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郎郎：寧靜的地平綫（下）

四

也就是過了那一天，突然不叫我們出去挨鬥了。

一早開始，陸續開門，把這些人一一叫出去提審。一個外號叫背兒背兒的預審員，叫我出去。他遞給了我一根繩子，讓我提著腳鐐跟著他走。讓我低著頭，不要和其他犯人打照面。我知道這是去預審樓，就低著頭走出了死刑號的小院兒。即使低著頭我也能看見，和我一個方向的大操場上每隔若干米就有一個和我一樣的死囚在向前走，而在我後面，還有一個接一個的死囚陸續跟我而來，我的對面，也是每隔若干米就有一個從預審樓回來的犯人。我們像是一條巨大無比的傳送帶上的產品。我頓時就明白了，巨大的國家專政機器啓動了，開始運轉了。那麼，任何人都無法改變它的程序。我們就是這部機器傳送帶上待宰的豬羊。這幾個快樂青年的血肉之軀，和這碩大無比的鋼鐵機器抗衡。

這就是天真，其實我們從來沒想過甚麼對抗，但趕上了這一步也沒辦法。我不知道，無辜的熱血是否可以澆鈍機器上的屠刀。

這次審訊簡單、迅速，只有幾個問題：你叫甚麼，多大歲數，哪兒人？最後問你犯的甚麼罪？就完了。我明白了，這是驗明正身的最後審問。

我回到槍號以後，就聽到走廊裏開始人聲鼎沸，進來了一批別樣的警察。他們挨個打開門，問我們的姓名、年齡。他們都穿著嶄新的軍衣，還戴著白手套。看看牢門上的號碼，他們議論著哪個號碼不太清楚就叫人來，再好好描描。我知道，他們是法警，是死刑的執行者。

第二天(一九七○年三月五日)早上大約四點多鐘，就聽見許多卡車開到我們牆外。五點鐘就讓我們全都起床，每個人發了兩個窩頭、一塊鹹菜，沒有菜湯，也不給水。我知道，去刑場前還得參加一次公判大會——最後的審判，所以不讓我們飲用任何液體。六點鐘左右開始叫人，也是隔幾分鐘叫一個人，我們安靜地坐在炕箱等待最後的點名。我聽見，他們叫了遇羅克、田樹雲、孫秀珍、王文滿、宋惠德、索家麟、王濤、沈元等等，最後，連金豆兒也被叫走了。我們還指著他帶口信呢！

這些都是我認識的，還有我不太認識的北大畢業生顧文選等等。我聽得見，每個人都是趟著腳鐐走到小院裏，然後「轟隆」一聲就被撂倒。隨著就聽見囚犯短暫的掙扎聲，口中嗚嗚地哼幾聲，就安靜了下來，然後被架上汽車，一輛車開始緩緩開動。

我明白，一個人一輛車，死囚在去公判大會之前都得進行一次必要處理——讓他們失去喊叫的功能。有人說在他們嘴裡塞了一個木球，有人說是警察用掌側砍擊了犯人的喉頭。我在等著，心想：我最後的表演，也不能太差。索家麟他們是練家子，戴著鐐走起來照樣瀟灑。他們會表現出俠士之風，我也會亮出書生之格。

我等著，等著，等到最後，聽見他們竟然把死刑號的筒道大門都給關上了。這次沒有我？是的，沒有我，也沒有老七。

筒道裏死一樣的寂靜。那天，他們都沒有回來。孫秀珍，庫里娃，她真的就這麼走了？我不知道。雖然，我還在苟活著，卻從此見不到她了。心頭滴血。

我知道，和遇羅克一樣；所有的死囚躲得過初一，也躲不過十五。看來，我還要趕下一播兒了。那天晚上，又有大批的新人入住。鐵打的營盤，流水的兵，機器運轉如常。

當新的一批死囚又去游鬥的時候，居然沒叫我。我難得清閑。我仔細看著面對的水泥牆，牆上曾經有人在上面寫過字，也有人刻過字。但都被用銳器鏟去了。所以，那牆上只有斑斑駁駁的表面，和一些筆劃的殘餘。我明白，那些人最後還是要留幾個字，誰都明白，也許只有以後來掃除的犯人才能看見。也許，只是想留下一句話，哪怕給一個任何活人看到，沒準就留下來了。也許哪怕只給自己看看也好。

