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有在深夜被一首詩打動的人，不足以談人生

【作平按：依策劃，我的詩集《靈魂的鑰匙》除了詩集本身外，還會附一本叫《詩思錄》的小冊子。小冊子大約1萬字，主要談和詩歌的有關思考。「後花園」詩叢已出版的第一輯中，馬永波兄的詩思錄是一篇長文，遠人兄是一些思想片斷。我一向疏於詩歌理論，於是，就以之前回答姜紅偉兄的一個提問作為藍本，新增了些問題，弄了這個問答式的東西。這也算是我關於詩歌和人生的坦白交待。】

1、你的詩歌之路是什麼時候開始的？基於怎樣一種機緣？真正意義上的詩歌寫作又是從什麼時候開始的？具體情況怎樣？

我最原初的詩歌寫作，可以追溯到1984年，那時候我在四川南部一座叫安溪的古老鎮子上初中。非常意外的是，我最初寫的竟然是舊體詩。其原因，是上初二時，我從父親的一口老舊的木箱里，找到了一部上下卷的《唐詩選注》。

古人說，熟讀唐詩三百首，不會作詩也會吟。於是乎很自然地，我開始學著古人的調調寫舊體詩，只是所謂的舊體詩從格式上說，完全不懂平仄，最多只是押了韻，有一些不過關的對仗。從內容上說，則不外乎兩個，一是歌頌偉大祖國，一是為賦新詞強說愁。總而言之，和今天的老乾體倒是相當接近。

三十多年後的今天，我偶爾還會寫幾首舊體詩，當然，與三十年前相比，我開始嚴格按照平水韻的格律來要求。在格律的嚴格約束下寫詩，大多時候是費力不討好的事情，類似於戴著鐐銬跳舞，但作為一種古老的文字遊戲，一旦沉醉其中，卻另一種不足為外人道的樂趣與小小得意。

初三，我從愛好文學的班主任老師那裡第一次看到了《詩刊》，也知道了賀敬之、郭小川和馬雅可夫斯基，並開始學習做新詩。高中，我到另一座更大一些的、同樣也地處沱江之濱的古鎮趙化，鎮子里有供銷社開的一家很小的書店，在那裡，我買到了人生的第一部詩集：四川詩人胡笳的《蝴蝶帆》。

同樣也是從高一開始，我接觸到了《星星》詩刊和《詩歌報》，當時的《詩歌報》還真的是一張對開四版的報紙。當然，更重要的是，還有一本在當年影響巨大，對我影響尤其巨大的《朦朧詩精選》。

所以，我的詩歌寫作其實是從對朦朧詩，尤其是從對北島的學習與模仿開始的。我相信，這很可能也是我們這一代詩人中，許多人曾有過的共同道路。

真正意義上的詩歌寫作應該是從大學時代開始的。四川南部一座中等城市的一所以理工科為主的專科學校，我學的是毫無興趣的會計與統計專業。一本本厚厚的《高等數學》簡直令人崩潰。很多時候，老師在上面講微積分、線性代數、數理邏輯，我在下面寫詩，用一支粗大的黑色鋼筆，在作業本上寫詩。

那時候，學校之外，我常去的一個地方叫作王爺廟。那是百年前自貢鹽業鼎盛之時，自貢的鹽商們祭祀江神的廟宇，畫閣雕欄，掩映在高大古老的黃桷樹的陰影里，偌大的大廳和曲徑通幽的走廊，都辟成了供人休閑的茶館。

我坐在窗前讀書或是寫詩，在我的腳下是已經日漸消瘦的釜溪河，已經很難想像得出它當年千帆競發萬舸奔走的盛況了。在江的對岸，是一面陡峭的山岩，上面有三個斗大的紅字，據說是蘇東坡的手筆：喚魚池。

潛游水底的魚，居然可以像家禽家畜那樣喚之過來，這，其實就是古人的詩意了。與古人相比，現代人的詩意在不斷地消解，就像釜溪河的水量在不斷地減少。

2、發表處女作是什麼時候？

高二那年，我和本縣另一所中學的兩個高三學生（其中一個是我的小學初中同學，一個與我們家是世交），一起創辦了一本詩刊，叫《三原色》。自己刻鋼板，自己油印，自已裝訂，耗費一個通宵加一個白天，弄出了一本大概只有40來頁的32開的小冊子。

