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馬克思主義學者視野中的「中國發展道路」

德國馬克思主義學者視野中的「中國發展道路」

王鳳才 楊曉慧

摘要：兩德統一後，德國馬克思主義研究退居邊緣，但並未完全沉寂，可以說十分活躍。尤其是新世紀以來，德國學者從不同視角，對馬克思、馬克思主義，以及當代社會理論和現實問題進行了廣泛深入的探討。其中，中國發展道路也是他們關注的重要問題之一。儘管他們的觀點未必正確，有些甚至是完全錯誤的，但他們對當代中國發展問題的研究，尤其是關於中國發展道路的研究，給我們帶來了深刻啟示，並留下了許多需要進一步思考的問題。

關鍵詞：德國馬克思主義學者；中國發展道路；啟示與問題

一

　　兩德統一後，德國馬克思主義研究已經退居政治舞台和學術舞台的邊緣，這是不爭的事實：1989年12月，德國統一社會黨（SED）失去了執政黨地位，並更名為民主社會主義黨，簡稱民社黨（PDS）。1993年，新黨綱將自身定位於「左翼社會主義黨」，但黨內右翼佔主導地位。2007年，在德國左翼民社黨（Linkspartei.PDS）、勞動與社會正義選舉聯盟（WASG）聯合召開第11屆工會政策大會上，決定將兩黨合併為「左翼黨」(DIELINKEN)。這樣，馬克思主義就喪失了在意識形態和學術領域原有的支配地位。德國社會民主黨（SPD）甚至走向了反馬克思主義、反共產主義的道路。

　　然而，德國馬克思主義研究並未完全沉寂，甚至可以說還十分活躍：在德國，與馬克思主義研究有關的組織機構、學術雜誌、學術網站多達幾十家，出版的論著也不少。例如，柏林MEGA2編輯出版資助協會、柏林布蘭登堡科學院MEGA編輯部、特里爾馬克思故居博物館與研究中心、（烏帕塔爾）馬克思恩格斯基金會、馬克思協會、（法蘭克福/M）馬克思主義研究所、羅莎·盧森堡基金會、法蘭克福社會研究所，以及MEGA2系列、《馬克思恩格斯研究文獻：新系列》、《馬克思恩格斯研究通訊》、《馬克思恩格斯年鑒》、《馬克思主義歷史批評辭典》、《馬克思主義雜誌》、《社會主義》、《論據》、《馬克主義創新雜誌》、《階級鬥爭問題：批判的社會科學雜誌》、《批判理論雜誌》、《西方的終結：社會研究新雜誌》等。尤其是新世紀以來，德國學者立足於MEGA2，從文獻學、經濟學、政治學、倫理學、社會學、美學、哲學等視角，對馬克思文本、馬克思思想、馬克思主義，以及當代社會理論和現實問題進行了廣泛深入的探討，對馬克思主義進行了反思、批判、創新，並以廣義理解的馬克思主義反思歷史、闡釋現實、預測未來，從而湧現出許多新成果、新思想、新觀點、新見解。近年來，甚至出現了「馬克思思想復興」、「馬克思熱」。

　　儘管德國學者跨學科、多層面、整體性研究馬克思主義，但由於缺乏系統的馬克思主義理論框架和統一的馬克思主義概念，因而形成了不同的馬克思主義派別：一是馬克思學家，如諾伊豪斯、福爾格拉夫、黑克爾、豪克等人，主要從事MEGA2編輯出版研究，編輯出版經典著作系列、《馬克思恩格斯年鑒》、《馬克思主義歷史批評辭典》，主辦「馬克思-秋季學校」、設立「梁贊諾夫獎」。二是馬克思主義正統派，如費徹爾、施泰格瓦爾德、霍爾茨、邁徹爾、比朔夫、澤普曼等人，試圖捍衛正統馬克思主義理論觀點和方法，並站在正統馬克思主義立場上解釋社會現實問題。三是馬克思主義創新派，如胡弗施密特、德佩、萊比格爾、利貝拉姆等人，試圖對馬克思主義進行反思、批判、創新，並用廣義理解的馬克思主義分析社會現實問題，發出了「德國左派馬克思主義聲音」。四是馬克思主義重建派，如霍耐特、維爾默、奧菲等人，側重於推進法蘭克福學派批判理論的「政治倫理轉向」，但也試圖藉助馬克思的思想資源批判當代資本主義悖謬。

