謎一樣的「俄羅斯良心」

索爾仁尼琴

談起俄羅斯的知識分子，有一個評價常常被人們掛在嘴邊，即「俄羅斯的良心」，如著名作家托爾斯泰、索爾仁尼琴，都被後人冠此稱謂。享此殊榮意味著一份責任與使命，他們往往被人們看作是具有懺悔意識、對於民族前途有著深刻反思的智者。放在俄國歷史的長河中，這一群體並非寥若晨星，十二月黨人、果戈里、赫爾岑、別林斯基、陀思妥耶夫斯基、托爾斯泰、車爾尼雪夫斯基、別爾嘉耶夫、索爾仁尼琴、布羅茨基……這些名字在俄國思想史上都佔有一席之地。這種現象在世界歷史上並不常見，很難從其他國家中找出帶有如此鮮明特點的知識分子群體。如何去分析這一現象，成為現代思想史家的一個難題，於2012年出版的《倒轉「紅輪」》（金雁著，北京大學出版社2012年9月版）一書從俄國歷史發展的脈絡出發，回溯俄國知識分子所走過的心路歷程，試圖揭開這一群體背後的共性和個性。通過此書，對於這謎一樣的「俄羅斯良心」，或許會有更深刻的理解。

俄羅斯地圖

亞里士多德在《尼各馬可倫理學》一書中認為，「活動是人存在的方式，人唯有在他的實現活動中才能展現其存在」。人是社會的人，脫離其成長的背景來談抽象的人，難以對人本身有一種真切的認識。同樣，在分析歷史人物時，也離不開對於歷史語境與其所處區域的整體性考察。為什麼是俄國誕生了這些個性鮮明的知識分子？這需要結合俄國自身的本土性來談。

俄國這一國家的形成有著漫長而又複雜的歷史變遷。從東斯拉夫人建立的基輔羅斯（亦稱古羅斯）到蒙古欽察汗國（又稱金帳汗國）的統治，從莫斯科大公國的崛起到伊凡雷帝時沙皇制度的確立，後歷經羅曼諾夫王朝、蘇聯時期直至現在的俄羅斯聯邦，俄國從羅斯時期不起眼的封建王國逐漸成長為地跨歐亞的世界大國，一個近代意義上的俄羅斯國家就此形成。這一國家的民族構成十分複雜，現在俄羅斯聯邦有193個民族，包括俄羅斯族、烏克蘭族、楚瓦什族、車臣族、亞美尼亞族等，既有歐羅巴人種，也有蒙古人種及混血人種，各民族的文化、思想差異甚大，從俄國歷史進程看，這些民族更多認同於政治共同體的概念，幾百年來俄國不斷地擴張自身的版圖，從一個純粹的歐洲國家變為了獨特的歐亞國家，西方與東方在此合為一體，在此條件下，帶有西方性與東方性的現代俄國隨之誕生，不可避免地影響到了其文化的發展。這種東西文化的交錯，在世界文化中非常獨特，關於何種文化佔優，不同的學者有不同的看法，俄國學者利哈喬夫認為，俄羅斯文化總的來說還是有著明顯的歐洲屬性。他認為，歐洲文化是一種個性文化，它容易接受其他個性和文化，是一種建立在創作的自我表現自由之上的文化。歐洲文化的個性、普適性和自由這三者互為表裡，相互依存。以東方文化為主的學者認為俄國深受蒙古韃靼統治時期的影響，其政治文化的基礎在此期間奠定。此外，從宗教的角度而言，在西方看來處於東方的拜占庭文化亦可視為俄羅斯文化中的東方元素。而思想家恰達耶夫、別爾嘉耶夫則認為俄國文化是一個獨立的存在，「我們既不屬於西方，也不屬於東方。我們既沒有西方的傳統，也沒有東方的傳統」（恰達耶夫語）、「在俄羅斯精神中，東方與西方兩種因素永遠在相互角力。」（別爾嘉耶夫語）。這種對俄國文化中東西方因素的討論，反映了俄國文化本身具有的特殊性，而這種特殊性隨著歷史的發展，逐漸顯示出了自身的張力與矛盾，俄國的知識分子也由此應運而生。

