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典文學理論批評專著選輯:說詩晬語箋注

《說詩晬語箋注》編輯推薦：《說詩晬語》是清代著名詩人沈德潛的詩學論著。沈德潛論詩主格調，提倡溫柔敦厚，鼓吹儒家傳統「詩教」。此種思想在清代中期詩壇影響很大，不僅自成一派——格調派，還受到乾隆皇帝的賞識。這使得沈氏儼然為眾目所向的文壇宗主。王宏林先生的《說詩晬語箋注》不僅對《說詩晬語》的版本做了十分細緻的整理校勘，還對沈德潛的詩學思想做了深入地梳理，清晰地揭示了沈氏詩學思想的源流脈絡。以此，《說詩晬語箋注》是一部具有很高參考價值學術著作。內容提要《說詩晬語箋注》是清代著名詩人兼學者沈德潛的一部代表性著作，在中國文學批評史上有重要價值。我社曾出過一部標點本，但質量不算太高，且無注釋。《說詩晬語箋注》有校有注，能彌補我社過去版本的不足，可以替換原來的本子。目錄前言例言原序卷上卷下徵引文獻附錄後記作者介紹作者：（清代）沈德潛校註：王宏林沈德潛（1673-1769），字確士，號歸愚，長洲（今江蘇蘇州）人，清代著名詩人。乾隆元年（1736）薦舉博學鴻詞科，乾隆四年（1739）成進士，曾任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所著有《沈歸愚詩文全集》。又選有《古詩源》、《唐詩別裁》、《明詩別裁》、《清詩別裁》等，流傳很廣。《說詩晬語》是沈德潛的論詩著作，其詩學主格調，提倡溫柔敦厚之詩教，是清代乾隆時期很有影響力的一派。王宏林，畢業於北京大學，師從張劍、盧永璘等教授，現為河南大學文學院副教授、碩士研究生導師。主要從事中國文學史和中國文學批評史的教學科研工作，對中華傳統文化和軍事文學有濃厚的興趣，並長期致力於傳統文化的普及工作。著有《中國歷代分體文論選》（合著）、《中國文學批評史》（合著）、《沈德潛詩學思想研究》、《中國古代德治思想與文士文學》、《〈水滸後傳〉賞析》、《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知識輯萃》等。序言例言一、本書以乾隆十八年（一七五三）教忠堂刻《沈歸愚全集》本為底本，與嘉慶三年（一七九七）單刊本（簡稱嘉慶本）、道光十五年（一八三五）刊青照堂叢書本（簡稱青照堂本）、光緒九年（一八八三）刊嘯園叢書本（簡稱嘯園本）、玉雞苗館叢書本（簡稱玉雞苗館本）、民國五年（一九一六）年上海文明書局刊《清詩話》本（簡稱民國五年清詩話本）、民國九年（一九二〇）四部備要本（簡稱備要本）和上海古籍一九七八年版《清詩話》本（簡稱一九七八年清詩話本）互校，凡有異文，均作校語。其中異體字、通假字徑直改正，不再出校。二、本書標點，參考人民文學出版社一九七九年版霍松林先生校注本。三、注釋為重要論詩術語、人名之解釋及詩句、典故之出處，為使讀者參看方便，節省翻檢之勞，徵引稍詳。四、箋語重在說明《說詩晬語》理論之淵源。首列沈氏文集、詩選相關論述，次列前人或時人相關論述。箋中所引沈氏著作，均不具名。五、案語為《說詩晬語》相關條目理論內涵的分析，側重於補充說明、評定得失及綜述相關研究。因學力所限，淺陋謬誤誠不可免，希望能引起對相關問題的深入研究。六、文中徵引文獻如有卷數與頁碼，均明確標出，以便複核。前言一、沈德潛生平沈德潛（一六七三—一七六九），字確士，號歸愚，江南長洲（今江蘇蘇州）人。乾隆乙未（一七三九）進士，官至內閣學士、禮部侍郎。乾隆第二次南巡時（一七五七）賜禮部尚書，卒謚文愨。沈德潛早年困於科場，六十七歲方舉進士，入仕後並無顯著政績，然詩頗為乾隆看重。