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先生的思維局限：擅於解剖他人，無法看清自己

以手中的筆作解剖民族劣根性的手術刀

來醫治國人麻木的精神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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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唐正洪

申明：本文不討論道德，只關乎思維問題

魯迅先生在其回憶散文《藤野先生》中寫到：「以手中的筆作解剖民族劣根性的手術刀，來醫治國人麻木的精神疾病。」這是先生對其以文字為利器，解剖國人民族劣根性的人生宣言書。那麼，這裡我們自然會想到一個問題：魯迅先生的解剖對象，是否包括他自己？

從魯迅先生的一系列經典文字來看，先生根本就沒有想過這個問題，也即他當然地把自己放置在在解剖對象範圍之外。因為，先生還說過「怒其不爭、哀其不幸」以及「我向來是不憚以最壞的惡意來揣測中國人」等語言。

可見，魯迅先生對我們國民劣根性的解剖，在邏輯上是有缺陷的。其解剖的對象不包括他自己，犯了一個樣本不充分、邏輯不周延的思維錯誤。這是魯迅思想方法論的最大缺陷，由此決定了魯迅思想的局限性。

對國人民族劣根性的解剖，這是魯迅思想的深刻之處。但是，他把自己放在分析對象之外，分析樣本的結構性欠缺，使其無論如何都無法看清導致我們國民性格的深層次原因。因而，魯迅的思想也有膚淺性的一面，其深刻性行之不遠。

發現禮教吃人，是魯迅思想深刻的另一面。但是，他不知道自己也是禮教的一部分；不知道禮教之所以能吃人，在於我們每個人都是禮教的一部分，在於禮教是以正義的名義吃人；不知道自己的「怒其不爭、哀其不幸」的思維方式及人生態度，是對他人的強制，這也是禮教發生作用的一種形式；他不知道禮教正是以這種正義凜然、不知不覺的方式吃人。

魯迅先生對國民充滿了愛與同情。但是，先生的解剖對象畢竟不包括他自己。因而，他對解剖對象不能做到保持同理心，對他們的苦難並不能感同身受，這也是他不受部分國人喜歡的根本原因。因為，受傷的心靈需要的是理解、慰藉與療治，而不是否定、指責與割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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