普及）情況下，向我們提出的新問題。在改革開放、百花齊放的環境中，大家共同研究討論乃至爭論，將有助於文字改革的健康發展，使文字改革工作做的更好。 一、 説繁體字不利於掃盲－毫無根據 資料說明，當初簡化漢字的原因，乃是在於漢字「文字和語言分離，不能從字面上就自然讀出音來」，並且「字數繁多，結構複雜，一字多音，同字異體」，「實際使用上」「極不方便」。「在打字、印刷、電報上都造成了許多難以克服的困難，無法利用現代科學技術的最新成果」（主要是指無法使用當時剛剛興起的計算機技術）。所以，最終「要走世界文字共同的拼音方向」。按當時的計劃，推行簡化字，只是最終廢除漢字全部實行拼音化的第一步。 1954年、1955年，報紙上絕大多數文章都是在將漢字與俄文和英文等拼音形式的文字相參照的情況下，熱切擁護漢字簡化和拼音化的。說「蘇聯小學一至四年級四冊課本，譯成中文共有92萬，而我們年級相同的課本，只有16萬字。……」（武占坤、馬國凡主編《漢字?漢字改革史》第74一75頁，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下同） 然而，由於王永民先生髮明了五筆字型輸入法，現在更已開發出包括手寫板在內的多種輸入方法，無論繁簡文字，其輸入計算機的速度，已遠遠超過外國的拼音文字。也就是說，如果把一篇中文文章譯成英文或寫成拼音來輸入，時間和內存的耗費都會大於漢字。有人說，在聯合國尋找中文文件很容易，只要揀最薄的就是。所以，文字改革初期憂慮方塊漢字「不能適應現代科學技術」的實際障礙已經解除。很顯然，五筆字型輸入法是一項具有世界意義的偉大創造，因為它解決了世界上使用人數眾多的一種語言文字與世界科技文明接軌的問題。有人因此讚揚王永民「功同許慎」，實不為過。由此，「漢字拼音化的方向」已經失去了必要性。文字改革工作的學者們也承認：「近一個世紀漢字拼音化運動的實踐已使人們對漢字『走世界共同的拼音化方向』的基本理論發生懷疑。」（《漢字?漢字改革史》前言）現在這已經是不言而喻的了。 漢字簡化第一個主要原因是它「難學」（「難認、難記、難寫、難用」）。1955年10月22日《人民日報》上有一篇文章說：「漢字的缺點給掃除文盲帶來極大的困難。」並說農民學文化「年年上冬學，年年從頭學」。當時甚至曾經計劃，凡十劃以上的漢字都要簡化。 由此就需要思考：大量的文盲，難道全都是由於漢字結構繁難造成的嗎？ 如果難學就學不會，那就應該什麼人也學不會，都會是文盲，否則不等於說更廣大的民眾天生就愚笨嗎？由此可見，筆劃多少並不是文字識讀難易的主要問題。 當然我們也不否認，籠統說來，筆劃少的字或許可能易學易記一些。 但是，筆劃多少並不一定與易學易記構成絕對的因果系。因為人類認知的意義，是確認一物與他物形、質、量的區別，而認字則主要是一個形態整體認知的過程。此種認知的關健是形態特徵差別的狀況，而不是在於量的差別。 人們對文字的整體認讀，往往比分解認讀更重要。比如對英文單詞，人們未必主要是一個個字母去識讀的，人們也同樣不會在心裡一筆一划地寫一遍才能識讀一個漢字。比如我們對「一、二、三、藏、薄、灞」等字，識讀的時間就是完全相等的。再如，有些文字印瞎了，或看電視因距離遠、目力差看不清楚，但我們仍能判斷它是個什麼字，這就是整體認讀記憶結果。這時侯，文字的筆劃多少已不重要，人們關注的是其整體形態一一或者說，此時人們是把文字當作一個圖形來看待的。 所以，筆劃多的字，在整體認讀中，未必比筆劃少的字識讀起來更困難。一個滿臉麻子的人，並不比一個普通人更難記住。一個滿頭長發且又長滿鬍鬚的人，同樣不會比一禿頭而又不蓄鬍須的人記憶起來費力。一個穿素衣的人，不會因為第二天穿了花衣服就認不出來了。 從記憶心理來看，人們學記的速度和牢度，也不與事物本身的繁簡絕對成正比。有時候，事物越複雜，印象反而越深刻，記憶反而越牢固。相對簡單的事物，有可能反倒容易被忽視或混淆，記憶思維也越容易猶豫或徘徊。經驗證明，故事越曲折，事情越重大，印象就越深，相反則容易淡忘。同樣，漢字中的「戊、戌、戍、戎」和「已、己、巳」要遠比「朦、曝、艚、矗……」等筆劃繁多的字更難記憶和區分。文字的筆劃越少，特徵就越不明顯，就越難區別，書寫和認讀也未必更方便。在已被停廢的「二簡字」中，像「屍」下加一橫念「展」、「家」的「豕」簡化為「人」、 「道」簡化為「辺」……等，就很容易和「尺」「穴」「邊」等產生識讀和書寫的混亂，這也許正是「二簡字」很快被停廢的原因。 一位在香港教法國兒童學漢語的歐陽女士說，教兒童認識簡化字還得從繁體字教起，因為簡化字孩子們總是分不清楚。比如「學」和「字」就總分不清楚。還要先告訴他們，繁體字的「學」是這樣寫的，比「字」複雜，所以簡體字「學」也比「字」的上部多兩點兒；另如「兒」、「幾」、「九」等字，也要先讓他們知道，繁體字的「兒」原來是這樣寫的——好像兒童身子小頂個大腦袋，還有兩隻大眼睛……。這也許並非唯一的例子。漢字形近結構的難以識記也許古已有之，而簡化字無疑更增加了文字形近的幾率。 如果說認字難易與筆劃多少有關係，那麼像：鍵、檻、譾、驥、鯽、驄、輳、蘊、彟、鷺、櫞、耰、讞、履、顙、翫……（怕要有千字之多）等這些簡化字，不是比許多被簡化的正體字如：東、見、風、車、専、詩、時、貝、頁、昇、兒、長、這、個、佇（佇）、貴、豈、嗎、事、許、貢、問、買、頡、來、為、馬、岡、鳥、魚、賓、賈、復、習、規、現……等，筆劃還要多嗎？為什麼那些筆劃多的簡化字記得住，筆劃少的正體字反倒記不住呢？這顯然是不合邏輯的 對於文字來說，是否容易記得牢，關健並不只在筆劃多少，而是更在於是否常用字。像「藏、艚、曝、瀑、蔑、貌、癩……」等，很少有人不認識。而有許多字，如「犴、仵、尜、旰、刈、殳、孑、孓、奀、夼、亍、亓、弋、叻、冇、皁、甪、丱、畀、盱、柰、凼、氕、氙、氖、嘸、氘、乜、厄、砬、兀、冗、乩、戽、爿、吽、氻……」等，雖然筆劃很少，但認識的人卻比較少。僅十劃以內就有不少屬於這類生僻字。而相反，五十多年前只學過幾年繁體字的上，相隔如此之久，大多都仍能識讀甚至書寫出來，這是很能說明問題的。 現代信息通信理論也認為，信息編碼越簡單，抗噪能力就越弱。在電報編碼中，往往會人為地增加「消息的多餘性」，來「幫助減少接收消息的誤差」。雖然人們明知道這種「多餘性」「會影響到通訊效率」，但仍「要人為地」去「加大多餘性，以求使通訊更可靠。」（陳力行：《概率與信息》第206頁，山東科技出版社1984年版）繁體字多寫幾筆，正是相當於「消息的多餘性」，目的是使其表義功能增加「抗噪能力」，在識讀過程中「幫助減少接收消息的誤差」。也可以這樣去理解：電話號碼升位不僅是為了擴容的需要，也是為了減少差錯的機會。筆劃多的字，多寫一筆少寫一筆都不會認錯；而筆劃少的字，稍有不慎便可能引起誤讀。所以並不是文字筆劃越少越好，否則速記符號就該是最理想的文字了。國家文字改革委員會委員著名學者王力在主持對《第二次漢字簡化方案（草案）的修訂工作》中也曾說過：「不要以為筆劃少越好。筆劃越少，形近的字就越多。為了節省幾筆，卻增加了認字的困難，得不償失。」並指出：「原定十劃以上的字都要簡化。現在看來，這個設想是不合理的。」（《漢字?漢字改革史》第180頁） 即使假定簡化字易識易記，它的掃盲意義也是很有限的。因為，從筆者對《千字文》《道德經．二》等25篇詩詞散文的查驗証明，在日常用字中，簡化字出現的頻率只約有四分之一至三分之一。推行簡化字的50多年裡，繁體字（應叫正體字）仍是日常用字的主體。離開正體字，簡化字根本無法形成句子，更不能有效構成語言的表達，它怎麼能對掃盲具有多大的意義？並且，不管你把簡化字有利於掃盲的功勞説到多大，它主要也應該歸功於正體字、繁體字。 埋怨中國文盲太多，也並不能證明是繁體字的過錯。1988年版《漢字?漢字改革史》第72頁說：「解放以後三十五年的今天，我國文盲、半文盲的人數仍將近是人口總數的四分之一。」此結論的時間是在1984年，按當時推斷可知，從1955年、1956年發布「簡化字草案」和《漢字簡化方案》算起已是28年了，這差不多夠兩代人普及高中或上大學了。面對此種現實，怎麼還能堅持認為之所以文盲多，「漢字的繁難，仍是直接因素」呢？有人稱，現今的文盲比例已從當初的80％下降到8.7％，此言若是言之有據，豈不恰恰證明是後二三十年改革開放和經濟發展才使文盲比例迅速下降嗎？這與文字繁簡沒有關係。 實際上，經濟條件和生活狀況才是文盲多少的主要原因。溫飽富足之餘，誰不希望學習文化，還能有多少人會「年年上冬學，年年從頭學」呢？現在農民生活好了，文化普及率也相應提高，不少農民子弟以極好的成績考入重點大學，這是很能說明問題的。城市比農村文盲少，也能證明這一點。如果說繁體字是產生文盲的主要原因，那麼，與我們實行簡化字同期至今已五六十年沿用繁體字的台港澳地區，不是應該比我們文盲比率更高嗎，而事實並非如此甚至相反。近又有報導說，農村有上萬高中學生放棄報考大學，其原因不言自明。由此看來，掃盲應該先掃窮。 還不難看到，現在的影視作品、歌曲光牒、各類廣告、產品說明書、街頭用字、書法繪畫等，到處都是正體字（「繁體字」），相當多的人都能認識？即使小學生，不僅看影視作品或歌牒的正體字大部分都能認識，甚至有的看繁體長篇小說也沒有太多的障礙。一些極力說正體字難學難記的人，他們自己也認識不少正體字甚至完全認識。據說，某政府官員曾自豪地說，我們這叫「無師自通」。連當年簡化工作專家之一的王力先生也有文章說：調查表明在大量閱讀過程中自然就學會了繁體字，不須要專門學習繁體字。那麼，一種不用人教就能認識的文字，怎麼會成為「掃盲的障礙」呢？！所謂正體字「難學難記，不利掃盲」之說豈不是不攻自破了嗎。 一方面說繁體字不利掃盲，同時又說它不學就會，實在匪夷所思。 由此可見，即使一夜之間突然全部恢復繁體字，也不會使任何人突然間變成文盲，因為至少還有三分之二至四分之三被認為是「簡化字」的正體字，人們仍然認識。即使只用這些字，也照樣可以組成大量語句去表達思想。而只用那些簡化字，卻幾乎一句話也說不出來。那種說恢復繁體字「會使中國文盲幾十倍增加」的說法，只不過是毫無根據不負責任的臆斷，是聳人聽聞的，也是滑稽可笑的。 緣上所述，所謂「繁體字不利於掃盲」的說法，顯然毫無根據。 事實証明，從識讀障礙角度反對恢復繁體字，是—種不必要的顧慮。 二、爭論實質～簡化字究竟能省多少時間 繁簡之間雖有多方爭論，但辯爭中最實質的東西，是簡化字書寫簡便、節約書寫時間。 自從有人提出恢復繁體字，就遭到了社會上許多人的反對甚至謾罵。本來嘛，簡化字明明筆劃少，寫起來快捷方便，卻偏要捨棄方便去找麻煩，豈不是「有病」「吃飽了撐的」，也有人駡「該進精神病院」！ 有朋友在拙文後留言説：「想恢復繁體字，你還是問問學校的老師和孩子們吧！…」也有留言說：「你自己喜歡繁體字，你盡情使用吧。但是，請你放過孩子們吧！他們的學習負擔夠重的了！別用書寫起來煩死人的繁體字，來謀害孩子們的時間。」！！！ 在《小崔說事》的電視節目中，主張恢復繁體字的王干先生說：「我博客上面有一個非常有趣的現象，我說要廢除簡化字，贊成我的基本上都是講道理的，反對我的基本全是罵娘的，從祖宗八代罵起。」 為什麽會這樣呢？因為簡化字確是書寫簡便，已經成為人們多年的書寫習慣。人們最直接的感覺是，書寫簡便的「現實利益」受到了侵害。如果想廢掉簡化字，必將遭遇強烈的反對或「頑強抵抗」，恢復繁體字的阻力就難以克服。 所以，筆者雖然從1996年就撰文《簡化字利弊辯議》（現名《恢復繁體字利弊辯議》）上書國家語委，呼籲恢復繁體字，妄用數萬字的拙文「駡」簡化字的缺點，但從未主張廢除簡化字。而是認為，簡化字應該仍然保留在日常書寫中――過去五十多年的書寫習慣保持不變。 筆者認為，簡化字只有—個優點無法否定：書寫簡便。 但這種簡便的實效性究竟如何呢？在簡化字推行50多年後，這應該是—個需要認真思考和評估的問題。 因為恨惡漢字的繁難，以前曾經算這樣一筆賬：「我國六年制小學的語文教學成績，不及國外四年級的水平；我們的學生過文字關，要比使用拼音文字的國家多用兩年以上的時間。」「我國十億人口都來學習漢字，就要浪費二十多億人年。二十億人年，這是多大的精力和時間！」「二十億人年，算得一代人。如果長期不改革，世世代代用下去，那麼，我們子子孫孫還將浪費多少青春？」（《漢字?漢字改革史》第75頁） 我們且不說這筆賬算得是否科學，但這畢竟是相對於拼音文字來說的。