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的流行，還不是多虧了美國智庫會造詞

06-17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楊光斌

中國人民大學比較政治研究所所長

智庫分為不同的層次，比如思想庫、對策庫、信息庫等，但能夠堪稱思想庫的只有由學者組成的大學智庫。智庫固然要提供信息、提出對策，但最重要的應該側重在關乎國家走向的作為「立國之本」的話語權的建構上。

話語權實際上就是意識形態權力，就是文化權力，與政治權力、軍事權力、經濟權力共同構成國家權力。從根本上說，話語權是其他三種權力之「魂」，意識形態是立國價值。

無論是經濟權力還是軍事權力，如果沒有經濟思想、缺乏作戰士氣，那麼即使看似很強大的經濟權力和軍事權力，實際上非常軟弱、不堪一擊。

上世紀90年代，蘇聯轟然倒塌，它的經濟實力和軍事實力都很強大，但缺少意識形態方面的權力。從中國的國家權力構成看，話語權建設非常急迫，因為在這幾種權力中，中國的經濟權力、軍事權力和政治權力都很強大，但話語權卻是「短腿」，掣肘著國家權力，比如在國際上的「挨罵」現象。

黨的十八大以來，建設中國特色新型智庫如火如荼。在某種意義上，建設智庫需要學習西方國家的經驗。筆者認為，西方國家影響最大的智庫，不是中國人常說的蘭德公司、布魯金斯學會等等，而是大學教授們構成的或鬆散或組織化的學術共同體，他們實際上在發揮著思想庫的作用，通過話語權建構而引領著國家的發展方向。

一方面，他們對自己國家的引領起到了積極的政治捍衛作用；另一方面，這種話語權變成了「普世價值」或世界標準，其他國家要按照這個話語權來判斷自己的對與錯、好與壞，結果使很多國家走上了不歸路。在中國，很多事情事實上做對了，但按照所謂的「普世價值」標準卻被詮釋成錯誤的。對於一個大國而言，危險莫過於此。

比如，在經濟學上，哈耶克和弗里德曼等人的新自由主義思想，在過去30年大行其道，很多國家深受其害，特別是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中表現得更為明顯。

在政治學上，美國有個鬆散的學術共同體，叫做比較政治研究委員會，他們從上世紀50—70年代，主導了現代化研究。現代化本身沒有錯，但是他們主導的現代化研究，實際上就是「美國化」的代名詞。比如，利益表達上的利益集團競爭和政黨之間的競爭等，都被他們當做評判現代化的標準。實踐表明，這些所謂的現代化標準放到了發展中國家，全都變成了政治災難，黨爭政治撕裂了一個又一個國家。

到了上世紀80年代，美國的政治思想上又出現了民主化研究，其力倡者當屬威爾遜國際學術中心。不同於蘭德公司這樣的研究機構，該中心的研究力量主要來自美國各個大學裡的教授，流動性很強，其理論水平必然高於各大智庫。

在上世紀80年代，他們又製造了一個概念——轉型學，即民主轉型。他們提倡，所有的非西方國家都要轉向美國式民主，進而就是中國人熟悉的福山的「歷史終結論」。由此，我們不難發現美國大學智庫的引領作用，對美國的話語權構建、軟實力塑造發揮著重要作用。

對中國而言，過去幾十年，新自由主義來勢洶洶，但我們成功地抵擋住了新自由主義的浪潮。一方面，我們在改革開放中吸收了市場化、產權保護等有益的內容；另一方面，如果沒有中國堅持自己的國家自主性，很難想像中國能否經受得住新自由主義的衝擊。

在政治上的話語權方面，自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的政治學在一定程度上受到美國影響，無論是從現代化研究範式還是民主化研究範式，其實都是以美國化為取向。換句話說，無論是二者中的哪一種，都是在「求變」。客觀地來說，「變」是正常的，但是往何處變？這些研究範式都是指向美國。因此，對於社會主義中國來說，當務之急就是必須擁有自己的話語權。

我認為，經濟學上話語權的發力點，是我們已經自覺地提出了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如何建立這個學科？首先應在企業性質的研究上下功夫。對於西方經濟學而言，企業的性質只是經濟性質，尋求利潤最大化。但是，如果真是這樣，為什麼華為公司和其他國有企業不能進軍美國市場？這說明企業有政治性質。我認為這是中國經濟學的突破點。

另外，企業不是在真空中運行，企業上面有政府或者國家，這種關係叫政治經濟學；企業下面是社會結構，這種關係事實上是經濟社會學。這些是「「新結構主義經濟學」必須面對的領域。

政府是否有能力保護企業的產權並有力地推行產業政策，對於國家發展至關重要，越是後發的國家，國家在經濟發展中的作用越重要。社會結構是否平等，對於發展市場經濟至關重要。

縱觀經濟史，可以發現，早發的資本主義國家，比如英國和美國，社會結構都相對平等，而中歐、東歐、俄國等，都是等級化鮮明的社會結構，這些國家的市場經濟相對滯後。對於中國而言，歷經革命尤其是土地改革，社會結構變得很平等，這有利於發展市場經濟。相反，在印度等很多發展中國家，民族獨立沒有解決傳統的社會結構問題，市場經濟的發展受到了制約。

中國政治學上話語權的出路則在於尋求新的研究範式。過去30多年，很多人一直在按照西方的政治學理論研究中國並企求改造中國，一直在「求變」，但變革到哪去了，方向其實不言而喻。比較政治研究發現，很多國家轉型為美國式民主了，結果不是很悲慘嗎？美國政治制度的核心是黨爭民主。

二戰後的150個左右的新興國家，因「求變」走向黨爭民主，但居然沒有一個發展中國家因為實現了自由主義民主即黨爭民主而躋身發達國家之列。

另一個數據是，在世界上12個人口過億的國家中，除3個早發的工業化國家外，其餘9個發展中國家（包括中國、印度、孟加拉、巴基斯坦、印尼、菲律賓、奈及利亞、墨西哥、巴西），只有中國實行了民主集中制，剩下的8個國家都實行了自由民主，但治理績效的巨大差異一目了然。

時代走到今天，中國政治學研究的重點現在應當「求治」。治理已經是世界政治的關鍵詞，中國適時地提出了「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現代化」。我們發展「求治」的政治學，有著豐富的資源。

從歷史文化上，中國有著最早也最成熟的治國理政思想，民本思想和任賢與能，是其他文明所沒有的至今依然管用的大治之道；從政治實踐的資源上看，中國之所以有今天的成就，肯定有自己的治理模式，而且已經是很多發展中國家渴望借鑒或直接模仿的模式，我們的實踐為發展中國家提供了樣板。

通過以上分析，我們可以發現，美國大學智庫主要發揮的是構建話語權的作用，而中國的話語權則是目前嚴重的短板，這一任務責無旁貸地落到了中國大學智庫的肩上。要做真正的思想庫，必須反思、批判既有的話語權，從歷史邏輯和現實實踐邏輯中發掘理論的增長點，那些不符合歷史邏輯的理論必須被拋去，那些有違實踐邏輯的理論必須被修正和發展。本著學科意識，找出真議題，建構我們的話語權，中國特色新型智庫建設方能行穩致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