　　儘管他們的研究有不同的側重點，但總體上具有以下特點：一是全新的文本依據，即MEGA。20世紀60年代，蘇共中央與德國統一社會黨中央決定共同編輯出版MEGA。1972年試編，1975-1990年出版36卷。1990年，MEGA2轉由國際馬克思恩格斯基金會（InternationaleMarx-Engels-Stiftung）組織編輯出版。1995年調整為114卷123冊。從結構上看，MEGA2包括四部分，其中，Ⅰ：著作、文章、草稿，共32卷；Ⅱ：《資本論》及其準備稿，共15卷23冊；Ⅲ：通信，共35卷；Ⅳ：摘錄、筆記、旁註，共32卷。目前，已經出版58卷，29卷在編，27卷待編。MEGA2編輯原則是：文本完整、忠實原文、描述文本生成過程、詳細注釋。目的是對馬克思恩格斯著作、文章、手稿、書信的完整的歷史批判版進行純科學的、不依賴於政治的研究。二是深刻的理論探索。德國學者不僅注重馬克思著作的文獻學考證，譬如，對「大綱」創作史、接受史和不同闡釋版本的考證；而且注重馬克思主義理論本身及其現實意義的探討，譬如，利潤率下降與轉型問題之間的內在關聯、馬克思與當代資本主義視角等；並注重馬克思理論與其他理論的比較研究，譬如，關於馬克思與凱恩斯經濟學異同的討論；此外，還討論了在德國並不見長的女性主義問題，考察了馬克思主義與婦女解放、女性主義的關係。三是針對性的歷史反思。2008年是馬克思誕辰190周年與逝世125周年、《共產黨宣言》發表160周年、「大綱」撰寫150周年、「68-運動」40周年，為了對這些歷史事件進行有針對性的歷史反思，德國學者組織了相關活動，譬如，「閱讀《資本論》活動」，多次召開紀念「68-運動」的學術會議，將「1968-值得做的回憶」作為《馬克思主義雜誌》第6期主題；發表和出版了許多著述，如《68或新市儈：為闡釋意義而鬥爭》、《SDS與1959年以後的新左派》、《1968年與權威問題》等。四是強烈的現實關懷。對現實性問題的討論是德國學者研究的主題。譬如，《馬克思主義雜誌》（雙月刊）刊登了：「左派與民族」（第1期）、「工會-方針的校正？」（第2期）、作為階級鬥爭空間的城市（第5期）等主題系列文章；《馬克思主義創新雜誌》（季刊）：「21世紀的資本主義」（第73期）、新自由主義教育政策（第74期）、「第三世界的饑荒與糧食危機」（第76期）等主題系列文章。此外，許多著述都是關於現實性或與之相關的問題的研究。譬如，《「左翼黨」說什麼？》、《弱勢群體：關於「窮人」歷史與現狀的文化科學調查》、《金融危機與新自由主義積累模式》[1]（S.8-14）等。五是廣闊的國際視野。《馬克思主義雜誌》第3期主要討論了「馬克思主義在國際」，德、奧、美、法、印、阿根廷、烏克蘭、南非等國的作者對與馬克思主義有關的問題進行了反思，譬如，《在馬克思那裡和在今天的生產力與生產關係之間的關係》、《奧地利馬克思主義留下了什麼？》、《對社會主義的反思》等。《馬克思主義創新雜誌》第75期主要討論了「歐洲左翼政黨」，不僅分析了意、法、奧、希、捷等國的左翼政黨狀況，而且介紹了南非左派、尼泊爾革命等情況。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德國學者歷來關注當代中國發展問題。例如，《中國建黨80周年》、《有關中國新文獻》、《中國社會主義發展戰略》、《中國轉型過程》、《中國社會主義大討論》、《轉型中的中國社會主義》、《中國通往國家資本主義之路》、《關於〈中國通往國家資本主義之路〉一文》、《新自由主義在中國！？或「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國改革開放30年》、《成功，但不是社會主義的》、《資本主義給它應該給的，為的是接近社會主義》、《中國的內外政策》、《中國的民族和民族政策》、《新中國的舊工會》、《中國作為「邊遠地區」的動力中心》、《中國：能源、食品、大氣變化》等文章，以及《社會主義》雜誌出版的特刊：《新自由主義在中國！？或「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馬克思主義雜誌》2008年第4期的主題專欄「啟程中的中國——走向何方？」討論了中國30年來經濟與社會發展的宏觀和微觀問題。