既已否定了漢字拼音化的道路，這筆賬算不算也就沒什麼意義了。 那麼，在日常書寫中，簡化字究竟讓人們省了多點時間呢？ 我們可以先看以下的教據：有文件說，「《簡化字總表》中第一、第二兩表五百二十七個簡化字的繁體平均每字十六畫，簡化後平均八畫；第三表偏旁類推字一千七百五十四個字，繁體平均十九畫，簡化後平均十一畫。」（郭錫良：《漢字知識》第108頁，北京出版社1981年10月版——下同。註：本文中凡用「筆畫」處均為保特原文） 由此所得的估計，僅有527個字筆劃減少了一倍。另外的1754個字，只平均減少不到三分之一的筆劃。所以，簡化字讓我們提高的書寫速度，實際上是很有限的。 按《簡化字總表》計，所有簡化字加上偏旁類推的簡化字，其總數僅為2238個（共簡化2264個繁體字），這約可占通用的六七千個漢字的三分之一，占最常用三四千字的五分之三。簡化字在常用字中出現的頻率大約可在二分之一左右。（參見《漢字知識》第105頁） 但是，在筆者對《千字文》《道德經．二》等25篇詩詞散文的查驗中，並沒有找到一篇「簡化字在常用字中出現的頻率大約可在二分之一左右」的實例証明。從中看到的郤是，簡化字在實際日常用字的出現頻率，只約在四分之—至三分之—。從實驗樣本的數量和文章種類的時空廣度，應該能確認其實驗價值。（請參見拙文《經典〈千字文〉等 驗証漢字千古奇冤》） 由此可見，所有簡化字減省的筆劃在常用字總數中所佔的比例並不大，以前所做的「筆劃精簡的幅度如果降低一半，那麼書寫速度，也就提高一倍」（《漢字?漢字改革史》第26頁）的估計是不科學的、不符合事實的。這大約是因為有大量很少用到的生僻字充入數據分析，造成了所佔比例的錯估。 更為重要的是，無論你怎樣詛咒繁體字書寫費力，它也只佔日常書寫的不足三分之一，甚至只佔四分之一。無論你把簡化字書寫簡便的功勞說到多大，正體字或繁體字的功勞也要佔到四分之三或三分之二。把書寫費時的責難都歸給正體字是不公平的！ 據稱—份《…語言文字使用…調查》公布數據說，「平時寫簡化字的占被調查人數的95.25％，寫繁體字的佔0.92%，簡體和繁體都寫的佔3.84％」。這個數據的概念基礎就是錯誤的，因為它把佔日常用字主體的「繁體字」也被當作了「簡化字」。在推行簡化字後的五十多年裡，「平時只寫簡化字」的人，實際上一個都沒有，因為那樣連一句整話都寫不出來。借用這個數據，應該説「簡體和繁體都寫的」人佔99.09％。 在筆者對《千字文》的分析中，這篇千字的文章，簡化字在其中只有298個，共節省1774劃，平均每位元組省不足6劃（相關文件說平均節省八劃，恐怕也是包含了許多生僻字的緣故）。全文一千字，每字只平均節省1．8劃。也就是說，如果漢字沒有簡化，在一篇1000字的文章中，平均每字只多寫不到兩劃而已。 由此可見，即使大、中、小學都恢復繁體字教育，給師生們帶來的書寫壓力，也沒有人們想像的那麼可怕。何況筆者並不主張在日常書寫中廢除簡化字，那位朋友對我留言說「請你放過孩子們吧！他們的學習負擔夠重的了！別用書寫起來煩死人的繁體字，來謀害孩子們的時間」，顯然是對敝見和觀點的誤解。 有朋友在拙文後留言說，反對繁體字的人，實際上是出於一種心理上的惰性。此說無論是否正確，也很值得思考。比如，我們能寫「冗」難道就不能寫「宂」嗎；能寫「見」就不能寫「見」嗎；能寫「東」就不能寫「東」嗎；能寫「錯」就不能寫「錯」嗎；能寫「陣」就不能寫「陣」嗎；能寫「占」就不能寫「佔」嗎；能寫「黃」和「廣」就不能寫「廣」……嗎？難道只差三五筆就會把人累壞嗎？！只差三五筆的簡化字是為數不少的。從《簡化字總表》看，在常用字中，不簡化「不足以平民憤」的字，實在並不很多。 我們不應該把繁體字書寫的繁難妖魔化，否則，在兩三千年里，我們中華民族的教育豈不是惡果累累，怎麼會産生如此熣燦的中華文化？怎麼會産生那樣多的文豪大雅？中華帝國怎麽會屢屢傲立於世界之顛？如果正體字的繁難真那麼可怕，—直使用正體字的港澳台的民眾和學校師生們，又是怎樣度過的呢，其同期五十多年教育效果也並不比我們差，這應該是—個強有力的証明。假如從未推行簡化字，我們中華民族也決不會垮掉。 現在不少人咒罵漢字筆劃繁雜，但從不去想，我們的文化祖先創造了如此燦爛的中華文化，難道連筆劃少了省事這樣的問題都想不到嗎？難道是故意留下這樣簡單的問題讓後代去「糾正」？還是故意讓後代子孫學起來別那麼容易…？如果不能得出這樣的結論，那就只能說明，筆劃多自有筆劃多的道理。 這裡仍然需要重復前述：現代信息通信理論証明，信息編碼越簡單，抗噪能力就越弱。在電報編碼中，往往會人為地增加「消息的多餘性」，來「幫助減少接收消息的誤差」。雖然人們明知道這種「多餘性」「會影響到通訊效率」，但仍「要人為地」去「加大多餘性，以求使通訊更可靠。」（陳力行：《概率與信息》第206頁，山東科技出版社1984年版）繁體字多寫幾筆，正是相當於「消息的多餘性」，目的是使其表義功能增加「抗噪能力」，在識讀過程中「幫助減少接收消息的誤差」。筆劃多的字，多寫一筆少寫一筆都不會認錯；而筆劃少的字，稍有不慎便可能引起誤讀。所以並不是文字筆劃越少越好，否則速記符號就該是最理想的文字了。用電腦手寫板的人肯定體會過，寫「言」和「水」旁的字（如澤和譯、語和活等），就往往可能出錯。 國家文字改革委員會委員著名學者王力先生在主持對《第二次漢字簡化方案（草案）的修訂工作》中也曾說過：「不要以為筆劃少越好。筆劃越少，形近的字就越多。為了節省幾筆，卻增加了認字的困難，得不償失。」並指出：「原定十劃以上的字都要簡化。現在看來，這個設想是不合理的。」（《漢字?漢字改革史》第180頁） 上述可見，穩定不變地運行了兩三千年的「繁體字」漢字元號系統，是有堅實的科學合理性的。 順便也要說到， 「現代漢字由字數到筆劃幾乎精減到表意明確性所允許的最大限度，……出現更高的『簡明』水平，已無更多的餘地。」（《漢字?漢字改革史》第49頁）也就是說，今後再想減少漢字筆劃，已無多大潛力可挖了。 簡化字雖然可以節省一些書寫時間，但由於形近字增多，書寫者總擔心被誤認，有時寫完還要加筆強調字形，又會浪費時間和注意力，無形中也會抵銷部分書寫速度。如果因字跡混淆造成政治或經濟損失，那就會更不划算了。 現在，我們一方面強調推行簡化字，而客觀的國際國內環境及社會的實際需要，又使計算機不得不同時配備繁簡字體兩種軟體，有些出版物也不得不出版繁簡兩種版本。據說，國外同一作品的著作權，竟可以向我國出賣兩次版權一一即簡體版賣給大陸，繁體版賣給港澳台，這難道不是我國的損失嗎？漢字簡化使原來的「單軌制」變成了「雙軌制」，既是一種混亂，也使人力財力造成不小的浪費，這怕是節約一點書寫時間所難抵償的。 問題還更在於，現在究竟有多少人成天在書寫。學者、作家、編輯、記者、文秘、教師、學生等職業，佔總人口的比例並不大，並且這些人也並非整天都在書寫，相當多情況下是在使用計算機打字。那麼，他們在減少筆劃中所節約的分分秒秒加起來究竟有多少呢？我們有沒有必要付出那麼多文字混亂、以及重新在世界範圍打亂「書同文」秩序的代價，去節約這麼一點點時間呢？ 即使確認簡化字在識讀和書寫方面的優點，也很難說在多大程度上促進了文化的發展。比如，在繁體字年代產生的孔子、老子、莊子、孟子、孫子、司馬遷、李白、杜甫、蘇軾、曹雪芹、蒲松齡、魯迅、郭沫若、老舍、茅盾……等，並未見在五十多年的簡化字時期有與其齊名者湧現出來。港澳台或東南亞等一直使用繁體字的地區，也末見阻礙其經濟文化的發展。 這些都在提示我們，還應該更為切實地估價簡化字減少筆劃的實際價值。 三、用簡化減少漢字總字數－適得其反 當年的漢字簡化，不僅因為其結構複雜，而且還因為它「字數太多」，「給文字的使用造成困難」。減少漢字總數，減輕人們的認字負擔，也是當年漢字簡化的三個主要出發點之—。 必須首先承認，這個初衷或出發點絕對是好的，是為文化發展和民眾方便考慮的。只是其結果卻恰恰相反，南轅導向了北輒。 字數太多的原因，一是同音同義但形態不同的異體字太多（這在甲骨文、金文、籀文或篆文、隸書及楷書中都有）；二是同音不同義字形也不同的表意性差別（比如「它和牠、舍和捨、里和裡、後和後」等）。這使得漢字總數多達五六萬，最常用的漢字也有三千多。所以，1955年10月26日《人民日報》社論說：「漢字簡化的主要目的，是使漢字的筆劃簡化，字數減少，逐步做到漢字有定形、有定數，以便利於漢字的學習和使用。」 精簡字數的方法有兩個，一是廢除異體字；二是採用了同音替代的方法。「1955年12月公布了《第一批異體字整理表》，共八百十一組……共廢除異體字一千零五十五個」。（《漢字知識》第109頁）1956年10月，「印出了《第二批異體字整理表》」，直到1965年，雖然兩表「已合成了《異體字整理表》，但一直未能公布。」（《漢字?漢字改革史》第166頁） 文字改革中的「異體字整理，使印刷用字變得純潔了，清除了一批銅模和鉛字，節省了財力物力，減輕了人們學習、掌握和使用漢字的負擔」（《漢字?漢字改革史》第165頁），這無疑是功德無量的。再加之採用同音替代方法，字數的確減少了許多，識字量也應該是減少了。 果真如此，那當然好，但問題並不這麼單純。一是因為大量的同音替代，埋下了當今繁簡之間文字混亂的隱患，是當今文字混亂的重要原因之一；二是在國家法定推行簡化字並通過各種法規文件、行政措施禁止不規範用字（包括異體字、繁體字、錯別字、自造字等）的同時，卻還有相當多的人因為工作需要，不得不去識記或使用繁體字。對於這些人來說，推行簡化字不僅沒有使他們減少識字量，反倒是識字量更增加了。這些人包括： 一．古典語言文字工作者，包括訓詁學或古籍研究人員等。 二．考古工作者。 三．書畫藝術家或書畫愛好者。 四．中醫研究人員。——我國古代醫學是一個巨大的寶庫，如果中醫人員根本不認識繁體字、異體字，就可能對進一步研究醫藥典籍造成一定障礙，影響其醫術和理論的進一步提高。 五．公安、刑偵、海關、戶籍管理人員。——不認識繁體字對於查檔、破案、檢查出入境物品、歷史檔案都可能發生困難。 六．文史館、博物館、各類展館的編輯、研究人員乃至解說員。他們都可能在某種情況下不得不和繁體字打交道。 七．古籍出版編輯人員甚至其它出版編輯人員。 八．校對人員。——近些年繁體字出版物、宣傳品等的大量出版，使得識讀繁體字成了校對人員難以迴避的要求，甚至有可能作為考核條件。 九．文史專業的師生。繁體字甚至異體字有時會部分成為他們授業或修業躲不掉的課目。 十．計算機操作人員。——出版物及社會需要使計算機已基本普遍配有繁簡兩種軟體，不認識繁體字甚至是不能勝任工作的。 十一．商業工作者。——許多國內外商品包裝、說明書系繁體字，或有時還需要閱簽繁體字合同。 十二．企業家。——招商引資或商品貿易活動中有可能用到繁體字。 十三．影視、戲劇等藝術工作者。——當涉及歷史題材作品，回到某個既定的歷史背景中時，繁體字就會在這個「歷史」中重現，不認識繁體字就可能造成訛誤或笑話（現在這種錯誤已經屢見不鮮）。 其實，不列出上述諸項人們也已經看到，現今，我們已經處在一個程度越來越濃厚的繁體字環境中，幾乎所有人的日常生活和社會生活都難以完全隔絕繁體字。舉例說，人們所購買的國內外商品的產品說明書、藥品說明書、某些書刊報紙、商業廣告、街頭用字、大人小孩天天看的影視光碟，包括許多兒童動畫，就大量都是繁體字的。 事實證明，繁體字就像一個無法擺脫的「魔影」，將永遠不可能絕跡。而且國家也明文規定了繁體字存在的合法性（即使漢字拼音化了也是如此）：「改成拼音文字，並不等於廢除繁體字，不僅漢字要用，繁體字也要用」。（《漢字?漢字改革史》第158頁）國家語言文字工作委員會委員王鐵昆也說：「國家從六十年代起一直在積極推廣漢字規範化，國務院正式發布有關規定在公共場所禁止使繁體字，但這並不能說明繁體字已經廢止了。在一定的專業範圍內如書法、考古、中國醫藥研究等方面繁體字還應繼續學習、推廣。」（《人民政協報》1996年8月17日）1996年11月23日的「焦點訪談」節目中錢其琛外長也說：「面對港台市場，出點繁體字書還是有意義的。」 上述可見，繁體字必將長期乃至永遠地幾乎在我們所有社會、文化生活中存在下去。我們一方面強調推行簡化字，同時又不可能徹底擺脫繁體字，人們在簡化前只需認—套「繁體字」，推行簡化字後反倒要認兩套字。那麼我們實際的必須識字量和漢字的社會通行總數，是減少了還是增加了呢？