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親手入殮了父親

06-17

電影《入殮師》劇照

他直挺挺地躺在邁耶斯堡「安德森停屍房」的防腐處理台上，耳朵、指尖、下肋、臀部和腳跟呈現出注射防腐劑後的藍色。我心裡想，這就是我父親死後將會呈現的模樣。

自述

我們的事——我們之所為，我們之所在——總是離不開死亡、垂危、哀傷和永別，這是「人生」「自由」和「追求」等一系列光彩奪目的詞語的脆弱之處。我們面對的是生死離別和最後的致意，還能有什麼？

父親是殯儀員，我們兄弟五人中有三人也是。三個姐妹中的兩個，都在大都會區以家族——也就是父親的名字命名的殯儀館工作，做些前期定貨和簿記工作。這樣算起來挺奇怪的，好像我們是個家庭農場，只不過耕耘的不是普通的土地，而是情感的沃野。

我們靠他人的死亡為生，正如醫生靠疾病，律師靠罪案，神職人員靠人們對上帝的敬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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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前的明天，父親死在佛羅里達灣的一座島上。自從母親過世，他很多年沒再去過了。他和一位女友合住在一套公寓里。那位女士一貫高估花樣百出的性生活的治療力量，或者說，她只是低估了老頭兒心臟病的嚴重程度。我們都知道，這樣遲早要出問題。

失去母親的頭一年，父親整日坐在椅子上，哀傷難解，等著自己的最後一天。後來他開始出去和女人約會。我們兄弟都為此高興，姐妹們則對此直翻白眼，她們覺得到底還是「兩性相吸」的力量大。在找到女伴後的兩年里，他的心臟病——可以說是撕心裂肺，能徹底把人擊倒——每半年大發作一次，像時鐘一樣准。他每次都安然無恙，除了最後一次。我猜他肯定會這麼說：「四次躲過三次，到頭來你還是完蛋。」他受夠了。

至今我還記得大衛·林拍的電影《日瓦戈醫生》的結尾：醫生說日瓦戈的心臟已「脆若薄紙」，有一天他在莫斯科的巴士上看到一個年輕女人正拐過一個路口，以為那是心愛的拉拉。他掙扎著下車，病犯了，氣喘不過來，他鬆開領帶，跌跌撞撞地走到人行道上，只走了兩步便栽倒在地上，就這樣死了。死亡追逐愛情，愛情正是我們以死相求的東西。

這次是我父親，不是在下公交車時，而是從浴室里出來；也不是在莫斯科，而是在佛羅里達的大波卡島。但他追逐的同樣是愛情，一直追到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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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到父親女友的電話，我們知道怎麼做。我們兄弟早有這個心理準備。

我們有個旅行套裝，裡面手套、藥水、針頭，一應俱全。在機場，安檢人員仔細驗看我們的行囊，他一定以為我們打算用道奇·帕瑪格洛（澳大利亞殯葬用品企業宙斯製品旗下的一個品牌）的產品造一枚炸彈，或是用標著「屠宰用外科器械」字樣的小箱子中一整套他們從未見過的不鏽鋼器具劫持飛機，我們免不了大費口舌，解釋又解釋。

到達父親——他的遺體被送去的殯儀館，館裡的師傅問我們，「真的打算親自動手，親自打理自己的父親？如果不行，他會很樂意叫一位他們的入殮師來。」我們告訴他，「一切都沒問題。」他領我們進了殮房。熟悉的瓷磚裝潢和熒光燈發出的白光——為愚蠢地害怕著死亡的人類準備的整潔的科學場地，它向人們顯示，從生到死是何等容易。

我們曾多次向父親保證，等到他過世，兒子們一定親手為他塗香油，為他穿壽衣，挑一口好棺木讓他睡進去，為他寫訃告，聯繫牧師，準備鮮花，做好燉菜，安排守靈和送葬，舉行彌撒和葬禮。我想不起來是在什麼場合向他這樣保證的，或許我們只是心照不宣。

他的葬禮輪不到他自己安排，那是我們要做的事。儘管他主持過幾千次葬禮，卻從未提過自己的葬禮要怎麼辦。每當問及這個問題時，他只說：「到時你們會知道怎麼辦。」我們是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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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到我們對遺體的態度，有句「不過一具軀殼」的說法。

