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年磨一劍，新任央行行長易綱的新使命和新挑戰……

摘要：業界普遍認為，易綱接任周小川對中國央行的國際地位是很好的銜接。對於新晉央行行長易綱來說，中國經濟轉型和金融改革行至深水區，改革任務依舊艱巨：金融監管體系重構；金融去槓桿、防控系統風險；人民幣國際化和匯率市場化等長期改革挑戰；2018年貨幣政策的具體拿捏……一系列挑戰有待破解

肇始於5年前的中國央行行長職位交接終於塵埃落定。

3月19日上午，全國十三屆人大一次會議在審議機構改革之後的新一屆政府部門負責人中，決定易綱為中國人民銀行行長，正式接替任職15年的周小川。《財經》獲悉，這一任命是高層共識，亦在多數金融界人士意料之中。

與周小川一樣，易綱也是學者出身，都有博士學位。簡歷顯示，易綱漢族人，1958年生於北京，中共黨員，經濟學博士，教授。先後在北京大學經濟系、美國哈姆林大學工商管理專業、伊利諾大學經濟學專業學習，獲經濟學博士學位。現任中央財經領導小組辦公室副主任、中國人民銀行黨委副書記、副行長。

《財經》記者此前了解，去年4月初央行一副部級幹部接受正部級投票考察，易綱作為央行第一副行長、黨委副書記被視為央行系統的首要人選，之後考察順利通過，內部呼聲較高。「主要為下一步發展做準備。」接近央行人士曾向《財經》記者表示。

作為周小川任職央行期間最重要的助手之一，易綱身上與周小川有諸多相似點，包括良好的國際口碑、較高的專業素養，二人皆為學者型官員。

剛剛過完60歲生日的易綱，自1997年便進入央行系統服役已超過20年，在此前的各種分析猜測中，易綱也一直被市場認為是周小川合適的接替者。

「易綱的英語發音很好，國際組織對易綱評價都很高，從這點來講，易綱接任小川對中國央行的國際地位是很好的銜接。」某貨幣政策權威專家表示。

1997年，作為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CCER）創辦人之一的教授易綱，走進位於長安街的央行大樓，就任央行貨幣政策委員會副秘書長，開始從學者轉換到政府官員的角色。那一年，正值亞洲金融危機從風暴眼泰國席捲了整個亞洲，中國經濟亦受波及。

加盟央行的次年，他在《中國的經濟增長：速度、效率和可持續性》一文中闡述了經濟發展的模式選擇，提出經濟結構的調整比速度更重要。這一年，易綱還預警了通貨緊縮的出現，並提出對策。

進入央行五年後，易綱升任秘書長（正司局級），同時兼任貨幣政策司副司長。2007年12月，在進入央行十年後，易綱升任央行副行長，主管貨幣政策、辦公廳、人事司、國際司等多個舉足輕重的司局級。

因研究貨幣政策需要詳細數據，所以央行調查統計司原司長盛松成與易綱工作交集頗多。盛松成眼中的易綱是真正的中國知識分子，正直、實事求是且表裡如一。分管司局下屬對易綱的評價是，對人對事客觀公正、不謀私利，且工作效率頗高。

央行20年間，易綱的一個職業節點是2009年7月開始兼任外管局局長。與易綱相熟的香港中文大學經管學院副教授（原美聯儲高級經濟學家）王健曾對媒體介紹，易綱出任外管局局長後，取消了外管局的很多審批權，加強了對部門自身的約束，這對增強經濟活力和增強經濟自由度是很好的，對長遠經濟發展也有幫助。在他看來，作為政府部門領導，「能做到這一點很難得」。

「作為直接執行者，易綱在中國金融改革開放和中國匯改事件上都立下了汗馬功勞。特別是負責貨幣政策兼外匯管理多年，他（易綱）協調的都很好。」盛松成說。

2015年8月11日，人民幣在貶值預期中推進定價機制改革，做市商在每日銀行間外匯市場開盤前，參考上日銀行間外匯市場收盤匯率，綜合考慮外匯供求情況以及國際主要貨幣匯率變化向中國外匯交易中心提供中間價報價。」

定價機制改革推出後，人民幣兌美元隨即創下匯改20年來最大單日跌幅：1.8％。在隨後三個交易日，人民幣匯率累計下跌3000個基點，引發世界性關注，人民幣匯改也被推到風口浪尖，貶值成為敏感之詞。