回答顯然是後者。 另也因為，在《簡化字總表》所列的2238個簡化字中，有許多是歷史上從未有過的新造字。既造了大量新字，又無法真正扔掉舊字，漢字總數難道不是增加了嗎？ 我們所有字典和詞典上，在所謂的「規範字」之外，又不得不同時載錄「廢棄」了的「繁體字」，否則就會割斷文字延續的歷史。之前的字典、詞典有這么多字嗎？需要這樣做嗎？ 由此來看，當初「減少總字數」的良好初衷豈不是事與願違南轅北轍了嗎！ 四、最流行的謬論：「漢字幾千年不斷在簡化」 在繁簡字辯爭中，最流行的謬論，就是所謂「漢字數千年來不斷在簡化」。一些反對恢復繁體字的學者或文字學專家，在他們的文章或談話中，大量陳列歷朝歷代的「民間俗字」或謂其「簡化字」，企圖以實例証明漢字簡化是一種必然的趨勢，當今的簡化字則是其必然的結果。 然而，這樣的說法是既不符合文字史事，也是違背事理邏輯的。 這個理論的權威性代表人物是中國語言文字學家錢玄同先生。他於「五四」時期參加新文化運動，1939年逝世前一直力倡文字改革。1920年他曾在《新青年》發表相關文章。1922年他在國語籌備委員會上提出《減省現行漢字的筆畫案》，其中說：「數千年來，漢字的字體是時時刻刻在那被簡省的」。（《漢字?漢字改革史》第128頁）另據轉見，說《中國全史?漢字史》中載有他另一段話：「從甲骨、彝器、《說文》以來，時時發現筆畫多的字，時時有人將它的筆畫減省。殷周之古體減為秦篆，秦篆減為漢隸，漢隸減為漢草（章草），漢草減為晉唐之草（今草）；漢隸的體勢變為楷書，楷書減為行書；宋元以來，又減省楷書，參取行草，變成一種簡體（即所謂『破體』、『俗體』、『小寫』）。這都是顯著的減省筆畫。」 錢先生這種說法，在幾十年的繁簡辯爭中影響到不少人、甚至一些知名學者文字學專家的判斷。使人們誤認為，推行簡化字是文字史序無條件的必然發展，甚至還抱憾推行的太晚了。所以很有必要把它分析一下。 筆者以為，錢先生把漢字幾千年的演變發展史，一言蔽之為「都是顯著的減省筆畫」，是很值得商榷的。首先，「減」義為從某種數或量中「去掉一部分」；而「簡」則義為形式、形態、結構、過程等的簡單，它包含著減少卻末必都含有減少，所以兩者含義很不相同。謔言推論之，如果漢字從甲骨文就一直在「減省筆畫」，豈不早就枯陋不存了。這恐怕並非錢先生本意，但把幾千年漢字的演變都說成「減省筆畫」的歷史，卻並不符合漢字演變的史實： 對漢字的發源，《六書源流歌》說：「伊昔古皇初，結繩致隆治，爻畫既肇興，……象天而法地，倉頡與沮誦，爰始造書契，……」。這說明，漢字始源於結繩紀事和八卦符號，或如今之所說的半坡符號。後黃帝史臣倉頡觀鳥獸之跡而創製文字。及至從象形文字一甲骨文一鐘鼎銘文一春秋戰國時的大篆及秦之小篆，這個至少（從公元前1300年一221年）一千多年的演變過程，雖然夾有一字多形取其簡的演化，但總趨勢還主要是筆劃不斷豐富、字數不斷增多的過程，否則怎能滿足不斷豐富的社會需要？如果從甲骨文就不斷「減省筆畫」，筆劃繁多的大篆小篆是怎麼產生的？ 春秋戰國時期的六國文字主要是大篆（也有包括甲骨和金文，狹義專指籀文），但各國字形雜亂不一。故秦統一六國後，由丞相李斯依大篆創製小篆，使文字規範統一。對照來看，小篆較之大篆只是形態結構離象形遺迹更遠，更為端正勻稱，更具條理和邏輯性質，使書寫更為便利。其中減少筆劃的情況雖有，但並非普遍，從整體看更並非顛覆性重製。所以，從大篆到小篆，只用「減省筆畫」來概括它的演變主向，顯然是以偏概全的。 秦篆至漢隸的演進，據說自秦甚至六國即萌始（故而又有「秦隸」說），據稱為徒隸所造所用。其特徵主要是筆划進一步由曲變得較直，而減少筆劃並不突出，個別還增加了筆劃。所以它的演變主要是在「便化」，是形態簡化而不主要是「減省筆畫」。這是古文字向「今文（即隸書）」及楷書定型的根本性轉折。或者說，隸書已使漢字基本定型，因為「楷書同隸書在字形結構上極少分別（漢隸草頭與竹頭不分），只是筆勢方面有些不同。」（《漢字知識》第63頁）這顯然也是不能概之為「減省筆畫」的。 秦漢之間，從隸書逐漸演生出草書。東漢文學家、書法家蔡邕論其緣由說：「昔秦之時，諸侯爭長，簡檄相傳，望風走驛，以篆隸之難，不能救速，遂作赴急之書，蓋今之草書是也。」（梁武帝《草書狀》）有稱草書萌於漢初，亦有稱張芝或杜探所創。草書有的結構是將隸書簡寫，只求粗具形態，不求筆筆相符，連筆書寫，輕快便捷。形態近於隸書的稱「章草」；將其簡去波勢挑法、筆劃相連而成「今草」（稱王羲之所創）。 草書雖可隨意縱情，仍有法度作范。如《草書訣》就有「有點方為水，單挑卻是言……」等說。對於草書，無論稱其是對篆隸的「簡化」還是「減省筆畫」都是名副其實的，無可爭議的。但是，草書乃是漢字演化中，因諸侯爭戰急速傳遞檄文的特殊需要所激，突變而生的一個獨立的文字元號系統（清李雲麟就曾說：「楷書至晉代始成，是與草各為一體，兩不相涉。」），並非漢字主幹（至今不是民眾普及的字體），否則漢字豈不要沿其之簡一直簡下去，怎還會繼而又有楷書的產生？ 一個值得深思的向題是：草書之後於漢、晉定型為「楷模」的楷書（有說漢末即有楷書，《晉書》稱晉人王次仲始作楷），不近取草書之簡，卻上溯隸書之繁，且兩者「字形結構上極少分別」，何也？漢時是在高祖文景之治和武帝興漢的統治之下，且大儒、書法家、智者甚多，可如張良、司馬遷、班固、司馬相如、蔡邕、董仲舒、東方朔……等，難道會都那麼傻，無人受草書啟發想到筆劃多了難寫、字數多了難記嗎？顯然不是。 這是因為，在此之前，直溯甲骨，我們的先賢早就經歷了字數少、文字兼職過多及筆劃少字形相近造成混亂的困擾。比如，「上古一個『辟』字（就）兼有後代『避、闢、僻、嬖、譬』等字的意義」。（《漢字知識》第25頁）人們知道《周易》艱澀難懂，文字通假是個重要原因。如「孚」字兼有誠信、俘獲、處罰三義，致使《周易》中的「有孚元吉」，被諸多易學家作出「有誠信所以大吉」、「有所俘獲故吉」和「雖受到懲罰，但終歸吉利」等三種不同的歧義解釋。要克服這種弊病，就必須使文字由簡到繁，加筆分職，增加字數，專字專義。比如「責」原有責、債二義，故加「亻」使「債」和「責」各字專義。其例甚多，可如： 由責而債 由弟而悌 由孰而熟 由竟而境 由馮而憑 由賈而價 由屬而囑由舍而捨 由共而供 由自而鼻 由知而智 由昏而婚 由田而畋 由反而返由卷而捲 由其而箕 由雲而雲 由鉏而鋤 由兒而貌 由孚而俘……略 「假借字多，正是由於當時字少的緣故。古代字少，後來逐漸增多，這是很清楚的事實。」（引文同上）這諸多文字史例，說明當時漢字不是在簡化，而是在繁化；筆劃不是在減少，而是在增加。這顯然是用「減省筆畫」和「幾千年漢字不斷在簡化」難以說通的。 楷書上溯至隸書、篆書直至甲骨文、象形文字，乃是歷代文化祖先們歷經從無到有，從少到多，從簡到繁，從泛到專，刪簡異贅，最終優化選擇而定型的標準漢字或規範漢字（主要指揩書）。它就是當今所稱的「繁體字」「正體字」，它（以及篆書和隸書）也是承繼、發揚幾千年中華文化的主要載體。 從秦篆（甚至大篆）一一隸書一一楷書較而觀之，雖然其外形差異很大，但其結構內核的承繼性從末發生震蕩性突變。從這個意義上說，漢字從小篆即已確立偏旁部首關係並基本對應至今，實應視為漢字定型化的始宗。這三種形態只不過是三種不同的字體，其演進雖或有少量減少筆劃，但主流仍是從曲線型向直線型（日益遠離象形）的「便化」演進，而不是「減化」。正因為這三種形態均各具存在的意義，才能一直並存沿行至今，隸、楷還成為計算機的字體之一。 如果把篆書一隸書一楷書的演進，說成從劣向優的「簡、減」進化，楷以前的篆書和隸書豈不早就淘汰無存了？然而直到我國1955年試用簡化字的兩千多年裡，雖曾夾歷了草書的出現，也曾相伴出現過一些民間「俗體字」「破體字」等簡化形態（其從未進入文字長河的主流），但其結構系統從未發生過顛覆性動變。 歷經幾千年演進而定型的中國文字元號系統一一楷體字或稱「繁體字」，如果不具備優選性、科學性與合理性，怎能兩千多年一直基本保特穩定。它超強的生命力，使其歷經元、清兩代由少數民族當政的三百多年，仍能巋然不動！反倒是在清代，漢字的規範性得到了空前絕後的維護，這就是所謂的「文字復古主義」。 筆者還認為，春秋時期的大篆，即是中國文字初具系統化的濫觴。從大篆直至楷書，實際乃是一部文字演進的「便化」史（包括為化解通假之弊而增加筆劃和增加字數），而不是一部「減化」史。即使稱其為「簡化」史，也有可能造成誤解。其間夾經的草書，雖然大大減省了筆劃，其核心目的，也同樣是「便化」。 還有人說，自甲骨以來至近現代，一直就有民間「簡體字」「俗體字」「破體字」（比如古時的：禮無塵雲眾從；隋代的：營驢盡燈壽獻敵墳繼顧燭變婁壯燭齊淵；宋元明清之際的：嘗將閭蓋記榮勞紳謂誦樂險詩實黨聽寶辦萬歸辭舊羅夢雖陽與雖憐懷聲醫鳳台斷辭義亂……多達幾百個），說今天的簡化字近八成是古已有之的。 應該說，這些「俗體字」確是反映了人們追求簡便的本能願望。有些人對它們歷經幾千年一直未被採納耿耿抱怨不平，但可曾從反面想想：其不被納入正字，必然有其不被納入的道理。我們中華民族古有堯舜，秦有始皇，漢有高祖文景武帝聖治，唐有貞觀玄宗盛世，宋有徽宗善書，元有成吉思汗，明有永樂，清有康乾；又兼歷代有孔孟老莊，漢諸大儒、賦人，唐諸詩人，宋諸詞家，元諸曲家，明清小說家……，這諸多明君、先哲先賢們，如果不是考慮文字的科學性（不會造成形和義的混亂）、承繼性與穩定性（合之而為民族性），誰會傻到偏要舍簡求繁、非要把這點「聰明」留給兩千多年後的我們呢？究竟是他們錯了還是我們錯了，真該想想了！ 今年二月四日《揚子晚報》載季羨林先生說「將漢字簡化及拼音化並不科學，可謂走上了一條『歧途』」，老人家決非信口之言。另外，說到太平天國曾正式使用一百多個簡化字，但那也只是國土小部、瞬瞬十年稍余的時間。1935年國民政府也曾擬推行簡化漢字方案，但未及推行便被戴季陶等「諫」止。故筆者以為，不應將這些作為漢字演進的主流來評判，從而將漢字史以「減省筆畫」來描述。 順也贅言說到，有的朋友認為，當今的現實就是明天的歷史，簡化字畢竟已經成為「歷史」。但要試想，以其五十多年去比較兩千多年，究竟何者更是歷史？ 還有的朋友說，恢復繁體字，文字要「尋根」，就該尋到甲骨文甚至象形文字！這有點抬杠而不是研究向題了——那乾脆尋到結繩紀事吧，但這樣說並不能說清問題。而且實際上，是簡化字在向通借和假借的文字弊病倒退，而繁體字――正體字才是克服這些弊病演進性文字系統。照此推論，也該說文字的退行性簡化會「尋根」回甲骨文去。 還有說，從甲骨文到繁體字不算割斷（筆者並不贊同「割斷」）歷史，為什麼從繁體字到簡化字就叫割斷歷史。愚以為，因為前者是漢字從產生到成熟、定型的漸變過程；而從繁體到當今的簡化字，按正式推行為社會普及文字說，乃是中國文字史上唯一一次震蕩性突變（草書是突變，但至今仍難普及）。所以黃宏等21人提案中說的從小學生就教導文字「尋根」，應該是指與歷史上和當今簡化字有更直接演生關係的篆書、隸書和楷書。能了解到更早也沒什麼不好。 至宋、元、明、清乃使漢字簡化的呼聲日盛，其誘因是民間文學日益興盛且要刻版印刷。木版刻字繁難且耽延時日，自是刻印者和作者乃至讀者疾而共憤的。《三國演義》、《水滸傳》、《西遊記》、《紅樓夢》、《儒林外史》等名著都產生於明清之際，且又正是明代木版刻印最盛，故筆者寡知的最早倡主簡化漢字的方以智為明末學者，也就似乎事出有因了。 及至到近現代鉛字印刷，鑄刻字模麻煩不說，一套鉛字就要佔滿幾層樓（今日則小小電腦足矣）。再對照拼音形式的西文，加之後來計算機的出現、擔心難以輸入，就不難理解為什麼當時那麼多有識之士，如清人盧戇章、王照、陸費逵及再後的錢玄同、蔡元培、魯迅、瞿秋白、郭沫若、胡適以及毛澤東、周恩來等，何以要奮而推動簡化漢字甚至拼音化了。魯迅甚至說：「漢字不滅，中國必亡」，其情可見。我們應該理解當時漢字簡化的客觀需要，否則怎麼會得到那麼多學者和民眾的贊同？筆者如若時在成年，諒也會衷心熱烈贊同的。 但現在，計算機的普及和多種輸入方法，已基本化解了當時的背景因素，社會上繁簡混行的弊病和雜亂現實，不斷啟發人們做新的思考，繁簡辯爭因之再起。我想，如果魯迅先生仍健在的話，以他的睿智和卓識，應該不會那樣說了。 由此可見，歷史上一直不能納入正體字的簡體字、俗體字，之所以能在上世五十年代替代繁體成為正體字是有條件的，而不是歷史的必然。