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何必左右為難？

06-17

中國何必左右為難？

蕭三匝

中國已經進行了30多年改革，但改革的目標是什麼，公民能從改革中得到什麼好處，如何才能實現改革的目標，這是一些並非已經取得共識的問題，但卻是無法迴避、不得不直面的問題。

事實上，對於如何進一步深化改革，不僅社會大眾普遍缺乏共識，就是思想界也缺乏基本的共識。豈止缺乏共識，簡直是毫無共識。如果你深入了解中國思想界，你會發現，左右兩派的相互攻訐已經惡化到了怎樣的地步。不客氣地說，在一些思想沙龍里，一些知名學者討論問題的方式無異於潑婦罵街，完全喪失了一個學者應該具備的理性素養。

左右兩派到底在吵什麼？要言之，右派強調自由和市場經濟，擁抱全球化，寄希望於通過市場這隻看不見的手實現自生自發的社會秩序；左派認為，右派所謂的自由不過是「貴族的自由」，他們強調平等，不滿足於右派提出的選舉式民主，有人甚至認為那不過是「選主」。他們批判資本主義，認為中國當下的問題是全球資本主義問題的一個組成部分。一個試圖努力構建新秩序，一個在極力批判新道統。

但右派無法回答的是，市場能否解決所有的社會問題；左派無法回答的是，完全拋棄右派倡導的制度框架是否能實現他們所謂的更高程度的民主與平等。

現代社會的特色之一是思想多元化，這並不意味著多元思想不能共享某種「重疊共識」，中國左右兩派是否可以達成基本的原則共識？我認為這不僅是可能的，而且是必須的。

先看可能性。思想理論上的左與右，完全是來自西方的概念，如果我們把目光從舶來的概念移開，考察中國的歷史和現狀，不難發現，自由和平等自古都是中國的稀缺產品。只要中國還沒有徹底肅清官本位文化，政府還忍不住要包辦一切，中國人對自由的渴求就不會停止；只要中國的貧富差距還在繼續拉大，人人平等的理想就具備天然的合理性。對中國人來說，我們沒有理由不同時追求自由與平等兩種價值。

再看必要性。一個社會要穩步前進，必須具備基本共識，否則必然導致分裂、動蕩、退步，有幾個中國人願意重返顛沛流離的歲月？

接下來的問題是，在目前階段，左右之間最有可能達成的基本共識是什麼？我以為，如果不過於理想化，這個社會本來是已經存在共識的，這個共識就是基於憲法進行必要的制度創新。「憲法的生命在於落實，憲法的權威在於落實。」在實現制度創新以後，新的制度架構自然能平穩調適自由與平等之間的矛盾。西方政治實踐表明，一個健康有序的社會，必然是處處貫徹憲法精神的社會，也必然是中右和中左思潮佔主導地位的社會。

但對中國而言，更重要的是，制度創新的推動力量來自哪裡？

很多人認為來自體制內的改革派，因為他們掌握著大量資源。但體制內改革派到底有多大力量？如果利益集團是一個客觀存在的事實，改革派即便有意願推動制度創新，他們是否有能力扳道成功？

一些人認為來自公民社會，但公民社會的發展是否必然導致制度創新？公民社會的量變與質變之間是否存在「驚險的一跳」？這「一跳」究竟會通過怎樣的途徑發生？公民社會的建立是一個長期的過程，在公民社會完全建立起來之前，我們是否不需要制度創新？更何況，以什麼標準衡量公民社會是否已經完全建成？

更多的人認為制度創新應該是上下互動的結果，但上下之間應該建立怎樣的互動機制？政治參與擴大化和政治參與爆炸之間如何才能保持一個必要的界限？

中國的右派中沒有誕生哈耶克，左派中也沒有誕生哈貝馬斯，中國知識分子中很少有人對上述問題進行深入細緻的思考，他們更像是西方某種理論的佈道者和宣講員，他們探究的大多不是真問題。從這個意義上觀察，中國思想界有負於這個大轉型時代。沒有任何西方現成的理論為中國的轉型提供切實可行的路線圖，中國的大轉型呼喚中國自己的思想家。

三年前我開始《左右為難：中國當代思潮訪談錄》寫作的時候，就在個人的微博上提出了一個問題：誰堪稱中國當代思想家？三年以來，應者寥寥。三年後的今天，我還想繼續發問：誰堪稱中國當代思想家？

新一代的思想家必然是具有歷史感和現實感的人，也必然是能夠融匯左右，並為中國改革提供可行性方案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