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是中國人民的正確選擇

辛亥革命是中國人民的正確選擇

——紀念辛亥革命100周年

林憲君

對於辛亥革命，史學界向來予以正面肯定，評價較高。但近年來有部分學者提出了不同觀點。他們對辛亥革命持否定態度，認為這場革命毫無必要。理由是晚清政府已開始實行「新政」和「預備立憲」，中國完全有可能通過漸進改良走上現代化道路，實現富國強兵。還有人認為「清末民初的孫文造反打斷了自曾國藩、李鴻章到袁世凱的改革進程」，給中國帶來了地方割據、軍閥混戰等等各種災難。總之，他們認為辛亥革命應該避免。

筆者的觀點與此相反，堅信辛亥革命是中國歷史發展的必然，是一場不可避免的歷史事件，也是中國人民的正確選擇。武昌起義擦槍走火只不過是必然中的偶然。辛亥革命的必然性源於晚清社會不可調和的政治矛盾。滿清貴族為維護皇權統治遲遲不肯進行真正的改革，致使和平改良的機遇喪失殆盡，終於釀成了一場流血的暴力革命。

一、辛亥革命發生的原因

辛亥革命的發生和清王朝的垮台同屬一個原因：即中國社會進步發展的迫切需要。大量史料證實，辛亥革命前夕的晚清政權已病入膏肓腐敗透頂，它已成為中華民族復興的羈絆。只有搬開這塊絆腳石，中國社會才能健康發展。至於滿清貴族搞的所謂「新政」和「預備立憲」，只不過是欺騙人民的幌子和手段，他們骨子裡嚮往的仍是世襲的皇權和保護已經掠奪到手的財產。權貴們根本不願在政治改革上動真格的，和平改良的道路已被既得利益集團給堵死，人民被迫只有選擇革命的手段去摧毀這個阻礙社會進步的政權。孫中山曾經講過：「革命是萬不得已的事情，而且不能一直革下去」。他何嘗不想通過和平改良的途經去實現國家的現代化？擺在他面前的是這條道路已經走不通，腐朽不堪的晚清政權已失去改良自救的可能。

晚清政權究竟腐朽到什麼程度？國民黨元老於右任在《亡國三惡因》一文中作了精闢的概括：「民窮財盡、社會破產、國家破產、國有金、吝不與人、為他人藏、此其一。善不能舉、惡不能退、利不能興、害不能除、化善而作貪、使學而為盜，此其二。宮中，府中、夢中，此哭中、彼笑中，外人窺視中，霄小撥弄中，國際偵探金錢運動中，一舉一動、一黜一陟，墮其術中，此其三。」這篇寫於辛亥革命前一年的百餘字短文，已預見到衰敗的晚清政權必然滅亡的命運。該文發表不到一年，一個貌似強大無比，繁榮昌盛的「滿清」盛世就轟然倒台了。

清朝末年，社會矛盾已十分尖銳，財富不在百姓手中，歸權貴們所有，百姓生活極端貧窮，兩極分化已很嚴重。社會敗落之象的原因是『國有金，吝不與人，為他人藏。』行善的不能受到褒揚，作惡的不會受到懲辦，整個社會已無公平正義可言。政府因循守舊不作為，對百姓疾苦不聞不問。官吏們昏庸無能且喪失道德底線，只顧忙於吃喝嫖賭，買官賣官，為聚集財富，橫徵暴斂，不擇手段。百姓怨聲載道，苦不堪言。對外則連年戰敗，割地賠款，簽不平等條約，喪失主權，搞金錢外交，出賣國家利益，置中華民族於亡國滅種的危難之中。

這就是某些學者所嚮往的「新政」。這樣的「新政」是靠禍國殃民，賣國求榮來維持的。生活在所謂「新政」下的人民水深火熱，反抗暴動時有發生。全國危機四伏，社會動蕩不安。清廷的倒行逆施，早就天怒人怨。政府的誠信已蕩然無存，它們實行的「新政」和「預備立憲」只是個虛無縹緲的海市蜃樓，根本不會兌現，誰還去相信這類謊言？

