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的文化陷阱（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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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人的文化陷阱（四）

發布時間:2013-03-29 14:18作者:謝幾何

　　儒教文化——中國專制皇權體制的政治倫理學 　　50、儒家思想和儒教文化被混淆的歷史冤案。　　「五四」時期提出的「打倒孔家店」的口號，由於混淆了儒家思想和儒教文化的許多本質上的差別，未對這兩個概念和系統進行深入的解讀和分析，從而製造了一個歷史冤案。這個冤案的造成，形成了一個將孩子和髒水一起潑出去的局面。當發覺中國歷史上兩位最偉大的思想家被當作一盆髒水潑出去於情於理實在太荒唐時，又有人將髒水和孩子一起撿回來。不信，只要看看大量出現的「明君清官戲」，看看鋪天蓋地的「皇家」、「御用」詞語，看看提倡國學與尊孔的熱潮；看看「儒家資本主義」的鳴鑼登場，就可以知道。在中國，這種偷換概念的尷尬戲還遠遠沒有落幕，這個孔孟的歷史冤案還至今未能昭雪。孔子、孟子如果泉下有知，仍然只有啼笑皆非的份！

　　51、儒家思想奠基人孔子的思想體系。

　　孔子和孟子出現在百家爭鳴的春秋戰國時代，是當時流派紛呈、群星燦爛中的兩顆最耀眼的明星。他們的許多思想至今閃耀著人文精神的光輝。孔子作為儒家思想的奠基人，集教育家、政治思想家和文學家於一身。他的思想體系的構成，是以一系列基本概念為基礎的。這些基本概念就是仁、禮、義、信、孝、悌、忠、恕、中庸、德、道等。這些概念從血緣親情之愛出發，推廣到「仁者愛人」，都是人性化、人情化的。這些概念的核心是「仁」和「禮」。「仁」是一種道德觀念和品質；而「禮」是一種社會政治制度，也是一種倫理規範。「仁」是道德的屬性；而「禮」是道德的標準。二者結合，就成就了國家社會的一種高境界。這種高境界還必須以個人修養的義、信、孝、悌、忠、恕、德、道的思想品質來成就維護。尤其為了防止走極端，而強調了「過猶不及」的中庸之道。這是一種理想的社會境界。

　　52、孟子對儒家思想具體化完善的貢獻。

　　孟子作為儒家思想的第二奠基人，在孔子思想的基礎上發展出仁政說、民為邦本說、民貴君輕說。他主張「明君制民之產，必須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樂歲終身飽、凶年免於死亡」。主張「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並提出：「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辭讓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主張要「善養吾浩然之氣」。所謂「浩然之氣」，實際上是道德修養的精神境界。是一種視名利如糞土，可以殺身成仁、捨生取義的精神境界。這一系列的學說主張無不是以人類趨善避惡的根本律令為出發點的。

　　53、人性化的孔孟儒家思想是中國人傳統道德倫理中能代表社會正義公正良知的部分，是中國的普世價值資源。

　　孔孟的儒家學說帶有濃厚的人性化的理想色彩。孔子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也是一種理想社會秩序的表述，追求的是各自守住自身角色和職責的境界。雖然在孔子的民本思想中也有濃厚的役民、使民、治民色彩，但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仍不失為一種承認現實合情理的「仁政」。

　　總之，以孔孟為代表的先秦儒家學說是中國傳統文化中代表社會正義、公正、良知的主體部分。中國要構建一個以人性、人道為基礎的倫理道德體系，除了自由、民主、法制、人權這些人類普適的價值理念外，還有必要保留具有自身民族文化特色的倫理道德框架。先秦儒家思想的許多內容是可以發揚的。

　　54、法家為皇權制度設計了完備的法統。

　　秦始皇在法家人物的幫助下，建立了大一統高度中央集權的皇權制度。法家人物在政權體制及法律制度方面的設計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是相當完備全面的，也就是說法家人物為專制皇權設計了一個完備的法統。但是在倫理道德層面、即道統方面的設計，卻由於他們個人人格的卑鄙邪惡而幾乎是空白。一個缺乏道統的社會，是經不起倫理追問的社會。秦王朝的暴虐統治之所以短命，缺乏道統乃是其最重要的原因。

