恐怖主義與宗教問題

[來源：《西亞非洲》2002年第1期|發布日期：2012-12-24]周燮藩內容提要：自9·11 事件以後「, 宗教恐怖主義」、「伊斯蘭恐怖主義」等似是而非的說法頗為流行。但從歷史上看,恐怖主義與宗教並無任何必然聯繫。當代國際恐怖主義中,帶有宗教色彩或打著宗教旗號的,可分為三類:與民族分離主義相結合的、以宗教極端主義為主的和膜拜團體的恐怖主義。究其產生根源,則是政治和經濟利益的衝突。一當代恐怖主義的組織和活動,有許多打著宗教的旗號,或帶有狂熱的宗教色彩,從而產生「宗教恐怖主義」、「伊斯蘭恐怖主義」等似是而非的觀念。這種對錯綜複雜的當代恐怖主義進行簡單畫線和概括的做法,顯然會模糊或誤導我們對問題的深入分析和認識,助長一些偏見和錯誤傾向。由於伊斯蘭世界恐怖活動比較活躍,也由於西方長期以來將伊斯蘭復興主義視為威脅,伊斯蘭教受到的誤解更為普遍和嚴重。美國學者埃斯波西托指出,由於這種傾向的長期存在,「結果伊斯蘭教和伊斯蘭復興主義被化約為反西方的伊斯蘭的原型,化約為伊斯蘭教向現代性開戰,或穆斯林的憤怒、極端主義、狂熱主義和恐怖主義。在許多人的腦海中,原教旨主義和恐怖主義結下了不解之緣。選擇性的因而也是偏頗的分析,增加了我們的愚昧而非知識,狹窄了我們的視野而非拓寬了我們的理解,加劇了問題而非為新的答案開闢了道路。」① 因此,我們需要根據宗教的本質及其社會功能對宗教與政治、宗教與民族、宗教派別與宗教極端主義做出區分,從而結合宗教史上的先例,對宗教在當代恐怖主義中的地位、作用及影響,分類做出準確的把握和合理的結論。從歷史上看,恐怖主義與宗教沒有任何必然聯繫。在古代和中世紀,宗教在社會結構中處於萬流歸宗的地位,從教育到法律,從農夫牧民到學者官吏,在世界觀和方法論上,在社會制度和日常生活中,都或多或少地受到宗教的影響。人們的思想和行動都會自覺不自覺地以宗教為圭臬。因此,所有的政治、軍事及經濟活動都會程度不同地帶有宗教色彩,披上宗教的外衣。在數千年的宗教史上,宗教迫害、宗教戰爭一類的暴力、血腥事件不絕於書,如中世紀的十字軍東侵、13～16 世紀歐洲基督教的宗教裁判所,都造成長時期和大範圍的恐怖。但這些不在本文討論的恐怖主義範圍之內。與當代恐怖主義相似的事例在宗教史上尚不多見,其中最著名的是公元1 世紀前後的猶太教短刀黨,公元11 世紀伊斯蘭教伊斯瑪儀派的暗殺派。但對這兩個事例稍加分析我們即可得出結論,宗教派別的恐怖活動,僅在激烈的民族、地區衝突或政治鬥爭中出現,並由少數持極端主張的狂熱分子所為。宗教作為一種社會歷史文化現象是十分複雜的,其社會功能也是多種多樣的,但其最主要的功能是通過共同的信仰以及相關的宗教感情和認同意識,使各個群體、個人和社會集團凝聚為統一的整體,並以教義或傳統禮儀的力量,使現存社會秩序合法化和神聖化。這就是所謂的社會整合和制控功能。歷代統治階級為了鞏固自己的統治,一方面依靠國家政權的專政力量,另一方面則訴諸精神的力量。宗教作為一種特殊的精神力量,具有與政治、法律共有而為哲學、藝術和倫理所無的特點,即既是觀念性上層建築,又是體制性上層建築;既可以作為思想傳統去影響群眾,又可以作為禮儀制度去統轄群眾。宗教包羅萬象的內容使其可以滲透各個領域,整合各個階層,還能以神聖的光環掩蓋世俗的目的。