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元｜身份政治、文明衝突與美國的分裂

本文作者：孔元

清華大學人文與社會科學高等研究所博士後

「我們時代的根本問題是，西方是否還有生存的意志。」

特朗普總統對波蘭人民的講話，2017年7月6日

2017年已屆終結，但它所揭示的政治和文化現象卻沒有被充分考慮。隨著2016年特朗普當選美國總統，全球化退潮和民粹主義崛起、保守主義復興等都成為坊間熱議的話題，這些討論無疑充分揭示了2016年以來的各種政治現象及其成因，但對於如何理解美國現在的文化分裂卻仍然不夠。2017年9月份發生的夏洛特暴動，讓人們看到了白人種族主義狂躁的一面，而作為這一事件的誘因，羅伯特·李將軍的塑像也不斷展現著文化政治在美國公眾生活的重要價值。本文試圖指明，這場文化內戰引發的政治危機，其禍根在於身份政治。作為一種群體認同模式，身份政治在美國經歷了從左派的解放政治向表演政治和右派的反動政治演化的歷史過程。當下白人民族主義和黑人、女權、同性戀運動的對峙，是其最新表達形態。由於對「本真性」的堅持和對差異的尋求，身份政治不斷瓦解美國統一國家認同，並導致美國民主政治的「部落化」，從而引發了民族國家內部的「文明衝突」。

從解放的政治到表演、反動的政治

作為一種語詞，identity被用於描述個體認同的心理意識有一個過程。它在詞源上起源於拉丁語的限定詞idem，其基本意思是表達人或物的同一性（sameness），對物而言，它可以指代數學中的恆等式或者邏輯學中的同一性，對人而言，它要麼指人在社會或法律上的地位和資格，也即社會或法律身份，要麼指個體人格在時間中的持續性問題，也即哲學上所討論的人格同一性（personal identity）問題［1］。受戰爭、消費主義和大眾社會等種種因素的影響，20世紀中期的美國社會普遍瀰漫著一種無所依附的困惑和焦慮感，而當時正統的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學說，將個體的精神紊亂理解為本能和慾望的衝突，因而是一個隔離於社會環境的生理現象。在此背景下，德裔美國心理學家愛利克·埃里克森(Erik Erikson)將identity發展為一個社會心理學的概念，以便發展一個能將社會歷史內化於心理學研究視域的新學說。在他看來，identity不光是個體在時間中對自我同一性和連續性的感知，而且是個體意識到別人對這種同一性和連續性的承認［2］。這意味著個體的存在要求一種明確的自我認同（ego identity）意識，這種意識的紊亂會引發認同危機（identity crisis）。

在這之後，美國社會學界基於反思個人主義社會理論的需要，將埃里克森側重個體認同的概念發展為描述群體認同的社會科學概念，它在美國1960年代的激進運動中被政治化，演化出身份政治（identity politic）的話語形態。斯大林的獨裁暴行，引發公眾對蘇聯模式的反感，而美國戰後的經濟繁榮，也淡化了馬克思主義學說的吸引力。富裕社會催生的龐大中產階級不再關心經濟和階級剝削問題，而是對生活中的歧視更為敏感。這使得左派的反抗開始超越「經濟帝國主義」，將鬥爭矛頭指向「文化帝國主義」，通過對主流文化所強加的身份認同的反抗，這種抗爭試圖通過對它所排斥或鄙視的「他者」的揭示來披露自由主義一致性邏輯的局限，通過對差異性的尋求來發展專屬於個體或群體的獨特認同。

愛利克·埃里克森

藉助個體即政治（The personal is political）的口號，身份政治迅速整合了美國1960年代的民權運動、反戰運動、反文化和新左派運動，重塑了美國政治論爭的話語，並衍生出族群（ethnicity）、性別（gender）、性取向（sex）這三項身份政治的核心議題。受其激發，黑人權力運動（Black Power Movement）譴責白人的「文化恐怖主義」，要求專屬於黑人群體的族群認同，女權運動譴責父權社會，要求擺脫家庭壓迫和性別歧視，追求專屬於女性的性別認同，同性戀群體號召通過出櫃行動向公眾坦露群體意識，更是有一個康比河公社（Combahee River Collective）組織，要求專屬於黑人、女性、同性戀者的群體認同，正是通過這個組織的宣言，身份政治才走入美國公共生活。憑藉其獨特的生理和文化標記，這些群體堅持「本真性」的自我意識，拒絕單一同質的美國認同，要求主流文化承認其對差異性的追求。

