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時期的中越關係：明朝為何撤出越南

文章摘自《東南亞縱橫》1994年第4期 作者：龍永行

從明代到清代鴉片戰爭前的四百多年裡，是中越兩國關係史上的重要時期，其政治、經濟、文化諸多方面較之宋、元各代均有重大的發展。這一時期，中國的封建經濟走向高度發達階段，並有了新的資本主義因素萌芽，在和安南、占城等國的對外關係中，也較過去密切了。而這個時期的安南封建經濟，也有一定程度的發展，反映在政治和對外關係中，更多地有賴於加強同中國傳統的「宗藩」關係，以達到「奉正朔，保境而威其鄰」的目的。

（一）

公元1368年（洪武元年），朱元璋推翻了元朝統治，建立明朝後，便遣使頒詔安南、占城等國，同他們建立了友好睦鄰的關係。其時越南北部為安南國陳氏統治，南部為占城國統治。安南國王陳日煃於次年（洪武二年）派專使來賀，朝貢方物，並請封爵。占城國王阿答阿者亦於同年遣使來朝，並告安南恃強欺凌一事。朱元璋當即派遣翰林侍讀學士張以寧、翰林編修羅復仁等分別持詔、印前往二國，封陳日煃為安南國王，封阿答阿者為占城國王，各賜《大統歷》一本，織金文綺紗羅四十匹，並對他們的紛爭進行調解，勸諭其「各宜罷兵息民，毋相侵擾」①。

1399年（建元元年），安南黎季犛殺死陳日焜，屠戮陳氏宗族百餘人，篡奪了陳氏政權。次年2月，黎季立其子黎漢蒼為太子，自己稱帝，改國號為「大虞」，年號「元聖」。於是陳亡。黎季嫠亦改名為胡一元，子黎漢蒼改名為胡。接著，胡一元讓位於胡，自稱太上皇。胡奉表朝貢，託詞自己是陳氏外甥，為眾所推，權理國事，請求明朝正其名份，賜爵封位。1403年（永樂元年），明成祖遣使齎詔前往安南，封胡為安南國王。不久，黎氏篡權陰謀敗露：1404年9月，原安南陳氏陪臣裴伯耆向明廷告發了黎氏父子弒主篡位、殺害忠良的罪行，請求明政府「哀無辜之眾，興吊伐之師，隆滅絕之義」②。與此同時，前安南國王之孫陳天平，由寮國軍民宣慰使刀線歹遣使護送前來中國。陳天平以親身經歷向明廷痛陳了黎氏篡權謀位的經過，請求明朝政府「伐罪弔民，興滅繼絕」，幫助恢復陳氏的統治。明成祖知道自己受了胡的欺騙，於是派使詰責胡。胡自知陰謀敗露，便假意上表謝罪，表示願洗心革面，迎還天平，以君事之。並願歸還在此期間被安南侵佔的廣西祿州、西平州永安寨及雲南寧遠州所轄之猛慢等寨給中國。1406年1月，胡陪臣阮景真來中國，迎接陳天平。同年2月，明派廣西都督僉事黃中等以兵五千護送陳天平歸國。當黃中一行經過雞陵關（今友誼關）將到芹站時，遭到安南十餘萬伏兵的突然襲擊，陳天平被殺，明軍死傷者不計其數。明成祖聞訊後大怒，於是決定對胡興師問罪。

1406年（永樂四年）8月，明成祖命成國公朱能為總兵官，西平侯沐晟為左副將軍，新城侯張輔為右將軍，率軍數十萬南征。行前成祖命令只准拿獲黎氏父子及同黨，其脅從無辜不問。並誡諭他們：「毋養亂，毋玩寇，毋毀廬墓，毋害稼穡，毋盜取貨財，毋掠人妻女，毋殺戮降附，有一於此，雖有功不宥，爾其慎之。……罪人既得，即擇陳氏子孫之賢者立之，使扶治一方，然後還師。」③明軍遵守成祖的訓諭，並於進軍沿途發布檄文，揭露黎氏父子弒主篡位、暴殺無辜、侵佔中國土地、掠奪占城財物等二十條罪狀。大軍一路秋毫無犯，進展十分順利。1407年，黎氏父子被擒，安南事平。明軍發榜，遍求陳氏子孫立之。其國之官吏耆老莫邃等上表，「言陳氏子孫盡為黎賊所戮，無可繼承，請為古制，復立郡縣。」④明從其所請，置交趾都指揮司、交趾等處承宣布政使司、交趾等處提刑按察司及軍民衙門，直接由中央派員進行統治。