假如計算機的產生和輸入方式，能和我國宋、元、明、清民間文學的興盛相同步，其從「在野字」取代繁體成為「在朝字」的事情，怕是不大可能發生的。 漢字一一及一切文字的最高優選目的，既不是簡，也不是繁，而是「便」。為了社會文化活動使用的便利，當簡則簡，當繁則繁。繁影響了便，就要去簡；簡影響了便，就要去繁。便一一乃是一切文字永世不變的最高目標。 五、簡化字書寫簡便中的缺點 簡化字書寫簡便、節省時間，這一點任何人都無法否認。但人們只是直接感受到了簡化字書寫簡便，並不去考慮簡化字導致的字形相近對書寫和辨識造成的困擾。實際上，有些簡化字的字形相近，容易造成書寫的混淆，這對其書寫簡便的優點，會產生某種程度的抵銷。 《漢字簡化方案草案說明》中說：「這個方案採用三種方法來簡化漢字：第一是筆畫的簡化，第二是字數的簡化，第三是寫法的簡化。」 第二種方法主要是異體字整理，把一字多形者擇確其一；再者是同音替代方法，即如用「後」兼代原來的「後」和「後」、用「雲」兼代原來的「雲」和「雲」等等。 第一、三種方法則往往是「從俗從簡相結合」的。其大體方法是：1、用原字的部分代替，如「務」簡作「務」；2、更換偏旁，如「禮」作「禮」；3、更換形聲字的聲符或形符，如「癢」作「癢」；4、形聲字改為非形聲字，如「淚」作「淚」；5、非形聲字改為形聲字，如「態」作「態」；6、同音替代，如「鬥」作「斗」；7、借用古字，如「雲」作「雲」；8、草書楷化，如「馬」作「馬」；9、符號代替，如「義」作「義」、「頭」作「頭」。（參見《漢字?漢字改革史》第174一175頁） 有人可能說，形近字之閑產生的書寫容易混淆的問題，在正體字中也是存在的，這確是事實（如「已」和「己」、「戌、戍、戎」等）。漢字的確存在此種形態結構方面的缺點，也包括有些字過於繁宂。我們要說的是，漢字簡化的結果，大大加劇了這個缺點。 簡化字書寫容易混淆的原因，主要是筆劃減少使形近字增多，其中尤以草書楷化最容易出現書寫混淆的問題。 草書楷化作為印刷用字其弊尚不為甚，而日常書寫卻難以像印刷用字那般嚴格。在一定的書寫速度下，很可能產生字跡混淆難辨的情況，甚至產生某種嚴重後果。如將「貝」簡作「貝」，在快速書寫中很容易混淆於「欠」字；同時，原「見」字簡為「見」，有時也會與這兩個字混淆難辨。另外，快速書寫中，「風」和「鳳」、「陳」和「陣」、「車」和「東」，甚至連看來字形甚不相近的「學」、「馬」、「寫」三字之間以及「數」和「教」、「項」和「次」、「項」和「頂」、「線」和「淺」、「經」和「徑」、「極」和「板」、「礦」和「砂」、「如」和「為」、「廣」和「廠」、「片」和「蟲」「卡」和「長」、「千」和「干」、「幾」和「兒」、「干」和「於」、「庄」和「壓」、「處」和「外」、「僅」和「反」、「問」和「向」、「板」和「報」、「以」和「從」、「無」和「天」、「無」和「元」、「審」和「宙」、「縣」和「具」、甚至「幾」和「12」……等之間，都可能產生含混難辨的問題。這樣的情況決不僅此，難以盡舉。 可以見證的是，如果計算機用手寫板輸入，這些字往往會同時顯示，證明計算機對它們也有辨別困難，反覆改寫也耽誤時間。筆者曾有畫家評論拙文說到與該畫家巧緣相識時，寫有「或謂天緣」一句，畫集出版後卻誤為「或謂無緣」，其涵義恰正相反。每本畫冊都要用筆改，使畫家與筆者都頓足抱憾！ 偏旁部首的簡化，還會使許多與其相關的字，在快速書寫時混淆難辨。如將原「言」字旁參用行草簡作「訁」，就很容易與「水」字旁部的許多字產生混淆，此可例如：（計汁）、（許汻）、（訂汀）、（訐汗）、（訌江）、（訕汕）、（謳謳）、（訩洶）、（沂）、（設沒）、（詁沽）、（訶河）、（詞泀）、（譯澤）、（詳洋）、（諢渾）（誄洡）、（詿窪）、（詰潔）、（話活）、（誕涎）、（誚消）、（誥浩）、（誨海）、（誦涌）、（諄淳）、（談淡）、（請清）、（諸渚）、（讀瀆）、（諑涿）、（誰淮）、（諶湛）、（謂渭）、（謗滂）、（謚溢）、（謨漠）、（諭渝）、（謫滴）、（謾漫）、（譚潭）……等多達幾十個使用頻率很高的常用字。 在脫離了一定語言環境的情況下，這些字就有可能很難辨認。由於上述事例字數較多，出現差錯的概率也就比較大。人們固然可以責怪書寫者不認真，但如果「言」字偏旁不簡化，即便書寫很潦草，也很少會與「水」偏旁的字相混的。 究竟有多少字會如上述產生混淆，詳細考察可能還有許多，筆者難以盡述，只此也已很是問題了。 現實中還確曾因形近字發生過一些笑話或「事故」。比如，某報載，由於某人姓名中「鳳」和「風」字難以分辨，就曾發生過投遞郵件的風波。因為「長」被簡化為「長」，義大利未來主義兼形而上派畫家卡臘的名字，就曾誤印為「長臘」，實在令人噴飯！ 更有一個離奇的事例，是把「漢江工廠」誤印為「121227」（見《校對手冊》科學出版社1983年版第148頁），其原因是這些字被潦草地寫成了「◆」。排校中出現這種錯誤是罕見的、典型的，但如果寫繁體字的「漢江工廠」，即便書寫有多麼潦草，也決不可能出此錯誤。 另外，某出版社也曾出現過把「毛澤東」誤為「毛譯東」、「譚震林」誤為「潭震林」的事情，幸虧印前發現，否則就是嚴肅性的錯誤了。 諸如此類的情況究竟有多少，很難全面去考察和統計，否則，相信會有更多事例或更嚴重事例的。假如真的像當初設想的，將漢字筆劃都簡到十劃以內，其結果就真是不堪設想了。 借用信息理論來看，繁簡利弊說到底還是個信息編碼原理問題。如果不影響通信質量（有足夠的抗噪能力），信息編碼當然越簡單越好，以利於通信容量和通信速度的提高。如果簡化編碼影響到抗噪能力或通信質量，「加大消息的多餘性」就難以避免。如果選擇了抗噪能力差的簡化編碼，也就不可能不影響到通信質量。 如果從上述情況看，筆劃簡化如果經常造成書寫混淆，就不比繁體字多寫幾筆更划算了。如果再造成人力財力的浪費（比如書出錯了再重印），顯然更是得不償失了。 六、簡化字在造字原則方面存在問題 從形、聲、義的角度說，漢字的造字是有一定的原則和規范的。我們並不是說簡化字完全沒有規範，但卻存在某些並不統一的問題。不少簡化字是從繁體字演化而來的，但卻並沒有嚴格保持必然的邏輯性關連或對應關係。這起碼會給末來的文字學、訓詁學、歷史學等增加研究的困難，對文字本身來說也是一種混亂。其中有的屬形亂，有的屬聲亂，有的屬義亂，亦或兼而有之。筆者無力類析，僅舉例散列於後，可見一斑。如： 「習」簡作「習」，但「褶」字卻未簡化而是保留了原繁體字——筆劃多者不簡化，筆劃少者卻簡化，何也！此類字例，絕非僅有。 「金、食、言」等原字保留，作偏旁時卻分別簡作「釒、飠、訁」，既混亂不一，也使書寫產生混淆難辨的問題。 「干」原只於「干支」，簡化時代替了「乾」「乾凈」的字義而為「乾淨」，但用「乾坤」詞時仍要用「乾」。「乾」和「干」都沒有簡化，卻偏要改變它們的用法，豈非平白無故地造成文字混亂？ 以「余」兼并代替了「餘」，又因為「余」在繁體字中義為「我」，故又需特別註明：「在余和餘意義上可能混淆時，仍用餘」（《現代漢語詞典》1996年7月修訂第三版第1535頁）。明知有可能混淆，偏要改變原本固有的秩序，而且憑空又多出一個「餘」字，令人匪夷所思！ 此種情況還包括，原「於是」簡為「於是」，但後來「於」字又成為規範字。 原繁體字「審、嬸」等簡化為「審、嬸」等，而「瀋」卻簡化為「沈」，混亂於原繁體字「沈澱」之「沈」（音晨）。「沉」與「沈」具異體字關係。 此外還有「單」簡作「單」，但「戰」卻簡作「戰」。原「咼」簡作「咼」，但「過」卻簡作「過」。 「陽」被簡作「陽」，但「楊」卻簡作「楊」。「溝」簡作「溝」，而「講」卻簡作「講」。 「霸」和「灞」均末簡化，卻唯將「壩」簡作「壩」。原「備、鞴」等同旁，而唯「備」簡作「備」。 無論作為繁體還是簡體，「登、噔、蹬、噔、澄、磴、鐙、凳」，都保留了「登」的原字，但卻將「鄧」簡作「鄧」、將「燈」簡作「燈」。其他字筆劃並不少，「鄧」和「燈」筆劃並不比它們多，唯獨要做簡化，妄以為有背事理邏輯。 還有「鐘」和「鍾」都被簡作「鍾」，「腫」被簡作「腫」，但「踵」和「穜」卻留繁不簡。 原「幹」簡化為「干」，但「擀」字卻留繁不簡。 原「償」簡作「償」，但「賞」卻簡化為「賞」。 原「盧」被簡作「盧」，但原繁體統一用「盧」作偏旁的字，卻有的用「盧」（瀘、壚、櫨、臚、顱、鱸等），有的用「戶」（蘆、廬）。 原繁體字「皆、楷、喈、偕」等均末簡化，但卻將「稭」簡作「秸」，將「階」簡作「階」。 原「縣」被簡作「縣」，但「纛」（音到，上「毒」下「縣」組成）筆劃如此繁多卻末簡化！ 現有「噗、璞、濮、蹼」等字留繁不簡，但卻將「撲、僕、樸」分別簡作「撲、仆、朴」。 「灌、罐、鸛」都保留了「雚」的偏旁，卻單將並不唯獨複雜的「觀」簡化為「觀」。 原繁體字「澧、醴、鱧」均末簡化（「魚」旁有簡化），卻唯將「禮」簡作「禮」。 原繁體「億」簡作「億」、「憶」簡作「憶」，而原本有「肊」這個「臆」的異體字，而且又與「億」「憶」的簡化規則相統一，但是卻舍簡求繁，保留了「臆」這個繁體字，這其中看不出有什麼道理。 「祭」和「穄」均末簡化，卻偏偏把比「穄」並不複雜的「際」簡作「際」。 原「賈」和「檟」被分別簡化為「賈」和「檟」，而「價」卻簡化為「價」。但這「價」原本是個繁體字，讀音「介」，義為「善」，所以它既攪亂了簡化字，也侵犯了繁體字。 原「鐦」被簡作「鐦」，但「開」卻簡作「開」其理何在？ 保留了原來「疋」的部首及系列諸字，卻又把「疋」改作「匹」，既不省筆劃，又打亂了該字久存的歷史穩定，使「一疋布」和「一匹馬」混為一談。……相關例證難以盡舉。可見簡化字並沒有什麼嚴格的規則和邏輯。 還有一種情況，一個「又」字，竟然取代了原來的十多個偏旁。如「漢」簡作「漢」、「轟」簡作「轟」、「聶」簡作「聶」、「雙」簡作「雙」、「對」簡作「對」、「聖」簡作「聖」、「鳳」簡作「鳳」、「戲」簡作「戲」、「僅」簡作「僅」、「鄧」簡作「鄧」、「疊」簡作「疊」「鷄」簡作「雞」、「觀」簡作「觀」等，大致能想到的，就有十三種之多（或當還有）。從漢字原有的形意、形聲關係來說，大概當屬草率的、有失嚴肅性的。 無論用何種理由來解釋，比如說「戰」簡作「戰」是簡而形聲等，這些情況也是創傷了漢字演化傳承的邏輯聯繫。未來歷經越久，人們將越無法按照某種必然對應規律，推斷和考證文字的歷史軌跡和關係。由此留下的謎惑，年代愈久，害之愈甚。 如果這些簡化字是歷史上早就有的，我們也就能由此理解到，幾千年中它們一直不能被歷朝歷代納作正字，打亂當時既定的造字原則，當是其重要的原因。 七、簡化字因簡害義 有人曾經反詰：「你們那些批評簡化字的人，用簡化字寫起文章來不也是頭頭是道、滔滔不絕嗎，也沒有什麼表達障礙呀！」此說不是對簡化字因簡害義情況的無知，就是閉眼不看事實。 漢字是我國民族文化中的一大創造，其內涵的深邃是世界上任何一種文字所不能及的。它在形、聲、義方面的有機合理性，也包含了幾千年來我們的文化祖先、先哲先賢的智慧精鍊和不斷完善的過程。 古謂漢字有「形聲義三要」，「文義與字體並重」（《說文大字典》例言），並以「六書」（象形、指事、會意、轉注、假借）為造字原則。然而，曾幾何時，漢字表意性的獨具優長之處，卻被當作缺點來指摘，對「六書」也曾有人提出過質疑。 討論文字改革時就有文認為，由於「六書」只是「分析篆文——而且是漢代的小篆……的一個體系，它是有科學性的，但是它的法則同時就有局限性了。」所以「想從『六書』來解釋現在的文字上的問題」「是不能切合實際的」。（《跟一位朋友談「漢字簡化方案草案」》，文見《光明日報》1955年2月2日） 當然，「六書」即使對繁體字也並非一個絕對的準繩，甚至它不能完全解釋隸書和楷書，古時的文字也會有不合「六書」的地方。比如「日」和「月」不象形；「江河」二字不形聲；「射」和「矮」、「重」和「出」從形聲義看互相對調過來才更合理。……都是無須糾纏的。雖然許慎也有「其於所不知，蓋闕如是也」之說，「但六書本身卻不是甚麼很要不得的東西，而是中國最早的字源學，是語言學的一個組成部分。」（李芳：《對「文字改革」的意見及其他》1954年11月10日《光明日報》）直至今日，「六書」仍是我國語言學一個重要內容。 文字改革之初，在倡導拼音化道路的背景下，還曾有人從理論上眨低文字的表意功能。說文字從象形、指事、會意、形聲的發展趨勢，是一個從表意到表意和表音兼顧再到表音的不斷進步的過程。