生活在滿清權貴們統治下的百姓，早已不堪忍受這種政體的奴役壓迫。從十九世紀末開始，農民造反揭竿而起，不甘沉論的民族精英的各種抗爭前赴後繼。較為著名的有1851-1864年的太平天國農民起義；1860-1895年的洋務運動；1898年的戊戌變法和1900年的義和團運動。以上這些抗爭儘管驚天動地、轟轟烈烈，但都不屬於『適乎世界之潮流，合乎人群之需要』的革命，均被血腥鎮壓以失敗而告終。太平天國農民造反，無非是爭當皇帝，你唱罷來我登場，皇帝老兒輪流當，並無社會進步意義。洋務運動根本撼動不了皇親國戚的封建特權，帶不來民主共和的曙光。打出「扶清滅洋」旗幟的義和團，既反對外來侵略又排斥科學文明，其近似愚昧的行徑非但不能推動社會進步，反被專制統治者所利用。

即使溫和理性的維新派向清廷上書請願，要求政治有限的改良，也為掌權的頑固派所不容。在戊戌變法的一百天中，共有260多條奏摺上書皇帝，盼望實行「君主立憲」，政治革新。其實，他們都是忠心耿耿的「救皇」派，都是忠於大清皇室的順民，都在苦口婆心地試圖挽救大清王朝即將崩塌的命運。然而頑固的保守勢力對此並不領情，他們擔心大權旁落，寧肯賣國也不願革故鼎新。頑固勢力把維新派視為威脅政權穩定的眼中釘，列為敵對勢力予以打壓。這些可憐的『救皇派』不是被殺就是被關。戊戌變法「六君子」血濺菜市口，百日維新運動被扼殺於血泊中。這就是晚清政府已開始實行的「新政」和「預備立憲」。難道我們那些現代歷史學者連這些基本事實都不尊重？

戊戌變法失敗後，維新派的一些人已在血的教訓中清醒，終於認識到晚清政府是個拒絕改革，諱疾忌醫，無藥可救的政權，它正在坐等人民群眾去推翻。維新派中的許多人最終轉向了支持革命，就連反對暴力革命的梁啟超，也與康有為分道揚鑣，走上了反清革命的道路。他在晚年曾無奈地坦言：「革命黨者，以撲滅現政府為目的者也；而現政府者，製造革命黨之一大工廠也」。此言一語中的，應列為統治者們牢記的名言。

孫中山也曾對清廷抱有幻想，企望在保存滿清統治的前提下實行和平改良，以減少革命對社會的破壞作用。為迅速實現富國強兵的目的，1894年孫中山上書李鴻章，提鋼挈領地闡述了中國改革的必要性。冥頑不化的清廷對如此溫和的改革主張仍不屑一顧，態度極為冷淡，根本聽不進孫中山挽救大清江山的金玉良言。孫中山的上書石沉大海，對清廷已徹底絕望。他被迫拋棄了幻想，走上了反清革命的道路，決心採取革命手段去摧毀這個阻礙社會進步的皇族政權。可以說，孫中山領導的辛亥革命是官逼民反。

至於某些學者所說的「預備立憲」，請看清廷的誠意又是如何？1911年5月8日，清政府的執政者拗不過立憲派的政治壓力，終於出台了一個「皇族內閣」。內閣中13名成員，9名是皇親國戚，內閣權力仍由皇族壟斷。立憲派全部絕望，已不再寄希望於「組閣」。不久，社會各界又聯合提出於宣統三年（1911年）召開國會。自以為大權在握的清廷，仍頑固地拖延應付，將民意玩弄於股掌之上，即使立憲派在其背後擊一猛掌，它也不肯向前跨進一步。直到這個「皇族內閣」預感到革命的暴風雨即將來臨，才主動表示要在宣統五年（1913年）召開國會。不幸的是，這時已經沒有宣統五年了。大清王朝的氣數已消耗殆盡，社會革命已不請自來。武昌起義一聲槍響，全國各省積極響應，一切都在瞬間發生，大清帝國傾刻完蛋。

清王朝的垮台滅亡怪誰呢？誰都不能怪。只怪它自己不順應世界潮流，不支持變法改良，不想進行真正的改革。當危機迫在眉睫，自己想變法，想改革了，時間卻不等它。晚清時期，多次出現的改革機遇都被錯過，多種改革方案都最終擱淺，改革一再拖延。害怕失去權力和既得利益的清政府，終於丟失了自我變革的主動權，最後只有坐等革命黨人來推翻。愛新覺羅家族這些弱智腦殘的不肖子孫們，不但丟掉了列祖列宗打下的江山，還延誤了中國社會的發展。可以說，清王朝垮台完全是它自己造成的，這叫自作自受，自取滅亡。

