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曉剛：「儒憲運動」背後的學術動機

　　自由主義右派為什麼排斥儒家憲政呢？他們普遍認為中國古代沒有建立三權分立的現代憲政政體出現，儒家如何會開出憲政來呢？著名的自由主義學者章大炮嘲笑說：穿越時空，學理不通；儒家憲政，假大虛空。

　　其實在西方民憲理論成熟前，西方也沒有成熟的民憲理論，這不是事實嘛？西方在學理傳統上有反民主傳統的，蘇格拉底就是被民主處死的，所以柏拉圖主張哲學王，他在《理想國》里勾勒出的是一幅獨裁專制的烏托邦。有的西方學者反思二戰災難時，甚至認為柏拉圖的《理想國》是法西斯的祖宗。那麼我們能不能說西方民憲理論出現前的西方哲學一點價值沒有？言必希臘的自由派們當然不會認同西方哲學有錯，但就便說到這個份上，他們也不會認同儒家思想有什麼價值。自稱學界遊魂的易中天先生說，與其在儒學中汲取什麼價值，不如在墨家思想中開出平等，在道家中開出自由。

　　那麼我們接著談。西方民憲理論的出現是在明未之後，也就是「中華文明道援西方」之後出現的。也就是說「西方民憲理論」是學習中華文明之後才產生出來的。進一步說說西方「民憲」理論就是中西文明共育出來的。這雖然是事實，也不會得到以西方文明傳承者自居的中國自由主義學者們認同的。自由主義背景的著名史學家袁偉時先生大吼，就算是現代西方文明來自中華文明又怎麼樣？儒家照樣還是腐朽、落後的。

　　那麼我們再接著談。自由主義者最不理解的是為什麼不能照搬西方憲法，儒學者為什麼非要在古代文明中找依據呢？儒學者們是不是要否定「三權分立」原則呢？比如要搞什麼通儒院，讓衍聖公當皇帝之類的。這些主張確實有儒學者提出來，但是他們只代表他們個體，實際上，他們的主張在當代儒學界內部受到的批判比來自由主義者的批判更為嚴厲。從康有為、梁啟超到張君勱（梁的弟子，47憲法的持筆人）為代表的近代儒學政論發展史的結果看，高端儒學界早就普遍全盤接受了西方憲政理念，牟宗三先生的三統論也為當代中國的儒學界發展規範下了基本格局。

　　既然如此，那麼為什麼儒學者還要非要搬古書，而不直接搬西方憲理呢？其實，道理很簡單，因為辛亥革命之後，我們中國就建立起來民國了，可是孫中山之流的自由主義革命者卻通過二次革命把它葬送了。以至整個國家分崩離析，軍閥混戰，生靈塗炭，最後，鬼子來嘍，且於四九年建立起激近的平等主義政權，以至遺禍至今。換句話說，如果自由主義能夠在中國建立起民憲政權，那麼儒學者也就不會這麼費力了。用孔子的話說：天下有道，丘不易之。實在是不得以而為之的事。

　　為什麼自由主義者在中國不能建立起民憲呢？他們本身是一群散沙，要想聚沙成塔，就必須有一位像孫中山、毛澤東式的謀國英雄，也就是專制主義者做領袖，結果會把中國領向何方，讓人心裡沒有底，另處，自由主義本身是不講道德倫理的，這勢必導致其基層群眾的民粹化。那是可以預見的災難性力量。也就是說自由主義在學理上無法避免領袖的專制化和基層的民粹化，而這是儒學者們對自由主義最不放心的地方，因為就便是其當代的領軍人物也不過是一群精緻的理性自私主義者，他們的心思無法猜。當年的孫中山、毛澤東哪個不是談起民主來一套一套的？可他們最終做出來的是什麼呀？當下中國政治上最重要的問題，就是儒家如何把民主憲政這把鋒利之刃從自由主義這個小孩手中哄下來、騙下來或者搶下來。總之，要掌握在自己的手中。

　　中國的自由主義從胡適先生那裡傳承下兩面旗幟，就是「反儒」和「民憲」，除些之外，就剩下從西方搬書的能耐了，他們的腦袋裡只有西方思想的一具具死屍，從來不會獨立思考。從中國自由主義的百年歷史上看，沒有形成一部可值瞠目的政治理論，只不過在用一些從國外二、三流思想家那裡搬來的理論不斷滿足他們不求甚節的思想追求，滿足自我的陶醉之情。只要把「民憲」這面旗幟從自由主義那裡搞下來，他們馬上就會裸露出空虛的靈魂。這一點他們也很清楚，所以拚命保衛自己手中的「民憲」控制權。比如，著名自由主義學者方紹偉先生驚呼，以前聽說過反西之儒、反法之儒，怎麼現在又出現了同西之儒？不得了了，了不得了，一定要再次打倒孔家店！打！打！打！

