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代歷來不用銀子做貨幣

把海洋文化和陸地文化對立起來，講中西文化之分，說中國是農業、保守的文化，西方是商業、開放的文化，乃是荒謬的。持此論點的人，過去是本於歐洲中心主義，以大航海之殖民拓展發展起來的歐洲為文化標杆，所以說自己是先進的，代表精神之自由、科技之發達、財富之繁盛，而那未因航海致富的中國則受困在土地上，不能發達。黑格爾首倡此說，後來一犬吠影，百犬吠聲，說法雖各有巧妙，大旨其實相差不遠。中國人附和此說者，雖也明白中國古代在航海上實有輝煌之業績，但在兩方面頗致遺憾：一是說中國政府對海洋事業不支持，故不是禁海，就是像鄭和下西洋那樣，不曉得發展殖民；二是說中國古代航業固然也很發達，但是發明了指南針仍是不夠的，沒科學思想，沒有發展出六分儀等較精密的定位儀器，也沒發明蒸汽動力船，所以終究不能形成近世西方的航海事業。這也仍是以歐洲殖民史為典範來批評中國的。批評者口沫橫飛、振振有詞，卻也不想想：殖民是對的嗎？我們看隔壁有一人去霸佔了別人的田宅，掠奪了人家的財貨，還奴役人家男女，以此發家致富，不予譴責，反而歆羨之，回過頭來怪罪自己父母說：「你看，你從前就是笨，不曉得早該如此！」這是做人的道理嗎？再說，禁海是某一特殊時期之舉措，還是長期的政策？能將之誇大來說嗎？禁海之效果又如何？「片板不許下海」的清朝初葉，入海到台灣，甚或遠達印度洋者又有多少？歷史研究豈能如此一葉障目，看不到廣大的實事？廣大的實事是：元明以降，華人大量移民東南亞並往來海上貿易，世界各國也以中國為主要貿易對象，遠涉重洋來做生意，海洋經濟極為熱絡。最具指標意義的東西有兩類：一是中國輸出的茶與瓷等，二是西方輸入的白銀。茶不知道賣出去了有多少。瓷，則我在土耳其皇宮就見到青花一萬兩千件，可見其數量之驚人。正因這些奢侈品不斷銷往歐洲，所以白銀才源源不絕流入中土。明清的通用貨幣是銀子。這是現今看過電影電視的人都曉得的。但你可能不曉得中國本不甚產銀，歷來也不曾以銀子做貨幣。那麼，為啥明清竟會通行白銀呢？這就是海運大通使然。古代商業，以物易物為主，後則使用貝幣、銅幣。貝與銅本身都是有價值之物，故事實上仍是以物易物，像漢武帝鑄五銖錢，錢本身就值五銖。用錢的同時，也還使用著物來交易，所以直到唐代，官員俸祿或帝王賞賜都還是多少石米、多少匹絹的。宋代以後，正式進入貨幣經濟，發行的「交子」乃是世界上最早的紙幣，也是真正意義上貨幣。一張紙，印上圖案文字，可代表一元，也可代表一百，紙本身並不值什麼錢，可是那一張紙就「代表」了若干錢的價值。接著又出現了「飛錢」，竟是匯兌業務，進入了信用經濟階段。出門不必攜帶紙幣銅錢，與現今支票、信用卡是同一回事。當時中國經濟之先進性，由斯可見。然而，元明以後，我們倒退了回去，開始採用銀兩作為貨幣。中國自古即不用金銀做貨幣，凡古書里講的經濟用金，都是指銅。這與歐西自古即用金銀幣是迥異的。何況中國不產銀。元明以後，倒退回去，使用有價金屬，且主要是銀，取代了古來銅錢之地位，是何緣故？原因是歐洲的海外殖民，由墨西哥等處開採了大量白銀。發達後，就用船裝著銀子來中國大肆購物，使得白銀大量流入中土。中國遂與他們一起進入一個「銀本位」的世界金融貿易體系，不得不倒退以適應時局。以清初英國和荷蘭的東印度公司為例，他們的船開來中國，幾乎只載著白銀（整體載貨量的90-97℅），每艘約三萬餘磅。以地方來說，光一個澳門，每年即有43125公斤白銀輸入，約合86萬兩。這是多少呢？以康熙潮的物價來換算，一兩銀子可買谷十一石！所以明清時期人們出外購物住店，都需揣著銀子。有時量大，就不得不聘鏢局保鏢護銀。只有一部分人及商號可用銀票匯兌。這種現象，就是中國參與海洋經濟體系的明證。這種以中國為經貿核心的海洋經濟格局，沒有政府支持是做不成的。偶爾的海禁等壓縮政策，乃是對其過熱現象或投機冒險行為的扼制。因為伴隨海上重大利益而生的非法脫序現象層出不窮，例如倭寇、海盜等等都是，政府能不予以抑扼嗎？舉出一些抑扼的事例或政令出來，說中國長期鎖國、閉關自守，則是荒謬的。鎖國、禁海？那麼，請問：那些白銀由哪來？