我想，如果是這樣，我還能寫幾個甚麼字呢？我來到這個世界短短的二十六年，就這麼莫名其妙地走了，隨風而去。別人呢，他們也是一樣。一輩子，很快地隨風而去，也許重於泰山，也許輕如鴻毛。然而，這不過是後人評說而已。對自己來說，這有甚麼區別？又有甚麼意義？

活一百歲，還是活二十六歲，在大自然來看又有甚麼區別？想到這裡，我心裡踏實了點兒。我想起來，聖經裏媽媽要我看的兩句話，很符合我這時的想法。略略改過，我用手銬的彎角，「吭哧吭哧」花了大概兩個鐘頭，在水泥牆上刻下了八個大字：

從宇宙來，回宇宙去。

早年我寫過幾天《張騫碑》，這八個字似乎還有點兒金石意思。

雖然我不是個基督徒，寫完這幾個字心裡就平實了。最後的日子，扮演人生最後時刻那一幕，自認還算得上心靜如水。

五

我在死刑號關了近一百天，在這生死一綫的剃頭刀刃上滾了一百天。在五月上旬的某一夜，我又做了一個夢。夢見自己還在水淹的地鐵裏。死亡的冰水一點點沒上來了，即將把我吞沒了。我又瀕臨死亡，幾乎窒息。就在這時候，突然一股強勁的清風吹入了地鐵，水也迅速地下降。我張大了嘴，大口吞吐新鮮的空氣。轟隆隆地鳴響，從地底傳來，那些堵在地鐵裏巨大的框架、石塊、柱樑都隨著巨大轟鳴聲，被激盪的水流給裹挾而去。我知道，這風是生命之風。我在巨大喜悅之中醒來，三個月來，我從來沒這樣醒來過，百思不得其解，想：也許是孫秀珍還沒走，我們還有見面的機會？但願。

一天，我突然被提了出來。又走向預審樓。

我關進死刑號的那幾天，天天風雪交加。如今，久違的外界天下已然是桃紅柳綠。我眯縫著眼，望著這陌生的花花世界。

我趟著鐐，進了預審室。預審室裏坐了十幾個官員。心想，臨了臨了，還來這麼一齣，甚麼意思？

坐在正中間的是一位老軍官，看來，不是個一般的人物。他和顏悅色地問我：「張郎郎，最近學習得怎麼樣？」

一個臨死的人，哪還有心思學習。既然他這麼問我，也許有轉機，咱們也可以順坡下驢。只要他不逼我再咬別人，說甚麼都行。

「反正，也沒別的事兒，就看看《毛選》學習唄。」他們也知道，我們只有那一本書。

「學了哪篇了？說說，說說。」說話聽聲，打鑼聽音。我在這裡邊兒關了這麼久，還不明白？這是給我鋪台階呢。我也不能牽著不走、拉著倒退呀。

我不慌不忙說：「最近，我反復看了《敦促杜聿明投降書》、《將革命進行到底》。還看了《別了，司徒雷登》，還有??」

「你看了這幾篇，有甚麼體會呢？」

「我明白了，蔣介石八百萬軍隊都被共產黨消滅了，我一個手無寸鐵的學生，還能怎麼樣呢？」

「看來，經過學習，你還是有一定進步的。」這要擱在過去，我這麼回答，預審員決不會這麼回話。他打算說你有理，你怎麼說都有理。打算說你沒理，你說破大天也白搭。

「最近一個時期，你在批鬥中，態度還是老實的。學習呢，也有些收穫。所以，今天決定把你從死刑號轉回普通號去。」

天哪！太陽從西邊出來啦？我連忙真心真意地說：

「太謝謝您了，太謝謝您了。」

「不要感謝我，要感謝毛主席，感謝黨。我個人是做不了這個主的。」

我又趕緊感謝該謝的人。

老軍官說：「從前，去死刑號的路是單程路，沒人從那兒回來過。關於死刑號的任何事情都是國家機密。今天，我們會把你的鐐銬卸下來，送你去普通牢房。可是，鐐銬還在我們手上，如果你不好好改造，隨時都可以再給你帶上，把你送回去。你明白嗎？」