沈德潛在《唐詩別裁集》、《古詩源》、《明詩別裁集》、《清詩別裁集》和《宋金三家詩選》中對歷代詩人在詩歌史上的地位、各種詩體的典範作品以及詩歌的創作鑒賞發表了許多精彩的意見，作於雍正九年（一七三一）的《說詩晬語》以詩話方式對早年詩學主張進行系統歸納，代表了清代格調派的詩學主張，頗為後世所重。（一）少年讀書（一六七三—一六九四）沈德潛出生在江蘇一個普通的讀書人之家。祖上沒有顯赫的功名，祖父沈欽圻（？—一六八〇）字得輿，號種花農。明諸生，擅詩。沈德潛《先祖行狀》云：「生平詩不一格，初喜模劉隨州，中年感時傷亂，師杜少陵，後出入於樂天、劍南。」（《歸愚文鈔》卷二十）沈欽圻入清不仕，《行狀》載其臨終語曰：「我家德薄，富貴功名不汝望，惟鄉里稱善人，願足矣。」體現出江南士人普遍不與清廷合作的心態。父沈鍾彥（一六五四—一七一九）字美初，遵從父命，以布衣終生。可知沈欽圻和沈鍾彥皆為儒家傳統士人，沈德潛生活在這種濃鬰的儒家文化氛圍之中，對其論詩是有一定影響的。沈欽圻去世之後，政治形勢漸趨穩定，清政府一改此前的文化高壓政策，大力推崇文教。康熙十八年（一六七九）舉行博學鴻詞試並編訂《明史》，陳維崧、朱彝尊等相繼出仕，黃宗羲也委派門生萬斯同、子黃百家進京參與《明史》編纂，清政權漸被士人接納。在這種時風下，沈鍾彥先後延請施燦和蔣濟選教授沈德潛時文。康熙三十三年（一六九四），二十二歲的沈德潛被錄為長洲博士弟子。沈德潛幼年即表現出一定的作詩天賦，《自撰年譜》云：「五歲，初識字，先祖教以平上去入之聲及一切諧聲、會意、轉注，略能領悟。」「六歲，初讀書，先祖問以平上去入及某平聲下有入，某平聲下無入，一一應對。又問：『何以無入？』曰：『去聲下不能有聲也。』先祖曰：『是兒他日可成詩人。』」不過，在時人觀念中，作詩有礙科舉，故沈德潛師長對賦詩並不鼓勵，《自定義年譜》記載道：「年十八，時文、八家間讀，曾詠絕句四章。師（施燦）止之曰：『勿荒正業，俟時藝工以博風雅之趣可也。』」直至取得秀才，方繼續為詩。（二）困於科場（一六九五—一七三八）取得秀才之後，沈德潛以坐館為生，並積极參与當地詩壇活動。康熙三十七年（一六九八）四月，在詩友張維岳的帶領下拜葉燮為師。康熙四十年（一七〇一），沈德潛到尤鳴佩家坐館，為尤鳴佩堂兄尤珍所欣賞。尤珍（一七—一七二一），字謹庸，號滄湄。尤侗之子，與王士禛關係尤善，以詩名於時。沈德潛《自定義年譜》云：「年三十，滄湄先生每以索和，見予《吳江道中》詩有『湖寬雲作岸，邑小市侵橋』句曰：『何減劉文房？』見《和亦園書興》詩有『半壁夕陽山雨歇，一池新漲水禽來』句曰：『何減許丁卯？』」其《王新城尚書寄書尤滄湄宮贊，書中垂問鄙人，云：「橫山門下尚有詩人。」不勝今昔之感，末並述去官之由，雲與橫山同受某公中傷，此新城病中口授語也。感賦四章，末章兼誌哀挽》也表明尤珍曾把沈德潛的詩作寄給了王士禛，王士禛回憶了與葉燮的交往，並對沈德潛稱讚有加。這些前輩詩人對沈德潛的褒獎，無疑給年輕的詩人帶來莫大的鼓勵。沈德潛康熙五十四年（一七一五）應方還之聘來到方家坐館。《清史稿·文苑傳》云：「殿元，字蒙章。康熙三年進士。歷知剡城、江寧等縣。置祭田以贍兄弟，而自攜長子還、次子朝僑寓蘇州。父子皆有詩名。所稱『嶺南七子』，幷其二子數之也。殿元著《九穀集》；還，《靈州集》；朝，《勺園集》。」（卷四八四，頁一五二四）方殿元兩子皆好詩，有詩名。方還字蓂朔，方殿元長子。沈德潛《方蓂朔靈洲詩集序》云：「吾友方子蓂朔為九穀先生長子，九穀雄長南粵，所著《環書》自成一子。詩文集鴻麗渾厚，蒼然蔚然，故其教子，直令其不讀唐以後書。蓂朔少歲耳目擩染，每在《選》、《騷》，一切西昆、西江、劍南、石湖、四靈諸體，詩人所奉為鴻寶者，從未游目。」