看到宗教這種社會功能的統治者,無不極力使其成為鞏固統治秩序的精神支柱,而宗教自身作為一種歷史文化傳統,為了生存和發展,也會依附於國家,為現實社會論證其合理性,成為既有體制的一部分。世界上幾乎所有重要的宗教都曾上升為體制性宗教或國教,這個事實證明,宗教確實是有利於維護統治秩序的。因此,一般說來,宗教作為上層建築和意識形態,以繼承文化傳統、緩解社會矛盾、維護既有秩序為其使命,在政治上偏於保守而趨向溫和,在行動上崇尚中庸而抵制極端,在社會生活中大多譴責暴力,關愛生命,反對恐怖活動。恐怖主義在當代的興起,既有孵育其成長的社會溫床,也有適合其發展的外部環境。其中民族衝突、地區爭端、宗教矛盾長期得不到解決,導致暴力活動的升級,誘發恐怖主義的活躍。有許多民族和地區衝突,是近代以來殖民主義和帝國主義造成的後遺症,加之大國的介入,原宗主國的插手,偏袒和縱容一方,欺壓和打擊另一方,使得矛盾激化,引發大規模武裝衝突,造成更大的對抗。上述三方面的問題常常交織在一起,使得由此導致的恐怖主義呈現錯綜複雜、似是而非的面貌。但是,政治權力和物質利益的爭奪是一切問題存在和結合的基礎。當矛盾尖銳化和畸形化發展後,原有的民族和宗教對立會使衝突具有異乎尋常的頑固性和偏執性。宗教極端主義和民族分離主義思潮會推動一些人走上恐怖主義的道路。二當代國際恐怖主義十分複雜,從極左到極右,都有其表現形式。而宗教也是各有各的特徵,即使是同一名稱之下的一種具體宗教,其教義、禮儀、修持、情感,尤其是宗教的社會政治主張,對現代社會問題的回應,也是隨著民族、階級、階層、職業集團以至個人的不同而各異其趣。為了便於分析,我們將與宗教矛盾或宗教極端主義有關的恐怖主義活動大致分為三類:一是與民族分離主義相結合的恐怖主義,二是以宗教極端主義為主的恐怖主義,三是宗教膜拜團體的恐怖主義。在與民族分離主義相結合的恐怖主義活動中,歷史最久而又最典型的就是北愛爾蘭的恐怖主義活動。北愛爾蘭問題由來已久。早在12 世紀,盎格魯—諾曼人就入侵了愛爾蘭。之後,英國大量移民,但終未使愛爾蘭人同化。英國殖民主義統治所種下的民族矛盾苦果,至16 世紀宗教改革後因加入宗教矛盾而更趨惡化。1529 年英國議會通過一系列宗教改革方案。1534 年英國正式宣布與羅馬天主教分離。自此以後,愛爾蘭的英國移民改信以英國國王為教會最高首腦的英國國教,而愛爾蘭人堅持信仰原有的天主教,從而使雙方的矛盾和衝突進一步加劇。至20 世紀初,愛爾蘭人民的起義迫使英國允許南部26 郡獨立,但新教勢力佔優勢的北部6 郡仍留在英國治內。新教的北愛爾蘭地方政府對天主教愛爾蘭人長期推行歧視性社會、經濟政策以及拒絕分權,導致民族衝突再次爆發。1969 年,一個準軍事性質的激進組織愛爾蘭共和軍成立,目標是使英國政府放棄對北愛爾蘭的統治,實現愛爾蘭的南北統一,為此不惜採取暴力恐怖活動。其中的愛爾蘭共和軍臨時派等極端組織,則主張「用槍和炸彈」實現目標。他們四處出擊,在英國各地實施爆炸、劫持、暗殺等恐怖活動。而新教也在1971 年成立准軍事組織北愛爾蘭防衛協會,在「以恐怖對付恐怖主義者」的口號下,常實施針對愛爾蘭人的暴力活動。宗教在北愛衝突中的作用和影響非常突出。新教和天主教教會中的極端勢力在衝突中,尤其是20 世紀60 年代末至80 年代初,一直起著推波助瀾和指導性作用。