《三原色》只出一期就夭折了，主要是家長反對，家長認為中學生嘛就該好好念書，考上大學跳出農門才是硬道理，弄什麼詩歌什麼文學都是不務正業，就像早戀一樣耽擱學習，是萬萬使不得的。

我們把《三原色》寄給了國內一些詩人和刊物，後來，《中學生文學》主編趙建功先生從上面選了我兩首詩，發表在《中學生文學》1987年7、8月的詩歌特大號上，那就是我的處女作。

這兩首詩，後來收到三十元稿費，稿費之高嚇了我一大跳，那時候我們老師的工資也就五六十元。拿到這筆稿費，我和一起辦詩刊的那位世家兄弟一起，在小鎮上找了一家餐館，惡狠狠地點了四五盤菜，喝了兩瓶白酒，一結帳，也就幾塊錢。

《三原色》還有段插曲。一起辦刊物的那個小學初中同學，有一天大概酒喝大了，竟然在廁所里寫了一條反動標語，這可是一件了不得的大事。這個同學很快被查出來，為了調查他，縣公安局的兩個警察到學校找到我，查問前前後後的事情。

非常滑稽的是，其中一個警察嚴肅地問我：你說說，《三原色》的色是什麼意思？我給他解釋，《三原色》這個刊名，是我們從車前子的一首詩化過來的。警察於是又問，車前子是誰？我只得給他說是一個詩人，寫朦朧詩的。那朦朧詩又是什麼？等等，相當於給這位敬業的警察同志上了一堂詩歌課。

3、就是說，你是從80年代後期在中學時代就開始發表詩歌了，那也是中國詩壇最熱鬧最喧嘩的文學至上時代，你如何看待那個時代？有什麼比較難忘的經歷嗎？

那是一個永遠也不會重來的時代。沒有經歷過那個時代的人，恐怕也很難想像文學在當時的巨大影響力。毫不誇張地說，上世紀80年代，一個著名詩人，他的社會影響力與號召力，與今天最當紅的影視明星相比也毫不遜色。在物質相對貧乏的80年代，對精神的追求被天經地義地放到了最重要位置。幾年前《讀庫》主編張立憲出過一本回憶80年代的書，書名就可以看出他對那個年代的無限依戀和懷念：《閃開，讓我歌唱80年代》。

可惜那時我太年輕，還是一個中學生，未能真正地恭逢其盛。我只記得一些與我有關的比較細小的經歷，雖然不足以管窺全部，但大概也能從一些細節說明某些問題。

我老家所在的那個縣，叫富順，歷史上多出文人，向來有富順才子的說法。老一輩的，像劉光第，陳銓，鄭必堅，當代詩人，像張新泉，白漁，朱先樹，李加建，鄭單衣，以及更年輕的郭敬明等人，都是從那裡走出來的。所以，這個地方有著濃厚的文學氛圍，尤其是三十年前。

我開始參加縣文協的文學活動時還是中學生。我記得大概是1988年，著名作家鄭義（他的母親好像是富順人？或者其父母與富順有某種緣源，記不清了）回來講課，坐了滿滿一屋子人，室內坐不下，外面的台階上也擠了不少人。我中午多喝了幾口酒，聽著聽著竟然打起了瞌睡，後來被一個老師狠狠地批評了一頓。

大學時，我開始參加自貢市文聯的一些文學活動。記憶中比較深刻的是，有一年自貢文聯在一所鹽商的老宅子里開了五天筆會，參會者多達百餘人，其中寫詩的最多，分成兩個組。大家六個人住一間屋子，吃得很一般，但天天討論詩歌，為詩歌爭得面紅耳赤，幾乎就要老拳相向。

這種筆會是要收費的，其他人都可以回原單位報銷，但我沒單位，我還是學生嘛。正在無奈之際，富順文化館一個姓李的老師得知後，連夜趕回富順向文化館長報告，意思是說聶作平有才華有前途，這個人畢業以後，可以把他要到我們文化館做文學輔導，他現在開會的這個費用，能否由文化館給他報銷？館長也很開明，馬上就同意了。

當時，因為我會寫詩寫文章，已經有其它兩家更大的單位要我，但我還是決定回老家去文化館編那張四開四版的《富順文藝》。不巧的是，在我畢業之前幾個月，縣上一位領導的哥哥從外地調回來，把這個位置搶先佔去了，我只得怏怏地去一家待遇其實更好的企業作秘書。