「明白，明白。」那天，他說甚麼話，都不能改變我的心花怒放。

那天陽格外光明媚。那天，我就是從水底掙扎浮起，飛出水面。看見了太陽，苦海有邊，那邊就是我生命的地平綫。

出來後，聽老七說：有關方面兩次都決定槍斃我們了，最後還是周恩來寫了「留下活口」四個字才救了我們。平均倆字一條命。而那位把我從死刑號提出來的人，就是當時的公安部長李震。可惜，等我出獄的時候，周恩來先生和李震先生都走了，苟活下來的我都不知道該去謝誰。

六

一年以後，又把我押回饒陽。這時候，小段、楊秉蓀都已經分別判為十五年、十年徒刑，送到勞改隊去服刑了。小亓告訴我，我們走以後，還真來人調查過我們那份報紙的事情，因為我們這些當事人，早就死的死，走的走了，這事就不了了之。而他手頭的那份報紙早就銷毀了。

回到饒陽縣，這裡已經不同往年了。張所長認為，這些政治犯如果天天在屋裏呆著、憋著、餓著，早晚會出事。說：閑饑難忍，幹點兒活兒可以分散注意力，否則，這夥人指不定琢磨出甚麼呢。於是，這裡開始擰麻猴。

所謂「麻猴」在北京叫軸毛，就是一條五彩的麻毛。當年人們騎自行車的時候，就把這軸毛拴在車軸上。隨著車輪旋轉，顯出騎車人的風采。這是當年自行車的裝飾物。

估計這「麻猴」零售也沒幾個錢，附加值極低。幸虧我們這些犯人都是免費勞動力。別看這個小小的「麻猴」，製作也不那麼容易。先把成捆的大麻運到看守所中間的空場，然後由勞動號(有特許勞動權的犯人，一般都是當地犯人。)用大鍘刀，把那些長麻鍘成一尺長左右的短麻。然後，分捆成一把一把的。下一步是由有技術的犯人，把這些麻染成紅、黃、藍、綠四種顏色。下一個工序是：把這些色麻分發下去給老弱病殘的犯人，讓他們用梳子把這些麻梳成像蠶絲那樣通透柔軟，發出緞子般的光澤。

我和老七算是青壯勞力，就被分配到成品車間。三年多來，由於我們是同案，所以一直關在不同的牢房，在死刑號都是如此。如今，到了車間，我們倆的車床就可以挨著，就可以暢聊一通了。這裡所謂的車床就是木製的土車床，我們就用這種車床依次把不同顏色的麻毛，用一根鉛絲把它們擰在一起。生產出我們這個工廠的唯一產品——麻猴。監獄長為了刺激生產力發展，把我們的產量和我們伙食的定量綁在一起。

一開始，當地的青年農民手頭都比我們利索多了。他們認定我們肯定玩兒完了。他們吃最高的定量，我們吃最少的定量。這還不算，一不留神，我還把自己的手掌給剪了個大口子。這又讓那些青年笑得喘不過氣兒。但是，也和大多知青一樣，三個月以後，我們的技術突飛猛進，漸漸地我們就開始吃最高定量，而新來的農民只好吃最低定量。而且，即使是有技術的老農民，也不可能再追上我們了。

在這段時間裡，我們還進行了技術革新，不但把那個車床進行了徹底改造，還把當地多少年來擰「麻猴」的標準程序和姿勢都進行了改革。這些改變，地位的轉化，並沒有引起饒陽當地人和我們之間的矛盾。他們很樸實，能面對現實。笑話我們的時候很真誠，佩服我們時也很真誠。

我們把這裡的「麻猴」產量翻上去不只一番，這裡環境因此就變得更加寬鬆。一天，張所長高高興興地把我們集合起來發表講演，說我們的改造已經初見成果，現在產量上去了，超額完成了任務。可是，質量也要嚴格把關。質量過關以後，下次改善，一定有豬肉燉粉條。雖然，他的講演時肯定剛喝了酒，但就算就這麼說說，我們也高興。在饒陽我們一年標準改善伙食只有四次：五一、十一、新年、舊年。他老人家甚麼時候給我們吃豬肉燉粉條，那就不知道了。

最讓我們高興的是，我和老七都成了生產標兵，所以吃的比過去多多了。暫時不再被饑餓煎熬。其實張所長也沒有給我們增加定量，他只是把新進來犯人的部分口糧挪給我們吃了而已。新來的犯人肯定完成不了生產指標。我們也沒有因此良心不安，因為當地犯人都在這裡呆不了多久，就被判刑去勞改隊去服刑。在勞改隊他們成了合法勞動力，到了那兒他們就不會挨餓了。而我們等於是死緩犯人，不知在這裡還要等多久，所以自保為先。在這裡開展生產之前，和我們一塊兒來饒陽的北京氣象學校學生鄒宗志，就餓死在這裡了。我們不想重蹈他的覆轍。