雙方的社團生活和教育至今仍是分離的。北愛的和談進程一直坎坷曲折,雙方在解除武裝和建立新教—天主教聯合政府的問題上矛盾尖銳。為結束恐怖主義活動,愛爾蘭、美國和歐盟等國際力量及雙方教會,也都介入北愛問題的解決。兩派經過長期反覆的談判,終於達成一種各方可以基本接受的框架。1998 年和平協議的簽署和聯合自治政府的成立,預示著北愛爾蘭兩大族群從此步入對話與合作的軌道,儘管今後還會遇到困難和挫折,但制止恐怖主義的努力還是取得了成功。與此類似的,還有斯里蘭卡的民族衝突。信仰佛教的僧伽羅人與信仰印度教的泰米爾人之間的政治矛盾尖銳化,導致泰米爾民族極端組織泰米爾伊拉姆猛虎解放組織自1975 年起開展恐怖活動,爭取建立「泰米爾獨立國」。目前,兩族的衝突已演變成政府軍與猛虎組織之間的對抗。而猛虎組織的「人體炸彈」等恐怖活動引起世界震驚。與北愛爾蘭相反,斯里蘭卡的民族衝突至今仍無結束的跡象。車臣也是一個以民族分離主義為主的例子。從車臣問題可以看到,冷戰結束後,民族衝突和宗教衝突糾結在一起的現象,有越來越多、愈演愈烈之勢。其原因比較複雜,就近因而言,這是蘇聯解體和冷戰機制終結的產物,也是美國加強幹預的結果。近幾十年來,隨著蘇聯解體和制衡民族矛盾機制的消失,原蘇聯的勢力範圍和影響所及地區,出現了意識形態真空和權力真空,於是一些久受壓抑的或新起的民族主義力量和宗教勢力乘虛而入,填補真空,成為改變這些國家或地區發展方向的主導力量。與此同時,美國和一些西方大國以民主化、人權、宗教自由為旗號,干涉別國內政,推行雙重標準,從而激化了當地的民族對立和宗教分歧。就這些國家和地區自身而言,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的失誤、歷史的積怨、經濟和文化發展的不平衡、社會不平等、政局不穩定,也是民族和宗教衝突爆發的根源或溫床。前蘇聯地區、中東歐地區、中東地區、南亞次大陸、東南亞及非洲大陸,大多是出於上述內外原因而成為民族和宗教衝突的熱點。那麼,民族分離主義與宗教極端主義是在什麼基礎上糾結在一起的呢? 簡而言之,利益的分配和衝突,權力的追逐與爭奪,到處都是民族分離和宗教極端勢力結合的基礎。當某一民族的利益集團為自身的權力和利益與主體民族或其他民族發生矛盾和衝突時,它往往打著宗教和全民族的旗號進行民族分離活動。因為宗教的虔誠、信仰的象徵、傳統的力量可以為民族分離的政治目的提供神聖的光環、文化的色彩、狂熱的激情,成為動員和組織民眾爭取或捍衛本民族利益的最便利和最有效的手段,從而使民族分離主義具有異乎尋常的頑固性和偏執性。車臣問題就是如此。三第二類與宗教相關的恐怖主義是以宗教極端主義為主的恐怖活動。按近來流行的看法,伊斯蘭極端主義幾乎成為恐怖主義的代名詞。但是,恐怖主義並不是伊斯蘭世界特有的現象,也不是伊斯蘭教本身的產物。「與普通的看法相反,這種恐怖主義的增長不只是影響到伊斯蘭教,而且也在猶太教和基督教的原教旨主義派別中發展起來了」。② 另外一個顯著的例子就是錫克教極端主義。有人認為,伊斯蘭極端主義已成為當今世界分布最廣、影響最大、危害最烈的恐怖活動,並且是國際恐怖主義的主要代表。對此,我們首先必須明確,伊斯蘭世界是當今矛盾最為尖銳、衝突較為集中的地區。