東正教教堂

這裡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宗教因素在俄羅斯文化乃至知識分子性格塑造中的重要作用。眾所周知，俄國信奉東正教，不過從歷史的角度而言，這一宗教傳統的確立十分複雜，包括東正教內部本身，也是矛盾重重。在基輔羅斯初期，整個國家處於古老的多神教信仰，後經基督教文化傳入，國家信仰逐漸從多神教轉向了以基督為信仰的一神教，多神教文化也就此讓渡於基督教文化。988年，羅斯接受基督教被看成是俄羅斯民族文化發展的重要節點，儘管如此，多神教的文化傳統並沒有即刻消失，而是在這種基督教化的進程中緩慢衰落。不過弗拉基米爾大公的舉措還是讓拜占庭的文化迅速影響到了古羅斯內部，甚至開始自覺地承擔起傳承東正教的使命。1524年，在普斯科夫修道院院長菲羅費伊在給瓦西里三世的信中，提出了「第三羅馬」的概念。所謂「第三羅馬」，是相對於古羅馬的「第一羅馬」，拜占庭的「第二羅馬」而言的，前兩個羅馬被異族消滅之後，莫斯科成為了基督教唯一的守護者，即為「第三羅馬」，它將永遠存在下去。這一觀點為後來伊凡雷帝的專制統治提供了思想來源，在宗教層面上帶有一種強烈的彌賽亞主義，這種主義傾向對於後來俄國歷史的發展影響極為深遠，從後來的沙皇統治、紅色蘇聯乃至現在的強人政治，都多少留有這種彌賽亞主義的影子。另外在俄國東正教內部，出現過正統教和「分裂教派」的長期紛爭。在別爾嘉耶夫看來，這是俄國歷史上最重大的宗教鬥爭。這場對俄國各階層都有很大改變的以「東正教烏托邦」為載體的反抗運動，持續時間長達二百五十餘年，是俄國影響最大的、涉及人口最多的、持續時間最久的宗教反對派運動。如別氏所言，「這種內在的分裂性一直延續到俄國革命，很多問題都可以在這裡找到自己的解釋。」金雁認為了解分裂運動，有助於人們對俄國思想史的理解，它是俄國知識分子反抗傳統的源泉，又是無政府主義的先導，同時是政治激進主義的土壤。然而在激進主義革命成功後，它卻又成為異見運動的精神家園之一，並從中產生了索爾仁尼琴這樣的人物。而當異見運動結出「劇變」之果以後，它又變成兩人各種不滿於俄羅斯「西化」、要求向「俄羅斯精神」尋根的思想來源。如果不從其內在的歷史脈絡而言，就無法解釋這種複雜弔詭的現象。

金雁在《倒轉「紅輪」》的序言中，提出了她對俄國文化與知識分子的幾處困惑。包括農奴身份很難猜；農民把沙皇當父親來看待；地主、軍人分不開；知識分子天生愛搗蛋；僧侶子弟「激進」大比賽；多一手指劃十字，千百萬人逃往在外；總是有人喜歡向後看；企業家支持反動派；馬克思主義者成了保守派；被趕出國民的人再度熱起來。金雁稱之為「十大怪」，這些充滿矛盾而帶有戲劇性色彩的現象，使人們不得不需要從俄國歷史發展的內在理路中尋找答案，俄國的知識分子也就在這樣複雜的社會思想面相中變得立體而鮮活。

狐狸與刺蝟（摘自譯言網）

談到俄國知識分子，金雁在書中用了三個很形象的比喻，「狐狸」、「刺蝟」和「工蜂」，分別指代貴族知識分子、平民知識分子和所謂的「第三種知識分子」。古希臘詩人阿基洛庫斯（Archilochus）說過：「狐狸知曉很多事物，而刺蝟只懂一件重要的事。」後來英國思想家以賽亞·伯林也用過這個比喻。伯林認為狐狸的思維是「凌亂或是擴散的，在很多層次上發展，沒有使它們的思想集中成為一個總體理論或統一觀點，而刺蝟則把複雜的世界簡化成單個有組織性的觀點，一條基本原則或是一個基本理念，發揮統帥和指導作用，不管世界多麼複雜，刺蝟都會把所有的挑戰和進退維谷的局面壓縮為簡單的。「