　　55、叔孫通先期為儒教設計了宗教化的禮儀制度。

　　到了漢代，最高統治者汲取了前朝的教訓。劉邦實行了一系列輕徭薄賦、與民休息、因任自然，無為而治的黃老之術。所以他雖然保留了大一統的皇權制度，但社會矛盾得到了緩解，進入了相對和平安定的恢複發展期。劉邦起用儒生叔孫通，制訂了朝儀。叔孫通是一個所謂「知時變」的人。他「所事者且十主，皆面諛親貴」。這樣一個知時變的反覆小人制定的朝儀，就是要使群臣在皇帝面前「莫不震恐肅敬」、「無敢歡嘩失禮者」。這種朝儀之所以成為後世朝儀的範本，是因為它從形式制度上、心理層面上，固定了臣下對皇帝的屈從地位。它通過一系列程式化的語言、音樂、儀仗、規格以及五體投地的肢體語言，將皇帝定位於神聖不可侵犯、並且必須百分之百臣服的地位。西方君主和臣下的關係，遠沒有達到這種絕對化的程度。西方參見君主單腿屈膝的跪姿，是保留最後一點反抗可能的象徵。這種姿勢保留的心理意義是不可輕估的。叔孫通的歷史作用，就是先期為儒教的建立準備了一整套宗教化的禮儀制度。

　　56、董仲舒創建儒教，作為政治神學的類宗教形式在中國誕生。

　　到了漢武帝時，劉徹起用董仲舒，「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由此開始奠定儒教在中國思想領域的統治地位。

　　董仲舒改造建立的儒術系統、儒家學說變成「儒術」，一個「術」字其功利化工具化的色彩已突現了它地位作用的改變，首先是淡化了先秦孔孟儒家思想人情化的倫理親情色彩，將儒學改造成為一整套以天人感應為核心，以陰陽五行為骨架的神學化系統。這套系統的核心是神化皇權統治、規範皇權秩序，強調「君權神授」，為皇權提供了神學根據。儒學系統在他手裡變成了一個類宗教的神學化系統，變成了一種政治神學，孔孟儒家學說在董仲舒手中變成了建立儒教的思想資源，從而使儒學變成了「儒教」。儒教說穿了就是一種權力拜物教，因為在中國「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的觀念已根深蒂固。在儒教的框架內，中國的皇權是一切權力發源之所在，皇帝就是權力的化身。於是從此以後，崇拜皇帝實際就是崇拜權力，而且是幾乎不受制衡的絕對權力。這就是董仲舒改造儒學的實質所在。

　　「陰陽五行、四時四方」的宇宙構成，三綱五常的倫理規範，構成了董仲舒對宇宙和人類社會的解釋框架。這是一個宗教系統首先必須建立的框架。然後就要找一個崇拜對象，儒教要求人們崇拜的對象是一位人間神--皇帝。他是一個活的自然人，這個自然人要生老病死，因此這個崇拜對象也是變動不居的。但是君權神授，天人合一的解釋，使他被神化了。這已經完全背離了孔子「不語怪力亂神「的原則。

　　儒家哲學是入世哲學，而宗教哲學是出世哲學。於是試圖把儒家思想變成儒教的企圖，便有了一個先天的大缺陷，是一個幾乎無法調和的矛盾。所以董仲舒創立的儒教系統，雖然具備宗教的所有特徵，我們還是只能將其稱為類宗教。這種類宗教作為一個民族的精神家園的角色，其實存在一個巨大的、無法彌補的缺陷。它是導致中華民族宗教意識的淡薄、和精神家園的信仰缺失的根本原因。

　　57、儒教作為皇權制度政治倫理學地位被確定，中國社會正式進入一種類政教合一的社會形態。

　　董仲舒構建的神學化的天人合一的思想體系淡化了先秦儒家推重的人情化的倫理親情；淡化了孔孟的」民為邦本「」民貴君輕「的仁政思想；淡化了」仁、義、禮、智、信「的真實內涵，而強化了皇權統治和皇權秩序。這種一淡化、一強化的過程，便完全改變了儒家學說的性質。這種留名去實的偷換概念手法，成為後來歷代中國統治者的慣用手法。後來歷代被官方推崇的所謂儒學大師，逐步完善補充著儒教思想體系，加深著儒教和皇權政治的結合，無不是採用這種手法愈走愈遠。歷史上眾多的儒教學派和汗牛充棟的儒教典籍，無不是離孔孟思想的主旨越來越遠，而且大多變得玄而又玄、不知所云！

