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千萬富豪64%移民國外 移民拖累中國發展

2014-01-18

【僑報網綜合訊】胡潤研究院在1月16日公布最新調查顯示，中國身價上千萬人民幣的富豪移民比例從去年的60%升高到64%，其中已有1/3身價超過億元的富豪移民到國外。有分析稱，中國正在經歷的第三次移民潮集中在中高端技術人才和擁有巨額財富和豐富管理經驗的高凈值人群。中國正在經濟轉型期、潛在產出下滑背景下面臨著移民危機。

64%千萬富豪移民國外美仍是首選

據法國國際廣播電台網報道，胡潤研究院在1月16日公布最新調查顯示，中國身價上千萬人民幣的富豪年平均消費減少15%。富豪移民比例從去年的60%升高到64%，其中已有1/3身價超過億元的富豪移民到國外。

報告指出，中國富豪移民上升4個百分點到達64%，主要原因是有1/3的億萬富翁都已移民，從而提高富豪們從中國出走的比例。不過調查指出，大多數中國富豪只拿外國的永久居留權，並沒有改變國籍。選擇投資移民歐洲的富豪上升最多，但美國仍是首選。

子女留學方面，高中及以下的富豪子女28.7%偏愛英國留學，26%美國；本科及以上的富豪子女36%偏愛美國留學。

此外，對未來2年中國經濟表示非常有信心的中國富豪達31%，這一數據在5年來首次上升。據悉，房地產仍是富豪投資首選，35%的中國富豪選擇了此項投資。股票居次，達22.8%。但億萬富豪投資藝術品和另類投資較多。投資黃金者則減少了6%。然而，中國富豪不做慈善的比例再次上升，達到了40%。

2013年8月發布的胡潤財富報告曾顯示，截至2012年底，中國「千萬富豪」已達105萬，每1300人中就有一人是「千萬富豪」，「億萬富豪」的人數也達到了6.45萬。「千萬富豪」的平均年齡為38歲，「億萬富豪」為40歲，均較上年降低了1歲。

美國智庫皮尤研究中心 (Pew Research Center) 2013年12月17日最新報告再次肯定了中國移民在世界範圍內舉足輕重的地位：報告顯示，中國在移民輸出國排行榜上，從23年前第7躍至第4名，移民人數從410萬增至920萬，排在印度、墨西哥和俄羅斯之後，也是全球接受匯款第二多的國家。

企業家們為什麼都想走？

中國人移民海外會遭遇到各種意料不到的問題和困難，如交往圈較國內有限、無法融入當地主流社會;無論美國公民還是持有綠卡的永久居民，不論居住在哪，必須按全球收入向美國政府納稅；長時間居住在國外，便無法繼續按照傳統方式管控在中國國內的財富等。但在這種情況下，大量中國企業家為什麼還是樂此不疲、爭相選擇「跑路」國外?

據北京《IT時代周刊》文章分析，鄧小平曾指出，「一個公有制佔主體，一個共同富裕，這是我們所必須堅持的社會主義的根本原則。」可見在社會主義中國，以社會主義公有製為主體是不可逾越的底線，這種政策必然對民營經濟的發展形成某種制約，並對民營企業家造成了深深的困擾。

政企分開、依法治企，是市場經濟公平有序的兩個重要保障，但在中國現行的經濟體制中，法制不健全、權大於法、市場經濟「遊戲規則」不完善、稅收過高的現象還大量存在，而這些現象都嚴重地惡化了部分地區和部分行業的市場經濟環境，打擊了企業家的信心，對他們尋求移民擺脫相對於國企和外企而言的「二等公民」待遇，或者尋求海外商業機會起到了重要誘導作用。娃哈哈集團公司董事長宗慶後就曾呼籲，給民營企業更好的投資環境，企業家才不會被「拐跑」。

此外，腐敗現象在經濟領域表現尤為突出，它既增加了企業的運營成本，削弱了企業的發展能力，也構成了中國企業家「原罪」的一部分，並成為部分企業家「馬失前蹄」的「絆馬繩」。

中國企業對外投資和海外融資的種種政策障礙和審批限制，使得越來越多的企業家選擇移民。雖然花費不菲，但企業家在國籍變更後，產品「出口轉內銷」，能享受到此前難以奢求的「超國民待遇」，有望獲得稅收、用地、用工等政策便利，甚至融資渠道更加多樣化，移民對企業主的誘惑力越來越大，尤其是在經濟下滑時期，靠移民爭得喘息機會顯得尤為重要。俏江南董事長張蘭為企業上市而移民便是一個有力的佐證。

在國內市場日趨飽和的情況下，中國資本急需在全球尋求投資機會，而上述限制在一定程度上阻礙了中國企業在境外尋求投資的機會，造成了一些民營企業家通過移民來規避限制。如果制度不改變，隨著中國資本輸出的需求日益增強，企業家移民的人數也將日益增加。

中國面臨移民危機

另據騰訊財經報道，川財證券研究所副所長穆啟國近日在一份報告中指出，與以往不同，中國正在經歷的第三次移民潮集中在中高端技術人才和擁有巨額財富和豐富管理經驗的高凈值人群。移民的方式以技術移民為主，但投資移民正在日益被廣泛接納。這種人才+資本的流出模式，折射出經濟轉型期，潛在產出下滑背景下，中國面臨的移民危機。

技術移民門檻提高，投資移民日漸興盛是發達國家移民政策的新特點。發達國家憑藉自身收入、福利、環境等優勢一方面以加、澳、新為代表提升技術移民門檻，篩選出素質較高的群體，以優化本國的人口結構，提高勞動生產率；另一方面以歐洲國家為代表，為緩解債務壓力，逐步放開投資移民限制，吸引海外高凈值人群，幫助經濟復甦。由於忌憚於對本國就業的衝擊，對於低端勞動力則採用嚴格的配額制度。

這種政策設計對中國的衝擊是嚴峻的：一方面中高端人才流出，拉低了中國的勞動和資本存量，拖累了中國勞動生產率的提高，拉大了與發達國家的增長差距；另一方面，低端勞動力滯留國內，加大了就業和社保的壓力且不利於產業結構調整。

經測算，現有情形下，每年高凈值人群移民約拉低潛在產出0.5個百分點。根據前述分析，本輪移民潮的主要群體是中高端技術人才和高凈值人群。根據《2012中國高凈值人群消費需求白皮書》記載，截至2012年，中國的高凈值人群數量達到了270萬人，平均年齡為39歲。他們的平均財富達到4900萬人民幣以上，主要集中在東部沿海地區和中部發達省份，調查顯示約有50%的高凈值人群表示考慮投資移民，其中10%確定要投資移民。

「摘桃子，搞交叉，走邊緣」是發達國家保持強勁國力的移民政策。在中國經濟轉型期，經濟增速的回落以及政策調整的風險，都加劇了中國高端人群移民的輸出，而決策層忌憚失控的結果導致收入分配改革一再推遲，遺產稅、房產稅久拖未決，這些並不會改變移民預期，反而會強化移民輸出的持續性。原有增長模式愈發不可持續，而移民又大大拖累了結構調整的速度，加大了中國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概率。因此在市場對長期改革都報以樂觀心態的時候，中國需要警惕移民之殤。

（編輯：曹同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