初出茅廬的教士，多年的家族老友，好心安慰人的親戚——為他人剛剛遭受的痛苦感到難過、不知說什麼好的人，脫口而出的往往就是這句話：「只是一具軀殼呀。」你帶一對父母來看他們在車禍中喪生或是遭人殺害、遺屍荒郊的女兒時，你會聽到這句話。說話的人本意是勸解，而他面對的卻是無法安慰的場合。

在親人為死者哀傷欲絕、泣不成聲之際，總有一些焦急的好心人，很無知地開口：「想開點吧，這不是她，只是一具軀殼罷了。」有一次，一位聖公會教堂執事用這句話勸慰喪女的母親，險些被她一記迅疾的耳光打翻在地。那位患白血病死掉的女孩才十幾歲。母親說：「我會告訴你什麼時候它才『不過是一具軀殼』，至於現在，除非我另外說明，她就是我女兒！」她這麼說，正是重申人們長期奉行的由生者宣告死者之死的權利。

正像我們通過浸禮宣告生者之生命，情人通過婚禮宣告愛情一樣，通過葬禮，我們彌合了死亡的發生與死亡的意義之間的距離。這也是我們賦予短暫而難忘的人生以意義的方式。

我們可以這麼說，一具不再運轉的軀體，是我們得到的一個人不復存在的證據。一個人不復存在、不再活著，那就像是尼安德特人第一次為死者挖掘墓坑時的情景，他們最早想到這些問題，我們如今面對死亡仍然會想到：「生命就是這麼一回事？」「這意味著什麼？」「為何他是冰冷的？」「這也會發生在我身上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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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親身體平躺的情形以前自然也見過。到頭來常常是在加護病房，為他的冠狀動脈做了搭橋手術之後，他躺在那裡，一副無助的樣子。但從前不是這樣。從前他是個大男人，躺在起居室的地板上，舉著我的弟弟妹妹們盪著玩；在他第一家殯儀館的辦公室，穿著整套制服——三件套黑西服，系著條紋領帶，腳上則是一雙翼尖花紋的皮鞋，鬍子颳得乾乾淨淨，坐在椅子上打盹；或是在浴室里，一邊洗澡一邊唱：「從蒙特蘇馬的皇宮到黎波里的海岸。」他在南太平洋染上的瘧疾後來曾多次發作。

在我的童年時代，父親像整條街上所有的父親一樣，是不可戰勝的。他「某一天會死」這樣的觀念，在我少年時無異於胡說八道，當我二十多歲時，心裡慢慢產生了恐懼，到了三十多歲，那已是一個揮之不去的陰影，等我四十多歲，它成了事實。

此刻，他直挺挺地躺在邁耶斯堡「安德森停屍房」的防腐處理台上，耳朵、指尖、下肋、臀部和腳跟呈現出注射防腐劑後的藍色。我心裡想，這就是我父親死後將會呈現的模樣。很快，如同一扇門在你身後砰然關上，時態一下子變成了無從逃避的現在時：這就是我父親，死了。我和弟弟擁抱在一起，失聲痛哭，為我們自己，也為在密歇根家中的其他弟妹。然後我吻了父親的前額，他尚未成為「一具軀殼」。

接著，我們按照父親當年教的方法，一步一步開始工作。

父親的遺體很好伺候。雖然患有動脈硬化症，循環系統狀況仍然相當好，使得防腐工作十分容易。由於死前剛洗過澡，身子很乾凈，鬍子也仔細刮過了。他不是那種長期患病卧床或住在重症監護病房或臨終關懷室里的人，身上沒有治療留下的斑痕和各種輸液的管子。這樣的死正是他希望的：仍在壯年，迅速而乾淨。

那天他在海灘上為孫子們撿了貝殼，也許還和同居女伴開開心心地玩過一場——儘管她從未談起，我們也沒問，只是希望有這麼一回事。我們按摩他的手、胳膊和腿，使藥液流貫全身。藍色慢慢從他的指尖和足跟消失，藥液流遍全身，使他的遺體足以保存到我們和他永別。我覺得我是在為他做些什麼，儘管他已經死了，再也感受不到我或者別的任何人的關懷了。

和別人一樣，他的身體上也保留著一些個人歷史的印記：刻著我母親名字的刺青，「二戰」時期，十八歲、還是海軍陸戰隊員的他請人紋上的；整齊的鬍鬚，我過去常常看到他用母親的睫毛膏把它塗黑，那時他比我現在還年輕，我則比我的孩子現在還年幼；還有他做五條動脈的心臟搭橋手術留下的疤痕，他從未取下過的防空射手勳章，母親送給他作為四十歲生日禮物的印章戒指。為了買這枚戒指，我們全都往一個罐里存錢，直到存夠五十元。