4、當年各大高校經常舉辦詩歌朗誦會，給你留下最深印象的詩會是哪幾次？

印象最深的是有一次去自貢師專，參加中文系的詩歌朗誦會，一個長發飄飄的女生在台上，用很好聽的普通話念一首其實寫得不怎麼樣的詩。燈光朦朧，音樂舒緩，女生身材修長，黑頭髮像瀑布一樣。

朗誦會間隙，我們站在走廊邊上，看著樓下稀落的燈火聊天，她歪著頭，眼睛撲閃撲閃的，讓我有一種想擁抱她的衝動。後來我們有過一段時間的來往，但隨著畢業，各奔前程，便失去了聯繫。算起來，她現在也是四十好幾歲了，從熱愛詩歌的青春少女，到為生計為家人奔波的中年婦女，狗日的時間就是這麼殘酷無情呀。

5、上世紀80年代大學生詩人們最熱衷的一件事是詩歌大串聯，你去過哪些高校嗎？和哪些高校的大學生詩人來往比較密切最後成為好兄弟啊？

我只去過我所在的那座城市和城郊的另外三所高校，一所是前面說過的自貢師專，一所是自貢教育學院，一所是四川輕化工學院。很有趣的是，現在這三所高校和我就讀的職大一起，大雜燴似地亂燉在一起，改名四川理工學院，學院也跟放羊似的，學生多達兩萬人了。

去師專和教院，有時候是為了參加詩歌活動，更多時候是為了找寫詩的朋友喝酒。師專和教院毗鄰，有一條上百年歷史的寬不盈丈的小街，街兩旁有許多小餐館，我們就坐在幽深的店堂里就著花生米和豬耳朵喝一塊多錢一瓶的鹽都高梁酒。興之所至，也會念幾句詩。這是我們和旁桌那些光著膀子的工人最大的區別。

四川輕化工學院在城郊，我去過兩次，都不是為了詩歌，是為了幫人打架。中學時代，我就喜歡拉幫結派，聽說打架比過年還高興。幫誰打架也忘記了，只記得打了架下來，被幫的人擺了一桌子酒菜請我們大吃大喝，那種成就感，就給寫了一組牛逼的詩一個樣。

我在這三所學校認識了一些寫詩的學生，他們大多數後來都不寫詩了，有做生意發了財的，有走仕途當了官的，也有窮困潦倒的，更多的不知所終，消失在茫茫人海中。當然也有少數人一直在寫，但幾乎沒寫出大名堂，只是作為一種愛好堅持下來。這種堅持尤其難能可貴。

說句不客氣的大實話，我大概要算當年那批一起寫詩的朋友里走得最遠的了，寫作竟然成了我終生的事業和混飯吃的本領。

6、畢業之後，你分到了一家工廠，那時也是你寫詩最勤奮的時候，那應當屬於青春期寫作吧？後來，你兩次從自貢到成都，生活發生了很大變化，相應的，詩歌也在發生變化，你現在怎麼看這些經歷？它和詩歌寫作之間有無某種內在的關聯？

1992年大學畢業後，我分配到自貢一家大型企業上班，作一個無足輕重的小秘書。我居住在廠區的一座農民的三合院里，院子里堆放著幾十根粗大的木頭。太陽晴好的秋天和冬天，我常坐在木頭上曬太陽，想像著遠方的事物和詩。

兩年後，在那裡，我寫下了後來因獲得《星星》詩刊當年舉辦的詩歌大賽最高獎，從而產生過一些影響的《靈魂的鑰匙》。這組詩第一批次寫了五首，也就是獲獎的那一組。獲獎之後，餘勇可賈，又斷續在此後一年左右的時間裡，寫了十幾首。那一年，我25歲。

我在那組詩里所關注所思索的那些大師，無疑都是一個青年心目中的泰山北斗。在青年心中，對大師的關注和思索肯定有一種代入感。這種代入感帶來的是一種全身酥麻的激動。我想，或許那也就是寫作的激情與快感。非常遺憾的是，隨著年齒的增長，這種寫作的激情與快感卻慢慢消失。所以，我的詩歌作品開始減少。