這或許不無道理，但認為「表音文字比表意文字優越得多」怕就失之偏頗了。也曾有文慨嘆：「世界上多教國家、多數民族的文字，都是表音文字，而單一使用表意文字的，只有我們漢民族一家。」（《漢字?漢字改革史》第67頁） 其實，漢字表意方面的優長，是應該視作漢民族的驕傲的，它是世界上任何文字都無法比擬的。據說，16世紀時，曾有人因佩服中國文化而建議德國推行中國的漢字。（《天津日報》1996年11月22日文）在事實已經證明方塊漢字並不與先進的計算機技術相抵觸以後，其表意的特點不就成了世界文字中獨有的優長之處了嗎？「漢字使用意符和音符組合構成新字，可以創製出大量的漢字來，滿足語言的需要。漢字並不像有些人所說的一無是處，而是有著拼音文字所沒有的一些優點。」（華新：《漢字長壽的原因》，載《今晚報》1996年10月21日）難道我們沒有理由認為漢字是世界上字形最美、表意最深邃、使用人數眾多的極其偉大的文字嗎？ 指責簡化字因簡害義，有不人會凴直覺反駁說：「文字不就是個符號嗎，英文都是字母，不照樣世界通行嗎？不管繁簡，能表達意思就行，何必較真兒去爭繁簡。」 然而，一篇署名 豬舅舅的文章《漢語有可能對未來世界產生重大影響》中說 ：「英語靈活性不及漢語，漢語三千，通行無礙。漢語：電腦、電話、電視、電線，均可靈活組合，且在三千字以內；英語電腦Computer、電話telephone、電視television、電線wire，這些單詞根本就是在不斷增加知識性記憶，會給後人研究帶來苦難。現代新生詞語不斷增加，如郵件E-mail、酒吧Bar 等等詞語的增加使得英語受到了挑戰，試問一本英語詞典能裝完？實際上說英語的農民也只會一兩千辭彙，他們看學術文章還須要字典；而漢語兩千字便能大概看文章。」 「漢語在意境表達上天生有優勢。「池塘生春草」你能翻譯？「紅樓夢」你能翻譯？有些詞語隱晦含義非用漢語表達不可。如有人罵你「狗屁不通」，你可以說「豬尾（諸位）見笑了」。既挽回了面子，又耍了文采。」 「語言是一種符號。根據符號學能指和所指的任意關係，英語中的Cup（杯子），也可以表示船。而漢語就不是簡單的符號學中的能指和所指的任意關係。漢語以象形為準，參之其他五法，漢語不是一個任意的「純粹符號」語言體系。」 筆者如此贅言漢字的規則和偉大，是想強調因簡害義是對漢字的機制性傷害。 漢字自古即是「文義與字體並重」的。有識者也指出：「漢字的表音因素如果和表意因素分庭抗禮或取代表意因素的地位，就勢必引起漢字的質變，或造成漢字表記功能的混亂。」（《漢字?漢字改革史》第48頁）漢字簡化採取同音替代的方法，其實正是表音因素的加強、表意因素的減弱，所謂其因簡害義，這是一個重要的方面。例如，原本古人為避文字混亂而將具有「說」義的「雲」加「雨」為「雲」，以專司自然現象之義，筆劃也不算多。今卻又以「雲」代「雲」，既因簡害義，又欺藐祖先，難道祖先將「雲」與「雲」 專職化是比我們愚蠢嗎。 簡化字使漢字原有的細微準確的表意特性受到了傷害，有些還是無謂的傷害——因為有些字並未從簡化中得到任何利益。 簡化字中的返古假借，如「雲」代「雲」、「舍」代「捨」等等，就存在許多弊害的事實。如原「榖」代之以「谷」，使植物混同於山谷了； 原「征」用於出征，「徵」用干徵集義，今皆用「征」使兩義混同了。 以「困」代「睏」是將困難與欲睡混為一談了，而其「閉目」的生動內涵則蕩然無存了。 原「發佈」簡為「發布」，可誤以將布發給眾人了； 原「薑」簡代為「姜」，是將植物混同於姓氏了； 原「遊行」是走動，簡代為「遊行」是游水而行了，《西遊記》成了往西邊游水記； 原「拜託」 是用語言，現「拜託」 是拜求托起來了； 原「佈景」筆劃並不多，簡代為「布景」成了布做的景了； 原「抖慄」關乎心理活動，簡為「抖栗」疑為用手抖栗子了； 「鬚髮」簡為「鬚髮」可誤為「必須發」了； 原「老闆」經營的主人，現「老闆」成舊木頭板兒了； 原「煙」是燒火冒煙（煙），「菸」是種植的菸（煙）草。現在簡化字合併了，種植的煙也是「火」的原「因」生長了！ 原「鐘錶」為金屬制物，現「鐘錶」成鐘的表面或外表了（比如「鐘錶鍾內皆有污物」）； 原「一匹馬」和「一疋布」作量詞有動物和物品的分別，以「匹」代「疋」並不省筆劃，且「疋」字還仍作為部首偏旁存在著。這不僅搞亂了字序，也把該字原有的義涵抹殺了； 原「捨棄」是用手丟棄，現「捨棄」是把房捨棄之不要了； 原「瞭解」「瞭望」被簡化為「了解」和「瞭望」。既保留了「瞭」字，何必要簡化「瞭解」，使其原目察含義盡失； 原來「吃麵」是小麥（麥）做的麵，現在「吃面」是吃臉面了。而吃「刀削麵」，也就成為「刀削臉」了； 原來「揹東西」有手的參與，現在「背東西」是東西方相背反了。如為了省筆劃，為什麼「褙」字卻保留著。並且，這樣簡化還會產生歧義，比如這樣一句話：「他天天背著奶奶到飯館吃餛飩」，究竟是背上奶奶去吃呢，還是自己偷偷去吃呢？後知果有某大報出現過「背著妻子去換腎，惹出麻煩一大片」的文章標題，其歧義可想而知。就只省了個「提手」，就造成了如此的歧義與麻煩，值嗎？……這樣的例子太多了，難以盡列。 採用同音替代的方法，必然導致新的假借字大量產生，從而又向古人因深感不當而捨棄的假借字回歸，使兩三千年確認的錯別字合法化，其不當顯而易見。假借通借是文字錯誤的歷史教訓，不引前車之鑒，反倒認訛為正，怎不會造成對漢字元號系統的傷害？ 文字學專家也認為，「一批新的同音假借字和簡體字，取代了一批形聲結構的繁體字，如『……』等，都意味著降低了現代漢字的表義率。」（《漢字?漢字改革史》第53一54頁） 採用假借、合併的方法來簡化漢字，還基於一種片面的認識，即認為漢字的發展趨勢是從表意性向表音性、從複雜向簡單不斷進化的。其謬誤，前在拙文第四題已經做過分析——那是不符合文字史實的。而且，這也不是文字的進化，而是向文字的歷史缺陷和錯誤倒退。 一些並非通借合併的簡化字，同樣有因簡害義的情況。比如： 「穩」簡作「穩」，「急」中怎能穩？ 原來從象形規則鳥雙翅而「飛」，簡化後則成單翅而「飛」了； 原來「馬」是四條腿，現在「馬」是一條腿了； 原來「糞」是與「米」相「異（異）」，簡化字則是與米相共（糞）、食物與糞便不分了； 原有「門」才能「開」，而今是「開」而無「門」了； 原來「買賣」是用錢幣（貝），現在「買賣」都是用「頭」腦動心眼兒或欺詐了； 原「迴避」簡為「迴避」，使迂迴而避成為回身而避了； 原來「戀愛」由心生，簡化後是「戀」時有心、無心「愛」了； 原來「兒童」大腦袋上有兩隻大眼睛，頭頂還有信門，簡化的「兒童」就剩兩條腿亂跑了； 原來「産」則「生」，簡化後「產」而不「生」了； 原來「親」則相「見」，現在是「親」而不「見」了，所以才有歌兒「常回家看看」； 原來以手拿帚為「掃」，現在「掃」字是用手拿著「彐（曾為雪的簡化字）」； 原來「廟」為朝拜之所，現在「廟」是自由遊覽之地了； 原來「粃子」是米粒本身不飽滿，整理異體留下「秕」字則是禾株不飽滿了； 原「窮」是穴居饑寒交迫地躬著身子，現在「窮」字穴居但裡面的人力氣還挺大，窮急了不知要幹什麼； 原兩羊相「觝」是用「角」，現在兩羊相「抵」卻用手； 原來「賬本」與錢（貝）相關，現在「帳本」卻與揩布相關，用「帳」可以「揩油」了。而且「入帳」是入帳本還是進帳幔混攪不清了（後又不得不恢復「賬」字）； 原「髮」從「髟」具有鬚髮的表意性，現簡為「發」使其表意性盡失，「頭髮」是首先發或第一次發了； 原「進」字是往隹美方向前去，簡化為「進」是走向井裡； 原「義」字是把羊（古字為吉祥的「祥」）送給「我」，簡化字「義」是像「文革」一樣打個叉子一一義被「打倒在地再踏上一隻腳」； 原「廠」字廣大敞亮而又充實，上有煙囪冒煙，內有崇「尚文」明的生產經營。簡化為「廠」變得空空蕩蕩沒有了生機，上面也沒有煙囪冒煙了，只是一間小草屋了，工人也都走光了。因為「廠」原是「庵」的異體字，其義是小草屋或尼姑庵； 原「論」字是言而有條理（侖次），簡作「論」是言之如人拿著匕首咄咄逼人。用以解釋「人倫」則更可怕！； 將「墳」簡作「墳」，則有理葬文化之諱了。 簡化字用于姓名、地名時，也可能產生某種表意性弊害。 四川「鬼城」「酆都」簡作「豐都」，名雖變得吉慶，歷史文化意味則大失矣。 如「昇」有旭日東升之義，「上昇」簡作「上升」（容器，十升為一斗），而宋時發明活字印刷的畢昇的名字卻不得不仍用「昇」。既然「昇」未被簡棄，為什麼「昇旗」這個吉祥喜慶意味的詞，偏要簡為「升旗」呢，幾乎毫無道理。 原繁體字「髒」（不幹凈）和「臟」（臟腑義）均簡化為「臟」，「內臟」既可說是臟腑，也可以說是裡面很臟。 像之前說過的一個「又」字取代了原來的十多個偏旁——「漢」簡作「漢」、「轟」簡作「轟」、「聶」簡作「聶」、「雙」簡作「雙」、「對」簡作「對」、「聖」簡作「聖」、「鳳」簡作「鳳」、「戲」簡作「戲」、「僅」簡作「僅」、「鄧」簡作「鄧」、「疊」簡作「疊」「鷄」簡作「雞」、「觀」簡作「觀」等十三種之多（或當還有）。從漢字的形意、形聲關係來說，不僅是草率的，也是因簡害義 曾有文解釋說，這樣簡化放在語言環境中不會引起誤解，亦非沒有道理，但事實卻不盡如此。比如， 馬宗霍的《書林記事》記述「落水《蘭亭》」的出處說：一次趙孟堅過霎水，船覆不幸落水，他高舉《蘭亭》說：「《蘭亭》在此，余不計也。」此話的意思是說，先救《蘭亭》，至於我，不必顧及。現在以「余」簡代「餘」字，就有可能誤解為：先救《蘭亭》，其餘的不用管它。若有老師這樣教學生，你是說不出他錯的；若是高考出了相關的試題，不知幾多學生會倒霉。 我國古代典籍豐厚，且多文簡義繁、艱澀難懂。一字之差，謬之千里。同音替代的簡化字，將會對古籍研究的辨義造成一定的困難。 如《周易》中的《賁?六二》辭：「賁其須」、《歸妹?六三》辭：「歸妹以須」，究竟是「必須」、「鬍鬚」還是「等待」呢？ 《漸?初六》辭：「鴻漸於干」、《蠱?初六》辭：「幹父之蠱」，當按「干、幹、乾」三字何義去解呢？ 對這種情況，易學家們都不得不先做文字訓解，才能做出解釋。像這樣的情況，不知會有多少。由此可見，用通借的方法簡化漢字，會造成義解的許多麻煩。 有人把表意性特點看作漢字的缺點，其實，即使西方的拼音文字也是具有表意組詞規則的。比如英文「報紙」newspaper就是由news（消息）和paper（紙）組成的；「手冊」handbook一詞是由hand（手）和book（書）組成的；「籃球」basketball是由basket（籃）和ball（球）組成的。它們並沒有用含混無個性的「紙」「書」和「球」去表達，我們為什麼卻要輕視漢字原本具有的表義方面的優點呢？ 對某些關乎國家、民族或民俗等別具內涵的字，也應該慎做簡改。比如「國」字，古時作「或」，倉頡造字作「口」，後兩字合併為「國」。漢時有民間俗字「國」，但正字一直為「國」。到唐代，武則天為象徵武家天下，曾一度將「國」中的「或」改為「武」，但很快便因有諫一一言其徵兆國內武亂不止，廢而恢復用「國」。此後一直穩定沿用了唐、宋、元、明、清、民國等五六個朝代。不計唐之前就長達一千三百多年，到1956年才改用「國」字。像「國」字這樣一個字形優美、筆劃並不算繁瑣、內涵著中國文字歷史血脈並對華夏古國具有象徵意義的漢字，更改是否必要，值得重新考慮。「國」中有「玉」義本不錯，但「或」「口」合而統一卻無存了。 「華」字，與「國」字情況相近。其字形優美、豐滿、均衡，筆劃數量適中，具有民族象徵意義，又是中華民族的代稱（如稱「華人」），從這樣嚴肅的內涵考慮，為省幾筆簡為「華」字，是否得不償失呢？ 還有「龍」字。它對中華民族具有神聖的象徵意義，國人稱作「龍的傳人」。將其簡作「龍」，與義為多毛狗的「尨」，字形極為相近，難道這就不損傷我們的「民族感情」嗎？ 「龍」和「壽」字都是民俗性很強的字，很少見有書法家寫這兩個字用簡體的。從古至今，做壽慶典都不會在牆上掛簡體的「壽」字，它很難達到「壽」字對人們的心理暗示作用。據說這個「壽」字源出於漢代，但一兩千年都是作為俗字難豋大雅之堂的。「壽」字的寫法，已經多達一百多種。不少人潛心研究它，並已形成專門的壽學體系。書法家袁槑就著有《壽學全書》，有人譽其為曠世奇書，在海內外有很大影響。「壽」字已經成為一件抽象的藝術品，它將永遠綻發出藝術的光彩。 可以看到，還有不少比「國、華、龍、壽」筆劃不少的字（如囊、嚷、齉、饢、攇、攮蠡、贏等）末被簡化，為什麼不能對這幾個獨具含義的字手下留情呢？！ 