以上是明朝對安南用兵的大體情況。其起因雖然十分複雜，而明成祖的主要目的是為了盡宗主國的義務和職責，幫助維護陳氏王朝的封建統治，但不管怎麼說，其性質是非正義的；及至事平，又置郡縣進行統治，顯然也是不合時宜的。此後安南各地的反明活動不斷開展起來。1408年（永樂六年），爆發了陳簡定、鄧悉、阮帥的起事。次年，眾又擁立陳季擴為皇帝，進行反明活動。1414年，二陳反明活動均被撲滅。1418年（永樂十六年），安南藍山又爆發了黎利反抗明朝壓迫的武裝起義。義軍受到人民的擁護，迅速地攻佔了茶籠州、新平、順化等地。1427年（宣德二年），黎利又連續打敗廣西、雲南兩路的明軍，迫使交趾總兵王通與之盟誓退兵。1428年，黎利奉表陳情謝罪，貢代身金人、銀人並送還明軍潰散的官軍馬匹，請求明軍班師。明軍在黎利答應誓守「永為藩臣，常奉貢職」和立陳氏之後的諾言下，退回國境。此後黎利借口陳氏「實無見存」，明朝只好「俯從所請」，封黎利「權署安南國事」。從此安南又建立起了黎氏政權，中越兩國又恢復了友好睦鄰的關係。

1433年，黎利卒，遣人如明告哀。次年，明派郭濟持豐厚的禮品到安南祭奠。1437年春，明遣兵部尚書李郁為使，齎詔敕、金印赴安南，封黎利子黎麟為安南國王。麟亦遣人捧表和方物，如明謝恩。此後安南向明「常貢不絕」，兩國的政治、經濟關係得到了發展。據統計，從1368年（洪武元年）到1637年（崇禎十年）的269年中，安南朝貢79次，占城朝貢達72次之多。

黎氏王朝傳七世，嘉靖初年為莫登庸所篡。莫氏「竊據國城，阻絕道路，以致久廢職貢」。明朝為行使對藩屬國的權力，準備「興師問罪」。後莫氏「畏威悔過，上表乞降，籍其土地人民，恭聽處分」⑤。1541年（嘉靖二十年），明朝認為莫氏「情有可原」，遂降安南國為安南都統使司，以莫登庸為安南都統使，官從二品。仍令三歲一貢。到1597年（萬曆二十五年），黎氏驅逐莫氏，繼為安南都統使，一直同明朝保持著宗藩的朝貢、冊封關係。

（二）

在明代的276年中，除了1406-1427年明派兵進佔安南和設置郡縣外，明朝與安南、占城基本上保持著睦鄰的宗藩關係。這種宗藩關係，一方面是明代的封建統治所在政治上顯示其「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以示其大國、宗主、「天子」的尊嚴，因此她要求藩屬國家給她朝賀、進貢，享受其宗主國的權利；另一方面，宗主國也必須承擔維護藩屬國家封建統治秩序的義務，對它進行冊封、詔諭，甚至在出現「篡位」時，出兵干預，「興滅繼絕」。但這種出兵，並非為了佔領，而是為了恢復和延續藩屬國家的封建宗法統治。明太祖朱元境曾對臣下說：「四方諸夷及南蠻小國，限山隔海，僻在一隅，得其地不足供給，得其民不足使令。若其不自忖量，來擾我邊，彼為不祥。彼不為中國患，而我興兵伐之，亦不祥也」⑥安南的封建統治者，也為了政治上的需要，「奉正朔，保境而威其鄰」（侵吞占城國），因而向明稱臣稱藩，不斷派使請求冊封、朝貢、謝恩和告哀等等。所以這個時期的中越宗藩關係，是建築在兩國封建統治者政治需要的基礎上，是符合他們各自的基本利益的。而雙方的統治者在利害相左，甚至兵戎相見時，則反映了他們的爭奪和矛盾。從經濟上看，朝貢是維繫宗藩關係的紐帶和重要方式，它可以表現宗主國的「尊大」和屬國對上國的「誠敬」。它是不平等的，但這僅是指政治而言，若從單純的經濟價值而論，朝貢往往是「薄來而厚往」，中國回賜給安南的物品一般都優厚於所貢的方物。明太祖曾說：「安南遠居海濱，率先效順，方物之貢，歲以為常。朕念彼知響慕中華，服我聲教，豈在數貢。」⑦他下令說：「中國之於四夷，惟惟誠待之……若彼來貢，亦令三年一來，所遣之人，不過五員，所貢之物，務從簡儉，且須來使自持，庶免民力之勞，物不貴多，亦惟誠而已。」⑧但安南朝貢，「多兼貿易」。雙方使節除攜帶貢品、賜品外，大都攜帶商品，進行貿易。這對兩國的經濟交流，物資上的互通有無，以及生產上的相互學習借鑒都是有好處的。如1434年，安南使臣黎偉、阮傅等如明告哀，「多買北貨，至三十餘抬」。次年明使朱弼、謝經等到安南，「弼等又多齎北貨來……發人夫幾至千人。」⑨廣東、福建的紅銅、瓷器、綾絹等物品，源源不斷地運往安南、占城，「官為收買」，又轉手賣給安南、占城的老百姓。河內的史家說中國通過朝貢，對安南進行了殘酷的剝削與掠奪，是不符合歷史事實的。(責任編輯：免費論文)