1997年時，我的人生遭遇了一次低谷，卻意外地迎來了詩作的另一次高峰（前一次高峰，就是1994年寫作《靈魂的鑰匙》）。之前一年，因著名詩人張新泉先生的舉薦，我從自貢借調到了成都的《科幻世界》做編輯。那時候，詩人兼報告文學作家譚楷是這家雜誌的副總編，他打電話給我時，有一句話讓我很興奮，他說，我們不僅在選一個編輯，也是在選接班人。

懷著今後做接班人的夢想，我拖家帶口從自貢遷徙到成都。但人算不如天算，因為種種原因，借調一年期滿，我沒能如願以償地由借調變為調動，更沒有成為接班人，而我曾經服務的那家工廠，一些領導出於中國式的報復之心，堅決要求我回去。

於是，我只得黯然地回到自貢，回到工廠。並且，非常鬱悶的是，由於工廠某個領導的報復，我不能再做秘書，而是下放到車間做工人，憑藉汗水換取每個月那薄薄的幾張鈔票。

前途無望，經濟拮据，心情苦悶，偏偏在這種低谷之中，詩情卻如暗潮湧動。在幾個月時間裡，我寫了大概二十多首詩。我能感覺得到，詩歌如同黑暗屋子裡開的一扇窗戶，雖然它無法助你逃離這黑暗之屋，卻能讓你在黑暗之中看到一縷光，感受到一陣從窗戶吹進來的微風。

所以，如果說詩歌有什麼功用的話，我想它的第一個功用就是對詩人自身的一種撫慰。詩人可能會因為一首得意的詩作而有一種成就感、沉醉感。儘管這種成就感和沉醉感對外人來說可能毫無意義，也無法給詩人帶來實俗的好處，但在這種成就與沉醉中，詩人對世俗苦痛的暫時性減輕與遺忘卻是完全可能的。

我之前對自己詩歌寫作數量之少胸中有數，但既至編選這部詩集，才發現這個數量實在少得可憐。從大學時代到今天，我的詩齡已經有二十多年，這二十多年裡，我的作品竟然只有不到三百首。而我知道的是，有些詩人一年的寫作量可能就有三百首。

大概在1999年，也就是我第二次遷徙成都-----這一次沒有人借調我，更沒有人許諾成為接班人，我自己把自己「調」到了成都，成為一種自由職業者。從那時起，詩歌在我的寫作中已經完全退到二線。那一年，我三十歲。

詩歌之所以退居二線，讓位於散文隨筆或是其它文體，其原因有主觀和客觀兩個：從主觀上說，隨著社會閱成的增長，我越來越意識到，詩歌是一種局限性的文體。由於文體的局限，有許多東西是它所不能表達或者不能很好表達的。同時，它也是一種藏拙的文體。它不需要豐富的知識積累，甚至也不需要豐富的人生閱歷和更高的思想層面（當然，大詩人除外）。

因此，當面對生活有更多的思考和更多希望表達的東西時，詩歌呈現出的是一種短板。我必須選擇其它體裁，而諸種體裁中，最自由，最靈活，同時也最能深入淺出的無疑是隨筆。

從客觀上說，我要養家糊口，而一個顯百易見的事情是，即便中國的幾大詩歌刊物每個月都給你發表一組詩，你也得餓死。所以，我得寫作詩歌以外的其它體裁，那樣才能換回一家人的豐衣足食。

迄今為止，我寫作的領域除詩歌外，還涉及到了小說，散文，隨筆（其中可細分下去的是藝術隨筆，音樂隨筆，人文地理隨筆，歷史隨筆），評論，影視劇本，歷史專著，企業管理，人物傳記，科普。

7、你如何看待西方詩歌對中國新詩的影響？

新詩只有不到一百年的歷史，和舊體詩不同，新詩更多的影響和營養來自西方詩歌。我的短板和最大遺憾是不懂外語，無法讀懂除漢字以外的其它任何文字的詩歌。

對於譯詩，我向來抱有很深的警惕。這就好比用現代白話翻譯古典詩歌，儘管可能傳遞出詩人所要表達的意思，卻無法表達意境，更無法讓人體會到詩歌最精微最本質的魅力。我想，把其它文字的詩歌翻成漢語，無論翻得多麼信達雅，其實都已經嚴重走樣。翻譯的過程或許就是真相被流失的過程。