說簡化字因簡害義，還有其他文章舉過其它例子。但就上述這樣多的實例，也已完全可以說明問題。 八、簡化字損害了漢字的形式美 獨特的結構形式美感，使漢字在世界各種文字中獨樹—幟，亦所以只有漢字形成了書法藝術。正因為如此，它也是當前繁簡辯爭的一個重要命題。認為漢字只不過是個表意符號，美不美沒關係，多少有點數典忘祖。 漢字簡化之初，就曾經有人對簡化字在形式美方面存在的問題，提出過批評，並且成為當時主要思想阻力之一。 有文曾說；「漢字是漢族人民一手創造出來，發展起來的。人們在長期使用漢字過程中，往往對它發生一定的感情，產生一定的偏愛。……第一批簡化漢字已經推行二十餘年之久，至今仍然有人喜歡寫繁體字，他們總認為簡化字『造型不美』，失去漢字的特色，這是一種頑強的傳統習慣勢力。」（《漢字?漢字改革史》第79頁） 這裡說的「習慣勢力」究竟有多大，完全可以從推行簡化字後，至今已愈演愈烈的、全國範圍的繁體字越禁越「泛濫」，以及繁簡辯爭越來越激烈中說明問題。漢字簡化工作具有很強的人民性，其初衷完全是為著普及文化和方便人民的。現在，五十多年的實踐已經使越來越多的「人民」產生了新的思考和爭論，這難道偶然的嗎？其「情」其「理」都是值得關注的。 簡化字造型美不美，曾經牽動過不少人的心，它是文化感情，也是民族感情。據說，某位在國內甚為知名的書法家，曾因漢字簡化大哭過一場。在1977年12月公布《第二次漢字簡化方案（草案）》時，由於「許多新簡化字不夠合理」，「片面追求筆劃簡單等，都存在問題」（參見《漢字?漢字改革史》第179頁），其中也應該包括字形美不美的問題，所以很快就被廢止了。 不應忽視，漢字除合於「六書」原則，也包含著很強的形式美法則。在這個意義上，世界上所有的文字，都不如漢字更具藝術韻致，都不能和漢字相媲美，故獨有漢字產生了書法藝術。漢字本身，既是一種文字抽象符號，也是一個個的視覺藝術品。在歷代文字的沿革中，一個字的保留還是廢棄，作正字還是作俗字，不僅要從形聲義關係和「六書」原則出發，其形體結構美不美，也是一個重要因素。 然而，有些簡化字，雖然達到了簡化的目的，但卻損害或削弱了漢字的「形式美」品格。 構成世間事物外在美最基本的抽象標準是形式美法則，屬於重要的美學範疇。它既是文化藝術作品等一切物象，形式構成的審美標準，當然也是審視文字結構形態美不美的基本出發點。 形式美最基本的法則是「對稱」和「均衡」，與之違背的文字結構形態就會缺乏美感。有些簡化字就是為了節省筆劃而破壞了繁體原字本有的對稱、均衡美感，其空曠失衡讓人看了很不舒服。此可例如：廠（廠）、廣（廣）、壙（壙）、氣（氣）、愾（愾）、礦（礦）、曠（曠）、獷（獷）、鄺（鄺）、擴（擴）、飛（飛）、屍（屍）、產（産）、滻（滻）、鏟（鏟）、護（護）、滬（滬）、瀘（瀘）、匯（彙、滙）盧（盧）、爐（爐）、嚴（嚴）、儼（儼）、禮（禮）等。 一些偏旁或部首，原本勻稱、飽滿，經過簡化卻變得單調、生硬、失衡，減損了原有的美感。此可如：訁（言）、門（門）、飠（飠）、糹（糹）、馬（馬）、東（東）、車（車）、韋（韋）、貝（貝）、見（見）、氣（氣）、釒（釒）、頁（頁）、專（專）、◆（昜）、長（長）、義（義）、乙（意）、了（尞）、倉（倉）、侖（侖）、……。它們以及由它們類推組成的簡化字（如遼、億、倫、論、認、閃、儀等），筆劃少了，字形卻單調乏味（請不要用「一、二、三、人、匕」之類來抬杠。因為在原繁體字中，這類字不像簡化字占這樣大比重。再說上述字也是相對於原繁體字而言的）。 像「糸」簡作「糹」，省不了幾筆，也不好看，寫起來還不順手，破壞了書寫時運筆起轉頓挫的節奏感。尤其像「苧、貯、佇、紵」之類的字，又難看又不好寫。與其原繁體字「薴、貯、佇、紵」相比，顯然是美醜自現的。但這個繁體「寧」（原音「住」）字系列卻又被調任他職，去充當其他繁體字的簡化字了（如「寧」做了「寧」的簡化字）。 還有許多字，字形很美，筆劃又不多，或因為受作偏旁的牽累，也被簡化了。比如「東、見、貝、頁、風、車、貞、單、馬、鳥、烏」等，它們的簡化字（東、見、貝、頁、風、車、貞、單、馬、鳥、烏），顯然美感差多了。但與「飠」對應的「食」字卻保留了！ 對簡化字的利弊或可見仁見智，但如果說簡化字不如繁體字好看，分歧可能會大大縮小。 有人或許說，許多簡化字都是以草書為依據的，草書不是一種別具美感的書法藝術嗎，簡化字的美感當然也應該不是問題。 這樣說好像很合邏輯，但並不然。這是因為，草書和楷書，既是兩個近乎相互獨立的文字元號系統，也是兩個近乎相互獨立的文字結構形式系統，行書乃是兩者的中間融通形態。草書之所以具有書寫的形式美感，一則因為它都是豎寫，更在於它如走龍蛇般的行筆方式，且筆勢又連綿迴繞，布局疏密錯雜。而一旦將其楷化為矩形字體，尤其作為印刷用字，則必須採用橫平豎直的拘板結構，致使草書美，很難直接轉化為簡化字的字形結構美。 皆知草書萌於漢初（漢末張芝始成「今草」；另說為杜探），而楷書則在其後（有稱楷書始於晉，《晉書》謂「王次仲始作楷法」）。如果草書適於效做楷法——適於書寫又不傷害美感，當時的人決不會舍簡求繁、捨近求遠，偏要上溯到秦漢篆、隸作為楷書的造字依據，而把漢字進一步改制性「優化」的機會，留給兩千多年後的我們。 形式美還有兩條重要法則，即「對比」和「節奏」。從視覺藝術來講，節奏美感主要是指線條的律動和色感對比所產生的間隔、交替、起伏或重複。在一定意義上，對比及對比的程度，乃是產生節奏美感的視覺基礎。或者說，沒有對比（疏密、深淺、大小、繁簡、曲直等的對比）就沒有節奏。 簡化字普遍減少筆劃的結果，恰恰是削弱了原繁體字成行、成篇組合時所具有的疏密、深淺對比，及從而產生的節奏乃至律動關係。這種缺陷在書刊報紙等大塊版面上似不甚明顯（較之繁體字版面會整體降低色度），而在以較少的文字組成書名、標題、產品裝潢上的商品名或牌匾等時，便尤其顯得鬆散、平淡、缺乏疏密對比和視覺力度，當然也就缺乏美感。 單獨組合的文字越少，簡化字「不好看」的缺點就越明顯。這也許正是大街上商家店鋪的牌匾或產品包裝等繁體字禁而愈烈的原因。 中國畫論中有一句話：「疏可走馬，密不容針」，這就是講要加大對比。而簡化字之間的筆劃，實在是太「平均主義」了，應該讓有些字「富裕」起來。不是說簡化字之間沒有對比，但打個比方說，假設繁體字是用「1234567123」的音階跨度去組成「樂曲」的，那麼簡化字就像是只用了「12345」這樣少的音階差別。它當然也可以組成「曲子」，但卻相對平淡而單調。現在，例舉一些書名或牌匾作繁簡對照，或許有助於說明問題： 中華藝術之萃（中華藝術之萃） 啟功論書札記（啓功論書札記） 電子學入門（電子學入門） 工業企業會計學（工業企業會計學） 氣功入門（氣功入門） 三個火槍手（三個火槍手） 十萬個為什麼（十萬個為什麼） 文白對照《古文觀止》（文白對照《古文觀止》） 遼寧風光一覽（遼寧風光一覽） 中國農業史（中國農業史） 兒子與情人（兒子輿情人） 莊子今注今譯（莊子今註今譯） 少兒藝術中心（少兒藝術中心） 幹部文史百科（斡部文史百科） 萬曆十五年（萬歷十五年） 婦科手術學（婦科手術學） 人與人體之最（人與之體之最） 中國手工業（中國手工業） 馬爾可夫過程（馬爾可夫過程） 東方書林之旅（東方書林之旅） 電大英語（電大英語） 長興大廳（長興大廳） 後漢書（後漢書） 廣告學導論（廣告學導論） 小學生同義詞典（小學生同義詞典） 中華養生術（中華養生術） 兵聖兩孫子（兵聖兩孫子） 應用人口論（應用人口論） 中國司法審判叢書（中國司法審判蕞書） 東方書店（東方書店） 當代中國人口發展（當代中國人口發展） 知識產權法（知識産權法） 天津勸業場（天津勸業場）……等。將以上標題對照一下，何者更美，答案應該是顯而易見的。 上述諸例可以看出，像標題這樣用字越少，就越會突顯簡化字在形式美方面的缺點。不少書籍裝幀、商品裝潢、廣告招貼等作品的整體藝術效果，往往會因此受到影響，讓人遺憾不已！多年書籍裝幀工作的體驗，才促使筆者思考繁簡問題。試想一下，如照原定設想所有文字都簡到十劃以下，真不知會是什麼樣子，所謂「二簡字」大概可以作為擬證。 書法藝術作品常要以較少的文字建構一件藝術作品，比如「澄神凝慮」、「悟藝」「觀遠」、「和暢」、「寧靜致遠」、「淡泊明志」、「精氣神」、「松風」、「天地寬」，甚至有單字「神」、「壽」、「龍」、「濤」、「省」、「蘭」、「竹」、「樂」、「道」等等。所以書法家們總是不厭其「繁」。試若禁用繁體字，書法藝術會怎樣呢？ 或許有人說，寫字好的人，繁簡都能寫好；寫字不好的人，繁簡都寫不好。此說雖無可爭議，但如果同一人分別寫繁簡兩種字，孰好孰差也會是意料之中的。 據說確有北京某書法家說過：「寫字好壞主要在功力而不在於繁簡。功力好，『一』字也能寫好，還有比『一』字更簡化的嗎？」真沒想到竟會有書法家這樣說！ 是的，「一」字算是簡到家了，但如果拿它和比它筆劃多的「廠、廣、壙、纊、飛、匯、愾、門、苧、貯、佇……」等字對照，為什麼說簡化字不容易寫好，難道還用多說嗎？對持這樣觀點的書法家無須與之爭辯，只需看看他的書法作品就會是非昭昭了。如果其所有作品從不使用繁體字，那就真是讓人敬服了！否則，豈不有點口是心非……！！。不信可以調查，怕沒有任何—個書法家――尤其寫正楷字的書法家，是所有作品完全寫簡化字的。這又讓人想起那位當年因為不贊成漢字簡化而大哭一場的著名書法家，兩者相比，不知誰更令人可敬！ 亦或有人會說，繁體字中也有許多筆劃很少的字（比如「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大小人火山凶欠天工乙巳已己乜也刀刃力刁又了於干千午牛中巾了金全孑孓子宂兀上下七八九丸亢卞文勺心不宇兵丁寸王玉尺夬史幺生主仁占正丑壬立丘羊公雲文元勺方歹弓石之」等），為什麼唯獨詰責簡化字不好看呢？ 分析可見，上述一類字在繁體字中占的比重並不大，而且恰可以夾雜在筆劃多的字中間，調節字行的疏密節奏起伏關係，使閱讀過程像是沐浸在婉轉跌蕩的樂曲之中。在用於標題、牌匾之類字數少的場合時，也往往有機會與筆劃多的字相互搭配。但放到簡體字的環境中，便都是筆劃少的字湊在一起，整體美感就會受到損傷。 審視上面這些筆劃少的「繁體字」我們還會看到，雖然它們筆劃很少，但基本都中心充實、平衡穩定，不像「廠廣嚴苧」之類失衡或空曠。 現在，被簡化的相當多都是常用字。漢字使用頻率調查結果，一等常用字1010個，次等常用字490個，補充常用字500個。而我們又恰恰提出「優先簡化常用字」的原則，這就使筆劃少的字相遇的機會大大增加了，出現審美遺憾的概率也就會更高。 九、別硬說簡化字無損於文化的歷史傳承 中國文化的歷史系統就像一根鏈條，說簡化字把這根鏈條割斷了，當然不合事實；但如果說毫無傷損，也同樣不是事實。所以，對其損傷到何種程度，需要通過諸多事實來評判。 某位文字學專家說：「漢字簡化對傳統文化的傳承沒有造成什麼消極影響。認識繁體字的人也不一定就能讀懂古書。因為大多數古書用的是文言文。」就算此説有理也無法否認，認識繁體字的人，肯定比只認識簡化字的人更容易理解和讀懂文言文，這兩者絶對不是毫無差別的。怎麼能説簡化字對文化傳承沒有任何影響呢？ 1954年12月22日《光明日報》上有一篇文章說：歷代就有的簡體「俗字」之所以兩千多年不能從「在野字」成為「在朝字」、從「山寨字」成為「正版字」（筆者的比喻），是「統治階級企圖壟斷文字，把文字弄得複雜艱深，使得勞動人民更落後、更愚昧、更容易被欺騙和剝削」。但是，實行了幾千年的「繁體字」難道就這麼不光彩嗎？我們中華民族的文化祖先難道就這樣卑鄙嗎？令人寒慄！ 筆者以為，之所以如此，乃是中華文化傳承史鏈一環扣一環的結果。雖然今天簡化字已推行了五十多年，但「繁體字」的鏈條誰也無法割斷。它「陰魂不散」，生命力極強，甚至一直沒有喪失它固有的威嚴。簡化字實行多年，但越想表示鄭重，就越會用繁體字。書法家寫繁體字，不僅是因為形態美感的藝術性，也是為文化內涵的鄭重性。請柬、名片、廣告、匾額等都願意用繁體不說，《毛澤東選集》、《鄧小平文選》、《二十四史》等，也曾出過繁體版。有的人寧可自已的書不參加圖書評獎，也希望自己的著作能出成繁體版。難道這都是為了愚弄人民嗎？ 為了維繫中國漢字的歷史紐帶，即使在清朝由滿族（元代由蒙族）主政的時期，不但沒有用滿文去消滅漢字，漢字反而受到了空前絕後的特別的維護。