值得注意的是，這個時期的安南封建統治者，利用宗藩關係，麻痹明朝中央政府，不時地侵擾我國邊境。如：1396年，安南侵奪明屬丘溫、如敖、慶遠、淵脫等五縣，「逼民附之」。1468年，侵入並佔據我國憑祥。1607年，由龍門港侵入欽州，「擄掠以去」。1405年，侵入雲南寧遠州猛慢地區，「擄掠人民畜產，征納差發，驅役百端。」1474年，入寇雲南廣南府富州，「攻劫邊寨，驚散人民」，等等。不僅如此，安南封建王朝還對其他鄰國進行擴張。位於安南南方的占城國，與明朝一直保持著密切的藩屬、朝貢關係，但也遭到安南的欺侮。1470年2月，安南遣人到占城「索取犀象寶貨」，「令待其人亦如奉天朝使命之禮」。占城不肯屈從，於是黎灝起傾國之師，親率舟師1000餘艘、精兵70餘萬侵入占城。次年4月，攻破占城都城闍槃，俘其國王槃羅茶全等3萬餘人，斬首4萬餘級，「以占城地，置為廣南承宣及升華衛，置十二承宣按察，及置廣南三司」，⑩對占城直接進行統治。

安南黎氏吞併占城後，又使出惡人先告狀的慣技，派人如明，告占城「欺凌安南」，說占城「棄禮悖義」，「躪籍邊民」。明政府洞悉其奸，知「灝貪心罔極，陰謀吞併，乃陽為奏請」，於是對之進行「戒諭」，嚴厲地申斥了安南凌弱暴寡、侵地殺人的行為。但礙於「王者不治夷狄」的古訓，故一直沒有出兵干預。而安南黎朝則始終「陽順陰逆，怙惡不悛」，沒有放棄對四周鄰國的擴張侵略政策。

在明代，隨著安南同中國政治關係的發展，兩國經濟、文化的交流也更為頻繁密切了。明代的中國，是個民殷國富、政治、經濟、文化都高度發達的大國。為了表現其「統馭華夷」「聲教四方」的「天國」風度，除了在個別情況下，她不得不用兵宣威外，絕大部分時期對安南等藩屬國家都採取懷柔政策，以維持和平友好的關係，從而有利於兩國社會經濟文化的發展。這個時期，中國的封建文化典籍，如五經四書、資治通鑒、漢書、唐書、三國志等，在安南得到進一步的傳播，其它如天文地理、曆法醫藥、刑律法度、禮樂朝儀、文武官制、科舉考試等，安南也無不仿效中國。1370年（洪武三年），明朝開科取士，特准安南、占城等國以鄉貢赴試於京師。規定安南歲貢儒學生員，充國子監，府學每年二名，州學二年三名，縣學一年一名。到1419年（永樂十七年），安南已有23個縣設立儒學。他們以「周公為聖，孔子為先師」，「祠孔子以大牢」，「新樂」以「仿明朝製為之」。其樂器，如大鼓、編罄、編鐘、瑟琴、笙簫、琵琶等均與中國同。所以安南國一陪臣黎文老上奏說：「讀書所以淑人心，藥石所以壽人命，本國自古以來，每資中國籍、藥材以明道義，以躋壽域。今乞循舊習，以帶來土產香物，易其所無，回國資用。」(11)明英宗從其所請。