時任人民銀行副行長、外管局局長易綱緊急召開會議，成為提出 「人民幣沒有長期貶值基礎」的第一人，現在已經被轉化為流行語「人無貶基」。這件事被國內學者認為「做的漂亮」。目前，人民幣對美元匯率保持在7以內。

易綱認為，人民幣匯率會保持在合理均衡水平上基本穩定。「基本穩定」是對一攬子貨幣基本穩定。人民幣匯率不存在持續貶值的基礎。主要有以下幾個根據：第一，中國經濟保持中高速增長的態勢沒有改變。中國的勞動生產率和全要素生產率還在穩步提高。第二，中國的經常項，特別是貨物貿易還存在著非常大的順差，我們的FDI（對外直接投資）和ODI（外來直接投資）都是穩步增長的。第三，外匯儲備是充裕的。從中長期來看，人民幣匯率的預期會回歸到基本面，回歸到人民幣保持基本穩定的基本面。

某貨幣政策權威研究者告訴《財經》記者，易綱在國際上口碑很好。易綱在貨幣政策理論上的最大貢獻是貨幣深化論"monetization"。在貨幣政策上，主要制定者之一，但具體細節外人無從知曉。亦不敢妄評。

中國當下的貨幣政策兼顧多元目標，貨幣政策與外匯時有衝突。比如人民幣國際化，必定帶來人民幣大量流出，而人民幣大量流出去一定會造成人民幣匯率壓力。易綱作為具體的操作人員，也需要有高瞻遠矚的視角。貨幣政策司長、貨幣政策委員會秘書長等經歷都為易綱奠定了堅實的理論和實踐基礎。

「易綱是市場化改革派。人民幣國際化推動沒有那麼簡單，因為短期目標和長期目標有區別，但是處理上述問題都協調非常好，該推人民幣國際化的時候推人民幣國際化，該管住匯率就管住匯率，該資本項目不能太自由就不太自由，短期目標和長短期目標衝突的時候首先考慮短期目標，一旦條件成熟繼續推進人民幣國際化和資本項目開放。」接近易綱人士說到。

2014年4月，身為央行副行長的易綱開始兼任中央財經領導小組辦公室副主任，2016年3月，由央行黨委委員升任黨委副書記。種種信號顯示，這可能是易綱將獲重用的信號。據知情人士透露，任職央行行長15年的周小川一直頗為賞識易綱的才幹。

歷經中國央行20年的多重歷練，易綱應當說熟悉央行的一切。多位金融界權威人士向《財經》表示，隨著中國經濟和金融的全球重要性提高，面對國內外保持經濟增長和防範金融風險的多重使命，周小川卸任後的中國央行，無疑面臨諸多挑戰，對於新任行長易綱來說，未來的工作顯然也並不是輕鬆。

第一個擺在易綱眼前的挑戰，便是本輪機構改革帶來的金融監管體系重構。

根據國務院機構改革方案提出，將銀監會和保監會職責整合，組建中國銀行保險監督管理委員會，作為國務院直屬事業單位。同時，在將形成新的「一行兩會」結構中，將中國銀行業監督管理委員會和中國保險監督管理委員會擬定銀行業、保險業重要性法律法規草案和審慎監管基本制度的職責劃入中國人民銀行。

從公布方案來看，央行負責貨幣政策、宏觀審慎、相關政策的制定，銀保會主要行為監管，證監會相對獨立。為此，央行的重要性進一步凸顯。此前在「一行三會」的分業監管架構下，人民銀行一直扮演牽頭增強各監管機構間協調效率的角色。

執法和立法分開會有一定脫節的問題，這就需要兩個部門密切配合。方案提出的「重要法律法規」，也意味著不是完全上收規則制訂的權力。而央行上收的規則制定，也需要其對市場深刻了解，特別是保險市場和業務層面的政策。所以，央行不僅要做好協調工作，還要深入了解方針政策和相關的市場、業務。

此外，有業界人士表示，值得關注的是，易綱目前的級別為中央候補委員，而周小川的身份是十二屆全國政協副主席，並且擔任中共第十六屆、十七屆中央委員。

相比而言，易綱的級別略低於周小川，而新的一行兩會金融監管架構中，央行鬚髮揮強勢作用，易綱在日後的強央行身份中能否順利協調一行兩會也是其日後面臨的重要問題。業界預期，這或有進一步的人事後續組合安排。