　　從此孔孟儒學被皇權制度整體劫持，充當著它政治倫理的支柱。儒學的精髓部分被淡化、被偷換、被抹煞。雖然宋明理學是儒學某些內容的發掘與發揚，促成了皇權體制內理性精神一定程度的回歸，但並不能改變儒學被整體劫持、淪為皇權制度思想精神奴僕的狀況。

　　中國儒教這個類宗教系統，作為中國居主體地位的意識形態，始終是中國專制統治者最重要的思想統治資源，從此其作為官方意識形態的地位再沒有改變。不管歷史上的皇帝是迷上了佛教或道教，甚至是迷上了某種外來的意識形態，抑或是最高統治者成了外來民族的人，其實從鞏固皇權專制的角度看，他們吃的還是儒教的飯。因為中國的臣民已經被儒教教化得即使在潛意識裡也是見了皇帝菩薩就磕頭、只要是正統就擁戴的地步。

　　這種類宗教的政治意識形態始終在全面地影響著中華民族，因而導致中國二千餘年都處於一種類政教合一的社會形態中。大家知道，人類歷史上，不管什麼樣的民族國家，當它處於政教合一的社會形態時期，無一例外地是處於它的歷史黑暗期。因為政教合一時期，必然是統治最極端的時期。在這種社會形態中，國家利用政治化的意識形態，全面地控制著國民的政治生活、經濟生活、文化生活、精神生活，把社會的內在活力扼殺到極致。

　　58、正是長期處於類政教合一社會形態中，使中國在近現代成為一個容易用其它類宗教的政治意識形態來替換國教地位的國家。

　　正因為有了這種長期的類政教合一的社會形態基礎。使中國成為一個很容易用其它類宗教的政治意識形態來替換國教地位的國家。所以在歷史的個別時期，例如」文化大革命「時期，國家權力的角色成為了萬能的角色，國家社會一體化的程度達到了人類歷史上絕無僅有的程度。一種極為簡單的社會生活模式，就如此地規範著一個大國的幾億人民，從而使整個國家處於一種宗教式的狂熱之中。絕大多數人民物質生活極度貧乏，到了僅夠維持生命的邊緣。這就是中國式的類政教合一社會形態的極端形式！

　我們民族應該警惕這種類政教合一的統治形式，因為它帶來的災難實在太多。國家權力絕對不應和任何一種意識形態合而二為一、混為一談，否則就很難控制國家權力的惡性膨脹，國家權力就肯定會異化，人民的自由民主權利就只能是一句空話！

　　59、行法崇儒、陽儒陰法、儒法互補，是中國政治最重要的隱蔽結構和潛規則。

　　因為知道法家人物的名聲太臭，後來的中國統治者大多遵循陽儒陰法、行法崇儒、儒法互補的政治路線。對法家的政治理論和制度設計，是只做不說。對儒家的理論則是只說不做，這是中國政治最根本的潛規則。至於歷史上的極個別統治者，公開地跳出來崇法貶儒，那隻不過是其邪惡本性無恥流露的瘋狂罷了！

　　先秦時期的儒家思想和法家思想本來是在理念上完全不相容的兩個思想體系，後來卻被中國的皇權統治者強紐在一起，溫柔敦厚，以教化為主要特色的牧師職能，由儒教擔任；殘暴嚴酷，以嚴刑峻法為主旨的劊子手角色，由法家充當，從而完成了皇權專制統治的超穩定結構的構建。這種道統和法統充滿矛盾的結合是中國文化中的一個奇怪現象，也是中國的許多矛盾現象之源。老莊道法自然因應自然的治國思想，老子」治大國如烹小鮮「的警告，對於儒法互補的治國方針已成定局的中國，無異於對牛彈琴。從此，這個大國就被翻來覆去的折騰，折騰成為一種歷史機制，再也無有寧日。