為了方便兩國貿易，明朝在廣州、泉州、寧波等地設立舶司，並諭令福建行省：「占城海泊、貨物皆免徵稅，以示懷柔之意。」(12)1405年（永樂三年），明成祖命鄭和出使西洋，首達占城國新州（今歸仁），以後六次出使西洋，每次均在新州、靈山（今綏和）停泊。占城國王率眾出城迎接，貢獻方物；鄭和亦回贈金銀瓷器等物答謝。

為了學習中國先進的文化和工藝，1407年8月，交趾總兵官張輔一次就選派了九千名博學有才、明經能文、聰明正直的安南子弟到金陵深造，明成祖遣工部以錦衣、靴襪賜之。1413年（永樂十一年），交趾工匠130餘人及其家屬來到金陵，成祖命有司賜給錢糧衣物，安排住居，病者還給以治療。對黎季嫠的孫子黎叔林，明太宗不僅赦免了他，而且還授以工部尚書的高官，令他專門負責軍工產品的督造。1406年（永樂四年），明成祖營建北京城，特地委任安南人阮安負責紫禁城和天壇的設計施工。這些新建的建築群，布局勻稱嚴謹，氣魄輝宏壯麗，使北京成為當時世界上最傑出的城市之一。阮安為北京城市的建設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

（三）

公元1644年，清朝取代明朝，在中國建立起統治秩序後，安南的黎朝又與清朝建立並保持著宗藩關係。1666年（康熙五年），安南黎維禧向清繳送明王永曆敕印，清封之為安南國王。原安南都統使莫氏因與吳三桂勾結，發動叛亂，後被清朝支持的黎氏消滅。到了1786年（乾隆五十一年），安南西山阮光平（阮惠）起義軍推翻黎朝。次年，阮氏派人叩關內附；後又請求親自到京瞻覲。乾隆「閱其表文，情詞肫切，出於至誠」，於是封阮光平為安南國王。當阮氏起義之時，清朝曾應黎氏之請，出兵幫助鎮壓阮光平，但遭到了失敗。後來阮氏當權，「自知賈禍，大懼王師再出；又方與暹羅抅兵，恐暹羅乘其後」(13)，所以再三叩關謝罪懇求，希望得到清廷的諒解、首肯和支持。乾隆也看到黎氏「優柔廢馳，已為天心厭棄，自無複合立國之理」，於是來了個「順天而行」，承認既成事實，給予阮氏封贈。清朝乾隆的這一措施，是合乎實際的明智之舉，較明代對安南陳氏一味的「興滅繼絕」的頑固保守政策高明多了。他在《御制安南記事文》中，對安南問題進行了回顧和總結，說：「安南雖南瀛小邦耶，然亦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且奉本朝正朔，稱外藩者百有餘年。其邦遭亂，興滅繼絕，禮亦宜之，是蓋奉天道也。然彼邦之遭亂，豈無所由，且其據黎城而擅號台者，原非一姓也，則自古至今，主中華而稱正統者，率可知矣。雖乘除有命，而興亡在人，順天者昌，逆天者亡。吁，是不大可畏乎！」(14)乾隆雖然從維護藩屬國的封建宗法統治出發，曾出兵滅阮扶黎，把興滅繼絕看成天經地義的大事。如他曾說：「朕維撫馭中外，綏靖遐邇，義莫大於治亂扶危，道莫隆於興滅繼絕。」(15)但他卻沒有固囿於這種落後保守思想的束縛，他能正視現實，並從中外大量的歷史經驗教訓中得出「興亡在人，順天者昌，逆天者亡」的結論，從而否定過去正統的思想，改變以往的策略，以適應新的形勢發展和需要。這種敢於突破傳統，一切從實際出發，以及不斷進取的精神，作為封建階級的最高統治者，應該說是十分難能可貴的。如他說：「今，天厭黎氏，而朕欲扶之，非所以抑體天心，撫馭屬國之道，朕不為也……揆之天時地利人事，實有不值；」(16)「夫興滅繼絕，弗利其土地臣民，此非欲得也。」(17)這是對封建正統的「道」—一興滅繼絕的否定和批判，也是乾隆的一大進步。也正是這種進步，使他在對待阮氏新政權上採取務實的態度，從而把兩國的宗藩關係推向了歷史發展的新高峰。