金融監管改革起源於金融業快速發展衍生的風險，金融界人士普遍認為，易綱面臨的第二個挑戰便是防控金融風險、實現金融去槓桿。

中央財經領導小組辦公室主任、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副主任劉鶴年初在世界經濟論壇2018年年會上曾表示，在中國面臨的各類風險中，金融風險尤為突出。

針對影子銀行、地方政府、隱性債務等突出問題，劉鶴提出，爭取用三年左右的時間使宏觀槓桿率得到有效控制，系統性風險得到有效防範。

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明確，防範化解重大風險是三大攻堅戰之首，其中，防範化解重大風險的重點是防範金融風險，而金融風險源於我國的高槓桿問題。

數據顯示，截至2017年，中國宏觀槓桿率（銀行業總資產/GDP）高達305%，遠超同期美國近80%的水平，與日本近年來的槓桿水平相接近。

國際清算銀行對14個發達國家在過去140年左右的債務數據和貨幣發行數據的研究，發現一個國家的宏觀槓桿率增速過快，且達到了一個前所未有的高度，金融危機爆發的可能性將大大提高。

中國的宏觀槓桿率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以後經歷了一個快速上升的過程，而高槓桿背後是龐大的影子銀行。央行發布的《中國金融穩定報告（2017）》，截至2016年末，銀行業金融機構表內資產達232.25萬億元，表外業務為253.52萬億元，其表外資產規模表內資產規模1.09倍。

互借通道、層層嵌套的影子銀行體系使得監管部門難以對底層資產進行穿透監管，導致大量貨幣流向地方融資平台、房地產和產能過剩行業，其中隱藏著巨大的信用風險及流動性風險。

「這些都是人民銀行新任行長必須要面臨的問題。」某監管層人士向《財經》記者表示。

除了國內面臨的挑戰，國際金融界亦高度關注，人民幣國際化和匯率市場化被認為是易綱接任行長之後需要花時間應對的長期改革挑戰。

人民幣國際化已取得一定成績。2017年，人民幣繼續成為我國跨境收支第二大貨幣、全球第五大支付貨幣、第六大外匯儲備貨幣和第八大外匯交易貨幣，人民幣國際化保持了長期向好趨勢。

但是，在某研究人民幣國際化經濟學家向《財經》記者表示，人民幣國際化在2009年——2014年發展很快，2014年以後便出現退潮，到最近已經退到一半了。所以，人民幣國際化並非像我們想的那麼好，這也是新行長需要思考、面對、解決的問題。特別是從2016年的下半年開始，中國政府加大對資本外流管制的力度，人民幣的國際化進程更是有所放緩。

自去年底，人民幣國際化相關指標出現積極變化。環球銀行金融電訊協會（SWIFT）的數據顯示，2017年11月人民幣國際支付佔全球市場份額重新回升；跨境貿易的人民幣結算業務也出現好轉。同時，一年多以來首次有高收益離岸人民幣債券在香港發行。香港離岸市場的人民幣存款規模也止跌回升，觸及一年來高點。

今年年初，人民幣匯率企穩回升、跨境資本流動形勢好轉，市場上再次出現央行應利用有利時機進一步推動人民幣國際化的聲音。

易綱在去年12月一場公開活動上表示，央行沒有特別急切地推進人民幣國際化，只是想為人民幣和其他主權國家貨幣創造公平的競爭機會，逐步便利人民幣的使用，「人民幣國際化最終一定是市場驅動的過程」。

中國金融四十人論壇高級研究員張斌認為，只有匯率機制進一步理順，資本項目進一步放開管制，人民幣國際化才能有長遠的發展。

黨的十九大和第五次全國金融工作會議提出要深化匯率市場化改革，央行發布的《2017年人民幣國際化報告》也指出將進一步完善人民幣匯率市場化形成機制。

對於匯改，中國金融四十人論壇（CF40）高級研究員管濤認為，匯率市場化改革並非一放了之，市場化的根本解決之道，是按照全國金融工作會議的要求，完善外匯市場體制機制，增加交易主體、放寬交易限制、豐富交易產品。