　　如果你說，難道中國人只可以向西方學用電燈、學吃麵包、穿西服，難道就不可以向西方人學管理、學政治制度嗎？自由主義會回答，當然可以，但儒家不可以。那麼佛教、道教、基督教、伊斯蘭教可不可以呢？他們會回答，基督教當然可以，因為那是來自他們心理宗主國的宗教，而佛教、道教也可以，就是不許儒家染指。

　　那麼民憲在你們自由主義手上有什麼用呢？當然是自由的玩呀。可以狂熱的要求政府馬上兌現民憲，也可以像方紹偉先生那樣搞出來了「民主公地論」來反對民主，或者像韓寒那樣主張放棄民主，而這些人卻可以以自由主義者的身份在自由主義把持的輿論陣地上被樹為標誌性人物。當下的中國，自由主義把個「民憲」操個稀吧濫，但他們絕不允許儒家來碰民憲。袁偉時先生高呼：難道讀點《四書五經》就可以蹲在我們頭上拉屎嘛？當代的中國政治思想場，好比自由主義這條狗叨著「民憲」這塊肉到處跑，而儒家這個家主人在到處追。

　　著名學者儲成仿先生贊成筆者所說的「左的專制制度與右的不道德主義相加」是中國當代的所有社會問題的核心結症，可是他卻反對我所主張的儒憲道路，而快意的提出來「瘦身革命」的理論。那麼革命能不能瘦身呢？嚴復先生反思辛亥革命失敗，曾打了一個很有名的比喻，他說民憲就好比馬蹄子，裝在中國社會的牛身上，也無法讓這頭牛像馬一樣跑得那樣快，要想讓中國變成駿馬一樣跑起來，那就只有把中國里里外外都變成馬。也就是說民憲不只是一部分人的追求，而是全體中國人的共同追求；不只是不得不做的事，且是大多數人的內在價值皈依。民憲應成為中華固有文明，而被文明固化，變成一種自發的內在需求。

　　能不能先民主再儒化呢？也就是「先污染，後治理」。其實，這不過就是歷史上早有的思考，當年就有這種提法，要用西學把國人變成利爪的野獸，但結果利爪卻都伸向了同胞。

　　中國的自由主義是有「拒絕好人革命」的傳統的，當年著名的儒學大師梁漱溟支持胡適為文化統帥的民主憲政運動，想為革命敲邊鼓，結果被胡適先生嚴加斥責，在一片嘲笑聲中被逐出民主革命的陣營。中國偉大的自由主義學者殷海光大師在反思那段歷史時，痛苦極了，認為這是造成民主革命失敗的根本原因。他認為正是由於拒絕好人革命，導致自由主義陣營變成一群道德垃圾乘以一堆文化廢墟。同時，他還注意到了自由主義與民主憲政間的張力問題。不幸的是這種反思還沒完成，殷先生就駕鶴西遊了。

　　自由主義者也不都是不學無術之流，那儒家該如何把民主憲政這把鋒利之刃搞到自己的手中呢？靠哄是哄不下來的，靠騙也騙不下來，只有真刀真槍的做學問了，生生的搶下來，這也是當代儒學者們多年來一直在做的事。路子分頭在走，一部分儒學者在向上溯源尋找自身文明的憲政資源，一部分儒學者深研西方憲政理論，重構新的《政府論》。隨著一批批有良知的自由主義學者轉變為儒學者，這種學術進展越來越快。當儒學者們為每一次的進步而歡呼的時候，也伴隨著自由主義夥同其它反儒勢力的一陣陣、一聲聲的哀鳴，就像狗嘴裡的肉又被拽下來一點似的。

　　可巧的是西方憲政學到現在也沒有一個學術規範，也就是說，一問到什麼是憲政他們自己也糊塗，同時他們的《政府論》也極不完善。他們提出的理論是「國家契約論」，而這是不著調的說法，只是一種學理假設，根本就無法完成古今中外的政府職能的解釋。從零處著手，價值重估，這是當代儒學者們面對的局面。《洪範九疇》《荀子》等相關儒學理被不斷的解讀。一個全新的，且兼容古今中外各種政制樣式的《政府論》及憲政法學學理正在眾多儒學者手中一點點堆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