1790年（乾隆五十五年）4月，安南國王阮光平（實為范公治）率子阮光垂，陪臣吳文楚等，攜帶金、銀、象牙、沉香等豐厚的禮品，不遠萬里，前往熱河承德避署山莊，祝賀乾隆的八十大壽。乾隆為了「以示格外優眷」，令兩廣總督福安康、廣西巡撫孫永清伴送入京，在其途中又親筆賜詩一律，諭令「經過沿途各省地方與各督撫接見自應以賓主之禮相待」，並降旨封王子阮光垂為世子。同年9月，乾隆接見「阮光平」於熱河行宮，設盛大國宴進行款待，並親書「拱極歸誠」四個大字以賜，還有一副對聯，云：「祝嘏效尊親永失丹忱知弗替，覲光膺龐錫載稽青史未前聞。」酒酣耳熱之際，乾隆又制御詩一章以賜阮光平。詩云：「瀛藩入祝值啟巡，初見渾如舊識親。伊古未聞來象國，勝朝往事鄙金人。九經柔遠只重譯，嘉會於今勉體仁。武偃文修順天道，大清衽永萬年壽。」宴皆，乾隆再賜安南國王衣服、器皿、古玩等物，另加賞銀一萬兩。阮氏父子陛辭歸國，乾隆又再次接見，「親撫其肩，慰語溫存，令畫工繪其形賜之」(18)。阮光平父子回國後，十分感激清帝的接見，他在次年二月的《恭謝表》中說：「至臣深情、尤其感激銘鏤石、意料所不到者，臣之親赴闕庭，展覲祝厘，誠欲借葵問之誠，庶可答天恩萬分之一。而臣之國人見臣起身入覲，乃本國前姓李、陳、黎所未有之事……臣既出南關，回到國城，髫龐遮道，皆忻之然曰：大皇帝至德如天，愛出尋常……御制詩文，恩賜物件，置之殿堂之上，几案生乎春風。公之瞻仰，播諸所聞，莫不頌皇仁而歌帝德。臣國從今有盤石之安，有蒼桑之固，實惟大皇帝永遠之賜，有非言所能載也。」(19)同年春節，乾隆又特書一大「壽」字賜阮光平，為新春佳節之慶，並加賞金錢葫蘆大荷包一對，小荷包四對，及白玉鵝、漢玉象、琺琅金胎碗、果脯等物。阮氏焚香叩首，敬謹領受。他在1791年（乾隆五十六年）4月的《恭謝表》中說：「昨委臣國員目奉迎御批、御賜各件自南關回義安城。雨露沛來，江山普媚，士庶環觀，咸曰：大皇帝恩施於此極，莫不眉歡額慶，歌頌載途。矧臣躬被榮光，感激何似，只惟拭目五雲，馳神九陛，長祝聖壽無疆，流澤下國，將無窮也。」(20)次年1月，乾隆頒旨，除例賞朝鮮、琉球、安南、緬甸四國國王、貢使的錦、緞羅、織金紗、織金羅等物外，特加賞安南國王玉如意一柄，玉器二件，磁器四件，玻璃器四付，錦四匹，大彩緞、閃緞、蟒被各四匹。(責任編輯：免費論文)