可以看出，身份政治是美國左翼為了回應富裕資本主義時代的文化需求，從其反抗性初衷中發展出的新抗爭形式，但隨著時間演變，這種解放政治發生變異，分化為左翼的表演政治和右翼的反動政治。美國左翼歷史學家薩拉·摩漢迪西（Salar Mohandesi）指出［3］，1960年代的黑人和女權運動，回應的是當時由白人、男性工人階級主導的社會主義運動，通過強調自己的差異性，它的目的在於深化對各種形式的壓迫和剝削的認識，從而能夠使得對全人類的解放更加徹底。而到了1980年代，隨著美國體制對黑人精英的吸納，以及身份政治的主體從工人階級、鄉村社區和地方政治俱樂部向高校師生和新聞記者等文化從業人員的轉變，真正的左翼精神開始衰落，身份政治淪落為精英表達文化個性的表演政治。

在其新著《自由派的過去和未來：超越身份政治》［4］一書中，馬克·里拉將罪魁禍首歸咎於新左派「個體即政治」的口號。他指出，這一口號將人們的權力觸角深化到社會生活中，引發了公眾對各種邊緣群體的關注，使得美國變得更加寬容和包容，但它的反面邏輯，即「政治即個體」也延伸到政治生活中，這使得美國政治成了自我表現的偽政治（Pseudo-Politics），它不再追求通過社會動員和掌握權力來維護權益，不再關注自我與社會的關係，關注和改善共同的善，而是變成一群狹隘、排他、精緻的利己主義者的自我表現和欣賞。過度強調差異就缺失了共同的美國身份，過度強調身份就忽略了日常瑣碎的政治事務。

里拉進一步指出，作為偽政治的身份政治和里根以來的反政治（Anti-Politcs）的新自由主義結成一個奇怪的聯盟，如果說新自由主義是里根主義的經濟表現，那麼身份政治就是里根主義的文化表現，前者的擁簇集中在媒體和高校，後者的信眾分布在商業和經濟領域，前者追求自我欣賞，後者追求自我奮鬥和成就，二者共同塑造了美國1980年代以來的自戀文化和個人主義精神，並促成了美國民主黨向脫離群眾的「豪車自由派」［5］的轉變。

正是左派的這種轉變，激化了美國白人的群體意識，發展出白人種族主義的反動政治（reactionary politics）。身份政治對差異性的關注源於其對主流文化的反抗，因此它的開展預設了一個存在等級的社會結構，由於白人文化在其中的支配性地位，身份政治成為對一個在等級性社會結構中佔主導地位文化的否定性力量。但全球化帶來的產業轉移，惡化了美國白人勞工的經濟處境，跨國移民浪潮又激化了美國白人的族群意識，亡國亡種的憂慮促使它們萌生出一種新的集體意識，使得身份政治成為美國白人表達自己受害者意識和經濟、文化處境和焦慮的新標杆［6］。它在思想上表現為強調文化族群、男性中心主義、反對女權主義和同性戀運動的保守主義思潮，而在政治上發展出認同主義運動（Identitarian Movement），這一在2002年左右發源於歐洲的政治文化運動，業已成為席捲歐美世界的新浪潮，這其中美國極右翼運動領導人理查德·斯賓塞（Richard Spencer）便自視為白人的認同主義者，有感於白人的生存危機，它呼籲建立一個種族國家（ethnostate），以便為有歐洲血統的人提供生存和延續的安全空間［7］。

這一論斷得到政治學家們的支持。早在自己2014年的博士論文《支配的喪失：族群威脅和美國政治中的白人認同》［8］中，現杜克大學政治學助理教授阿什利·熱蒂娜（Ashley Jardina）就已經指出，不能將白人的抗議簡單地套用白人至上或者種族主義的邏輯，而是應將其視為白人身份政治，它們通過政治抗議表達多元文化侵蝕美國的擔憂。而在去年大選過程中，加州大學爾灣分校的政治學副教授米歇爾·特斯勒（Michael Tesler）在《華盛頓郵報》上連載數篇文章［9］，通過對大量數據的實證分析，呼籲公眾對白人身份政治的關注。這一研究在將於2018 年出版的新書《認同危機：2016年總統選舉和為美國價值而戰》［10］中得到更詳細的闡述。