　　概括地說，德國學者關注的問題主要有：中國發展戰略、中國經驗、中國道路、中國模式；中國總體建設成就與問題；中國社會轉型與市場經濟體制；中國宏觀調控政策與產業結構轉型；中國工業化、城市化、和諧社會；中國改革開放政策；中國民主法治建設學者；中國民族問題與民族政策；中國綜合國力、國際地位與國際關係；等等。

二

　　那麼，在德國馬克思主義學者視野中，「中國發展道路」究竟是一條什麼樣的道路呢？在他們的研究中，「中國發展道路」是指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但對於這條道路的性質，德國學者有不同的看法，具體地說，有四種不同觀點。

　　（一）效仿東亞模式的、國家資本主義道路

　　2006年，德國《馬克思主義創新雜誌》發表《中國通往國家資本主義之路》一文。在該文中，韓國學者周海光（HyekyungCho）討論了六個問題：從國家社會主義向國家資本主義轉變；告別社會主義——以平等和正義為代價的增長；中國與東亞資本主義；中國在世界經濟中的地位；中國銷售市場；為民主認罪。他的目的是試圖論證中國已經走上了國家資本主義道路。[2]（S.76-88）

　　首先，毛澤東時代社會主義建設失誤後，中國看到並試圖效仿東亞資本主義發展模式（既受蘇聯計劃經濟體制影響，也受美國自由市場經濟影響的混合體；專制政治制度與國家控制的經濟發展相結合的模式）。這種優缺點兼備的發展模式對中國的許多方面都產生了重大影響。就是說，東亞鄰國的超常規發展在很多方面為中國領導人提供了參考並引導本國發展。戰後歷史上那些特殊情況表明，儘管世界經濟秩序存在森嚴的等級制度，但邊緣國家（特別是日本）還是能夠解決自己的經濟落後問題並能夠挑戰美國經濟的主導地位。中國領導人一直從各個國家尋找適用於中國發展的要素，並運用到建設社會主義中去。

　　其次，亞洲金融危機表明，東亞發展中國家缺乏抵禦危機的能力，這迫使中國轉而走一條經濟可持續發展道路。20世紀80年代，東亞新興國家曾經實施以出口為導向的發展戰略，並在世界市場競爭中取得了成功，但也導致了生產過剩，並引發了價格競爭。為了降低成本，東亞新興國家在中國沿海地區建立生產基地，這既大大推進了中國成為「世界工廠」的步伐，也確實促進了中國沿海的經濟發展。但是，中國在效仿東亞發展模式的同時，更需要從本國實際出發尋求發展。

　　再次，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的經濟政策和所有制形式改變，說明中國已經從國家社會主義轉向國家資本主義。周海光指出，中國從一個貧窮落後的發展中國家成功轉變為經濟巨人，這得益於中國共產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在會上，中共中央宣布「階級鬥爭時代結束」和新的「改革開放的歷史時代」開始。改革開放的目標是實現「工業現代化、農業現代化、國防現代化和科學技術現代化」。為了實現這一目標，中國在1992年提出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