　　60、儒教的虛假空置的倫理道德體系。

　　董仲舒以後的儒教在不斷地為皇權集權體制構建一個政治倫理道德體系。在中國歷史上為儒教理論作出貢獻的人物很多，諸如周敦頤、程顥、程頤、朱熹、王陽明等。他們之中也不乏品質卓異、人格高尚的學問家。但是由於儒教在思想上已佔絕對統治地位，象春秋戰國時期那樣完全自由的學術討論環境和氛圍不復存在，在思想理論上的探討陷入了」六經注我，我注六經「的體內循環局面。由於思想上是以承認一個巨大的神學化的專制體製為前提，所以他們思想上的努力結果，必然歸根結底是為維護這個前提服務的，而內容也是以增強這個神學化專制體制的倫理道德色彩為主旨，結果是構建起了一個虛假空置的道德體系。

　　61、反人性、反人類的道德觀。

　　倫理學應該是」一門使人類光榮的科學「。使人類光榮首先必須以人為本，充分體現人性人道的人文精神和人類關懷。而歷代的儒教學者構築的倫理學框架首先確立的秩序是」君臣父子「，是」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是」餓死事小，失節事大「的道德秩序。這些倫理道德標準的設置以漠視個人生命存在的價值、以抹煞生命需求為基礎，本質上是反人性、反人類的。

　　在中國儒教的道德標準中，道德的理由要勝過敬畏珍惜生命。直至現在，這種觀念仍深刻在中國人的潛意識裡。漠視生命他人，不能善待他人生命，仍是中華民族骨子裡的傳統。

　　儒教的倫理道德觀有意淡化了孔孟思想中的人性、人權思想。抹煞了人作為」經濟人「」生物人「」社會人「的基本屬性。它使物慾成為一種罪惡，把」道德人「的屬性拔高到」存天理，滅人慾「的地步。

　　而這種倫理道德設計致使社會大多數成員並不從內心認同這種道德說教，也並不真正將其作為道德標準遵循，從而導致中國的倫理道德長期只是一種蒼白、虛無的設置。這種歷史現象阻礙了以人性、人權為基礎的倫理道德體系的建立。符合人性的倫理道德的缺失產生了一輪又一輪的心智迷失、道德淪喪時期。

　　62、」毫不利己，專門利人「是儒教」道德人「的現代版。

　　這也是中國的虛偽文化成為一種文化性存在的歷史原因。中國新的倫理道德建設，在帝制復滅後，卻仍然始終遵循著儒教倫理道德的思路，遵循著樹立」道德人「，抹煞」經濟人「、」生物人「」社會人「屬性的思路。例如」毫不利己，專門利人「，就是這種」道德人「標準的現代版。

　　63、儒教道統的最高理由--君權神授。

　　儒教的這個道統體系是皇權統治的理由。最高的理由是」君權神授「。董仲舒在《春秋繁露》中有一段重要論述：「受命之君，天意之所予也，故號為『天子』者。宜視天如父，事天以孝道也。號為『諸侯』者，宜謹視所侯奉之天子也；號為『大夫』者，宜厚其忠信，敦其禮義，使善大於匹夫之義足以化也；『士』者，事也，『民』者，瞑也，士不及化。可使守事從上而已。」以上論述，可見君、臣、民的不同地位、不同層次有不同的要求。對「君」的道德要求幾乎是虛設的。因為「天」是虛的，而『民』者瞑也，瞑即是翕目，就是瞎子，是幾乎不需要考慮的。在中國的歷代統治者心目中，老百姓從來沒有重要地位，因為他們手中沒有任何意義上的選票。嚴密的統治制度使老百姓在絕大多數時候並不構成對統治的威脅。