（《歸愚文鈔》卷十三）方朝字東華，一字寄亭，晚號芬靈野人，方殿元次子。沈德潛《方東華勺湖集序》云：「詩自《風》、《騷》後，漢、魏至盛唐時吟誦，元和以後亦不與。故所成詩文，無一切纖佻柔靡之習，而於詩學尤深。」（《歸愚文鈔余集》卷一）在方家坐館對沈德潛宗唐思想的形成有決定性的影響，當時吳中宗宋之風頗為濃厚，方家崇漢、魏、盛唐，沈德潛在這裡遇到了難得的知音。《唐詩別裁集》正是在這個背景下編撰的，這是沈德潛系列詩歌選本的第一部，奠定了沈氏詩學的基調。《唐詩別裁集》於康熙五十六年（一七一七）完成之後，沈德潛即編選《古詩源》，對唐前詩歌精心選評，康熙五十八年（一七一九）完成。通過這兩個選本，沈德潛建立了推尊漢、魏、盛唐，重歸七子格調立場的論詩體系。康熙五十九年（一七二〇），沈德潛與方還、方朝、張畹、張釴、尤依、毛櫥杞、洪鈞、沈用濟、周准等結北郭詩社。北郭詩社存在約兩年。在此之前，沈德潛與這些詩友們即常在方家論詩。從詩學宗旨來看，詩社諸人均有明顯的宗唐傾向，並有意區別於當時吳中的宗宋之風。雍正三年（一七二五），沈德潛開始選編《明詩別裁集》。在序中，沈德潛認為陳子龍等人所編《皇明詩選》對嘉靖以下之詩選擇不當；錢謙益《列朝詩集》抨擊七子、雲間，獨標孟陽，存在門戶之見；朱彝尊《明詩綜》雖無門戶之見，但雜出錯陳，不利於學詩辨明源流正變。從選詩意圖而言，沈德潛認為明代二百七十餘年中，詩歌發展有升降盛衰之別，故立足於宗旨、格調和神韻對明詩的發展進行梳理。這種選詩觀念與《唐詩別裁集》、《古詩源》是一致的。編選《明詩別裁集》期間，沈德潛在雍正九年（一七三一）正月至三月完成了《說詩晬語》。之所以能在短期內成書，乃是此書只是把《古詩源》、《唐詩別裁集》和《明詩別裁集》相關論述加以整理歸納並略微增刪而成，是沈德潛對早期詩學思想的系統概括。此期沈德潛飽受科場之困。沈氏一生歷經十六次鄉試失利，痛苦、無奈甚至絕望是不難想像的。其《行路難》云：「客歌長歌聲亦長，客歌短歌聲亦短。成名須當少年時，毋令秋霜鏡中滿。昔為明堂詩，亦擬長楊賦。賦剪秋空雲，詩浥金莖露。巧手織成錦繡段，三年空掛珊瑚樹。出門偶逢鄉里兒，金多位高志氣舒。歸家便欲焚筆硯，還聞武帝慕相如。詞賦爛漫復何益，致君更有萬言書。可憐不逢楊得意，白首下帷空躊躇。」（《竹嘯軒詩鈔》卷二）慨嘆自己不被君主所賞。隨著一次又一次鄉試的失利，沈德潛也由自信、悲傷變得失望、無奈，甚至不乏退隱之意。《六十初度》云：「昔我五十時，身留卞山村。與客日賦詩，取樂無昏晨。今年屆六十，高枕靈岩雲。中間歲月駛，恍似波流奔。往時覉旅客，半已為陳人。而我幸好在，須髪俱如銀。景短念自長，道蘊蘄探真。自傷衰朽質，官骸漸眵昏。世味雖已踈，理趣仍難親。還思假我年，勿使終無聞。」（《歸愚詩鈔》卷六）壯年兼濟天下之豪情已經蕩然無存。儘管困於科場，但沈德潛詩名漸著，與達官顯宦的交流漸漸增加。康熙五十七年（一七一八），沈德潛到魏荔彤家坐館。魏荔彤，字念庭，直隸柏鄉人。魏裔介之子，魏裔介曾任吏部尚書，保和殿大學士，進太子太傅。魏荔彤此時在江南任觀察史。兩人情誼非同尋常，《歸愚詩鈔》有《簡魏念庭憲副》、《寄魏念庭憲副》、《過柏鄉魏氏懷念庭觀察》等詩，直到晚年沈德潛還憶起兩人的友誼。雍正二年（一七二四），沈德潛到蘇州知府溫而遜家坐館。此年，浙江巡撫李馥去職寓吳，特向沈德潛索要詩稿。雍正九年（一七三一）三月，浙江總督李衛聘沈德潛參與修訂《浙江通志》，參與者如沈翼機、傅玉露、陸奎勛等均為歸里顯宦，惟沈德潛以諸生身份參與此事。雍正十二年（一七三四），長洲縣令沈光曾薦沈德潛參加博學鴻詞。可知沈德潛在吳中聲譽日著，詩學影響力漸增。（三）京師為官（一七三八—一七四九）乾隆三年（一七三八）沈德潛中舉，仕途的陰霾好像完全滌去。