早在二十年前，我還年輕，曾經信誓旦旦地表示要通過五年左右的自學，真正掌握從小學就在學習，卻總是不得要領的英語。我甚至還曾經表示，只需要五年，或許我就可以翻譯。然而造化弄人，為生計奔波，英語的自學大概只堅持了不到半年就煙銷雲散。如今，我已不再幻想能有閱讀英語原版詩作的可能。

所以，我想要表達的其實是，除了朦朧詩，對我的詩歌寫作真正產生過影響的，其實是中國古典詩歌。我無法直接向洋人學習，又不願意通過翻譯之手向洋人學習（那種感覺類似於吃別人咀嚼過的饃），我只能向古人學習。

向哪些古人學習？這是另一個問題。我依據的完全是自己的好惡。我閱讀最勤奮，最如饑似渴的年代是大學期間和剛剛參加工作那幾年。眼界的突然打開，藝術世界第一次變得如此清晰且伸手可觸，閱讀便不僅是下意識的工作，更是每天必須的個人興趣。

我喜歡的中國古典詩歌，依年代遠近而論，首先是《詩經》，我要學習它的質樸，中國人童年時期的那种放達與直抒胸臆，以及對自然萬物的親近，在如今已經消失殆盡。

其次是曹操，這個帝王級別的中國名人，他以帝王的身份，卻時常寫下一些普通人的憂愁與歡悅；然後是杜甫，他對現實的關注與體察，以及技巧上的渾然天成，都標誌著中國古典詩歌到達了前所未有的新高度；最後是李商隱，他的作品無疑是古典詩歌中的朦朧詩，歧義，多解，指向不明，卻飽含深情地指向幽暗的人性。

究其實質，詩歌如同其它的姊妹藝術一樣，都是一種關懷，一種對於虛無、對於痛苦、對於無常人生的關懷。至於關懷的力量，既不必拔高，也無法貶低，它是一個結結實實的存在。

一首詩，它首先關懷了它的創造者，即詩人本身；然後，它像水中的漣漪，在它力所能及的範圍內，給予那些有幸與它相逢的讀者或多或少的關懷。詩歌本身，也因為這種關懷而有了存在的意義。

有人說，沒有在深夜痛哭過的人，不足以談人生。那麼，套用一下，那就是，沒有在深夜被一首詩打動過的人，不足以談人生。

8、在你寫詩的這20多年中，哪些詩人影響過你？或者說，你喜歡哪些詩人，記得住哪些詩人？

梳理這二十年來的詩歌閱讀，永遠留在記憶中的，都會是些什麼樣的詩人和他們的詩行呢？不用屈指，第一個首推北島。如今的北島已不怎麼寫詩，而是改寫散文了。但從他散文的題材和技藝，依然清晰可辯地看得出他曾經是詩人的痕迹，就好比一個年邁的美人，無論老得多麼不堪，只要你的眼力足夠好，仍然能從她皺紋縱橫的臉上，發現一些美的遺址。

北島的詩歌――我是指上世紀八十年代的詩歌――是堅硬的，也是雄性的，帶著「我不下地獄，誰下地獄」的英雄主義色彩，那句著名的「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證∕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銘」就是明證。

二十多年前，我還是個十多歲的少年，在南方那個多雨多燕子的小鎮，第一次閱讀到北島的詩歌時，我的第一感覺就是一種令人眩暈的震撼。二十多年後，當北島已被異國的風霜蒼老了面容，再讀他的詩，我仍然能感覺到少年時的那份衝動。就像羅大佑的歌和王老闆的豆花飯一樣，北島的詩也是我成長的見證者和催化劑。

然後是顧城。一張照片上，顧城戴著白色的，類似於廚師帽的高帽子，旁邊是他美麗的妻子謝燁。但就在我看到這張照片幾年後，卻從南半球傳來了顧城斧劈謝燁並自殺的悲劇。你無法相信，一個用童話的語言和意境寫詩的人，竟然會是一個衝動的兇手。

但現實就是如此，一如我們因老於世故而波瀾不驚的心，卻有可能為一首詩而感動得熱淚盈眶。

如果說北島以他的英雄主義引導我們直面慘淡世界的話，那麼顧城則以他的童話意境告訴我們世界依然如此可愛。

我必須承認，在我熱愛酒精和拳腳的青春期，之所以沒有進一步成為影響社會安定團結的問題少年，北島和顧城的詩歌曾經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海子是以他慘烈的自殺而成為上世紀最著名的詩歌烈士的，甚至，他的自殺引發了真假詩人們的模仿――只是，自殺是可以模仿的，但才華卻無法複製。今天我們再讀海子的詩，仍然會為他的神秘、憂傷和遼遠所打動。「姐姐，今夜我不關心人類∕我只想你」，在人們連情書也不再書寫的網路時代，情詩的力量是否還能打動心愛的人兒？