身份政治與美國認同

作為一種理論和實踐形式，身份政治從其產生便飽受非議，這些爭論旨在表達不同群體對何為美國特性的理解，背後凝聚的是有關美國認同的幾種立場。激進左派一直將美國視為資本主義的壓迫勢力，因而試圖通過普遍主義的解放政治來超越美國認同，但由於對抗爭形式的不同認識，左派分化出經濟左派和文化左派兩種立場。經濟左派強調經濟鬥爭，因而對文化左派的身份政治多有不滿。這種批評主要有兩點，其一是身份政治追求差異性，背叛了社會主義革命的普遍理想。英國著名左翼史家霍布斯鮑姆指出身份政治追求的是在一個給定的政治共同體內部謀求優惠、差別待遇或者尋求特殊對待，因此是一種宣洩、佯裝的政治［11］。在霍布斯鮑姆看來，左派的政治規劃是普遍主義的，它儘管可能立足於某個階級或者族群，並在實踐中表現為某種聯盟或集團同盟，但它們的終極目標是普遍人類的平等和社會公正。身份政治的缺陷就在於只追求自身的狹隘利益，卻忽視了超越其上的一個共同願景，無論這一願景是民族的，還是普遍的［12］。

其二是身份政治不關心物質基礎和階級鬥爭，背叛了社會主義革命的平等理想。對身份政治一直持批判立場的美國政治學家阿道夫·里德（Adolph Reed）指出，左派政治的核心是批評和反抗資本主義，反對教育、醫療、住房的商品化，以便創造一個在經濟上更加平等的社會。身份政治不但無法實現這一點，而且為這種不平等提供了一種精英主義的辯護，它不是階級政治的替代，而是它的一種形式。它是上層階級的政治，它關心的是只要自己沒有因為種族或者性別而遭受不公，那麼不公正就是可以接受的。因此精英機構通過吸納黑人等進入統治階級，便可以正當化當下的階級結構，而不是拋棄它。

而在為身份政治辯護的文化左派看來，身份政治恰恰是反抗白人男性霸權，實現普遍解放的迂迴方案。在他們看來，由於社會主義革命遙遠不可期，左派當下的任務是掌握文化領導權，然後通過民主程序掌握國家政權，實現自上而下的政治革命。秉持著這種態度，葛蘭西、馬爾庫塞等馬克思主義者認為左派的反抗重心應轉移到對大學、傳媒、教會等文化體制的滲透中來，以便通過接管社會來實現對觀念潛移默化的改造。為此就需要藉助身份政治，以及與此緊密相關的文化多元主義實踐，通過扶植邊緣群體的族群意識和次國家認同，來瓦解美國種族帝國主義的體制，藉此實現從佔主導的白人男性群體向受壓迫群體的權力轉移，最終通過滅國去史將美國文明徹底虛無主義化。

與此同時，為了回應人們對身份政治狹隘群體意識的指責，哥倫比亞大學法學院教授金博莉·克倫肖（Kimberlé Crenshaw）提出了交叉性（intersectionality）的概念， 這種觀點認為社會壓迫是多重身份範疇的交叉，某個身份範疇的受害者可能是另一種身份範疇的受益者，比如一個白人女性在與男性競爭中可能會受到性別歧視，但她也可能享受某種相對於黑人女性的社會特權。交叉性概念試圖為所有形式的壓迫找一個公約數，為所有被歧視者找一個共同的身份，在這個層面上，儘管大家遭遇的歧視形式多樣且交叉，但都能在反抗歧視上找到底線共識，因此在理論上就可以從個人或群體的特殊體驗中，一般和抽象化出一個普遍的反抗理論，並在實踐中解決「雜多的左派」無法結成統一戰線的難題。

如果說激進左派有關身份政治的討論，更多是關切如何實現社會主義這一普遍人類理想，那麼美國保守派和自由派則更多是圍繞美國的國家認同來討論身份政治。和激進左派一樣，自由派也批評身份政治的解構力量。美國社會批評家托德·吉特林就指出，身份政治產生於愛國主義、公民信念等普遍主義信念的解體，不管其來源如何，它都既不是道德的，也不是政治的，它無法真正安撫一個受傷的心靈，無法在一個民主政治下將少數族群的訴求凝聚成一場取得勝利的政治運動［13］。著名政治評論家小阿瑟·施萊辛格在其《美國的解體：反思多元文化社會》［14］中指出，自由民主需要一個共同的根基，文化和社會才能運行，而將政治奠定在群體基礎上不僅妨礙對這些邊緣族群的納入和同化，甚至會撕裂共同體。