作為對歷史和現實問題的回應,伊斯蘭復興運動或原教旨主義成為席捲伊斯蘭世界的社會思潮和運動。伊斯蘭復興主義或原教旨主義,是伊斯蘭教教義在現代條件下的轉換,是為其政治社會主張而作的重新解釋。用於動員和組織群眾,批判和否定現實,則出現政治宗教化、宗教政治化的趨向。伊斯蘭極端主義是這種社會氛圍和政治背景的畸形產物,從事恐怖活動的伊斯蘭極端分子,主要是伊斯蘭各國的政治反對派或原教旨主義組織分化出來的激進派別。他們的觀念和實踐有著強烈的宗教色彩,但更加遠離伊斯蘭教本身,是對伊斯蘭教的利用和曲解。應當指出,伊斯蘭教的基本教誨和教法原則要求穆斯林行事處世時寬厚仁慈,反對濫施暴力,禁止傷害無辜平民。那些以伊斯蘭教名義搞恐怖活動的人,不可能在《古蘭經》中找到依據。打著宗教旗號的恐怖主義具有極大的欺騙性和迷惑性,但在事實上卻違背和損害人民的利益,如在巴勒斯坦,它不斷地破壞和平進程。如果相應的社會政治矛盾、群眾的經濟利益得到解決,極端分子的恐怖活動就會失去民心,如在阿爾及利亞所發生的那樣。還必須指出,打著宗教旗號的極端分子,是在宗教的名義下犯下種種罪行。他們的目的是政治,不是宗教。可以說他們是在利用、曲解宗教的同時,又在損害、破壞宗教。儘管以伊斯蘭為名義的極端主義與恐怖主義幾乎相伴而生,但仍應將作為宗教的伊斯蘭教及宗教界與被極端主義曲解的教義及恐怖組織區分開來,因此伊斯蘭復興運動或原教旨主義不等於伊斯蘭教,而伊斯蘭教極端主義也不等於伊斯蘭復興主義,熱衷於搞恐怖活動的畢竟只是極少數人。伊斯蘭極端主義分子策劃的恐怖活動,就其實質而言是一種激進的政治行動而與宗教無涉。但就其外在表現而言,被視為帶有強烈的宗教色彩。這不是因為他們的穆斯林身份,而是因為他們打著伊斯蘭教的旗號,還因為他們生活的伊斯蘭世界,既有傳統文化的熏陶,也有當代伊斯蘭復興主義或原教旨主義的衝擊。一般說來,他們就是從原教旨主義的政治行動主義走向極端主義的。就此而言,他們的觀念和行動還是帶有一絲不易完全割斷的關聯,或有著一些伊斯蘭因素。這種伊斯蘭因素至少體現在以下幾方面:第一,伊斯蘭教「主權在真主」、「教法至上」等觀念的極端化解釋,使他們可以否認現世的政治和法律權威,蔑視世俗的道德和社會規範,為他們的恐怖活動取得合法性依據,戴上神聖的光環,從而產生炫耀的光彩,萌生替天行道、伸張正義的使命感。伊斯蘭各國的現代化進程都尚處於蹣跚學步階段,民眾的政治參與度很低。政府的鎮壓和逮捕,使極端分子往往處於政治鬥爭的前列。由於各國普遍存在政治腐敗、貧富懸殊、經濟停滯、教育落後等問題,他們對現實世俗社會強烈不滿而有隔離感,並為追求建立伊斯蘭秩序、伊斯蘭社會和伊斯蘭國家而力圖摧毀現有的秩序和社會。只有藉助宗教才能為他們提供這樣的精神力量。第二,伊斯蘭復興主義或原教旨主義演繹的宗教化意識形態,為他們提供了一整套的政治理想、價值觀念和信仰體系,使他們有了現成的武器去批判和否定現實社會及其世俗化、現代化發展,而對振興道德、重建社會的政治目的抱有非同尋常的偏執性和不可妥協性。這使它不僅對下層民眾而且對青年知識分子產生感染力,使他們從批判的武器轉向武器的批判,從伊斯蘭原教旨主義走向伊斯蘭極端主義。因此,在提倡暴力、從事恐怖活動的伊斯蘭極端主義分子中,大多數骨幹和活躍分子都受過良好教育,其中不乏受過現代西方教育的技術人員。