1792年（乾隆五十七年）10月，阮光平在義安身故。彌留之際，「惟以不得長事聖天子為憾，諄囑伊子（光纘）世篤忠誠，無負天朝恩寵。」(21)並傳旨將他安葬於西湖，「以西湖較義安至鎮南關，近有十數站，庶幾魂魄有知，亦得近帝闕。」(22)1793年2月，阮光纘遣陪臣赴京告哀。清帝覽奏，深為惋惜，親制誄詩一章，派人赴義安祭奠，於阮光平墳前焚化。並賞大哈達一個。又於廣西藩庫內發銀三千兩，以示軫惜。即封阮光纘為安南國王。誄詩云：「外邦例以遣陪臣，展覲從無至己身。納款最嘉來玉闕，懷疑堪笑代金人。秋中尚憶見冠肅，膝下誠如父子親。七字不能罷哀述，憐其忠悃出衷真。」阮光纘懇請將御筆誄詩「敬謹供奉，永作傳國之珍，俾小國臣民恭悉大皇帝加光纘父子優隆，實非尋常外藩所可冀及，從此世代咸知，感仰天恩，恪守藩服，以報聖明高厚鴻慈，求曲加俯允留傳，實為萬幸。」(23)另外，乾隆帝又於阮光平之墓道作詩勒碑，以表其「一心恭順，始終戀闕之誠」。詩云：「歸蕃試淚別楓宸，回首頻稱覲九旬。囑令西湖以身妥，示依北闕志心親。似茲亂命同治命，忍謂外臣誠世臣。藻什七言勒琬琰，掛疆千載識忠純。」(24)

請看，這是一番何等熱烈、何等親密的景象！真是大有超出君臣、勝過父子之情了。也許讀者會問：難道自詡「欽承天道，洞悉先機」、「聰慧過人」的乾隆皇帝，竟連入覲的假阮惠也看不出來了么？其手下的耳目難道都是酒囊飯袋？當然不是！他之所以假裝糊塗，接見阮惠，其後又給予親切關懷，乃是政治上的需要，是著眼於大局，著眼於兩國的安定和睦鄰。他說：「安南雖南瀛小邦耶，然亦有民人焉，有社稷焉。」就是說，要以國家為重，不要去計較個人的恩怨；儘管阮惠與清曾有前隙，但只要你歸順，我就可以既往不咎了。他還說：「天朝撫馭外夷，逆則加以征討，順則永受寵榮。」(25)這就是清政府對藩屬國家的方針和政策。此時安南的阮氏已經臣服認錯，而且破例地「八覲面聖」，已經達到了乾隆的目的，所以他也就另眼相看，「錫之殊恩」了。而作為安南國王的阮氏父子，面對強大的清政策，他不得不虛以委蛇，誠惶誠恐，小心謹慎從事，對清政府表現出「忠誠」的樣子。實際上，這是阮氏的一種「韜晦」策略，是為了穩住清政府，有個安定的北方，以便對其他鄰國下手。當然，儘管兩國的封建統治者為著各自的政治需要，大做其真真假假的表面文章，但在客觀效果上，卻對兩國的安定、和平是有利的。

18世紀末葉，中國和安南的關係十分密切，政治、經濟、文化的聯繫大大加強，宗藩關係發展到了高峰階段，並一直保持到19世紀的40年代。

到了1802年（嘉慶七年），原割據越南南方的阮福映推翻了北方的阮光纘，國號嘉隆，建都順化。是年6月，阮福映派戶部尚書鄭懷德為如清正使，齎國書、禮物去見兩廣總督，後又派兵部尚書際光定齎國書、貢品至北京請封，且請改國號為南越。次年7月，清廷因其「恪恭請命，且鑒悃忱，請錫藩封，虔表具貢，特予嘉納」。准其國「用『越南二字，以越字冠於上，仍其先世疆域；以南字列於下，表其新錫藩封。且在百越之南，與古所稱南越不致混淆」。(26)1804年春，嘉慶派廣西按察使齊布森齎誥、敕、印前往宣封，改安南為越南國，封阮福映為越南國王。又賜彩緞、瓷器、茶葉諸品物。阮福映聞報，派員充候命使、界首候接使、公館候接使於鎮關及沿途迎接。再派兵弁三千五百人、象三十匹，隨候命使往關上迎接清使，並令廷臣遴員分直諸館驛。阮福映則親自在升龍（今河內）朱雀門迎接清使，舉行了最隆重的禮儀接受清廷的封誥。此後兩國的宗藩關係一直繼續向前發展，使臣絡繹不絕於途，而安南國名也由此正式改為越南，並一直沿用至今。