不但進士考試異常順利，還被選入庶常館。乾隆七年（一七四二）散館，沈德潛被授予編修，乾隆帝看到這位鬚眉皓白的老人，才知道他就是江南老名士，命和《消夏十詠》，此後對其特加優待。乾隆八年（一七四三）三月，晉左春坊左中允，五月，晉翰林院侍讀，六月，晉左庶子掌坊，九月，晉侍講學士，十二月，授日講起居注官。乾隆九年（一七四四）六月，晉詹事府少詹事，並任湖北正主考。乾隆十年（一七四五）月，晉詹事府詹事。乾隆十一年（一七四六）三月，授內閣學士。乾隆十二年（一七四七）六月，命入上書房輔導諸皇子，授禮部侍郎。乾隆十三年（一七四八），沈德潛患病，次年歸里。京師十年，是沈德潛人生的一個轉折點，之前他不過是江南一位名士，而今一躍而為乾隆帝的文學侍從。乾隆號稱十全老人，對自己的文治武功十分自負，尤喜與臣子倡和。此期沈德潛創作了大量應和詩，多講究用典，字字求工，用韻謹嚴，說教意味十足。後來袁枚譏諷沈德潛有「襃衣大袑」氣象，用來指這時期的創作可謂恰當。不過，沈德潛詩學思想並無明顯變化，反而由於此時的地位，使他的文學思想披上了官方的外衣，進而影響整個文壇。乾隆十一年（一七四六），沈德潛回鄉葬親，乾隆以詩餞別：「我愛德潛德，淳風挹古初。從來稱晚達，差未負耽書。方藉通元筆，胡懸韋孟車。其如感風木，暫許返林閩。南國欣歸陸，東門漫擬疏。江鄉春興懶，能不憶金除？」（《沈德潛給假葬親詩以餞之》，《清詩紀事》乾隆朝卷，頁一一五四）乾隆十四年（一七四九），沈德潛因病辭職歸里，在離京之前，乾隆將自己的十四冊詩集讓他修改潤色，云：「朕與德潛以詩始，亦以詩終。」並賜詩曰：「清時舊寒士，吳下老詩翁。向每誦新句，猶然見古風。行歌非杜誤，晚達勝郊窮。三載春卿署，扁舟故國鴻。還朝嘉爾信，毓德啟兒蒙。辭老思蒓碧，遺榮解組紅。豈能頻強起，且以風謙沖。近稿經商榷，相知見始終。」（《侍郎沈德潛以能詩受知，因命編校御極以來詩集，既竣事，念其年將八秩，許之歸老吳中，賦此以賜》，《清詩紀事》乾隆朝卷，頁一一五五）乾隆所為，恐怕只是政治家常用的策略，借褒獎沈德潛來提倡崇儒學古的文化氛圍，但客觀上極大地提高了沈德潛詩壇的影響力。（四）歸里賦閑（一七四九—一七六九）歸里之後，沈德潛仍與乾隆保持著密切聯繫。十六年（一七五一）、二十二年（一七五七）、二十七年（一七六二）、三十年（一七六五）乾隆四次南巡，十六年（一七五二）、二十六年（一七六一）沈德潛兩次入京祝皇太后壽，乾隆都接見沈德潛，仍舊讓沈德潛校閱御制詩集，且為沈德潛的詩集做序，譽為「遠陶鑄乎李、杜，而近伯仲乎高、王」，使沈德潛在詩壇的影響力繼續擴大。歸里時期，有兩件事頗引人注意：一是應江蘇巡撫王師之邀，沈德潛於乾隆十六年（一七五一）出任紫陽書院院長，直至去世。沈德潛之前院長為王峻，之後有錢大昕。沈德潛執掌書院之時，干嘉學派的許多大師如王鳴盛、戴震、王昶、錢大昕都曾入院學習，從這裡踏上仕途，他們後來的顯赫地位也壯大了沈德潛為首的格調派的聲勢。二是與袁枚的交往。和沈德潛相似，袁枚幼年家境貧困，亦喜為詩。乾隆元年兩人被薦舉參加博學鴻詞，一同落榜，又同時於乾隆四年（一七三九）考中進士，同入庶常館。但散館之後，袁枚外放為官，沈德潛留館，在京任職。乾隆十四年（一七四九），沈德潛因病歸里，袁枚也辭官居於隨園。由於有同年之誼，又均以詩聞名，故交往比較頻繁。《小倉山房詩集》共有十首詩專為沈德潛而作，《沈歸愚全集》中也有六首與袁枚的應和詩。袁枚以李白、賀知章、張昭喻沈德潛，「詩律長城在，群兒莫詆呵」，對沈德潛頗為推崇。從私交來看，李果、許廷鑅、薛雪、汪俊等人都是兩人共同的詩友。總之，兩人相互推許，私交顯得頗為密切。