一位埃及專家在對埃及的一些伊斯蘭極端主義組織調查後說:「這些戰鬥的伊斯蘭團體成員的典型社會背景,可以概括為年輕,來自農村或小鎮,出身於中產階級或下層家庭,具有獲得很高成就的動機,一般都受過科學或工程學教育,通常都有穩定的家庭。」接著他評論說:「社會科學研究時常斷定,激進宗教運動所吸引的成員一定是來自那些被異化的、邊緣性的或心理不正常的人群。我們所調查過的大部分人是屬於模範的埃及青年。」③ 這與現代演繹的宗教意識形態的影響有關。第三,宗教政治化、政治宗教化的趨向,使極端分子可以將伊斯蘭教所體現的道義權威和精神力量,適應其深刻的心理和社會需要。信仰紐帶、教胞情誼、宗教情感都進入政治領域,使恐怖組織內部有了認同和忠誠,在社會上獲得模糊的同情和支持,而恐怖分子個人則將自殺性爆炸視為捨生取義、殺身成仁,是神聖的「殉教」行為,通向天國與真主同在的捷徑,從而能在現場視死如歸,從容應對。以宗教的名義從事恐怖活動,顯得特別殘忍慘烈。其中尤以含笑執行自殺性爆炸的襲擊活動最為典型,充分顯示出宗教極端主義對於恐怖活動的巨大內在推動力。伊斯蘭極端主義分子宣揚「, 宣道、聖戰和殉教」是鬥爭的三階段。恐怖主義「是條血路,殉難的路」。看來,極端化的宗教情感會在殘酷的鬥爭中變得越來越激烈,越來越重要,成為支持恐怖活動的精神力量。第四,伊斯蘭教在歷史發展中形成一整套特有的詞語和概念,為穆斯林社會所普遍接受並具有持久不衰的影響。18 世紀以後,這套詞語和概念所象徵的宗教意義和價值取向,是要儘力匡正傳統社會崩壞的平衡,並對外部的衝擊和挑戰做出反應。宗教詞語和概念的模糊性和多義性,使其可以為不同的政治需要做出不同的解釋,當然也可以為極端主義所用。它既可以被改造為否定現實的政治性意識形態,也可以為鬥爭目標描繪理想社會的藍圖。其中所包含的認同的紐帶、忠誠的象徵、通俗的理論、權威的標準、行為的動機等合法性依據,更為恐怖主義所適用。如「聖戰」、「殉教」、「協商」、「公議」、「抉擇」、「蒙昧」、「惡魔」等,在近代以來的伊斯蘭世界日益凸顯,更為激進或極端的伊斯組織動員和組織民眾時所慣用。這大約是伊斯蘭教常被誤認為支持暴力或好戰的原因之一。四以上所述均為一些淺層次的伊斯蘭因素,如果結合外部或國際環境來看,恐怖活動在伊斯蘭世界異常活躍自有其深層次的原因。簡單說來,有以下幾點:第一,伊斯蘭世界各國的現代化進程普遍受挫和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急劇轉變所帶來的心靈困惑和社會失衡,使部分民眾對東西方發展模式感到失望。當代伊斯蘭復興運動就是對此做出的回應。他們認為,當今伊斯蘭世界的衰敗,原因是背離伊斯蘭教的正道,解救辦法是個人和社會回歸伊斯蘭教。政治上就是重新實施伊斯蘭教法,即以伊斯蘭教為指導,實施正義,重建社會,重現昔日的強盛和榮耀。激進或極端的派別進而要求刻不容緩和義不容辭地履行真主的命令,反對支持現有世俗政權和偏袒以色列的西方,進而由極端主義走向恐怖主義。第二,伊斯蘭教和伊斯蘭文明輝煌的歷史成就,使得在西方霸權影響下尋找出路以圖自強的各穆斯林民族,培育出一種將歷史成就與未來發展相結合的意識。他們從歷史的榜樣和原旨教義中汲取力量,希望在探索解決現實問題的道路時有助於他們的變革和轉換。