　　中國人所理解的「社會主義特徵」，是指對國有企業領導地位的「質」的保障。這是一個重大轉變——傳統觀念認為，國有企業不僅是經濟生產單位，而且也是社會主義體系的載體。在改革的第一個十年，國有企業在國有商業銀行貸款幫助下擴大了規模，但為了生存而不顧經濟效率和盈利能力。因而，儘管90年代中期中國經濟獲得了相對穩定的發展，但兼具社會功能的國有企業出現了越來越嚴重的虧損。於是，中國政府調整了政策：將其選定的重點工業部門的少數大公司繼續留在國家手中並隨著市場經濟發展而合理改革和實現現代化，其餘的則推上市場——關、售、並、轉。在這裡，人們能夠看到中國告別了傳統意義上的社會主義國營經濟。這不僅涉及到國有企業的所有制關係，而且也涉及到社會政治事務。今天存在不同形式的所有制，因為中國允許和支持私人資本及外國資本參股大型國有企業，以此提高它們的性能和競爭力。公司內部的社會系統已被私有化或者在形式上保留國家所有權前提下被商業化。作為對「社會主義」物質支持的國有企業，其前景是不確定的。

　　最後，中國發展是以平等和正義為代價的，可以說中國已經告別了傳統社會主義。自中國改革開放以來，毛澤東時代的平等主義思想逐漸被「允許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構想所代替。社會關係與經濟關係的改變給中國帶來了新的面貌。今天，這種面貌以大城市的摩天大樓、購物商場、豪華酒店的奢侈形式表現出來，也以類似早期資本主義剝削性的勞資關係方式展現出來。周海光說，按照中國人自己的理解，中國目前正處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這是為實現社會主義（現在已推遲到遙遠的將來）所做的歷史性的必要準備。藉助於初級階段這個命題，中國將資本主義性質的改革和對社會主義的信仰以「互不矛盾」的方式結合在一起。由此，他把中國的社會轉型過程視為一場資本主義變革，而且是由唯一合法權力機構，即政府本身發起並組織的更為深刻的變革。

　　（二）「政治實用主義」的、非資本主義道路

　　在《中國社會主義大討論》[3]（S.98-105）、《中國改革開放政策三十年》[4]（S.21-28）等文章中，彼得斯指出：

　　首先，改革開放30年來，中國取得了巨大成就，這是有目共睹的。90年代以來，中國表現出利用「軟著陸」克服經濟危機的能力，也能針對突發事件和社會畸型現象對政策進行調整。尤其是最近10年，中國全面提升了它的全球影響力，確立了國際地位。他認為，「中國奇蹟」得益於中國經濟體制改革。

　　其次，中國還遠遠沒有真正實現社會主義。迄今為止，還未創造出能夠經受住國際資本衝擊的社會主義因素、關係和結構，相反產生了一些阻礙社會主義發展的問題並影響了社會結構。就是說，中國的「政治實用主義」告別了社會主義平等觀念，以民族主義作為社會凝聚力的方向。例如，社會階層分化正在迅速加大；農民和工人占人口中的絕大多數，但只有少數人從改革中得到好處；正在形成一個中產階級；領導幹部與最富有群體結盟，導致在政治、經濟領導層中權力和金錢高度集中。彼得斯認為，中國的非資本主義發展需要強大的政治力量，這需要紮根於工人和農民，因而需要重視工人階級利益和工農聯盟以穩定這股政治力量。換言之，中國應解決好在推動民主化過程中出現的問題，真正做到「執政為民」，否則脫離群眾會造成不良後果。

　　最後，彼得斯指出，中國最終不會發展起同在美國、西歐、日本的資本主義國家一模一樣的社會秩序(從強烈的民族特色可以預見)，中國正在中國共黨的領導下為從民族主義社會過渡到社會主義社會做準備。這需要兩個前提條件：一是戰略組織和廣泛挖掘社會主義的潛力；二是在社會主義道路發展中吸取從法國大革命以來的文明發展精髓。彼得斯說，十六屆三中全會《關於進一步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若干問題的決議》，旨在從根本上消除存在的「制度障礙」，其目的顯然在於，在加強國家調控的同時，通過適應國際（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實現中國市場經濟的全面有效發展。關鍵在於，中國是否能夠在既定外部條件下保證自己從非資本主義發展道路過渡到社會主義道路。