這其實已經不重要了。重要的是，就在短短二十多年前，人類還曾經有過一種與今天迥然不同的愛戀方式。海子沒能等到他「面朝大海，春暖花開」的「做一個幸福的人」的生活，他等來的是火車尖厲的呼嘯和車輪所向披靡的速度。他死在了自己營造的夢中，卻留下了像夢一樣美好的詩歌，以便活著的人能夠「以夢為馬」。

我的朋友李亞偉是著名的莽漢派詩歌代表人物，這個面相干糙，嗜酒如命的莽漢，曾經說過幾句非常溫情的話。

他說，「我願意在心裡、在東北、在雲南、在陝西的山裡做一個小詩人。每當初冬時分，看著漫天雪花紛飛而下，在我推開黑暗中的窗戶，眺望他鄉和來世時，還能聽到人世中最寂寞處的輕輕響動。」

亞偉不經意間說出了詩歌的本質：作為我們內心最溫柔的存在，詩歌賦予我們的，是一種經久不息的安慰。

因此，真正的好詩是這樣一種東西，它以平靜的語言，講述著生命中某種既定的體驗，而這種體驗既屬於詩人，也屬於讀者，因為它所觸及的，是作為人類的共通之處。

此外，我想起了另一位寫詩的朋友，他叫蔣雪峰。就像李亞偉說的那樣，雪峰在遙遠的地方做一個「小詩人」:他生活在李白曾生活過的江油，以一個稅務官的面孔擁擠在芸芸眾生中。顯然，詩歌是完全屬於他個人的東西。

他的柔軟和細膩，常常讓我有些詫異：為什麼一個如此社會化的貌似粗魯之人，竟有著這般豐富多彩的感悟？

或許，這就是詩人的與眾不同之處：生活在自己的陷阱里，卻熱愛著遠方的縱橫馳騁。

從這一意義上講，如果硬要給閱讀詩歌找一份功利性的意義，那就是，一首好詩，很可能讓你寬恕這個並不完美的世界。

9、你主編過一本《中國第四代詩人詩選》，在90年代曾經有過較大影響，說說這個選本的情況吧。

這個選本的起源是四川省作協的一次筆會。時間是1997年，地點是大巴山深處的南江縣。當時，我與早就神交已久的龔學敏、蔣雪峰等人第一次見面，傾蓋如故，天天一起喝酒神侃。其間，忽然想出一本合集作為我們友誼的見證。

最初的想法是出一本四川省青年詩人作品選，後來覺得太過小氣，覺得還是把目光放到全國範圍顯得更牛逼。於是，經過一番策劃，決定編一本全國性的青年詩人詩選，在為詩集取名時，我想到了第四代詩人，並決定用它作書名。兩年多以後，這部詩集由四川文藝出版社出版。

出版社是不願意出詩集的，怕虧錢。當時我和四川文藝社有許多合作，加上作為責任編輯的吳鴻在中間努力，出版社同意了，但提出不能給稿費。事實上， 這部書後來加印過多次，出版社不僅沒虧，還有賺。

10、你早年的詩歌大多可以歸入抒情詩這個領域，文辭優美，富于思辯，近些年的作品則有一些變化，那就是題材上更關注現實，準確地說是關注底層民眾的生存。其中有兩首詩，被某導演看中，正在改編為電影，詩歌改電影，據我所知，好像是前無古人的事，你對此怎麼看待？

是的。我近年的詩歌比較關注現實，關注底層人的生活，一些作品，因為直面現實直面底層，顯得不那麼和諧，不那麼詩意和優美，甚至是反詩意的。

我一直以為，當代詩歌的最大問題就是脫離現實，與現實嚴重脫節，詩人沉浸於唱卡拉OK式的自娛自樂或小圈子的自娛自樂中。杜甫、白居易、陸遊那種現實主義的傳統，那種對生活的強烈關注，早已被視作不舍時宜而拋棄。我願意重拾這個傳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