沈德潛歸里之後的詩學活動主要是編選《國朝詩別裁集》、《宋金三家詩選》，修訂《唐詩別裁集》。《國朝詩別裁集》保留了清代前期許多不太著名的詩人的作品，特別是和沈德潛早年相識之人，這是研究沈德潛和清代前期詩壇的重要數據。時值文字獄頻發的乾隆中期，此選卻以錢謙益冠首及入選錢名世，頗犯時忌，不過乾隆只是令加以改正，並未深究。《宋金三家詩選》是沈德潛最後一部詩歌選本，入選蘇軾、陸遊和元好問。沈德潛於乾隆三十四年（一七六九）九月驟然去世，蘇軾作品未及評點。此選並未改變沈德潛一貫的宗唐貶宋的詩學主張，而是為了迎合《御選唐宋詩醇》等官方選本，站在儒家詩教立場，對三家詩有所接受。沈德潛在乾隆二十八年（一七六三）對《唐詩別裁集》進行了增訂，對儒家詩教傳統大為強調，並對中晚唐詩人有所接納，這兩點也正是明清格調派的主要區別所在。綜觀沈德潛的一生，其經歷頗有傳奇性。一是享年九十七歲，極為長壽；二是參加歲試、科試幾十次，鄉試十七次，應博學鴻詞兩次，其仕途可謂艱難。但是，他又在中進士之後短短几年官居二品，仕途通達，並從政治上確立了詩壇盟主的地位；三是與皇帝關係密切。乾隆自稱與沈德潛以詩始以詩終，並為沈德潛文集作序，譽之為高啟、王士禛，確立了沈德潛在詩壇的盟主地位；四是沈德潛去世不久被撲碑奪去謚號。其經歷在中國古代詩人中是相當獨特的。二、沈德潛詩學思想沈德潛詩學呈現出鮮明的儒家色彩，且貫穿其詩學思想發展的始終。儒家詩論首重詩歌的政治教化作用，沈德潛論詩，一直堅持宗旨、格調和神韻的綜合。其《唐詩別裁集序》曰：「既審其宗旨，復觀其體裁，徐諷其音節，未嘗立異，不求苟同，大約去淫濫以歸雅正，於古人所云微而婉、和而庄者，庶幾一合焉。此微意所存也。」這種作法與七子派大不相同。陳子龍《皇明詩選序》談及選詩標準時道：「攬其色矣，必準繩以觀其體；符其格矣，必吟誦以求其音；協其調矣，必淵思以研其旨。大較去淫濫而歸雅正，以合於古者九德六詩之旨。」主要從體、音、旨三個方面來選詩，最先考察的是體裁和音節，之後為審查宗旨，這正是七子派格調論詩最鮮明的特徵。沈德潛則是先審宗旨、繼論規格、最後以神韻衡量詩作。所謂「審宗旨」，即是以儒家傳統作為衡量作品的首要標準。從早期的《唐詩別裁集》、《古詩源》到晚年所編《清詩別裁集》、《宋金三家詩選》，其對作品的選擇和典範的推崇無不貫穿著「詩教」標準，具體表現為以下兩個方面：首先是強調詩歌反映現實。重視詩歌的現實內容是我國詩學的悠久傳統，傳統詩論認為詩歌與社會政治是相當吻合的，詩可以觀社會之盛衰。故後世基於儒家傳統論詩，均重「詩可以觀」的現實主義傳統。從沈德潛詩歌選本對作品的選評來看，沈德潛所推崇的歷代典範不是格調是否繼承漢魏盛唐的傳統，而是用「實事」、「實錄」這樣的贊語，從內容的角度稱讚這些作品真實地反映了社會現實。沈德潛非常推重曹操，有意把他和曹植進行區別，多次以「漢末實錄」、「以樂府寫時事」評價其詩作，正是由於曹操更好地繼承了漢樂府「感於哀樂，緣事而發」的現實主義精神。至於其對六朝民間樂府的選擇、對杜甫、陸遊、元好問、明七子四大家、清初詩人的選評，均側重於分析作品對個人遭遇、政治弊端和民生疾苦的反映，儒家詩教標準是貫穿始終的。其次是重視情感的雅化。長期以來詩學界多把「詩言志」和「詩緣情」看做兩種對立的文學觀。但從早期一些材料來看，情、志內涵頗有共通之處。從後世詩學的論爭來看，各家對詩的本質特點爭論的焦點不在真偽，而是雅俗。袁枚云：「詩寫性情，唯吾所適。」（《隨園詩話》卷一，頁三）又云：「凡古人已亡之作，後人補之，卒不能佳：由無性情故也。束皙補《由庚》，元次山補《咸英》、《九淵》，皮日休補《九夏》，裴光庭補《新宮》、《茅鴟》：其詞雖在，後人讀之者寡矣。」