開展生產對我們最大的好處是，我們可以在車間裏天天一邊擰麻猴，一邊聊天。有時候，我們也一起唱歌。當地的青年也不時唱點樣板戲，或語錄歌。有一天，我和老七唱起來《倫敦德里小調》。也許，那憂傷的情調很符合那時大家的心情，所以，我們倆就一遍遍小聲唱著，不願那旋律停止。不知不覺中，其他北京青年和當地青年都停止唱歌或聊天，整個車間都寧靜下來，除了車床的嗡嗡聲外，剩下來的就是我們倆的歌聲。

這時，我們倆才發現大家都在聽這首歌，唱完這一段就自然停了下來。人們都沒說話，大概還沉靜在那個曲調中。過了一會兒，休息開飯了，幾個青年走過來，有北京的，也有當地的，都向我們要歌篇，我和老七答應晚上值班的時候，幫他們回憶回憶，寫出歌譜。

第二天，我和老七把兩個人的回憶加在一起，謄寫出了一張歌篇。他們就拿去抄寫了。此後，每天一上班他們就要求我們唱這支蘇格蘭的老歌，他們就小聲和我們合唱。幾天之後，差不多整個車間的青年都學會了這支歌。以後每天，我們都必唱幾遍這支歌曲，《倫敦德里小調》似乎成了這裡的廠歌了。誰會想到，這首蘇格蘭旋律會繚繞在饒陽白花花的鹽鹼地上。

後來，我們也教給大家德沃夏克的《思故鄉》。其實這支歌的歌詞我都記不確了，只好自己根據大概那意思來填寫，就這樣以訛傳訛教給了大家。後來還教給了大家許多歌，我和老七也自己趁機寫了幾首歌，也教給了大家。不過，那三年中，人們最喜歡唱的還是他們學的那第一首歌。

「我心中懷著美好的願望??」

後來，人們覺得還不夠過癮，就開始自己寫詩、寫小說。我的程序就是這樣，每晚在兩個小時的值班時，自己寫一段故事。第二天交給老七，他一邊兒看一邊兒幫我編輯、改錯。第三天，在工餘休息的時候，我讀給大家聽。

我們用辛勤的勞動換來了這珍貴的自由。

那一段時間裡，漸漸地，這樣的寫作就成了我的一個習慣，每天萬籟俱寂的牢房深夜裏，我都要寫上一千來字。對同一個車間的犯人來說，等於多了一個說書人。也許，每個寫作的人都需要讀者或者聽眾。而這裡的犯人，在這裡除了物質方面的饑餓以外，也有精神的饑渴。所以，我寫作就有了動力。

在那個階段，我和老七在幹活的時候，最多的是聊社會上的風花雪月，自然會聊到許多遺憾的浪漫故事，就會有許多「早知如此，何必當初」，也有晴雯那種「早知枉擔了虛名，也沒了遠限」的那種遺憾。這些深聊讓我決定寫一個這樣的愛情故事。因為從一個房子開始，又以同一所房子為結，所以小說的名字就叫作《房子》。

講的是我小時候住在大雅寶衚衕甲二號，我們院兒的後門是小雅寶衚衕六十六號。而六十五號是一座北京衚衕裏難見的童話般的兩層小樓，裡面住著一個姓黃的老頭。在樓上，還住著一個和我們年齡相仿的女孩子。因為她的穿著，和我周圍的孩子完全不一樣，完全是動畫片裏的打扮，舉手投足也都是儀態萬方。今天明白，這都是家教而已。而那時在我眼裏，她就是童話中的公主。

反右的時候，黃老頭自殺了，那天我在房上看見救護車如何來把老頭拉走，也看見那個小公主面色蒼白，嘴唇微微發抖，站在院子裏。不久，我們搬走了，那一切就漸漸淡忘了。那就是我們童年的相遇。