二、辛亥革命的導火索

冥頑不化的清政府，一再拖延改革，只顧利用權力撈錢。1911年5月9日，在推出「皇族內閣」的第二天，就頒布了一項侵吞民眾財產的法令—《鐵路幹線收歸國有諭》，該法令宣布「鐵路幹線均為國有」，「即應由國家收回趕緊興築」。川漢、川粵鐵路的修築權原本屬於各省股民，其資金很大一部分是股民們變賣房屋、土地、財產的血汗錢，無形中被政府從手中奪走，又拱手讓給了外國人。

清政府的經濟政策朝令夕改，搖擺不定。加之又巧取豪奪侵吞股民們的財產，很快便激怒了以紳商為主的四川集資股民。他們堅決反對清廷為獲得英、法、德、美四國銀行600萬英磅的貸款所簽訂的賣國貸款合同。該合同規定「中方必須以全路產業作為借款抵押。如果到期不能還本付息，外方將把鐵路佔為已有」。據此條約，中國不但要忍受重利盤剝，還有喪失主權之險。

為保衛路權，四川的同盟會聯合哥老會組成了「保路同志軍」，在成都示威遊行，強烈反對把築路權賣給外國人。6月17日，成都岳府街上被圍得水泄不通，川漢鐵路公司第七次股東大會在此舉行。羅綸、鄧孝可等人登台演講，痛陳時事，慷慨激昂。大喊「我們四川人的生命財產拿給盛宣懷給我們賣了！賣給外國人去了！」講完聲淚俱下，嚎啕大哭。全場情緒激動，也跟著大哭了二三十分鐘。會後開始遊行，群眾手舉光緒皇帝牌位，焚香磕頭，要求政府兌現『川路准歸商辦』的承諾，歸還本屬於自己的財產。

遊行自始至終溫和理性，只為利益訴求，並無反政府的過激行動。群眾對政府某項措施表達不滿，政府理應與群眾對話溝通，協商談判化解矛盾。群眾維權萬萬不能武力鎮壓，清政府卻反其道而行之，置民眾訴求於不顧，窮兇惡極地開始抓人殺人。同年9月矛盾激化，成都的保路運動已擴展為全四川省的的抗糧抗捐運動，群眾暴動，士兵嘩變時有發生。

迷信武力鎮壓的清政府，自恃兵權在握，立即調動駐武昌守軍前往鎮壓，致使武昌空虛成為革命最易突破的防線。清廷的鎮壓激起民憤，反而促使四川保路運動規模迅速擴大。四川總督趙爾豐見事不妙，假稱朝廷已同意保路同志會的要求，並以開會協商為名，將保路運動領導人蒲殿俊、羅綸等人誘騙至總督府予以扣押逮捕。隨即趙爾豐又下令查封了支持保路運動的報紙，對社會輿論嚴加控制，不許人民議論保路運動。趙爾豐的高壓政策令民眾情緒失控，他們衝擊總督府，要求立即放人。利令智昏的趙爾豐下令軍隊向手無寸鐵的請願民眾開槍，當場打死三十二人，受傷者達數百人。這就是中國近代史上臭名昭著的「成都血案」。事後在成都少城公園（今人民公園）為死難者豎立了一座「辛亥秋保路死事紀念碑」以示紀念。

趙爾豐原以為靠武力鎮壓、大開殺戒便可平息「保路」風波，以保大清王朝搜刮民脂民膏的特權。他做夢也想不到，對保路運動這一偶然群體事件處置失當，會丟了自己腦袋，更使他效忠的主子丟了江山。12月21日深夜，自稱都督的標統（相當於團長）尹昌衡率警衛部隊衝進了總督府趙爾豐的卧室，當場將其擒獲。第二天上午即押往貢院（今成都天府廣場）當眾斬首，頭顱掛在樹上示眾三天。這就是鎮壓保路運動劊子手的下場。

歷史的發展就是這麼詭譎，變幻莫測。端坐在紫禁城裡的滿清權貴們，同樣做夢也想不到「皇族內閣」頒布的第一個法令竟不幸變成了一根導火索，點燃了四川的保路運動。保路運動的蝴蝶效應又引發了武昌起義和全國各省響應。三個月後，大清帝國便壽終正寢，徹底完蛋。拒絕改革的皇室貴族們也只好認命。

辛亥革命的發生與成都的保路運動互為因果，密不可分。沒有成都的保路運動，武昌起義幾乎不可能發生，雖然辛亥革命第一槍在武昌打響，導火索都源於成都的保路運動。二者關係妙不可言，發人深醒。