父親胸毛重，毛色灰白，腳踝卻光溜溜的，頭頂和好多男人一樣，微禿，我在民航客機的頭等艙、理髮店交映的鏡子里，沒少見這樣的禿頂。為父親做防腐工作使我想到，我們送走親人，最終也會和他們一樣被別人埋入土中。

最後我不得不承認，將來我死了，或許就是這樣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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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親總是對我們說，在南北戰爭時期，為死者塗抹防腐油是禮節所必需。無數人死在遠離家鄉和親人的地方——絕大多數是男人、是士兵，在美國歷史上，這還是第一次。收屍人在緊挨戰場的帳篷里，盡其所能為陣亡將士的屍體消毒、防腐、整合：他們合上死者的嘴，縫合身上彈洞，將殘肢斷體拼接起來，好把他們送回家，交還給他的父母妻兒。

花費這麼多功夫、這麼多錢，全是基於一個觀念：死者需要一個體面的葬禮，或者更準確地說，活著的人更需要他們，在一番儀式之後將他們埋葬或火化，在上帝、其他的神或別的任何三尺之上的神明面前讚頌他們。死者的遺體之於葬禮，就像父親說的那樣，如同婚禮中的新娘、施洗時的新生兒，是必不可少的主角。

於是我們把去世的父親帶回家。運回他的遺體，將訃告傳真給本地報紙，通知牧師和教堂執事，訂購鮮花，訂製墓碑。我們要做的事太多，不一而足。

退回到一九六三年，記得父親曾說，舉行葬禮，打開靈柩讓弔唁者瞻仰死者的遺容，目的是讓我們直面「死的現實」。我想他是在一次同業會議上聽人這麼講的。傑西卡·米特福德的《美國式死亡》已售出一百萬冊，伊夫林·沃已在《愛人》中探討過這個問題，酒會上的話題也轉向「野蠻儀式」和「病態的好奇」。殯葬業者協會搶著插足。

神職人員——摩登的神職人員——和教師、心理學家異口同聲地說，這樣做符合感情的需要，從心理上講是正確的，它達到了一些目的。在這方面，歷史記錄相當不錯。幾千年來，我們——作為人類種族，而不是殯葬人員——一直或多或少地做同樣的事：一邊俯身挖坑一邊仰望，試圖尋找出其中的道理，安葬死者經過那麼多程序，就是要表明，他們曾經生活過，他們的生活方式有別於一塊石頭、一棵杜鵑花或一隻猩猩，他們的生活值得敘說和回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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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當我看到同代人不辭辛苦地教育子女，試圖讓他們懂得，在比薩餅和「巨無霸」漢堡之外，還有「家庭價值」，我就想，格萊斯頓也許是對的。我想父親也是對的。他們懂得，生命的意義與死亡密不可分，哀悼可以看作反方向的浪漫。

如果你愛，你就會哀傷，絕無例外，只有做得好和做得不好之分。如果死被看作困擾或煩惱，死者被看作我們急欲擺脫的厭惡之物，那麼，生命和生者必定遭到同樣的對待。快餐葬禮，快餐家庭，快餐婚姻，快餐價值，這正是老派英國人格萊斯頓所說的數學的精確，也是父親所說的，我們應當知道做什麼。

因此，照料父親的死，照料他的遺體，對我而言，和守候子女的出生同等重要。電視脫口秀《奧普拉》的專家，說這是一種「治療」；《唐納休》節目的專家，則稱之為「宣洩」；而在《傑拉爾多》中，可能是「在他身上留下永久的創傷」；莎莉·傑西什麼的，或許還會提到「良好的選擇」，口氣一如他們在談論男人剪臍帶、為嬰兒換尿布，或女人的自尊問題，以及約會強姦犯。

事實上，這與選擇、功能或心理矯正無關。對於一具遺體，它還能有什麼選擇？這不是什麼新鮮事，我們只需按前人已經做過的去做，因為這正是我們應該做的。我們不必標新立異，不必千方百計尋找理由，儘管我們這代人似乎總是決心這麼做。

本文來自三輝出版社《殯葬人手記》中《格萊斯頓的名言》一文，標題為編者所加，網易「人間」已獲得授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