赫爾岑

在俄國思想史的語境下，狐狸代表了貴族知識分子，包括十二月黨人、普希金、萊蒙托夫、赫爾岑、屠格涅夫、托爾斯泰等都屬於其中的傑出代表。根據金雁的分析，他們身上帶有一些共性，歸納起來有俄國的「文學中心主義」、行動能力的缺失、深重的懺悔情結、存在反資本主義情結以及對西方的失望、特有的宗教敏感這五點。他們對於世界的看法反反覆復，存在著自身的矛盾。對文學，如布羅茨基而言，「語言最初是他的劍，接著成為他的盾，最終變成他的宇宙場。」在貴族知識分子活躍的19世紀40年代，文學成為了他們施展才華的舞台，他們筆下的文學世界往往超越了文學本身，而成為具有預言性和啟示錄精神的載體。與思想場域中的縱橫捭闔相比，他們在政治上表現顯得有些無力，索爾仁尼琴認為他們過於書生氣，過於溫文爾雅，不懂得消極的自由要靠積極的行動去爭取。儘管有十二月黨人這樣悲壯的英雄故事，不過總體而言，貴族知識分子更多是坐而論道的姿態。普列漢諾夫認為，他們是最早覺醒的階層，但是他們沒有勇氣與上層社會決裂，長期的軍隊服從訓練使他們只能表現出一些「消極抵抗」。貴族具有懺悔情結，托爾斯泰說，「毫不羞愧、毫無隱瞞、毫不辯解、坦白說出你的一切罪過，你的靈魂就會在上帝面前滌凈，如果你隱瞞，你就犯了大罪」。深重的懺悔意識與其對農奴制的看法有關，在葉卡捷琳娜二世實施「貴族解放」後，與貴族義務兵制相連的農奴制發生了動搖。在1762年後，農奴製成為了一種具有社會共識的「政治正確」。對於擁有眾多農奴的貴族知識分子來說，他們一方面出於道義同情農奴處境，一方面又顧及自身利益，沒有勇氣放棄原先的「老爺式」生活，沒有勇氣與上層社會決裂，這使得他們陷入了一種自我身份的認同困境。對於西方的文化，他們既傾向「西化」，又厭惡資本主義，一方面他們自彼得大帝改革以來，深受西方文化的影響，在生活習慣、交流學習中「西化」傾向明顯，另一方面他們對於西方現代化中體現出的理性主義有一種不安，從東正教的思維出發，他們認為西方的資本主義缺少道德感。很多俄國的貴族知識分子在出國之後，對西方的失望尤甚，他們大多有早年嚮往西方，晚年回歸民族主義的傾向。他們有著特有的宗教敏感，他們有著明顯的救世情懷，也有消極的遁世傾向。哲學家明斯基認為，「假如生命是有什麼目的的話，那也不是在每日的利益中達到，而是在某種更為神秘、更為深刻的事物中達到，這個事物不在自我之外，而在自我之中尋求。」陷入神秘主義的貴族知識分子追求形而上之理，他們偏愛思想創造，即便在流亡之時也未曾消退這份熱情。

車爾尼雪夫斯基

相比於貴族知識分子的多重面相，作為「刺蝟」的平民知識分子則顯得單一激進。如果說19世紀40年代是貴族知識分子施展才華的時代，那麼60年代則是平民知識分子粉墨登場的舞台。需要注意的是，這裡所指的「平民」，並非底層的普通民眾，而是指納稅等級和特權等級之間的過渡階層，是在人口統計時還沒有加入其他等級的人，在法律上講也就是指處在過渡狀態的人。他們中間具有神職家庭出身的人佔有多數，在思想行動上有著貴族知識分子截然不同的面相。金雁認為，他們「表現出橫掃一切的虛無主義、好鬥的社會革命熱情、道德為目的的服務、『人民』崇拜、提倡『灌輸論』、實用主義的功利化傾向等都與此前溫文爾雅、『書卷化』、『傷感主義』和『純思辨』的貴族知識分子有很大的不同」。他們中的代表人物有別林斯基、車爾尼雪夫斯基、杜勃羅留波夫，在《倒轉「紅輪」》一書中舉了前兩人的例子，如別林斯基，儘管沒有活在被認為是平民知識分子活躍的19世紀60年代，不過從其思想歷程看，總體而言可看作平民知識分子的先行者。在其短暫的一生中，別氏的思想歷經突變，從前期的「現實調和主義」到中期的「革命暴君」，再到後期的「擁抱彼得大帝」，思想跨度不可謂不大，車爾尼雪夫斯基曾評價別林斯基「今天可以反對他本人在一月以內說過的話」。這種思想上狂飆突進實質上反映的是別氏以實用主義為目的的跳躍性世界觀，而這個在後來的革命民主主義譜系中的很多人物身上找到影子。車爾尼雪夫斯基繼承發展了別林斯基的思想，他被視為19世紀60年代批判現實主義者的代表人物，從思想淵源而言，他與後來的民粹主義、甚至包括布爾什維克可以稱得上一脈相承。在列寧看來，車氏是其從民粹主義發展至「列寧主義」的一個重要橋樑。車氏強調政治上的激進主義，他撰文論證人民革命的必要性，甚至「從事地下活動，創建革命組織」，指導農民起義。他仇視上層階級，揭露貴族階級的偽善是他最重要的話題，他認為這些自稱是「超階級的知識分子」的「懺悔」和「謝罪」的假面具背後始終隱藏著可憎的老爺嘴臉，始終走不出帶給他們優越環境的等級出身的立場，懺悔的表態只是為了求得自己心理的平衡，實際上他們與這個體制有著難以割捨的聯繫。這些充滿批判色彩的戰鬥風格為後來的革命激進主義提供理論參考，尋求布爾什維克的激進傳統，或許可從車氏思想中窺見一斑。