有關中國央行貨幣政策在2018年面臨的挑戰，易綱今年年初就曾在《貨幣政策回顧與展望》一文中有所闡述。

易綱認為，從國際上看主要發達經濟體貨幣政策取向變化也會對我們的政策空間形成一定擠壓，增大貨幣政策操作的難度；從國內看，預計2018年中國經濟仍有望保持平穩增長。但也要看到，經濟中仍存在一些問題和隱患，內生增長動力仍待強化，結構調整任重道遠，債務和槓桿水平還處在高位，資產泡沫「堰塞湖」的警報尚不能完全解除，金融亂象仍然存在，金融監管構架還有待進一步完善。

「面對複雜的內外部環境，我們既要堅定理想信念、不畏艱難險阻，也要心存風險意識、時刻保持警惕。」易綱說。

易綱提出以下政策思路：一是保持貨幣政策的穩健中性，管住貨幣供給總閘門，保持貨幣信貸和社會融資規模合理增長。二是健全貨幣政策和宏觀審慎政策雙支柱調控框架，守住不發生系統性金融風險的底線。三是適當發揮貨幣信貸政策的結構引導作用，進一步優化信貸結構。四是繼續穩妥推進各項金融改革，充分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

對於在外管局任職多年的易綱，人民幣國際化還是匯率市場化或許都將開啟他工作生涯的新篇章。

事實上，對於債務以及槓桿率的問題，易綱在2017年全國兩會期間曾表示，考慮降槓桿首先要考慮穩槓桿，即要穩住總的槓桿率，或者讓它每年少增、慢增。其次，易綱建議，在總的槓桿比例下，家庭、政府、企業間的槓桿結構可以有一些優化。

而如何穩槓桿，易綱回答《財經》記者提問時表示，穩槓桿這種事，要有資本金的補充機制，也就是要有有效的資本約束機制，就是有多少資本做多少事情，不能說沒有資本金，光靠借貸去擴張太厲害，嚴格的財務制度和資本金的約束，是一個非常有效的方法，不論什麼所有制還是什麼類型的經濟體，都要嚴格依法執行財務制度，資本金的約束。

對於人民幣國際化、匯率市場化以及貨幣政策等挑戰，某監管人士表示，作為市場派、改革派人士，易綱在這些領域早已有一定建樹，而新的挑戰也將為易綱的行長生涯打開新的篇章。

各方寄望新行長：勤奮的學者型官員

過去20年里，易綱在央行總體表現低調。但與他有較多工作交流的金融界人士看來，這更有助於易綱未來更務實地履行其職責。

王健曾向《財經》表示，易綱是中國最好的經濟學家和金融學家，具有國際視野，又深刻了解中國實情，是他接觸的非常獨特、非常有潛力的官員。而這樣的一個人，同時又非常低調和內斂。

有人注意到，在易綱的人生中，有幾個重大的轉折都和「7」有關：1977年，當時還在北京順義縣高麗營公社插隊的易綱，得知恢復高考的消息後，在幹活之餘，只用了一兩個月複習備考，考上了北京大學經濟系，並稱為首批留學生，在美國哈姆林大學（Hamline University）的學業後，考入名校伊利諾大學（University of Illinois）攻讀經濟學博士學位。1986年博士畢業後，易綱在美國印第安那大學（Indiana University）經濟系先後擔任助教、副教授，1992年獲終身教職。

易綱在國際學術期刊上發表的多篇英文論文，受到國際學術界和政策研究界的高度關注。在這些著作中，他提出了中國的貨幣化理論模型和貨幣供給機制，並發布了中國貨幣需求函數研究成果。

但是易綱並沒有想長居美國。1993年易綱回國與北大同班同學、原北京大學副校長海聞，以及北大教授林毅夫等人，在次年創辦並順利運轉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

對於為何在獲得終身教職後選擇回國，易綱曾在2013年CCER Club創辦的《朗潤之聲》第三期刊登的一篇的專訪文章中談到，他回國完全是個人興趣愛好所致，是自己做的一個選擇，既有文化因素，也有感情因素，「但是不能把它簡單地理解成報效祖國，這些話太大。」在易綱看來，人是一個獨立的、有思想的個人，要對自己的選擇負責，「選擇並不難，難的是選擇以後你要承擔這個選擇的長期後果」。

易綱進入中國學術界之後，開始著手探求中國經濟改革的路徑。

1994年，易綱參加了由世界銀行和中國人民銀行組織的中國金融規劃研究課題，具體負責貨幣需求以及貨幣化的研究，研究金融改革與其他改革的關係。彼時，易綱關注到央行的一、二級分行在宏觀調控中的作用，並在1995年對此做了調研。1996年，易綱對中國金融資產結構進行了全面分析，討論了發展貨幣市場和資本市場的關係和策略。