　　64、皇帝、全知全能的聖人，缺乏敬畏、感激和謙卑。

　　儒教文化賦予了皇帝這個自然人以足夠的神性，不管是誰當上了皇帝，他就是聖人，就是全知全能的，儒家所謂「內聖外王」理論就是以此為核心的。至今還有許多中國人仍習慣性的把最高統治者看作是全知全能的。正是這種儒教文化使中國曆朝歷代的最高統治者總是用居高臨下的眼光來看待宗教。他對宗教的推崇是有限度、有保留、具功利性的，內心深處缺乏對神靈上蒼的敬畏，更遑論足夠的感激和謙卑了。這種最高統治者對神靈上蒼缺乏敬畏感激的心理狀態，導致了最高統治者在心理上缺乏對自我的約束，導致了狂妄暴虐不仁在許多皇帝身上的經常性暴發。

　　中國政治道德標準的多重性構成了社會人格的多重性。皇帝的政治道德和臣民的政治道德，儒教雖有所規範，但「民貴君輕」「仁政」從來只是幻想，官場的潛規則與儒教的明規則總是大相徑庭。皇帝的不遵守政治道德的胡作非為，臣下會為其製造千百個理由。並會為其胡作非為造成的巨大惡果百般遮瞞，寫歷史時會「為尊者諱」。所以中國的歷史也總是雲遮霧罩。

　　65、「天地君親師」變成「天地國親師」的玄機。

　　就這樣，由於儒教的努力，中國的專制制度成為一種由神話和謊言組成的巨大系統支撐著的制度，成為一種依靠暴力暴政維持的制度。「天地君親師」是儒教倫理等級的典型表述，而後來改為「天地國親師」仍是儒教色彩濃厚的典型表述。將君權改換成國家主義極權，其中偷換概念的玄機是不難參透的。

　　66、「中國人以文化為宗教」是中華民族長期陷入信仰陷阱的原因。

　　有人說：「西方人是以宗教為宗教，中國人是以文化為宗教。」以文化為宗教的深層次含意是：中國二千餘年的儒教文化是將皇權體製作為一種宗教體制，將皇帝作為活的崇拜偶像，將改造過的儒家思想作為國家意識形態全面替代國教的地位，構築了一個類宗教體系，打造出一個類政教合一的社會形態。中國的統治者在二千餘年間始終非常重視意識形態上的控制，這是中國缺乏現代意義上的宗教資源的根本原因。現代意義上的宗教應該是已經全面地完成了政教分離的，具備有維繫社會道德和秩序的承擔著人類精神家園功能的宗教。而一個宗教資源缺乏的社會，就如同一個沒在靈魂的社會生態系統，是殘缺病態的系統。中華民族的文化重建，培養健康的宗教資源是一個重要的內容。

　　中華民族正是因為這種信仰方面的先天缺陷，導致總是有人不斷用類宗教，用外來意識形態或用「文化」來對宗教進行偷換，從而達到打造類政教合一極權社會形態的目的，這就是中國人長期陷入信仰陷阱的真正原因。

　　67、國家意志下全面集成文化是一條通向奴役之路。

　　近年來，中華大地上湧現出大量官方舉辦的「文化搭台，經濟唱戲」的文化活動和文化工程。諸如祭孔、祭黃帝、炎帝、舜帝、大禹、建中華第一祖龍、劉邦巨象等等，不一而足。至今年（2008年）又擬斥資300多億元在孔子故里建設「中華文化標誌城」，標誌城由歷史學界的一個重量級人物充當概念方案的總負責人，該負責人提出的核心概念是「國家意志下的文化集成」，擬將標誌城建設成國家的「文化副都」，建設成「中國孔子學院，世界孔子學院的總部」，而且「要有一系列跟建築、跟設施相適應的活動，要制定一些儀式」。從這些事實我們可以看到「中國人以文化為宗教」的情結是何其頑固。

　　當下這種國家意志下大規模集成文化的行為已在全國各地大量發生，其時代背景是經濟大發展、思想理論資源卻面臨枯竭的空殼化危機，而國家主義話語全面娛樂化又是一條明顯通向腐朽淫糜時代的行之不遠之路，在這樣的背景下進行大規模文化建設就成為順理成章的事。可惜的是這種高度極權的國家意志下集成的「文化」，完全是按官方政治意識形態的邏輯演繹的，實現的是赤裸裸的國家意志，掏空的是以普世價值為基礎的人文精神。在刻意製造的大量假文物中塞進去的是國家主義的精神內涵，被全面賦予了國家主義教化功能，實際上是以文化的名義走上意識形態大一統、精神信仰大一統的老路，這是反文化運動以文化大建設面目出現的一種極端形式，和上一輪以大規模毀滅文化遺產為表症的「文化大革命」同出一轍，完全與正常的政治改革與文化重建背道而馳。這是一條通過集成文化、整合文化回歸文化專制的文化奴役之路；是一條通向精神奴役之路，將對中華民族的健康文化造成一輪新的巨大而深遠的傷害！