另外，除了「狐狸」和「刺蝟」，還有一種被稱為「工蜂」的所謂「第三種知識分子」。這類知識分子認為，長期以來俄國知識界存在反國家的性質，社會和政府「猶如套在一輛車上的兩匹失控的狂馬，一匹往走拉，另一匹往右拉，遲早有一天會把車子拉散了架。」思想界需要改變原有狹隘的激進主義，避免走向革命恐怖主義，以暴制暴沒有出路。迷戀於街頭政治的社會主義極端派是危險的，如果說長達二百多年的「分裂教派」是俄國宗教悲歌的話，那麼行動中的社會割裂何嘗不是一種對於民族肌體的傷害？基於此，他們提出「小事理論」，其主導思想是「只管問題，不問主義」，他們希望通過腳踏實地的實踐，來消弭由於階層仇視與意識形態對立的俄國思想界狀態，持這種觀點的人大體上是從「自由民粹主義」與「合法民粹主義」延續下來的人。他們活動的場所主要是地方自治縣自治局，承擔著作為「第三種力量」調和社會矛盾的作用。然而這種「中間派」的根基顯然比較脆弱，當俄國的極權主義強大起來，構成新的統一的政治共同體時，這樣的「第三種力量」就不可避免地失去了被包容的空間。

20世紀初活躍在中國思想界的知識分子

對於俄國知識分子的心路回溯，可以對「俄羅斯良心」有一個深入的了解，然而俄羅斯的思想異常複雜，從中生髮出有思想史意義的創見，並非易事。筆者認為《倒轉「紅輪」》一書更多是在梳理俄國知識分子史的發展脈絡，從中窺見俄國各種思想的來龍去脈。這一歷史的回顧是極有必要的，可以使我們看到俄羅斯思想豐富的面相，不過當讀完這本沉甸甸的書時，筆者卻不禁有所余想，尤其是看到書中描述平民知識分子的章節，讓筆者想起了中國也有類似的情況。晚清至今，隨著科舉制度的廢除，政權性質的變化，原有的四民社會宣告解體，舊有的政治、文化秩序共同體開始被消解，儒家中國走向了革命中國，各種激進的思潮隨之而來。從太平天國、義和團運動到辛亥革命、五四運動以及後來的國共黨爭、「文化大革命」，無一不體現著革命激進主義的思想，主義化的思想傾向愈發明顯。而在這波譎雲詭的時代變局中，中國的知識分子又扮演著怎樣的角色呢？根據許紀霖在《中國知識分子十論》中關於中國知識分子的理解，可分為「晚清一代」、「五四一代」、「後五四一代」、「十七年一代」、「文革一代」和「後文革一代」這六個階段。筆者發現在晚清至五四時期，尤其是1895年至1915年，中國知識分子整體處於一種心靈的「大變革」時期，各種思潮紛至沓來，這其中既有馬克思主義、無政府主義這樣的激進思潮，也有自由主義、新村主義等相對溫和的改良思潮，當各種思潮在中國的歷史語境中互相激蕩的時候，為什麼知識分子會最終選擇了馬克思主義？是什麼成為了革命的動力？知識分子為何逐漸出現左翼化的傾向？這些問題都是關係到如何理解中國革命，如何理解20世紀中國的重要問題。作為鄰國的俄國，也有著豐富的革命傳統，當我們重新回望俄國思想的發展歷程，是否能體會到其中的變與不變？讀俄國，想中國，如果放在中國的歷史語境中，俄國知識分子所走過的路是否也會在中國的歷史發展中找出痕迹，並由此使研究者發掘出不為人知或被有意忽略的思想資源呢？筆者學識有限，希望能通過更多的閱讀和討論對此有所闡釋。

2016年3月24日晨寫於華東師大櫻桃河畔

倒轉「紅輪」：俄國知識分子的心路回溯

金雁 著，北京大學出版社2012年9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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