為了調和不同語言、文化和宗教背景帶來的文明衝突，以及族群意識對共同體觀念的解構，自由派將美國認同理解為自由主義的個體公民權，每個人都憑其由法律所定義的公民身份，平等地參與國家政權。通過堅持個體公民身份，該方案避免了族群意識對共同體精神的分解，通過堅持形式平等觀，並將對平等的追求限定在自由民主的憲制結構之內，該方案避免了以階級鬥爭為綱的極端左翼思潮，通過堅持世俗化原則，該方案稀釋並淡化了美國認同的基督教背景，以便保持對移民的開放性，同時為了彌補世俗化帶來的精神真空，該方案提倡用公民宗教來填補。經過這種改造，美國認同就變成了一種沒有歷史和文化背景的政治信念。根據這種理解，美國是一個由自然理性奠定的共和國，因此一個人不論其種族、宗教、血緣，只要能夠認同美國《獨立宣言》所傳達的理念，就是美國認同的一部分。

由於天然契合了移民的社會背景，該方案似乎成了美國建構國家認同所能達成的最大共識，也正因為此，它成為能夠凝聚美國信念的核心敘述，理查德·羅蒂在《築就我們的國家》演講中所追求的公民理想，以及馬克·里拉對身份政治批評的落腳點，都是為了回溯到這一理想的政治願景中。但它並不能令文化保守主義們滿意，這群人堅持美國認同核心是猶太—基督教傳統，因而要求少數族裔必須尊重美國國家和文明認同的前提。在《我們是誰？美國國家特性面臨的挑戰》中，塞繆爾·亨廷頓堅持美國政治文化是在白人文化和種族的支配下發展出來的，同時批評試圖剝離其文明背景的自由主義公民方案，他指出：

有人說美國人必須在盎格魯—撒克遜新教白人的種族特性和一種抽象、淺薄的「公民特性」二者之間作出選擇，這是毫無道理的。美國人國民身份和國家特性的核心，就是定居者所創立的、世世代代移民所吸收的文化，「美國信念」就是由它誕生出來的。這一文化的精髓在於新教精神［15］。」

在這個基礎上，他將自然法和習慣法，有限政府、大憲章傳統下的權利政治、平等和民治政府等理解為新教文化的特性，「美國信念是不提上帝的新教，美國公民宗教是不提基督的基督教［16］」，批評多元文主義在本質上是在消解西方文明。

正是對於美國文明的這種關切，推動特朗普成為美國總統，而在捍衛基督教文明方面，特朗普是認真嚴肅的。最近美國媒體泄露的一份提交給特朗普總統的備忘錄《總統和政治戰》（Potus & Politial Warfare），對此做了清晰表露。這份出自前國家安全委員會戰略規劃室主任里奇·希金斯（Rich Higgins）之手的備忘錄，將鬥爭矛頭直指美國的「文化馬克思主義者」，認為他們在發動一場顛覆美國基督教文明和特朗普政權的陰謀。希金斯敏銳地指出，美國的文化馬克思主義者們借用葛蘭西社會主義、費邊社會主義，尤其是法蘭克福學派的批評理論，來製造信仰一切，也因此毫無信仰的虛無主義。在實踐中，他們一方面通過對大學、傳媒等文化領域的滲透，來不斷製造瓦解美國文明認同的文化敘述，並通過一種政治正確的道德高壓來控制異見，另一方面聯合國中國（deep state）、跨國公司和銀行家、民主黨、伊斯蘭勢力，發動旨在消滅西方文明的「聖戰」，而共和黨建制層迫於政治正確的輿論口舌，害怕種族主義、性別歧視等指責，默認並縱容了這些行徑，最終淪為左派毀滅西方文明陰謀的幫凶。