三、辛亥革命的歷史進步作用

辛亥革命是中國人民的正確選擇，決不容許否定。只要尊重歷史事實，不懷政治偏見，對辛亥革命的歷史進步作用都會得出相同的結論。

第一，辛亥革命是中國近代史上一次偉大的民主革命。它給封建專制制度以致命的一擊，徹底推翻了統治中國260多年的清王朝，結束了在中國延綿兩千多年的君主專制帝制，埋葬了「家天下」這一人類社會的醜惡遺產。辛亥革命後在亞洲建立了第一個民主共和國，為中國的社會進步打開了閘門，也為亞洲的民族解放翻開了新的歷史篇章。

第二、辛亥革命使中國的社會性質發生了質的飛躍，廢除了專制帝制，創立了「民有民治民享」的民主共和政體。自秦漢以來，每逢王朝更迭，不管輪到誰當皇帝都沿襲前朝的制度，換湯不換藥，蕭規曹隨。誰也不肯改變中國專制社會的性質。「百代都行秦政制」，周而復始地輪換更替。無論農民造反或宮廷政變，誰也跳不出「興盛——腐敗——衰亡」這個歷史周期率的怪圈。舊的王朝滅亡了，又開始新一輪王朝更替。辛亥革命後，把民主共和國的種子引進了中國，實行民主選舉，確立了權力更替的新秩序，從此改變了中國封建專制社會的性質。只要沿著民主共和的道路走下去，中國就不會出現以血腥殺戮而掌權的王朝循環更替。

第三、辛亥革命廢除了世襲制，為中國的民主政治創造了前提。1912年孫中山就任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實行的是總統制；《臨時約法》已具有憲法的性質；「內閣責任制」相當於國會的權利。孫中山締造的民主共和國已具備大總統、憲法和國會三個基本要素。這是一筆巨大的政治財富，後繼的執政者只要遵循這些原則，實行民主政治，中國的百姓就會代代平安受益。

第四，辛亥革命促使了人們思想觀念的大轉變。它是20世紀初思想啟蒙運動的開端，人們開始認識到皇帝制度並非天經地義，永恆不變，原來國家也可以不用皇帝來統治，國家的權力也可以由庶民百姓來掌管。孫中山幾次演講中都旗幟鮮明地指出：「中國數千年來都是君主專制政體，這種政體不是平等自由的國民所堪受的。」（《三民主義與中國前途》）他還在《革命方略》中響亮地宣告：「今者由平民革命以建國民政府，敢有帝制自為者，天下共擊之！」。辛亥革命後，共和觀念、共和制度已深入人心，無論誰想當皇帝或復辟帝制皆不得人心。袁世凱稱帝和張勳復辟碰得頭破血流就是明證。在以後的歷史進程中，雖然也出現過專制統治者，但他們即使再專制也不敢黃袍加身以皇帝自稱。

第五、辛亥革命砸碎了舊的上層建築的束縛，解放了社會生產力，促使社會經濟和民族資本迅速發展。民國建立後，國內實業集團紛紛成立，開工廠、設銀行已成風氣，社會財富顯著增加。孫中山制定的實業建設計劃以及引進外資，實行開放的主張至今仍是我國實現經濟現代化的榜樣。從辛亥革命開始，我國已在由一個貧窮落後的農業國向現代工業化國家邁進。

第六，辛亥革命後，我國文化藝術空前繁榮，百花齊放，百家爭鳴，各種學派、各種思潮、各種理論如雨後春筍破土而出，大師級的人物層出不窮。短短數年，社會風尚、生活習俗已煥然一新。禁纏足、禁鴉片、禁賭博、廢跪拜、改稱謂、倡女權、易服飾、剪辮子，提倡自由婚姻，不許販賣人口等等，已成為時代潮流，蔚然成風，令人響往。隨著皇帝制度的廢除，依附於帝制的世襲制度、太監製度等等社會醜惡現象統統被掃進了歷史垃圾堆。

經過辛亥革命的洗禮，中國大地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這是一場「合乎世界之潮流，合乎人群之需要」的革命，這是中國人民的正確選擇，其積極影響遠遠超過了人們的預料。如果沒有辛亥革命，就不可能有中華民族今天自由獨立於世界的國際地位。辛亥革命不可否定。

紀念辛亥革命百年，應該牢記歷史，以史為鑒，從中汲取經驗教訓，促使我國改革開放事業健康發展。我是黃埔後代又是民革黨員，應義不容辭地宣傳辛亥革命的光輝業績，緬懷以孫中山先生為代表的革命先輩為中國的民主、獨立和富強而獻身的歷史功勛，繼承他們的遺志，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 【交流文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