既出版了後無來者的《康熙字典》，還發生過科舉考試強調一點一划的規範及嚴禁俗體字的所謂「文字復古主義」。這主要是功還是過呢？對此，錢玄同先生曾經罵道：「那亡清的什麼政府，更大倡其文字的復古論調，雷厲風行地強制執行起來。什麼《康熙字典》，什麼《字學舉隅》，對於字的一點一畫，一挑一剔，這樣是正體，那樣是繁體，那樣是俗體，狺狺（狗叫聲）不休！」（轉見《漢字?漢字改革史》第128頁）作為滿清皇朝能強調漢字的嚴格規範，有什麼錯嗎，今天不也要強調文字的規範嗎？至於《康熙字典》，至今誰能否定它的文字學價值呢？錢先生之憤憤，實難理解。 簡化字對歷史文化傳承的損傷，首先是將加大後人文字訓詁學的難度。 文字學是研究文字起源、發展、性質、體系、形聲義關係、正字法及文字演變方面的學科。 漢字原本歷史悠久，結構複雜，加進我們推行簡化字這樣一次大規模的簡化、改造、再造、合併與廢棄；偏旁部首又未必都與已推行幾千年的繁體字形成有規律的對應； 許多原來在繁體字中是獨立的字，卻又被拉過來改變讀音去充當簡化字，使漢字演化史更加曲曲彎彎，猶入進了迷宮。這對後人文字考證帶來的麻煩是可以想見的。 例如「廠」字（古音喊，又音安），是「庵」的異體字。簡化時又作「廠」的簡化字； 原「臘」讀音希，義為干肉。後把它作為「臘」的簡化字，使原「臘月」（農曆十二月）成了「臘月」； 原繁體「余」作為簡化字替代了「餘」，但又另外造了個「餘」，致使「余」「餘」同義而並存，三個字的考證繁度顯然是增加了； 原「瞭」被簡作「了」，後又悄然恢復「瞭」，同樣無謂地增加一個考證命題； 原繁體字「寧」讀音住，並有同音的「佇、貯、薴」等文字系列。後將「寧」作為「寧」的簡化字，卻又反過來用「◆、佇、貯、苧」去替代這個系列。就差這一筆，卻如此大動干戈，將來兒孫們考證起來有多麻煩！有這個必要嘛。此類字例，或當不少。 簡化字在具體使用中也會出現歧誤。 比如《周易?噬嗑?六三》爻辭：「噬臘肉，遇毒，小吝，無咎」中的「臘」，原讀音希，義為干肉。但「臘」卻又被拿去作「臘」的簡化字，這裡就可能誤解為「臘肉」（因為確有一種肉叫臘肉）； 西漢文學家揚雄的《蜀都賦》有「春機楊柳」句，但「機」原為木名（榿木樹，見《辭海》）。以其作為「機」的簡化字，有可能使人在讀解該文時理解有誤； 《史記?司馬相如傳》有句：「無是公聽然而笑」。其中「聽」字原讀音為銀，古指張口而笑的樣子（見《辭海》）。用它又作為「聽」的簡化字，若干年後搞懂它就困難了； 《詩?小雅?鹿鳴》「呦呦鹿鳴，食野之苹」句中的「蘋」字，古代系指蒿草（見《辭海》），以其作了「蘋（果）」的簡化字，不經考證，也會誤解； 《詩?鄴風?綠衣》「綠衣黃里」句和《詩?鄭風?將仲子》「將仲子兮，無逾我里」句中的「里」，系指鄉里或居住區，以其作為「裡或裹」的簡化字，則可能讓人以「里外」之義去理解； 還有《史記?刺客列傳》「高漸離（人名）擊築，荊軻和而歌之」句中的「築」（音逐）為古代擊弦樂器，以其作為「築」（建築）的簡化字，以及《詩?大雅?板》「價人維藩」句中的「價」，原讀音介，其義為「善」（這裡指品行好的人），後將其作為「價」的簡化字……等。這些都是讀古代典籍時加重了人們考證負擔的事例。 更有甚者，將原「獵」（音希）作了「獵」（音列）的簡化字，而《山海經?大荒北經》中恰有熊狀怪獸名為「獵獵」（音希列）。簡化字版的《新繪神異全圖山海經》（崑崙出版社1996年1月版348頁）只好將其印成「獵獵」，將前一字注音為「希」，否則讀者將不知該讀「希希」還是讀「列列」了！……像這種情況究竟有多少難以盡作查列。 但我們不禁會想，推行簡化字前，本就有不少人對古代典籍望而卻步。經此簡化，使原本容易明白的變得難以明白、使不是古漢語的也變成了古漢語、使原本不用訓詁的也不得不去訓詁，使原本的直路變成了彎曲之路，使許多原本不混亂的字大量產生混亂。 再如下例： 現在人們都已經知道，數年前在某家報紙上，曾經發生過一個可笑的錯謬：某名為「皇后牌」的產品，用繁體字登廣告竟寫作「皇後牌」。豈知在繁體字中，這「後」字原本就是「皇后、太后、后妃」等的專用字；而繁體字的「後」，只是用於「後來、以後、之後、爾後」等辭彙。這個笑話，正是因為簡化時用「後」字并吞了「後」字造成的。 更值得深思的是，這則廣告連續刊登了許多天，報社的主編、編輯、記者、校對等，那麼多人竟無一人看得出來。再過幾代人，中國文字會亂到怎樣，真不敢想！！那些認為簡化字對中國文化歷史傳承無傷大雅的朋友，真的不由之有所擔心嗎？ 無獨有偶，在電視劇《日落紫禁城》中，光緒皇帝寫聖旨，竟也把「皇后」寫成了「皇後」。還據說有一本寫溥儀皇后婉容的書，也寫作《皇後淚》。 影視劇中這種情況太多了： 在電影《鬼樓》中，抗日戰爭時期的哈爾濱街頭，就曾見到「井上發屋」的霓虹燈。而這顯然是個理髮的場所，正確的繁體字寫法應是「井上髮屋」； 除以上簡化字轉繁體出現錯誤外，也有的是，非簡化字歷史時期出現簡化字的笑話：清代故事的電視劇《傻兒師長》中，曾見有繁簡混雜的「上佛聖賢」字牌，而「聖」的繁體應是「聖」字； 在電視劇《隋唐演義》中，給皇帝的奏摺上竟然出現了簡體的「羅」字。 影視作品中出現這種情況舉不勝舉，直到最近，仍在發生。 電視劇《藍色檔案》中的招牌「萬裏車行」，顯然應該是「萬里車行」；沈亞奇簽名「沈亞奇」使簡體提前進入了歷史，應當簽為「沈亞奇」。 《血色迷霧》中文康見石掌柜老伴一幕，琴旁有曲譜「聽鬆」應為「聽松」；文康救啞女紫玉至山中，紫玉在地上寫「惡人」誤為簡體，應為「惡人」；紫玉寫字向馬太一郎提條件「要親眼看著文康離開」應為「離開」。 電視劇《春桃的戰爭》中，酒店招牌的「九里香酒館」被誤為「九裡香酒館」；……。 電視劇《紙醉金迷》中田佩芝給「笵先生」寫信，竟然寫成「範（先生）」 報刊上總會有人提出這類事例，如果把所有影視劇都查一下，此種訛誤不知會有多少！ 還有一種情況，相當多的人誤以為從1949年以後就已經進入簡化字時期。其實，簡化字是1956年才正式推行的。也就是說，這期間還有七年的繁體字時期，這在影視劇或歷史題材繪畫之類的作品中，怕是往往被忽略。以後的年輕人，誰還會去認真考證，年代越久，就會越是一筆糊塗賬了！ 在現實生活中，筆者也曾親見某人的名片印有「北京市海澱區」字樣，其實「海淀」二字原本就是繁體字。 還曾見美術學院學生餅乾包裝設計作業上「餅乾」誤為「餅幹」； 在商品包裝盒上，也有把中國特產髮菜（繁體為「髮菜」）寫作「發菜」一一把菜發給別人。 也見過某出版物中的「歷史」都誤為「曆史」……。 繁簡錯亂往往與作品特定的史期背景相關係，或者是某種原因必須把簡化字返轉為繁體字。其錯亂主要可有四種情況：一是該用繁體時用了簡體；二是該用簡體時用了繁體；三是原本該「簡化字」就是繁體，再將其轉繁則必錯無疑；四是繁簡混雜使用（非指日常書寫）等。這樣的例子舉不勝舉，否則也不會使繁簡辯爭愈演愈烈。 例如：「頭髮」誤為「頭發、頭發」、 「宿舍」誤為「宿捨」；「馬匹」誤為「馬疋」；「匹夫」誤為「疋夫」、 「特徵」誤為「特徵」、「長征」誤為「長徵」、「征途」誤為「徵途」、 「松樹」誤為「鬆樹」、 「神彩、神采」誤為「神採」、「興高彩烈」誤為「興高採烈」、 「中文系」誤為「中文係」（有名片印有「哲學係」，而「係」本義為「是」）、 「范仲淹」誤為「範仲淹」、 「魏徵」誤為「魏徵」、「文徵明」誤為「文徵明」、 「三元里」誤為「三元裡、三元裏」、 「鐘錶」誤為「鍾錶、鐘表、鍾表（「鍾」當用於「鍾情」之類）、 「制怒」誤為「製怒」（用於「製造」）、 「制度」誤為「製度」、 「輕鬆、肉鬆」誤為「輕松、肉鬆」、 「規範」誤為「規范」、 「古人云」誤為「古人雲」、 「牛肉乾」誤為「牛肉幹」、 「詞彙、總彙」誤為「詞匯、總匯」（當用於「匯合」）、 「內臟」誤為「內髒」、 「飯糰」誤為「飯團」（用於「團結」）、 「兇惡」誤為「兇噁」（用於「噁心」）、 「乾媽」誤為「幹媽」、 「天干」誤為「天幹」、 「簽名」誤為「籤名」、 「御駕親征」誤為「禦駕親徵」（用於「防禦」）、 「日曆」誤為「日歷」、 「收穫」誤為「收獲」、「俘獲」誤為「俘穫」、 「恢復」誤為「恢複」、「重複」誤為「重復」、 「公園」誤為「公圓」、 「聯繫」誤為「聯系」……。 曾有文說，一位導師讓他的研究生到圖書館去找《後漢書》竟然找不到，因為《後漢書》三字都是繁體字。外國留學生來學中文，也因為無法迴避繁體字而感到困難。 曾參加當年簡化工作的文字學家王力曾說：「如果十畫以上的字一律簡化，勢必造成新字大量產生，將來大多數漢字都變了樣，非但造成閱讀古書的困難，連解放後的書也看不懂。」（《漢字?漢字改革史》第180頁） 由於被簡化的字大多都是常用字，幾千個原本日常通行的文字一下子變了樣，以致使它們將在不太久後的幾代人（甚至是剛過五十多年後的現在人）成為生僻字和古字；使原本不是古漢語的也成了古漢語；原本用不著考證的也得去考證；原本不是訓詁內容的也得去訓詁；使原本平民百姓的字變成了「貴族字」「學問字」。在港台是「平民字」，而對我們來說卻成了「貴族字」。這豈不與當年簡化漢字時的人民性初衷相違背！！ 古代與當代的文字距離被拉大，文字鏈像猴皮筋一樣被拉長、變細。或像原來十股粗的繩子，變成了八股或七股。這不是「割斷」，但也不是正常延續。 亦或有人想到，我們可否將古籍都翻譯成白話來流傳呢。如果我們看過外文原著，然後和翻譯小說或影視作品相對照，就自然會想到其結果會是怎樣。 可巧的是，在1954年4月28日的《光明日報》上，還真有一位著名學者的文章這樣說：屈原的《離騷》頭四句，「帝高陽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攝提貞於孟陬兮，惟庚寅我以降。」可以用「某種民間形式和北方語言直譯為」：「高陽皇帝的後代呀，我的爸爸名叫伯庸。虎兒年碰上虎兒月呀，又正是虎兒日我就降生。」文章還說「這就逐詞逐句表現了原作的語言、精神和現代大眾都了解欣賞的『風格』。」而且還說：「像這樣活生生地、正確而真實地接受和『繼承』祖國文學遺產，用拼音文字來寫是不成問題的。」一一真這樣做會怎樣，幾十年幾百年後會怎樣，如此深奧的學術問題，筆者不敢妄議，只能請這方面的專家們來評論了。 如果說簡化字對古今文化的歷史鏈接沒有任何損傷，為什麼《百家講壇》的那些學者們，常必須搬出繁體字來才能把一個問題說清楚。 比如，說雍正是通過篡改遺詔——把「傳位十四子」改為「傳位於四子」來謀得皇位的（從簡化字看，這個史說是順理成章的）。如果閻崇年先生根本不認識繁體字，他怎麼可能提出「傳位十四子」不可能改為「傳位於四子」的學術見解呢？ 著名作家劉心武先生的《紅樓夢》探佚講座，說到第五回「賈寶玉神遊太虛境…」中，「金陵十二釵正冊」有詩「凡鳥偏從末世來……」一句是暗示鳳姐的。因為「凡、鳥」加在一起是繁體的「鳳」字，那麼簡體版的《紅樓夢》怎能讓讀者悟到詩中的隱意呢？曹雪芹先生若在世會氣成什麼樣子呢？怎麼能硬說簡化字無損於文化的歷史傳承呢？ 還有一部戲劇《包公智斬魯齋郎》，講包公為斬皇親魯齋郎能獲得皇帝御准，巧妙地在本章中把「魯齋郎」寫作「魚齊即」，獲御准後再加筆劃改回原名字處斬。如果用簡化字，這「魚齊即」，怎麼能改成「魯齋郎」？因為簡化字的原因，就讓這個歷史故事徹底消失嗎？出版物講到這個故事不得不註明繁體字，那唱戲怎麼讓人明白呢？ 劉寶瑞有相聲諷刺念白字。其中有錯把「文廟」念作「文朝」和「丈廟」，如果從簡化字的「文廟」去聼，如何聽得明白？其中還有把「打齋」誤讀作「打齊」，如果從簡化字的「打齋」去聽，怎麼能理解到「打齊」？有些古籍重版可以在書報中加註解，但這讓人用耳朵聽的傳統藝術怎麼去「註解」呢？難道去改相聲的錄音嗎？！ 有人或者說，這些都是偶然發生的、不普遍的、稀少的、沒什麼大不了的。但我們可曾想過，這些「偶然」、「不普遍」和「稀少」發生下去，再過幾十年、幾百年、幾千年，中國文字會是怎樣呢？哪個對，哪個錯還說得清嗎？ 無論你有千條理萬條理來解釋上述錯亂的合理性、偶然性，說這種擔心是鑽牛角尖，是杞人憂天。但我們只問一句話：假如沒有推行簡化字，這些錯亂會發生嗎？怕是想編這些事例也編不出來。我們還可以想，這種錯亂在港台會有嗎？ 筆者說的「簡化字有損於文化的歷史傳承」，是言過其實還是杞人憂天，或說有幾分道理，也是要由讀者朋友尤其文字學專家們來評議的。 但是，文字對於一個國家和民族意味著什麼，卻是很值得我們深思的。