身份政治與美國的分裂

可以看到，身份政治在起初是處在劣勢的左派針對佔主導地位的白人男性文化的反抗形式，但隨著左派對美國文化領導權的篡奪，它搖身一變為美國精英的表演文化，並通過和資本的結盟化身為上層階級的政治正確。與此同時，經濟和文化處境的惡化，激發了底層白人的受害者意識，使得身份政治演化為白人族群宣洩自己憤怒的新標杆。於是身份政治不再是一個邊緣對中心的反抗政治，而是變成了兩個自感於同處邊緣的文化族群的對抗政治，左派的解放政治和右派的反動政治，形成僵持不下的兩種政治化勢力。

由於傳統白人文化內含的厭女和敵視同性戀等問題，白人和黑人的族群對峙成為這種衝突最激烈和直接的表現。自感於在美國文化環境中的邊緣地位，底層白人和黑人都成為委屈無辜的訴苦者。由於美國奴隸制無法洗清的原罪，沒人敢公開質疑和否定黑人的歷史冤屈，黑人在美國白人社會的弱勢、憤怒和無奈，通過著名評論家塔那西斯·科茨的著作［17］，收穫無數同情。而由於特朗普的政治動員，那些長期被人忽視和遺忘的中西部白人，重新進入美國公眾視野，當評論家萬斯通過自己傳記式著作《鄉下人的悲歌》［18］，將他們的絕望和沮喪揭示出來時，無疑給了那些驕傲自滿的東海岸精英當頭棒喝。

這種族群意識引發的政治對抗，使得美國迅速向部落主義（Tribalism）蛻變，從而使得一個本應塑造全國性認同的民主政治，變為在各自狹隘族群中尋求歸屬的部落政治，這其中一方是白人，它們通過共和黨和保守主義媒體發聲，一方是一個少數族裔群體和一幫有錢的白人階級的世界主義者的集合，雙方完全找不到共同語言［19］。在新近發表在《紐約雜誌》上的文章《美國，一個非人的國度》中，美國著名保守派評論家安德魯·蘇利文如此形容這種對立。他指出，美國正日益分化為兩個部落，「一個包含大多數的少數族群，一個是壓倒性的白人；一個生活在海岸和城市，一個散布在鄉村和廣闊的遠郊；一個信守傳統信仰，一個日益鄙視所有的宗教；一個是粗俗的民族主義，另一個的眼光變得愈加全球性；雙方各主導一個主流政黨，並且最危險的是，它們日益疏離，密度和強度日趨增加［20］。」

如前所述，由於身份政治將認同理解為一種社會性建構，它將個體或群體的同一性視為一種文化政治的產物，從而很容易在對差異性的尋求中，由於對群體的忠誠感撕裂共同體的統一。當它將美國民主分解為部落政治時，也就分化出兩個永遠無法妥協的政治群體，二者之間的關係似乎是一個非此即彼的蹺蹺板，從而使得美國政治演化為民族國家內部的「文明衝突」，不斷淬打著搖搖欲墜的自由主義個體公民的政治中道。正是意識到這種威脅，去年以來，包括福山在內的美國有識之士試圖引入相對中性的階級政治來淡化族群政治。這種觀點認為美國當下最根本的困境是財富分化問題，只要藉助一系列社會保障措施來緩解底層人群的生活困境，自然能夠化解文化偏見所激發的族群對立。在此基礎上，這些知識分子幻想著通過一個類似於「新政」的社會復興計劃，美國就可以完成新一輪的國家整合。

但恰恰是在經濟再分配問題上，美國政治陷入了族群意識的怪圈。美國Vox傳媒評論員扎克·比徹姆（Zack Beauchamp）早就指出，文化偏見是一個社會習俗的自然產物，它很難被富裕的社會民主制度所消除，這就是為什麼西歐許多國家雖然都是強大的福利國家，但同時也是右翼民族主義的搖籃。與此同時，經濟再分配在美國還面臨一個內在的困難，因為美國右派已經成功地製造出一種社會印象，將經濟再分配等價於對得不到支援的少數族裔的援助，「糾偏行動」就是因為給予有色人種和女性差別待遇而傷害了白人男性的感情。這使得對於強大聯邦政府的抵制幾乎成為中下層白人的集體無意識，儘管這樣做只會進一步惡化他們的生存處境。