（《隨園詩話》卷二，頁三五）認為好詩的標準在於真假而不關雅俗。沈德潛論詩同樣主張表達性情的真實，但又指出情感的內涵必須起到積極的現實作用，與詩教相合，即「真」與「雅」的統一。故清代論詩，性靈派常指責格調派虛假，格調派則譏諷性靈派俚俗。在評選歷代典範時，沈德潛尤重闡發詩篇所蘊含的崇高之情，對那些「溫柔鄉語」的個人私情是極力排斥的。應該說，就詩歌內容而言，沈德潛排斥那些有違儒家詩教的個人私情，提倡情感要沉澱、凈化，這是清代中期以沈德潛為代表的格調派和以袁枚為代表的性靈派詩學理論的根本差異所在。沈德潛遵從儒家詩教並不意味著對藝術特徵的忽略，也並未像乾隆所言：「詩者何，忠孝而已耳。離忠孝而言詩，吾不知其為詩也。」（《御制沈德潛選國朝詩別裁集序》）徒然視詩歌為政治統治的工具。沈德潛選評詩歌能夠兼顧詩歌的思想內容和藝術審美特徵，這正是其詩選流傳深遠的重要原因。與強調詩歌的政教作用相聯繫，沈德潛在詩歌的表現方式上主張溫柔敦厚與比興手法。「比興」是中國古代含義頗為複雜的一個詩學範疇，鄭玄在《周禮·大師注》中認為：「比，見今之失，不敢斥言，取比類以言之；興，見今之美，嫌於媚諛，取善事以喻勸之。」（《周禮註疏》卷二十三，頁七九六）將感情傾向和比興聯繫起來。但從漢人具體的解《詩》語境中，可以發現漢人所謂的興，實為比喻或譬喻。如《毛傳》釋《關雎》首二句曰：「興也。關關，和聲也；雎鳩，王雎也。鳥摯而有別……后妃說樂君子之德，無不和諧，又不淫其色，慎固幽深，若關雎之有別焉，然後可以風化天下。」（《毛詩正義》卷一之一，頁二七三）鄭玄箋更明確地指出：「興是譬諭之名。意有不盡，故題曰興。他皆仿此。」（《毛詩正義》卷一之一，頁二七三）鍾嶸之後，詩壇論比興開始重視其藝術審美效果。其《詩品序》曰：「文已盡而意有餘，興也；因物喻志，比也。」（《詩品集注》，頁三九）明代李東陽則明確論述了比興與審美效果的關係，其《懷麓堂詩話》曰：「所謂比與興者，皆托物寓情而為之者也。蓋正言直述，則易於窮盡，而難於感發。惟有所寓托，形容摹寫，反覆諷詠，以俟人之自得，言有盡而意無窮，則神爽飛動，手舞足蹈而不自覺。此詩之所以貴情思而輕事實也。」（《懷麓堂詩話校釋》，頁八〇）認為「正言直述」的表達「難於感發」讀者，故詩人需用比興手法。沈德潛繼承葉燮詩論，指出詩歌內容不外乎敘事、說理和抒情三個方面，但表達方式卻貴在「托物連類」、「借物引懷」，顯然沈氏所言比興也側重韻味深長、含蓄不盡的審美效果。應該說，沈德潛對儒家傳統詩論的尊崇是極為全面的，既重詩歌的政教作用，又反覆重申「溫柔敦厚」詩教傳統和《詩經》常用的比興手法。雖然沈德潛一再明示「恐失溫柔敦厚之旨」（《清詩別裁集·凡例》）但在具體的論述中，他對一些無關政教的詩作也加以推崇，可知其論詩比較寬泛，並不把儒家詩論視為惟一標準。沈德潛常被視為格調派的代表，格調論的基本特徵是重視對體制的分析，通過考察前代創作來總結各種詩體的體制規範和審美特徵，尋求具有「本色」之美的「第一義」作品，為後學指明師法對象和悟入途徑。「格調」作為一個範疇，其基本含義指詩歌的藝術風貌，接近於「風格」的內涵。就常人的閱讀經驗而言，最先感受到的是淺層的格律聲調，之後體會深層的藝術風貌。正如胡應麟所言：「作詩大要不過二端：體格聲調，興象風神而已。體格聲調有則可循，興象風神無方可執。故作者但求體正格高，聲雄調鬯；積習之久，矜持盡化，形跡俱融，興象風神，自爾超邁。譬則鏡花水月，體格聲調，水與鏡也；興象風神，月與花也。必水澄鏡朗，然後花月宛然。」（《詩藪》內編卷五，頁一〇〇）在表達這一概念時，格調派詩論家往往用「體」這一範疇來表示，故明七子與沈德潛皆重視「辨體」。