但是,伊斯蘭復興或原教旨主義在對現實做出否定的回應後,還不能提出一個建設未來的完美方案。而殖民主義和帝國主義留下的屈辱感,也無法輕易抹去。因此,「對西方數世紀之久的霸權的記憶,伴之以繼續對西方的依附,留下了一道深深的傷痕和憤恨,很容易成為對社會失敗的一種託辭和穆斯林政治中的導火線」。④ 在回顧歷史時常常浮現屈辱的記憶,在探索前進道路時又始終看不到前景,部分人就會因此陷入絕望。而絕望是產生恐怖主義的酵母。第三,阿以衝突久拖不決,阿拉伯人屢戰屢敗,嚴重傷害了穆斯林的宗教和民族感情,從而成為伊斯蘭極端主義和恐怖主義的溫床之一。在爭取民族解放和權益的號召下,許多人受此刺激而參加極端組織和成為恐怖分子,也因此結下對美國和以色列的仇恨。因此,有人認為,阿以衝突能否公正合理解決,是事關中東能否持久和平、恐怖主義能否被有效遏制乃至消失的關鍵。否則,縱使採取最嚴厲的鎮壓及反恐怖國際合作,也斷難從根源上徹底剷除恐怖主義。第四,大國對恐怖主義採取雙重標準和實用主義政策,縱容某些恐怖行為和恐怖分子,造成養虎遺患的惡果。最典型的事例見於阿富汗戰爭。為反對蘇聯軍隊入侵阿富汗,美國出資建立軍事訓練營地,培訓大批反蘇游擊戰士,有的專門從事恐怖活動。與此同時,本·拉登家族和沙特費薩爾親王共同設立「伊斯蘭拯救基金會」,由本·拉登掌管,他本人接受過美國中央情報局的訓練。基金會以巴基斯坦的白沙瓦為基地,招募數千名阿拉伯志願者參加抗蘇戰爭。蘇聯撤軍後,這批阿富汗阿拉伯人成為僱傭軍或職業殺手,同時也是伊斯蘭極端主義者。海灣戰爭爆發後,本·拉登認為,美國的入侵構成對伊斯蘭世界的威脅,遂於1990 年8 月成立「全世界伊斯蘭陣線」。以這批阿富汗阿拉伯人為基礎,他在各伊斯蘭國家收編各種激進的極端組織,設立基地培訓恐怖分子,壯大「聖戰者」隊伍。從車臣到菲律賓,他到處支持穆斯林民族分離主義,策劃武裝恐怖活動,組織國際恐怖活動網路。1998 年2 月,他在白沙瓦成立「反猶太人和反十字軍東征者(基督教徒) 伊斯蘭聖戰陣線」。該組織發布的第一號伊斯蘭教規明確提出:「我們呼籲所有穆斯林、所有願意服從真主命令的虔誠的教徒們,隨時隨地殺死和搶劫美國人。」這樣,國際恐怖主義活動從此有了質的變化。這種組織擁有雄厚資金、高新技術和先進武器,其成員分布世界各地,內部有嚴格紀律、精密分工、周詳計劃、科學手段和狂熱信仰。它們為達到其政治戰略目的而採用各種形式的恐怖手段,從而使恐怖活動突發性更強、危害性更大,而對國際反恐怖鬥爭則難度更大,更加防不勝防。美國9·11 事件就是明證。最後仍須指出,儘管伊斯蘭教對恐怖活動有一些客觀影響,但這並非宗教的影響,事情仍然錯綜複雜,絲毫不能說明伊斯蘭教傾向或支持恐怖活動。而且,僅僅用宗教或民族衝突來解說伊斯蘭世界恐怖主義活躍的原因,並不能完全揭示其真相,因為在宗教或民族爭執的背後,其實有更關鍵的因素,那就是政治和經濟利益的衝突。五第三類與宗教極端主義相關而需要順便提及的,是宗教膜拜團體或偽宗教的恐怖主義。其中狂熱的膜拜團體,打著宗教旗號的新興教派,有人稱之為偽宗教。從政治角度看,按中國的傳統說法,可以稱之為邪教。為簡便起見,我們稱之為邪教恐怖主義。自20 世紀90 年代冷戰結束後,各種狂熱的膜拜團體,或披著宗教外衣的偽宗教組織,在世界各地發展迅速。