　　（三）成功的、非社會主義的道路

　　在《成功的，但不是社會主義》[5]（S.29-32）中，斯查邁泰德認為，毫無疑問，當今中國已經取得了巨大成功：一是物質、經濟方面得到了巨大改善；二是中國發展已經成為有效遏制美國、歐盟、日本帝國主義侵略擴張的因素；三是中國發展對舊帝國主義列強是一種挑戰，它將制止舊帝國主義列強妄圖重新形成世界殖民地的行為；四是中國作為新興工業發達國家，將依靠它在世界市場和政治舞台上的影響力，使貧窮落後國家的原材料少受發達國家勒索；五是中國發展還成為世界上許多國家的典範，如韓國、馬來西亞、印度。

　　然而，對於社會主義來說，中國並不是一個成功的典範，因為中國走的不是社會主義道路，而是非社會主義道路。這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在生產資料所有制方面。他認為，儘管中國國有工業部門依然強勁，但國有制的重要性正在迅速下降（例如，1994年國家允許國有企業私有化）。

　　第二，在經濟計劃方面。他說，中國也不存在有效的經濟計劃，即使它在社會主義國家是常見的和必要的。事實上，同其他資本主義國家一樣，中國的國家調控主要是通過提供教育，特別是基礎設施服務來集中促進經濟發展。

　　第三，在迅速發展的資本市場方面，主要是涉及不動產、企業、股票、貸款。資本市場不發達，存在著許多缺陷。

　　第四，勞動力市場的存在也是資本主義國家的主要特徵。勞動力相對自由的交換並被充分利用，但同其他新興國家一樣，很少對勞動力市場進行有效的調控。

　　第五，在對外貿易和資本管制方面，中國已實現對外貿易自由化。貨幣可以自由兌換，但貨幣流通由中央銀行決定。就是說，中國仍然存在資本管制。彼得斯主張資本進口和出口應進一步放開。

　　總之，彼得斯認為，中國今天走的這條道路，促使中國經濟發展取得了成功，但從生產資料所有制、經濟計劃、資本市場、勞動力市場，以及對外貿易和資本管制方面看，中國所走的道路並不是一條社會主義道路。

　　（四）超常規發展的、社會主義道路

　　在《中國的社會主義發展戰略》[6]（S.40-48）中，貝格曼指出，他的出發點是：第一，中國是一個社會主義國家，但需要走很長一段道路才能真正到達社會主義；第二，中國現在的這種發展模式，即使成功率百分之百，也不意味著德國能夠複製這種模式；第三，中國的未來，關鍵是要有團結精神和歷史樂觀主義。正是基於這個立場，他不同意某些德國社會主義者的觀點，即認為中國是一個資本主義國家，而缺少的只屬於成熟的優秀的資本主義國家的民主和人權。

　　貝格曼認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展道路」，是一條擺脫了斯大林模式、適合中國發展的社會主義道路。他說，中國發展是超常規發展，不是低效高速發展，不是忽視人民利益的發展，而是為了追趕「第一世界」在社會經濟文化方面進行的發展；同時，必須更快地發展以克服發達國家存在的弊端，這是由中國現階段的國內外條件和面臨的任務決定的。

　　當然，這個超常規發展與社會結構轉型相聯繫，也帶了許許多多問題。例如：一是給人們帶來了痛苦。儘管工人和農民的子女可以上大學，且有可能成為醫生、教師、工程師、科學家，但工人、農民勞動時間過長，居住環境惡劣、童工現象嚴重、壽命短、工作安全感缺乏。二是在中國同樣存在著現代資本主義國家的其他弊端，並在周期性危機中不斷嚴重化，如社會動蕩，大規模失業等。三是在發展過程中中國應該關注嚴重的制度問題，即戰爭、第三世界的落後和法西斯主義。