通過辨體，七子派把漢魏古詩和盛唐近體視為「第一義」，確立了古詩尊漢魏、近體宗盛唐的基本主張。這種詩論的長處是改變了唐宋以來以境象批評為重點的特點，開始以體式批評為核心，對揭示中國詩歌發展的歷程起到了積極作用。當然也存在一些缺陷，一旦過於注重體格聲調這些形式要素，其對詩人身世、時代精神等其他方面難免會有所忽略。沈德潛是通過《古詩源》、《唐詩別裁集》等選本對各期詩作詳加考辨，並在《說詩晬語》中對各種詩體的源流發展、代表詩人和體制特點進行系統論述。在論詩方法上，沈德潛與明七子基本一致，只是在「第一義」的認定上存在著明顯的不同。沈德潛所樹立的正宗典範於古體詩對六朝詩人多有接納，近體詩則吸收了相當多的中晚唐詩人，突破了明七子「古體宗漢魏、近體宗盛唐」的極端復古主張。由於其對近體詩的重視，在評價謝朓等南朝詩人時，對他們詩作所呈現的近體風格特點同樣寬容。此外，沈德潛對傳統高格的尊奉態度和藝術審美效果的論述也有自己的特色。就尊體而言，沈德潛心目中的正體比明七子更加寬泛。比如成熟於唐代的七律一體，大致有兩種風格：一是從初唐沈、宋到盛唐王、孟、高、岑等人所形成的氣格高華一派，內容側重贈別、游賞；二是杜甫為代表的沉鬱頓挫一派，側重懷古、詠史。在關於唐人七律壓卷之作的爭論中，何景明曾把沈佺期「盧家少婦鬱金堂」推為第一，明顯把前者視為正格。後七子則不然，獨推杜甫《登高》為七律第一，立場已經有所變化。沈德潛則對這兩種風格兼容並取。在各種詩體的論述中，沈德潛頗能得劉勰《文心雕龍》通變觀之真諦，既主張尊重各種詩體在長期發展中漸次形成的基本原則和方法，同時又強調在作品風貌氣質和藝術表現方面善於創新。在考察宗旨和格調之後，沈德潛也重視神韻的標準。神韻論詩，明代胡應麟《詩藪》和清代王士禛均大加提倡。沈德潛論詩注重神韻，乃是對王士禛詩學的繼承和發展，也是其論詩不同於明七子的最重要表現。神韻要求寫出事物的最本質特徵。「形」指人們直觀所看到事物的現象，「神」指事物本質特徵，凡是具有神韻的詩作一定是通過外形的描寫使人真切感受到所描寫的對象，做到「以形寫神」。在沈德潛看來，能否傳達出事物的「神」是詩歌成敗的關鍵。神韻還意味著審美效果的含蓄不盡。沈德潛在《唐詩別裁集序》中說王氏《唐賢三昧集》「蓋味在鹽酸外也」，正是重述神韻重在韻味深遠的特徵。總體來看，沈德潛的格調論與明七子有著密切的聯繫，他們都是在古體和近體詩兩大體系並驅而行的創作背景下，為學詩者所樹立的正宗和典範。正宗的確立需要考察各期創作，歸納整理各種詩體在發展流變過程中所形成的傳統審美特徵，這一過程正是詩歌史的建構。從當代人所書寫的文學史來看，其間吸收最多的仍是明清格調派論述，可見格調論對後世巨大而深遠的影響。不過沈德潛所代表的清代格調論和明七子格調論相比，至少有三個不同：首先，沈德潛主張格調時並不廢棄儒家詩學傳統，郭紹虞先生說：「昔人之述歸愚詩論者，或舉其溫柔敦厚，或稱其重在格調，實則僅得其一端，歸愚詩論，本是兼此二義的。」（《中國文學批評史》下卷，頁五〇八）由於儒家關注現實、注重政治功用的傳統，因此沈德潛格調論能夠避免七子派常見的膚闊之弊。其次，在正宗的確立上，明七子最推崇前世高格，他們所建構的價值體系是格以代降，體以日衰，因此第一義的正宗皆為最早之作，故復古意味十足。沈德潛由於受到清初至葉燮以來注重新變思想的影響，在正宗的確立上吸收了中晚唐之作，並指出宋代直至明清皆有符合正宗的典範作品，大大拓展了師法對象。再次，同為學古，明七子以神似古人作為最高追求，易導致復古有餘、創新不足。沈德潛是以「神韻」作為最終境界，倡導生動傳神和縹緲悠遠的審美效果，能夠部分彌補復古之弊。