　　將文化作為一種意識形態和信仰來經營，讓文化承擔一種類宗教的功能，其實堅守的是中華民族文化傳統的核心價值--權力拜物教文化，其目的就是維持中國社會始終的類政教合一社會形態，從而達到維持高度極權的大一統體制的目的，這就是當下大陸風起雲湧地出現大量文化活動和文化工程的真實動因。

　68、類宗教、類政教合一社會形態在世界現代史上的歷史意義。

　　政教合一的社會形態之所以會成為人類最黑暗的社會形態，是因為它混淆了世俗權力和宗教權力的邊界，使宗教權力成為超越一切的權力，從而使統治者利用精神控制實現了對被統治者的極端控制。它是神權政治的一種極端形態，這種極端形態可以將社會的內在活力扼殺到極致。

　　文藝復興時期通過思想制度探索和宗教改革，實現了對中世紀政教合一社會形態的批判與清算，達成了「凱撒的歸凱撒，上帝的歸上帝」的政教分離共識，天主教逐步完成了去神聖化的世俗化過程，這是人類社會形態的重大進步。

　　但是在二十世紀，一種類宗教、一種類政教合一的社會形態卻曾在世界上風行形成潮流，這就是馬列主義國家社會主義的潮流。其共同特徵是：將一種烏托邦理想國設定為追求目標，一方面將所有宗教指斥為「精神鴉片」；另一方面卻將官方的意識形態變成一種類宗教的精神信仰，全面取代國教的地位。正是這種利用類形式對概念進行模糊與偷換的過程，令人們放鬆了警惕，使類政教合一的社會形態在全世界形成潮流，這就是類宗教和類政教合一社會形態在世界現代史上的歷史意義。其對現代中國的歷史意義是：使中國歷史上本已長期存在的類宗教和類政教合一形式，完成了一次用外來意識形態來置換儒教的過程，當下又開始了一輪以文化的名義回歸儒教的置換過程。

　　69、人類社會政治形式由「特選」向「普選」的變化是一種哲理內涵的變化。

　　人類社會進入文明時代後，世俗權力和精神權力的最高代表，在很長一段歷史時期是特選的對象。例如世俗最高權力的「君權神授」，例如精神權力最高代表是耶酥、佛陀、孔子、穆罕默德等特定對象。這種特選現象是人類社會一段很長歷史時期的必然現象。

　　這種世俗權力和精神權力最高代表的特選現象在歐洲文藝復興時期開始發生變化。精神信仰領域、宗教改革是一個宗教世俗化過程也是精神權力最高代表由特選走向普選的過程。世俗權力也通過社會的全面分權過程，逐步實現了由特選向普選的過渡。

　　特選的結果是導致神秘主義，導致壟斷、導致獨裁，而普選的結果是自由民主。這裡面的哲理內涵在當今世界已經相當清楚。

　　政治上和思想上的進入普選結構使人類社會獲得了一個廣闊自由得多的發展空間。這是人類社會發展的一次非同尋常的飛躍。

　　而中國社會，從皇帝到聖賢，也就是最高統治者和精神崇拜對象，歷來沿著「受命於天」「天降斯人大任」的思路，從而使對象成為特選。

　　類宗教的儒教自充當思想精神領域的佈道師後，神化了皇權倫理，與法家設計的政治體制，共同構建了一個極嚴密的類政教合一的社會形態。這種社會形態使最高統治者和思想精神崇拜對象的角色模糊，其產生機制始終是特選結構。在這樣的結構中要內生一個普選結構始終困難重重，思想解放和社會分權的任務也特別艱巨。在政治上、思想上由特選走向普選是一個長期艱苦努力的過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