在研究中國金融體制的過程中，易綱沒有管中窺豹，而是同時對美、日、德三國的體制進行了對比研究。此外，他在1996年還關注到國營企業的債務重組，認為在當時的條件下，很難把債務重組做成「最後的晚餐」。

對於金融專業的人來說，易綱最知名的著作則是由其編篡的《貨幣銀行學》。該書至今仍是金融學銷量最大的教科書。一些金融專業的學生評價，若論國內貨幣銀行學的寫作水平，易綱稱第二，沒人敢稱第一。

20年前，易綱作為在海外具有學術影響力的知名教授，被央行攬至旗下，開始由學者向監管者轉型。

一位央行中層人士向《財經》記者表示，易綱屬於學者型官員，平日里對待下屬平易近人。不過，易綱的另一面是工作狂，同事們經常在節假日和周末時在金融街遇到還在加班的他。

熟悉易綱的人士介紹，央行早上大小會議時間一般是8點半到9點召開，但是易綱主持召開會議基本都是8點開始。這樣的會議節奏也帶給一些人嘮叨，因為每一次易綱開會，央行的司局長都要較以往早起半個小時。

而會議中的易綱從來不講虛話，準確地說，最多用兩秒鐘時間說一句諸如「大家早起開會辛苦」的含蓄用語，然後直奔主題。易綱召開的會最短十分鐘散會，最長三小時不散會。

與易綱共事過的同事都知道易綱有一個特點——勤奮，屬於專業幹部。傾聽下屬彙報工作時習慣用語「你說，你說」，然後不忘做記錄。雖然早年缺少基層工作經驗，但是善於學習。一個很有意思的例子是，易綱之前對票據不熟，於是在交流中非常謙虛地問，你給我拿一個票據看看。

對於媒體來說，易綱則是非常友好的採訪對象，態度誠懇，言之有物。每年全國「兩會」期間，來自央行的政協委員是被各路媒體圍追的焦點人物。易綱在鐵道大廈參加經濟小組討論結束後，總是被眾多記者圍堵，而他對蜂擁而來的的記者並不迅速迴避，而是一邊沉穩地回答大家的問題，一邊還會提醒，不要影響到其他委員出入，然後把大家引到一個不影響角落裡繼續回答。

面對眾多記者，易綱會平靜地說「我只回答三個問題」。他對每個回應的問題都表述簡潔，思路清晰，邏輯縝密，但不會回答重複的問題。

「以前有人問我為什麼變成官員，我只想說我的最終理想還是做老師。但是我現在有這樣一個工作（指作為官員），我就一定會把它做好。」 易綱的理想是，退休以後還會繼續當一名老師，「我希望做一個普通人，普及國民素質，傳授一些知識，做一些有用的事。」易綱對燕園學子們曾如是規劃未來的退休生活。

不過，對於剛剛接任央行行長的易綱來說，這樣的退休生活恐怕還要在幾年後才能實現。

易綱簡歷：

1958年出生於北京。

1977年至1980年，在北京大學經濟系學習；

1980年至1986年，分別在美國哈姆林大學（Hamline University）工商管理專業、伊利諾大學（University of Illinois）經濟學專業學習，獲經濟學博士學位；

1986年至1994年，在美國印第安那大學（Indiana University）經濟系先後擔任助教、副教授，1992年獲終身教職；

1993年回國，1994年與林毅夫等發起組建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任教授、副主任、博士生導師；

1997年至2002年，任中國人民銀行貨幣政策委員會副秘書長；

2002年至2003年，任中國人民銀行貨幣政策委員會秘書長（正司局級）兼貨幣政策司副司長；

2003年，任中國人民銀行貨幣政策司司長；

2004年7月，任中國人民銀行黨委委員、行長助理（期間：2006年9月-2007年10月兼任中國人民銀行營業管理部黨委書記、主任、國家外匯管理局北京外匯管理部主任）；

2007年12月，任中國人民銀行黨委委員、副行長；

2009年7月起，兼任國家外匯管理局局長、黨組書記；

2014年4月同時任中央財經領導小組辦公室副主任；

2016年1月，卸任國家外匯管理局局長職務；

2016年3月，任中國人民銀行黨委副書記、副行長。

本刊記者 張威 俞燕/ 文 袁滿/編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