而對於一個新新政（New New Deal）的嚮往可能也只是黃粱一夢。早在2013年，哥倫比亞大學歷史系教授艾拉·卡茨納爾遜(Ira Katznelson)就在其著作《恐懼本身:新政與我們時代的起源》［21］中指出，美國新政是羅斯福和南方白人簽訂的一個魔鬼契約。在他看來，由於南方的民主黨人控制著國會一半的議席席和許多關鍵的委員會的主席職位，羅斯福為了實施自己的方案選擇和對方達成交易，從而默許甚至支持了南部的種族隔離，由此導致很多窮困的南部黑人被故意地排除在新政項目之外。而2017年在美國引發熱烈討論的兩部著作，又將對新政的解構推向新的高度。在其《法律的膚色：美國政府隔離的黑歷史》［22］中，美國經濟政策研究所研究員理查德·羅思坦（Richard Rothstein）指出，新政時期的種族隔離不是私人行為，而是公共權力有意為之，通過描述聯邦政府的住房分配政策，他揭露了聯邦政府利用公權力來人為製造種族隔離居住的黑歷史。這種失望引發了范德比爾特大學歷史系教授傑斐遜·考伊（Jefferson Cowie）23對整個新政的否定，他指出，美國新政只是一系列特定情勢的聚合，它是美國政治的大例外，因此根本無法為任何重建的努力提供示範。

這種解構，不僅瓦解了整個進步主義史學對於新政的樂觀形態，也徹底將美國文化引向一場強調分歧和對立的文化寒冬。而黑人、女性、同性戀等群體高揚身份政治的金色招牌，紛紛在公共生活中宣洩不滿情緒，不但無助於緩和本已惡化的公共性，而且人為地為自己製造了一個排他的對立面，從而使得白人男性有充分的理由喊冤叫屈，對抗咄咄逼人的文化左派。也正是這種不理性的憤怒，徹底扭轉了身份政治的歷史朝向，將一個通過差異尋求解放的普遍主義訴求，發展為通過差異再造壓迫的反動政治，從而使得任何性質的和解都變得不可能。

面對這種形勢，左右兩派似乎都沒有妥協的打算，特朗普計劃通過「經濟民族主義」和邊界修牆的方式來重建美國的白人認同，而民主黨則盤算著保持美國移民體系的開放，通過不斷對美國本土的滲透，讓中西部那些被希拉里稱為「粗鄙的（deplorable）」白人從地球上消失。由於白人男性享有先天的同質性優勢，它的族群意識足以演化為一股洶湧的民族主義運動，但隨著白人人口比例的下降，這種民族主義能否做到力挽狂瀾仍未可知。左派雖然控制著文化領導權，但「雜多的左派」如何塑造一個超越種族、性別、性取向等身份政治的認同模式，打造一個讓人們有歸屬感的政治聯合，並最終通過政治行動將這個國家從財閥統治中奪回來，仍有待於觀察。相信這種膠著狀態，將逼迫雙方在相互埋怨和嫌棄中繼續生活，而身份政治的漩渦，也將不斷消磨美國人的公民意識和愛國心，從而使得它愈發遠離統一共同體的政治理想。

這並不是一個僅限於美國語境的政治和思想問題，而是整個20世紀文化思潮轉向的一個表現。身份政治繼承了1960年代西方左派思想的革命理想，但卻由於蘇東劇變和中國改革開放引發的社會主義陣營瓦解，而失去了其內在的解放性，並進而在1980年代迅速和里根主義結合，以個人主義的姿態和文化多元主義的方式融入發達資本主義文化內部。在此過程中，資本主義通過全球化完成了新的中心和邊緣支配，人員、貨物和資本的全球流通，最終瓦解了同質均勻的中產階級民主政治，從而在全球製造了一個虛無主義的文化黑洞，使得整個世界在去政治化的消費主義和娛樂主義的文化荒漠中狂歡。正是這種文化虛無，催生了自己的對立面，它表現為以傳統和集體性為主要訴求的全球保守主義運動，儘管藉助了身份政治的話語方式，它早已超脫出其原來的文化語境，發展為追求同質性的經濟、政治和文化的民族主義運動，它同時否定左派的國際主義和右派的全球主義，從而完成了對整個20世紀的反動。伴隨著這種反動，一個幽靈，19世紀民族國家和種族資本主義的幽靈，悄然回歸。

文章腳註

1 沈亞生：《人格同一性問題的思辨》，《哲學研究》，2000年第3期。

2 Erik Erikson, Ego Development and Historical Change: Clinical Notes, in Erik Erikson, Identity and the Life Cycle, New York: Norton & Company, 1980, p. 22. Erik Erikson, The Problem of Ego Identity, in Erik Erikson, Identity and the Life Cycle, New York: Norton & Company, 1980, pp. 108-110.