　　因而，目前中國需要解決的問題是：限制外延生產的增長；關閉無效的和污染嚴重的小企業，關閉危險煤礦；加強環境保護；促進國內市場發展，改善人們的生活條件和工作條件；提高外來務工人員的生活質量，讓他們的孩子在城市裡讀書；加快中國東北老工業區的現代化進程；完善（包括全體居民醫療保險在內的）社會保障體系；促進農業生產和農村發展；優先發展西部地區。

　　儘管貝格曼指出了中國目前存在的問題，但也寄予了良好祝願：希望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並最終取得成功。

三

　　那麼，德國學者關於「中國發展道路」研究，對於我們的馬克思主義研究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有什麼啟示？它留下了哪些需要進一步思考的問題？

　　（一）中國發展道路是德國學者關注的重要問題之一，但不是他們研究的核心問題。在筆者看來，德國馬克思主義研究者關注的核心問題在於：（1）馬克思恩格斯經典著作的當代解讀。例如，MEGA編輯出版研究、結合MEGA閱讀馬克思、MEGA中的《資本論》、MEGA中的恩格斯等。（2）馬克思主義基礎理論的重新詮釋。例如，從整體視閾、哲學視閾、經濟學視閾、社會政治理論視閾重新詮釋馬克思主義，重新塑造馬克思理論形象、重新界定馬克思主義理論實質、重新構建未來馬克思主義輪廓等。（3）比較視閾中的馬克思。例如，對馬克思與恩格斯、列寧、盧森堡、伯恩施坦、考茨基、托洛斯基、凱恩斯等人的比較研究；對盧卡奇、葛蘭西、布洛赫、霍克海默、阿多爾諾、哈貝馬斯等西方馬克思主義者，以及對阿本德羅特、柯夫勒、容克、霍爾茨、克勒納、豪克、邁徹爾、胡弗施密特等當代德國馬克思主義者有關思想觀點的批判性反思。（4）階級、階級鬥爭與階級理論。例如，階級結構與階級意識、階級鬥爭與階級政治、階級分析與階級理論等。（5）自由、民主、平等、正義、公民權、人權等問題。這不僅是政治哲學研究的問題，而且是道德哲學、政治倫理學研究的問題。（6）新自由主義與金融資本主義批判。例如，當代資本主義特徵、新自由主義批判、金融資本主義危機與替代性選擇等。（7）新帝國主義與國際新秩序。例如，帝國主義理論的現實性、帝國與新帝國主義、資本主義全球化與國際新秩序。（8）現實社會主義反思與「新社會主義」構想。例如，社會主義理論構想與綱領、現實社會主義批判性反思、通往「新社會主義」之路：民主社會主義、市場社會主義、生態社會主義、「計算機-社會主義」等。

　　（二）從總體上看，德國學者對當代中國發展問題的研究，尤其是對中國成就的肯定，是尊重歷史、尊重事實的。但是，他們對待中國發展道路的觀點卻未必是正確的，甚至可能是完全錯誤的，因而需要批判地對待。例如：周海光的觀點獲得了某些德國左翼學者的贊同。呂特耶指出，有些學者將中國過去20年資本主義性質的開放，作為向高級形式的社會主義和民主的過渡階段，這種說法是不正確的。相反，中國資本主義市場關係的過激行為是對新自由主義結構調整的表現形式。因而，中國市場經濟是一種新型的資本主義——「是從計劃經濟到資本主義經濟的相對成功的轉型」。中國實施的經濟計劃和社會調控僅僅是為了跳出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周期率和避免資本市場危機殃及本國經濟，所以即使存在巨大的社會矛盾，人們也沒有質疑過這種發展邏輯。