三、《說詩晬語》版本及其理論體系《說詩晬語》刻本甚伙，據蔣寅先生考察，有乾隆十六年（一七五一）刊《歸愚詩文鈔》附刊本、乾隆間刊本《南巡詩》第一冊、詩觸本、嘉慶三年（一七九七）刊本、日本文政十三年（一八三〇）江戶須原屋伊八刊本、道光六年（一八二六）皇都溫故堂刊本、道光十五年（一八三五）刊青照堂叢書三編（一卷）、光緒四年（一八七八）刊宏遠堂叢書本、國朝名人著述叢編本、光緒九年（一八八三）刊嘯園叢書本、談藝珠叢本、詩法萃編本、玉雞苗館叢書本、螢雪軒叢書本、三家詩話選本（一卷）、四部備要本、台灣弘道印書館詩話叢刊本、香港志豪印刷公司一九七八年版蘇文棹詮評本、人民文學出版社一九七九年版中國古典文學理論批評專著選輯本、台灣新文豐出版社公司叢書集成續編本（一卷）。（蔣寅《清詩話考》，頁三一四—三一五）此外，尚有乾隆十八年（一七五三）教忠堂刻《沈歸愚全集》本、民國五年（一九一六）年上海文明書局版《清詩話》本、民國十六年（一九二七）上海醫學書局版《清詩話》本（文明書局與醫學書局版完全相同）、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七八年版《清詩話》本等。以上版本中，就卷數而言，有二卷與一卷之別。《說詩晬語》早期刻本均為上下二卷，應是此書原貌。後世青照堂叢書本、三家詩話本和叢書集成本均為一卷，並不符合沈德潛本意。就文字而言，《沈歸愚全集》本校勘最精，除第五條「然無有」的「」字可能是「枵」的異體外，其他均無訛誤。後世版本均不同程度存在校勘不精的情況，尤以嘉慶刻本為甚。就條目而言，據《沈歸愚全集》本，此書上卷應為一百二十二條，下卷為九十六條，共二百一十八條。各條目的區分採用古籍常見的另起一行的方式，如果某條之後沒有空格，就在最後一字的左下加符號「∟」以示區分。個別條目內容較多，沈德潛有時用符號「○」來劃分層次。後世整理者所標示的條目的數量各不相同，如《清詩話》本上卷作一百二十七條，下卷作九十九條；霍松林先生校注本上卷做一百二十二條，下數作九十五條；蘇文擢先生詮評本上卷作一百二十六條，下卷做九十九條，這種差異可能是整理者對這兩個符號的失察而導致的。《說詩晬語》不同於側重閑談的傳統詩話，而是具有相對嚴密的理論體系。卷上前十一條為總論，涉及詩歌性質、宗旨及沈德潛崇尚儒家詩學傳傳統的詩學立場。第十二條論上古歌謠。十三至三十六條論《詩經》體制風格、藝術特色及其典範作用。第三十七至四十三條論楚辭的體制風格及其藝術特色。以上兩部分是對「風騷」傳統的詳細闡釋。第四十四至四十六條論樂府，第四十七條論四言詩。第四十八至八十條論從漢至唐五言古詩之流變。第八十一至九十六條論由漢至唐七言古詩之流變。第九十七至一百零六條論唐代五言律詩之流變。第一百零七至一百一十四條論唐代七言律詩之流變。第一百一十五條論排律。第一百一十六至一百二十二條論唐代絕句之流變。以上為上卷，前四十三條為沈德潛詩學宗旨，先總述，然後結合《詩經》、楚辭加以具體闡述。第四十四條後辨別各種詩體在唐前的流變，沿襲明七子「辨體」思路，為學者指明學詩門徑。下卷第一至二十九條論宋、金、元、明詩之發展，一改卷上分體論述的方式，以時間為序論述了四個朝代著名詩人創作之得失。第三十至三十八條論詩歌如何立意，大意謂貴真、貴新。第三十九至四十九條論不同題材詩歌的作法。第五十一至七十條論用字、用韻、對仗，也是注重有所創新，但又不可完全背離傳統。第七十一至第七十七條論如何進行詩歌批評。第七十八至八十一條論前代著名唐詩選本之得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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