3 Salar Mohandesi, Identity Crisis, Viewpoint Magazine, https://www.viewpointmag.com/2017/03/16/identity-crisis/.

4 Mark Lilla, The Once and Future Liberal: After Identity Politics, New York: Harper, 2017.

5 Steve Fraser, The Limousine Liberal: How an Incendiary Image United the Right and Fractured America, New York: Basic Books, 2016.

6 Laila Lalami, The Identity Politics of Whiteness, The New York Times Magazine, November 27, 2016, p. MM15.Thomas B. Edsall, Donald Trump』s Identity Politics, The New York Times, August 24, 2017,https://www.nytimes.com/2017/08/24/opinion/donald-trump-identity-politics.html.

7 https://www.revealnews.org/episodes/a-frank-conversation-with-a-white-nationalist/.

8 Ashley Elizabeth Jardina, Demise of Dominance: Group Threat and the New Relevance of White Identity for American Politics, Doctoral Dissertation of University of Michigan, 2014.Ashley Jardina, White identity politics isn』t just about white supremacy. It』s much bigger, The Washington Post, August 16, 2017,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amphtml/news/monkey-cage/wp/2017/08/16/white-identity-politics-isnt-just-about-white-supremacy-its-much-bigger/.

9 The education gap among whites this year wasn』t about education. It was about race, The Washington Post, November 16, 2016,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news/monkey-cage/wp/2016/11/16/the-education-gap-among-whites-this-year-wasnt-about-education-it-was-about-race. How racially resentful working-class whites fled the Democratic Party — before Donald Trump, The Washington Post, November 21, 2016,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news/monkey-cage/wp/2016/11/21/how-racially-resentful-working-class-whites-fled-the-democratic-party-before-donald-trump.Views about race mattered more in electing Trump than in electing Obama, The Washington Post, November 22, 2016, https://www.google.com/amp/s/www.washingtonpost.com/amphtml/news/monkey-cage/wp/2016/11/22/peoples-views-about-race-mattered-more-in-electing-trump-than-in-electing-obama/. Michael Tesler and John Sides, How political science helps explain the rise of Trump: the role of white identity and grievances,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news/monkey-cage/wp/2016/03/03/how-political-science-helps-explain-the-rise-of-trump-the-role-of-white-identity-and-grievances.

10 John Sides, Michael Tesler & Lynn Vavreck, Identity Crisis: The 2016 Presidential Campaign and the Battle for the Meaning of America,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8.

11 霍布斯鮑姆：《極端的年代》，鄭明萱譯，江蘇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639-642頁。

12 埃里克·霍布斯鮑姆：《身份政治與左派》，載《漢語言文學研究》，易暉譯，2017年第1期，第41頁。

13 Todd Gitlin, The Twilight of Common Dreams: Why America is Wracked by Culture Wars, New York: Metropolitan Books, 1995. Todd Gitlin, Letters to a Young Activist, New York: Basic Books, 2003, p. 127.

14 Arthur M. Schlesinger, The Disuniting of America: Reflections on a Multicultural Society, New York: W. W. Norton & Company, 1998.

15 塞繆爾·亨廷頓：《我們是誰？美國國家特性面臨的挑戰》，程克雄譯，新華出版社2005年版，第53頁。

16 同上，第89頁。

17 塔那西斯·科茨：《在世界與我之間》，於霄譯，譯林出版社2017年版。

18 萬斯：《鄉下人的悲歌》，劉曉同、庄逸抒譯，江蘇鳳凰文藝出版社2017年版。

19 J. D. Vance, Why Race Relations Got Worse, National Review, August 29, 2016 Issue.

20 Andrew Sullivan, Can Our Democracy Survive Tribalism?, New York Magazine, September 18, 2017 Issue.

21 Ira Katznelson, Fear Itself: The New Deal and the Origins of Our Time, New York: W. W.Norton & Company, 2013.

22 Richard Rothstein, The Color of Law: A Forgotten History of How Our Government Segregated America, New York: Liveright Publishing, 2017.

23 Jefferson Cowie, The Great Exception: The New Deal and the Limits of American Politic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