　　與此同時，周海光的觀點也引發了不少批評。在《關於〈中國通往國家資本主義之路〉一文》中，彼得斯從中國實際出發，分析了周文中的漏洞，指出中國並沒有踏上國家資本主義道路。彼得斯說，在如何看待「國家資本主義」這一概念、中國國家的特殊性和中國政策調整之間的辯證關係等問題上，周海光的論述出現了漏洞，他不僅將中國市場經濟中的資本等同於國家資本主義和資本主義社會秩序，還忽視了中國仍然繼續建設社會主義的事實。周海光也沒有深究，為什麼中國轉向改革開放？為什麼做出有利於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決定？為什麼在蘇東「現實社會主義」崩潰後中國能夠實現社會生產力的迅速發展？而只有正確回答這些問題，才能夠對中國發展道路有正確的認識。實際上，正如列寧所說：「一切民族都將走向社會主義，這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一切民族的走法卻不會完全一樣，在民主的這種或那種形式上，在無產階級專政的這種或那種形態上，在社會生活各方面的社會主義改造的速度上，每個民族都會有自己的特點。」[7]（P777）

　　（三）德國馬克思主義的研究現狀的確存在著不少問題；同時，德國學者關於中國發展道路的研究，給我們以深刻啟示，留下了許多需要進一步思考的問題。

　　就前者而言，主要問題在於：與馬克思主義相關的學術活動非常熱鬧，但缺乏統一的穩定的群眾基礎，在「熱鬧」的背後顯露出急躁情緒與焦慮心態；文獻學研究逐漸成為馬克思學研究熱點，但幾乎陷入「有閱讀、有研究、無信仰」的危險境地；過分注重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倫理學、美學等維度，馬克思主義哲學維度有所淡化；過分關注社會現實問題，理論深度有所弱化；研究視野過於寬泛，馬克思主義研究與左翼思潮研究邊界不明；研究隊伍嫌老化，後繼人才急需補充；被主流社會邊緣化，經濟狀況不佳，社會政治地位堪憂。

　　就後者而言，引發我們進一步思考的問題在於：（1）「中國發展道路」與「歐美髮展道路」、「蘇東發展道路」相比，有什麼獨特性？到底有沒有離開「工業文明發展模式」的「中國模式」？如果沒有，為什麼？如果有，是什麼？（2）如果撇開「制度」、「體制」不談，僅從「運行機制」來說，「社會主義市場體制」與「市場社會主義」有什麼異同？我們如何回答西方左翼學者對「社會主義市場體制」就是「市場社會主義」，甚至就是「新自由主義」的批評？（3）中國發展如何能夠既享受現代科技帶來的工業文明成果，又能夠避免現代化帶來的消極效應？科技文明的消極後果是科技本身固有的，還是在不同社會制度下會有不同的效應？

　　所有這些，都是我們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中，必須回答的問題。要想回答這些問題，需要我們對馬克思主義理論進行深入研究，對世界人類文明進行深刻反思，對當今中國社會現實進行切實考察。只有這樣，才能對「中國發展道路」問題做出既有理論廣度、又有思想深度、並有現實依據的回答。

參考文獻：

　[1]Joerg Goldberg.Die Finanzmarktkrise und das neoliberale Akkumulationsmodell,in:Zeitschrift Marxistische Erneuerung,Nr.76,Dezember2008.

　[2]Hyekyung Cho.China Weg zum Staatskapitalismus,in:Zeitschrift Marxistische Erneuerung,Nr.67,September2006.

　[3]Helumt Peters.Ein anregender Beitrag zur Sozialismus-Debatte in der VR China,in:Zeitschrift Marxistische Erneuerung,Nr.65,Marz2006.

[4]Helmut Peters.Volksrepublik China:30Jahre Reform-und offnungspolitik[J].Marxistische Blatter,2008,(4).

[5]Manfred Szameitat.Erfolgreich,aber nicht sozialistisch[J].Marxistische Blatter,2008,(4).

[6]Theodor Bergmann.Die sozialistische Entwicklungsstrategie der VR China[J].Marxistische Blatter,2008,(4).

[7]列寧選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作者單位：王鳳才.復旦大學哲學學院；楊曉慧.山東華僑會館）

（來源：《中國浦東幹部學院學報》2012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