"SS Alice Moller"(戰後為中國航運購入改名為"凌雲"輪).至於蒸汽船，中國確實沒有造出。但這與科學不科學無關。開個玩笑說：中國人六千年前就會利用蒸汽蒸飯、蒸菜、蒸魚、蒸肉、蒸包子、蒸米做酒，世上至今沒有其他任何一個民族會。西方十八世紀才領悟到蒸汽可做動力，於是造出火車輪船。只是使用的方向不同。就科技說，並不就比我們用蒸汽蒸魚蒸蛋高明多少。猶如中國人有了火藥，多用來做煙花爆竹，以應歡樂；西方人卻把它用在武器上，精益求精地去殺人。你說那就更具科學性？指南針與六分儀的問題更有趣。中國人早知道蒸汽之用，而不會想到用在船上，可說是自滿以致缺乏突破。但「發明」往往仰賴需求，無此需求，誰會去挖空心思求突破？中國船隻不須六分儀，因為我們有非常好的天文學知識以及長期的航海經驗，憑著天上的北斗星和手上的指南針，大海便如坦途矣！西漢早期的《淮南子·齊俗》就曰：「夫乘舟而惑者，不知東西，見斗極則悟矣。」這是觀北斗。西晉葛洪《抱朴子外篇·嘉遯》說：「竝乎滄海者，必仰辰極以得還」，則是觀北極星。除了北斗星與北極星外，古人還利用星宿來確定方向，從清初的《指南正法》便可見一斑，如「北斗出在丑癸，入在壬亥；華蓋出在癸入在壬；燈籠骨星出在巳丙，入在丁未」等等。此外，還觀太陽。南宋吳自牧《夢梁錄》曰：「舟師觀海洋中日出、日入，則知陰陽。」南面為陽，北面為陰，故知陰陽就是知南北。而任何一地的太陽出入方位，既與觀測者所處的地理緯度有關，也與一歲中不同的時節有關。但無論何地，其春秋分附近的太陽出入方位，幾乎都位於正東西方向。關於太陽出入方位，明代《順風相送》中載有一首「定太陽出沒歌」曰：「正九出乙沒庚方，二八出兔沒雞場。三七出甲從辛沒，四六齣寅沒犬藏。五月出艮歸乾上，仲冬出巽沒方坤。惟有十月十二月，出辰入申仔細詳。」此處正、九、二、八、三、七、四、六，各為與數字對應的農曆月份。乙、庚、兔、雞、甲、寅、犬、艮、乾、巽、坤、辰、申為中國古代的二十四方位之一。其各月太陽出入方位，大致適合黃河流域至北緯45°之間的地域。這是觀太陽。另即是觀指南針。北宋朱彧《萍州可炎》說：「舟師識地理，夜則觀星，晝則觀日，陰晦觀指南針。」徐兢《宣和奉使高麗圖經》也說：「是夜，洋中不可位，維視星斗前邁。若陰冥，則用指南浮針，以揆南此。」據以上記載，指南針至少在北宋時就已用於航海了。當時稱指南浮針，或水羅盤。後經阿拉伯人傳入歐洲，改進為旱羅盤。以上諸法以外，還有一種牽星術。明李詡《戒庵老人漫筆》說：「蘇州馬懷德牽星板一副，十二片，烏木為之，自小漸大，大者七寸余。標為一指、二指，以至十二指，俱有細刻，若分寸然。又有象牙一塊，長二寸，四角皆缺，上有半指，半形、三角等字，顛倒相向。蓋周髀算尺也。」明代舟師即利用這種牽星板來測定天體距海平面的高度。有了星體的高度和所在方位，便可以判定當時所處的緯度。其中尤以觀測北極星的高度確定緯度更為方便，因為北極星的高度就等於當地的緯度。使用時，手握牽星板，將握板之手臂伸直，讓木板的下邊緣保持水平線，上邊緣對準所觀測的星辰，這樣就可以測出船舶所在地看到的星辰距離水平線的高度。高度不同可以用十二塊牽星板或象牙板替換、調整。明末茅元儀編的《武備志》中，載有一組〈鄭和航海圖〉，備載寶船的航海路徑，利用指南針方位以及航海更數（里程）的情況。尤其是在從今斯里蘭卡往西的航路上，載有大量的觀測記錄，有七十處的牽星資料，其中還有四幅過洋牽星圖，記載得特別詳細。其圖式均為在中央繪有一艘寶船，四周繪有不同星象，並載有「某某星某某指平水」字樣。圖的右邊還有總體說明，為我們提供了鄭和下西洋如何應用牽星術的實例。有這許多知識與技術，故不遑另尋儀器了。不過，人無論怎麼會航海，畢竟仍不能脫離陸地。許多人艷稱我國沿海的蜑民，說蜑民終身都住在海上，是偉大的航海民族云云。其實蜑民浮家泛宅也有可能是被迫的。雍正七年五月曾有詔諭，許蜑民上岸居住曰：「粵民視蜑民為卑賤之流，不容登岸居住。蜑民亦不敢與平民抗衡，畏威隱忍，踞蹐船中，終身不獲安居之樂」。所以明令准許其上岸，「勢豪土棍不得借端欺凌驅逐」。據此文即可知蜑民舟居，很大程度上是被迫的。蜑民之來歷，學界舊有越民族說、壯民族說及漢族獲罪遭譴說等，近年以漢族說較佔優勢。若然，則其舟居原先也是被迫的。縱使不是受迫，是他們自己喜歡如此，長期海上生活，無陸地可以依憑，也註定了他們這一族類無法壯大。所以說，海與路是相依的，不能孤立的看，更不該對立的看。編輯：林超然
推薦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