儘管這些組織形形色色,光怪陸離,但萬變不離其宗,都宣揚世界「末日」說,以此作為震懾或控制信徒的精神枷鎖。教主通常自稱為神或先知,負有救世的使命,引誘或強迫信徒為獲救而絕對服從和崇拜教主。教主則故弄玄虛,連唬帶騙,聚錢斂財,縱慾漁色,為所欲為。為了防止信徒悔悟後揭發和社會可能進行的干預,教主通常以邪說培育信徒的反社會心理,進而與外界處於一種對立和隔絕的狀態。同時,教主派親信購買武器彈藥,進行准軍事訓練,並暗示要用暴力反抗社會或政府的干預。如美國的人民聖殿教,其教主吉姆·瓊斯原是一名基督教牧師,1965年因預言美國社會將大崩潰並發生戰爭,帶領一批信徒到舊金山北面的「紅杉谷」過公社式集體生活。預言雖未應驗,但仍吸引眾多信徒追隨他,至1967 年形成人民聖殿教。他的批判資本主義的說道,教內實行的福利制度,使他聲名大振,財源滾滾。1975 年後,他從先前的上帝代言人進而改稱信徒的「父」,人類的「主」,就是上帝本身,任何人不得違背他的意志。當教內有人叛逃並引起外界批評時,他在蓋亞那叢林中購地築城,自1977年後將信徒遷居該地。1978 年美國國會議員利奧·賴安帶領記者來調查。當他們準備離去時,瓊斯派人用機槍掃射,將他們打死,然後召集全體信徒,宣布末日已到,要求全體一起服氰化物自殺。於是11 月18 日發生震驚中外的912 人集體服毒自殺事件。邪教的暴力恐怖活動,到目前為止大多是內向的,表現為自殺、自焚和內部謀殺。不過,有時也有外向的,如人民聖殿教殺害議員賴安及隨同調查的記者,大衛支派與警察的對抗等。更嚴重的是,為了證實教主的預言,或顯示末世真的已經來臨,邪教會有計劃有預謀地在社會上搞恐怖活動,造成重大危害。如1995 年,日本奧姆真理教在交通高峰期間,在東京地鐵施放「沙林」毒氣,造成10 人死亡、5000 多人中毒的慘重後果。此後,隨著警方調查的鋪開,奧姆真理教販賣毒品、殺害教內成員、從俄羅斯購置武器、進行武裝訓練、研製生化殺傷製品等一系列罪行大白於天下。人們吃驚地發現,奧姆真理教完全是一個濫施暴力的恐怖組織。在美國,1995 年為報復美國聯邦調查局圍攻大衛支派,麥克維製造了震驚世界的俄克拉何馬大爆炸,造成169 人死亡,400 多人受傷。有人將此案歸為邪教引發的恐怖事件。由於邪教的恐怖活動較少政治目的,對社會的危害尚不特別嚴重而不受重視。但是,由於邪教教主自命為神,信徒受其精神控制而不辨是非,殘害生命或危害社會都是「神的旨意」、「末世象徵」,信徒都會自願地赴湯蹈火,狂熱而盲目地行使暴力,從而很難預計其行為後果。因此,對於這類恐怖主義應予以重視, 事先加強調查, 嚴加防範。① J .L. 埃斯波西托:《伊斯蘭威脅——神話還是現實?》(中譯本) ,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9 年,第257 頁。② 新華社聯合國1998 年8 月11 日西文電。③ 埃斯波西托:前引書,第178 頁。④ 埃斯波西托:前引書,第254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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