我大學時代，一個聚會中偶然遇見她。一聊，發現很談得來，又好像在哪兒見過。她告訴我她在北京醫學院讀書，家住在小雅寶衚衕六十五號。

我恍然大悟。這時候我才知道小時候我心目中的公主姓字名誰。我才知道，原來她是黃老頭的養女。而黃老頭那次自殺並沒有成功，如今仍然低調健在。

那時候，我已經有個女朋友了，她和我都少年氣盛，還都有些不可一世。所以，我們正在鬧彆扭、鬧分手。

也許，生活的際遇不同，黃姑娘則非常低調、通情達理也非常善解人意。於是，就覺得她才是最適合我的人。

然後，我們開始來往。但是，在那個時代我們的交往，必然遭到我們學校，我的同學，以至於我們家庭的堅決反對。

文革中，她家再次受到更激烈的衝擊，這次黃老頭就沒有再次躲過，終於乘黃鶴而去，她家也被某個紅衛兵司令部佔用了。好在，她當時還是學生，作為支持紅衛兵運動的醫療隊，被派駐到清華大學。

我穿過風雨硝煙，在清華校園裏的帳篷中找到了她。相顧無言，也無淚一行。最後，她送我出來，說：「你回去，做你同學的好同學，你朋友們的好朋友，做你媽媽的好孩子。離開我吧。」我的自行車消失在夜霧中。

過了幾個月以後，被幾個老兵拉去他們司令部喝酒，沒想到去的地方就是當年黃姑娘家。我們就坐在以前她的閨房裏，這裡已經被這幫孩子糟蹋得不像樣子了。滿地啤酒瓶子，杯盤狼藉，到處垃圾。萬幸的是，還這裡居然還剩下來一個完好的電唱機。我放上一張，捷克的唱片《自新大陸》，這張唱片的第二樂章開始的旋律，就是當年我們倆最喜歡的一段。

我正在一邊兒悶頭喝酒，一邊兒在回想中玩味這旋律的時候，外面一個孩子大叫：快來，快來！這裡有一個上鎖的地下室，還沒被抄過呢！說著，就掄起磚頭開始砸那個鎖。幾個孩子都竄了出去，只有我還留在這裡喝酒。

外面傳來咚咚地砸鎖聲，留聲機裏的定音鼓也在咚咚作響??

這就是我在饒陽所寫的《房子的故事》的結尾。既然是小說，我自然要加以渲染，加以演繹和八卦。每天在我們勞動休息的時候，我們這些禿瓢光著膀子，身上的汗水粘滿了各種顏色的麻屑。他們端坐在一起，我一字一句認真地讀著那故事，那些小夥子聽得直眉瞪眼。

只有一個在饒陽縣插隊的北京知青就大不以為然。

他叫柳陸森。他說：我打小兒在北京衚衕裏開玩兒，就沒見過，也沒聽說過你講的這種事兒。我揣摩，你整個就是一個侃爺，別這兒蒙這幫傻孩子了。他們一聽就以為北京到處可以遇見公主，你這不是害人家孩子嗎？你以後再侃，得事先聲明，這不過是你自己瞎編的。

我的這些粉絲就轟他走，說：你不愛聽，你就走人，真的假的不用你管，好聽就得，誰像你這麼彎彎繞？於是他們就把當地「四大彎」順口溜改成：轆轤把，大彎針，豆芽菜，柳陸森。

有一天，我念完那段故事之後，人們坐在那兒玩味著，默不作聲。

柳陸森突然開始背誦起一首這樣的詩：

當蜘蛛網無情地查封了我的爐台，

當灰燼的餘煙嘆息著貧困的悲哀，

我依然固執地鋪平失望的灰燼，

用美麗的雪花寫下：相信未來??

他讀完以後，人們都七嘴八舌說：行啊，大彎針，有兩下子，是你自己寫的嗎？

他慢吞吞地說：「在這裡邊兒，都把你們給關傻了。這是著名詩人郭路生寫的《相信未來》。你們真是井底之蛙，甚麼都不懂，甚麼都不知道。」

的確如此。我真不知道郭路生在外邊兒寫了這首詩，我也不知道甘恢理寫了小說《當芙蓉花重新開放的時候》，更不知道白洋淀還出了一群文學好漢。

我的七十年代，就是在與世隔絕井底的一窪水裏，和其他幾個更小的青蛙，一起聒噪。不知道那算不算七十年代文化潛流，不知道那算不算文學。對我們來說，算甚麼都不重要。這些微小聒噪喜悅，幫助我們度過了那漫長的鐵窗生涯。

七十年代，是我生命寧靜的地平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