（四）

隨著中越宗藩關係的向前發展，兩國的經濟貿易也更加頻繁了。此間貿易有兩種形式，一為官方貿易，一為民間貿易。官方貿易，主要靠貢使的往返。貢使除攜帶貢品外，大都帶有土特產品及銀兩，他們趁經過江寧暫留之機，便在該地銷售土特產品，並訂製中國的綢緞等物，於次年由京返回時提取，一次議價竟達四萬餘兩之巨。1803年（嘉慶八年），阮福映貢船回國時，置辦彩緞一萬餘斤。1814年（嘉慶十九年），越南朝廷發銀一萬兩，到廣東採買貨物。最大的一次是1792年（乾隆五十七年），安南國王阮光平上書於清廷，言：「誠願學中國文物聲容之盛，庶幾不囿於陋……又本國所需物件、式樣頗多，必得專人帶式前往定織，方可中款。現擬派銀數萬兩，差本國通曉工技者一人，隨帶五人，親赴采織。」(27)乾隆從其所請。

民間貿易方面，1790年，阮光平因國內「物產短絀，籲請開關通市」。清廷鑒於安南戰爭頻仍，兼以連年荒欠，物產耗竭，人民生計維艱，特「俯從所請」，於1792年2月，將久經封閉的平而、水口、馬白三關及由村隘啟封，作為兩國人民進行商業貿易的地點，方便由平而關來的中國客商。由是「商賈駢集，百貨雲屯，（安南）國內漸舒，舉國臣民皆頌大皇帝柔遠深仁，處處歌舞」。(28)清廷派去鎮南關視察之官吏也說：自兩國通市以來，出口商貨，源源不絕，沿途關隘亦報寧謐。不過，在雙方的貿易中，對安南比較有利。其一，中國方面，對進出口的貨物均免徵稅收，而安南則倍增其稅。其二，中國出口，均是安南急需之物，而進口物對中國則顯得並不那麼重要：「安南土產微嗇，並無中國需用之物，而內地藥材、硝磺、綢緞等物，系彼處必需。」(29)除上述藥材、綢緞外，中國還向安南出口布匹、紙張、鐵鍋、茶葉、陶器、農具等生產、生活資料；進口物器，則有砂仁、胡椒、竹木、香料等。

思想文化交流方面，隨著兩國政治、經濟聯繫的加強，在清代有了進一步發展。在曆法、律書方面，中國由於幾千年的社會實踐，孕育、發展和完善了一套律書和曆法。1812年（嘉慶十七年），越南國王命令阮文誠、武楨等根據漢、唐、宋、明的律令，編成律書，並「參加清朝條律，取捨秤停，務止於當，彙集成編，頒行天下」(30)。曆法方面，清代以前，安南一直沿用中國曆法和明大統曆法，「三百餘年未有改正」。清康熙年間，中國重新審訂、編製了新的曆法，「其書步測精詳，比之大統愈密，而三線八角之法，又極其妙。」越南國王「令天文生考求其法」，於是「天度齊而節候正矣」。1831年2月，大清時憲歷曾準確地預測到該月有日蝕發生。事情果然象預測的那樣，這使越南人民十分欽佩。在生產技術方面，1810年12月，越南聘請了三位廣東瓦匠去越南傳授製作琉璃瓦技術，「使工匠學制如式」。當他們圓滿地完成任務後，越南政府「厚賞遣還」。其他如中國的漢字、古典文學、詩詞、史學、數學（珠算）、藝術、風俗習慣等等，這個時期都對越南發生過重大的影響，這種影響直到今天，我們仍可清晰地看到它的歷史痕迹。

注釋：

①⑦⑧(12)《明太祖實錄》卷八六、二○一、一二二、六七。

②③④《明太宗實錄》卷三○、四四、五○。

⑤《明世宗實錄》卷二二七。

⑥《明宣宗實錄》卷一六。

⑨⑩《大越史記全書》本紀實錄卷二、卷三，《黎紀》二、三。

(11)《明英宗實錄》卷二七九。

(13)除延旭：《越南世系沿革》。

(14)(15)(16)(17)(22)(24)(25)《清高宗實錄》卷一三二七、一三一五、一三一九、一三二一、一四二八、一四二八、一三二七。

(18)(31)《大南實錄》正編列傳初集卷三○、正編卷四。

(19)(20)(21)(23)(27)(28)(29)《軍機處錄副奏摺》）。 (26)《清仁宗實錄》卷一一一。 (30)《越史通鑒綱目》卷四五。

(19)(20)(21)(23)(27)(28)(29)《軍機處錄副奏摺》）。

(26)《清仁宗實錄》卷一一一。

(30)《越史通鑒綱目》卷四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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