比如，著名書法家吳玉如先生，當年對推行簡化字頗有異議。他在自己的詩作《付馨山》中曾經嘆道：「吾聞滅人國，先滅其文字，國滅仍可復，文字滅不繼。文字國之魂，魂滅生何寄。……」（《迂叟自書詩稿》第58一59頁） 我們可以試想，假如清朝康乾二帝，不是空前絕後地維護漢字，而是效法秦始皇、焚書坑儒，查抄毀盡一切漢字書籍，強制統一推行滿文，歷經清朝二百餘年後，我們用幾千年打鑄成的漢字還會有嗎、所謂「漢族」還會有嗎？！還可以試想，假如當年小日本真的全部佔領了中國，其根源於中國的所謂日本文化最終也只能是滴水入海，融而化之。如若這樣，那個日本國還會有嗎（希望這樣假設不會引起誤解）。 筆者只是擔心，歷史、文化一旦有所損毀，便很難挽回。比如，批了馬寅初，多生了八億人；批了梁思成，拆了北京古城牆，又說要「奪回古都風貌」一一太難了！讓所有朋友和專家們，共同思考民族文化遺產繼承和延續的問題吧！ 十、恢復使用繁體字的可行性 對於這個向題，我們可以從兩個方面來思考： A、利弊與可行性的思考 我想，面對這個題目，我們首先要做的是選擇：我們要不要恢復使用繁體字？ 預料，會有比例更多的朋友會說：不！甚至會罵「有病」、「吃飽了撐的」！ 那麼，「不」會是怎樣的呢？一一那就是繼續存在筆者如上所叨叨的那諸多弊病一一它創傷了漢字兩千多年來一直基本恆定的歷史鏈條、造成了世界範圍的漢字二元並存狀態、出現了自秦以來漢字使用最混亂的時期、為延續中華文化在兩三千年中立下汗馬功勞的繁體字，會冤魂不散地讓我們遭遇諸多混亂和麻煩。這種狀況將無休止地繼續，直到我們世世代代的子子孫孫！ 想說明這樣的後果，必須要用如上九個節題冗長繁贅的篇幅，否則，真容易落個「有病」 、「吃飽了撐的」了。但如果我們探討恢復繁體字的可行性，僅這一個節題就足夠了。因為，如果說恢復使用繁體字也有弊病，遠比上面所說的少多了。 恢復繁體字兩千多年來固有的正統地位，不僅上述諸多弊病能夠基本全部化解，而且，古今中外漢字規範的鏈條也可以重新對接、恢復它的歷史一貫性和延續性，從而確立全世界統一的漢字標準符號系統。漢字的演變震蕩將重歸平穩，漢字的穩定性將納入歷史的永久和綿長。 有人或許說，簡化字已經作為聯合國的工作語言，豈不已經是「全世界統一的漢字標準符號系統」了嗎？其實不然。因為，簡化字作為聯合國的工作語言已經幾十年，但這並未能統轄住世界範圍的繁簡混行局面，甚至連國內繁簡混行的亂局都難以轄制，簡直是嚴禁難止、愈演愈烈（參見拙文「前序」部分）。即使有一天兩岸統一了（其期難料！），在港澳台強制推行簡化字，世界上繁體字全部絕跡，繁簡史鏈的手術傷痕也難撫平。當然也就沒有實現「歷史對接」，上述諸多混亂就仍會存在，而這才更是其弊病的癥結。 同時也還想說到某些國人的一個心結，即認為恢復繁體字是向港台「屈從」。其實，漢字乃是中華民族的漢字，恢復繁體字只是在沿繼祖宗文化遺產。並且也不能說明當年推行簡化字是什麼「錯誤」，因為那也同樣是當時的歷史條件使然。 反對恢復繁體字的朋友們，最直接的反應是，立刻就想像到繁體字的複雜、難認和難寫（頭疼啊！）。但其實，它並沒有人們想像的那麼可怕。 您可以注意一下繁體字的印刷品及影視作品上的繁體字幕，它真的是看起來那麼陌生又冷冰冰的嗎？應該不會。我們可以假設這樣一個夢：人們一覺醒來，突然發現所有書刊報紙、街頭牌匾、產品包裝……全部都是繁體字，沒有了任何簡化字的蹤跡。我想，絕大多數人雖可能有所不適，有的字不認識，但都會基本能讀得懂。這是因為，近一些年各種影視作品及光牒、書刊報紙、產品包裝及說明書、街頭用字……等，已經打造成一個繁體字的氛圍和環境，使相當多的人在不知不覺中認識了大量繁體字（即有人說的「無師自通」）。 即使對於青少年來說，繁體字的識讀也不太是個問題。他們看牒、上網、看動畫片，會大量接觸繁體字，所以可能比成年人還要熟悉。筆者曾把一本中國青年出版社1956年出版的蘇聯小說，試著讓一個九歲的三年級學生閱讀，結果讀不出的字相當少。這說明，藉助一定的文字環境，人們識讀繁體字的困難，並沒有想像的那樣大，沒有那麼可怕！ 所以，潘慶林先生建議用十年時間恢復使用繁體字，我妄以為，假如國家真會有此決策，應該用不了那麼長時間，甚或三兩年足矣。 許多朋友留戀簡化字，主要是因為繁體字筆劃多，太難寫了！！ 但您可以像筆者一樣，選一些文章去做實驗：筆者曾對《千字文》等25篇古今詩詞散文進行樣本分析。事實證明，簡化字的出現頻率只在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 在簡化字中，繁簡筆劃接近者很多——多寫不了幾筆，字形卻豐滿好看多了。 比如：爭（爭）、車（車）、閃（閃）、來（來）、後（後）、們（們）、親（親）、這（這）、問（問）、異（異）、慮（慮）、時（時）、准（準）、銘（銘）、樣（樣）、紅（紅）、鐮（鐮）、現（現）、縮（縮）、里（裡）、亞（亞）、線（綫）、訓（訓）、該（該）、進（進）、師（師）、飾（飾）、員（員）、遠（遠）、緊（緊）、談（談）、輔（輔）、誼（誼）、細（細）、鋒（鋒）、領（領）、參（參）、級（級）、圖（圖）、導（導）、練（練）、傾（傾）、維（維）、說（說）、條（條）、請（請）、報（報）積（積）、極（極）隨（隨）、錘（鎚）等。 這些繁體字，不少人日常書寫可能早已經在用。可見恢復使用繁體字，即便書寫它們，也不會帶來人們想像那麼大煩惱。 更何況，簡化字不是有簡便的優點嗎，那我們就把它保留下來。也就是說，即使恢復繁體字，我們也還可以照常寫簡體字（像英文書寫用小寫）。如果我們願意，也可以繁簡混雜來寫（不少人早就這麼做了）。筆者相信，假如這樣執行，許多難看的簡化字，很可能逐步被人們淘汰掉。 其實，這樣的想法早在1955年2月2日的《光明日報》上就有人提過了。文中說：「簡化漢字（這裡是指簡化字）只是為手寫方便而創造的，在閱讀方面並沒有採用簡化漢字的必要，因此印刷體可以不改用簡化漢字。」又說：「各國文字差不多都有印刷體和手寫體的分別，這種分別與我們的楷書和行書的分別差不多，而簡體字和行書同屬於手寫範疇，是可以結合起來的。因此我們只須把手寫簡體統一規定一下，讓簡體字在書寫上合法就夠了。」現在看來，這顯然是一種很好的意見，如果當時這樣做的話，應該說是兩全其美的。只可惜，當時卻被看作是「反面教材」！！ 從經濟方面說，恢復使用繁體字，有可能淡化國內外經濟交往相關文本中的某些障礙。實用的價值也可能在於，電腦軟體或需某些新的開發，以適應新形式的繁簡混行狀態。大量辭書包括字典需要重印。一些圖書可能需要重新出版，大中小學的課本也要改制。街頭牌匾、廣告、產品說明書等也將陸續更改……。加之營銷、造紙、倉儲、運輸等相關行業被拉動，經濟意義或就業意義等方面，都會有一定實際價值。 B、實施的設想 當然，上述諸說只是筆者妄而揣議，也自知這國家大事決非身居草民者所能若何。但既已妄膽空談到這種地步，也就索性再進一步空談： 假若國家真會決定全面恢復使用繁體字，筆者則妄而設想了一個「印繁寫簡」 或「印正書簡」的方法和實施步驟。 何謂「印繁寫簡」或「印正書簡」？ 概言之，就是在—切印刷領域和嚴肅的用字場合，全部使用正體字（繁體字）；日常書寫，照常仍寫簡化字。 不少有識之士提出過「識繁寫簡」或「識正書簡」的方法，我很贊成。但只這樣提，很可能導致爭而無果，難以落實，不了了之。因為這個「識」字，屬於一種不太具體的要求。只有強調「印」才能將「識」落到實處，最終結束正體字被當作「錯字」的非法地位。 通過「印繁寫簡」的實施，才能使繁簡字體同等合法，和諧共處。 進入實施階段之初，可首先成立由行政領導和語言文字學界的專家組成的恢復繁體字實施領導機構。先期的工作，可能是對原繁體文字系統重新審核梳理，從而確立新的繁體字規範系統。針對群眾的接受情況，對恢復使用繁體字的具體步驟，進行論證及科學性的布署。 為了規範漢字並減少字數，對異體字的整理刪留勢將難免。但這項工作，不應該像《光明日報》1955年3月16日一篇文章說的那樣，僅以「存簡去繁」為宗旨。而應該著眼於相關文字在歷史上流行的廣度及其公認的穩定程度，這對維持中華文字系統的歷史傳承性、一貫性和穩定性是有益處的。否則就有可能為簡省筆劃廢掉正字而留了異體字，如廢「淚」留「淚」、廢「異」留「異」等即是。 其實，整理異體字的工作，從1955年就開始做了。1955年2月2日《光明日報》上公布的《擬廢除的400個異體字表案》和最終於1955年12月由文化部和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聯合公布的《第一批異體字整理表》，除小有不當（如「輒」〔輒〕、或不夠合理（如「晰」〔皙〕）外（參見《漢字?漢字改革史》第165頁），都是相當好的。如果照它推行至今，某些字未在後來被不適當簡化，當是我國文字史上功存千秋的大事。 筆者呼籲恢復使用繁體字，並不是主張完全原封不動地搬過來。對一些筆划過分繁複的常用字，還是應該刪繁就簡的。此可如：鬱（郁）、龢（和）、釁（釁）、灋（法）、籲（吁）、攜（攜）等等。少量簡化這類筆劃繁雜而又極為常用的字，既不太傷害文字史鏈的一貫性，也更貼近了文字的人民性。 而對某些筆劃適中的繁體字，尤其幾千個常用字，應該儘可能保持歷史原貌。 還有些筆劃雖多但並不常用的字，如：「纛、褦、襬、豅、齆、齃、翯、黼」等，無論筆劃多少，都不應去改動它。因為它們很少有人認識，也很少用到，認不認識影響不大。偶爾用到，查閱字典就可以解決，所以沒有必要為簡化它給文字史學增加麻煩。可以讓它們作為老古董或「博物館字」永久保留； 對仍用於日常書寫的簡化字，同樣也需要做刪留的抉擇和整理，從字形字義著眼，刪棄一些不合理的簡化字或簡化偏旁（像「廣、廠、氣或「言」字旁之類）。 筆者妄議的「印繁寫簡」方案試擬如下： 確定正式恢復使用繁體字的具體規範後，國家可以發布公告，同時宣布將其作為聯合國的工作語言。由此，古今中（包括港澳台）外（包括新加坡、馬來西亞、日本等）的漢字，可重新整合為一體，使整個世界形成統一的標準漢字元號系統。這對我國乃至世界的文化事業、外事交往、商品貿易、文化往來，都會是有益無害的。 繼而以國家確定的新的繁體字規範或字表為依據，重新編輯、修訂出版各類辭書（如《辭海》、《大百科全書》等）和字典（如《現代漢語詞典》、《新華字典》）等。其中字頭和詞頭用繁體，後面用（）註上簡體。字和詞的註解文字一律用繁體。同時解決規範繁簡轉換及對應關係，以避免出現「皇後」之類的錯誤。這個步驟，是使繁體字的使用具備法定規範，為繁體字的正式推行打下基礎。 一切準備就序後，按照國家的布暑，分批公布及實施恢復使用的繁體字，逐步按計劃完成實施。比如，可先於報紙、期刊和課本中，將部分文章印成繁體。在出版方面，可先將部分非普及書籍（如考古、文字學、醫藥、古籍、歷史、古典文學之類）出成繁體然後慢慢推展。一方面試探和徵求意見，逐步增加繁體字文章和書籍的比重，最終全面恢復繁體印刷。 日常書寫，包括手機寫字及電腦手寫板等，仍用重新整理規範過的簡體或繁簡隨意——若印刷可從電腦轉成繁體。從而在全國逐漸形成「印繁寫簡」的新秩序。 這樣做，任何反對恢復繁體字的顧慮，應該都能得到化解。並妄認為，這是能諧調主繁主簡兩種意見的最為兩全其美的辦法。 有人擔心恢復繁體字代價太大，其實是過份擔憂。因為我們並沒有廢除簡體字，身份證、駕照、產權證之類的證件等等根本不必重製，除字典、辭典等工具性辭書必須先行重新修訂外，一些既有書籍、文件都無須馬上重印，某些街頭標牌之獲只需慢慢陸續更換……。在這個漸進過程中，一切文化生活狀態基本可照常平穩進行，幾乎不會產生太大震蕩性的感覺。如果搞得好，兩三年或三五年時間，應該可以完成轉型。 我妄以為，只有這樣，才能使我國文字最終永遠穩定下來，而且是千秋功業。 寫到這裡，筆者已經意識到了自已僭越本份的狂妄與可笑！！現在能夠做的只是，把心理準備留給來自讀者朋友們的嘲笑。或者等著聽朋友們說：「有病！」、「吃飽了撐的！」 深表慚愧！謝謝閱讀的朋友們！！ （1996年7月16日初稿。1996年12月7日二稿定稿。2009年3月29日增改為珼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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