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怡：大國經略中東的必修課

　　2013年3月20日，伊拉克戰爭爆發10周年。曾幾何時，不少國人津津樂道「美國借伊拉克戰爭控制中東石油」，如今，美國在伊拉克的石油儲量份額不及中國、英國、俄羅斯甚至馬來西亞，又有人在渲染美國在中東的敗退，鼓吹中國利用值守巴基斯坦瓜達爾港的機會替代美國守衛波斯灣出海航道，逐步地實現中美在中東的角色換位。而對於美國國內方興未艾的「頁岩氣革命」，一種代表性觀點認為：既然美國自己的石油供給不再依賴中東，華盛頓更有理由對伊朗採取強硬政策，而一旦海灣失火，勢必殃及中國能源安全。

　　要探討這些假設的現實意義，必須釐清三個問題：一直以來美國對中東能源產地及其輸出通道（Access）採取的是什麼樣的治理方式？美國脫離中東、「拋棄」中東，究竟是幻象還是現實？中國的能源安全與海外石油輸入通道，究竟是不是到了太阿倒持、岌岌可危的狀態？對這些問題的探討和解答，不啻是包括中國在內的大國經略中東的必修課。　　中東歡迎「自由領導者」　　16世紀至今，先後有兩個海上強國建立過覆蓋全球的政治經濟體系，即「不列顛治下的和平」與「美國治下的和平」。按照政治經濟學家馬克·布羅利的解釋，英美兩國屬於一種和拿破崙法國、希特勒德國差異相當顯著的「自由領導者」，它們是當時國際體系中最強大的資本密集型國家，對擴張自由貿易極感興趣，既有意願也有能力推進一種開放國際政治經濟體系的建立，同時承擔維護該體系所須付出的成本。　　從這個角度審視二戰後的中東問題，觀感會大不相同。1956年蘇伊士運河戰爭之前，美國對英法在中東的存在已生不滿，這不光是新興霸權與老牌殖民帝國間的衝突，更重要的是英法已無力維持一個以西歐為中心的全球自由經濟體系。當它們不可能、也不願意付出維持體系所需的成本時，留在「不列顛帝國」或「法蘭西帝國」虛名下的中東區塊—從波斯灣沿岸到地中海東岸的黎凡特地區—就只是某國某家的私利。即便不考慮利用剛剛蘇醒的阿拉伯民族主義爭奪新油田的因素，美國也不可能支持英法重新控制蘇伊士運河。　　緊接著，美蘇也借阿以衝突在中東展開角逐。阿以問題固然是由歷史、宗教等複雜因素積蓄而成，美蘇矛盾卻是不折不扣的自由領導者對「背教者」的遏制，華盛頓已經可以肯定莫斯科及其經互會集團是一個新的「大陸同盟」（《提爾西特和約》後拿破崙組建的對英封鎖集團）。作為產油國的俄國本身不需要中東石油，但它可以藉助對埃及、敘利亞的滲透，在阿拉伯半島和黎凡特地區製造動蕩，抬高油價或增加其運輸成本，目標是使中東原油無法以穩定和持續的方式進入國際市場，從而妨礙美國主導的開放資本主義經濟體系的運行；而蘇聯及其經互會盟國本身構成一個封閉經濟體，它們的能源供給由蘇聯和羅馬尼亞保障，不在美國主導的體系內。　　美國要藉以色列達成兩個目標：一是「打」，使主要以金主身份出場的沙特、阿爾及利亞等產油國懷疑其軍事盟友埃及、敘利亞的戰鬥力，未敢輕易動用石油減產、禁運等手段威脅西方世界停止援助以色列；二是「拉」，以埃、敘軍事上的失利為契機，擴大阿拉伯國家與蘇聯之間，以及反以同盟內部的矛盾，尤其要把頭號反以軍事強國埃及拉過來。事實證明這種策略行之有效，除去1973年危機這個意外，大規模石油供給中斷的狀況並未發生。　　冷戰前中期的中東外交史說明，由於自身實力的積累尚未完成，中東不論是帶有反叛性質的共和制國家還是新興的君主制國家，絕大多數都不反感甚至會歡迎區外的「自由領導者」來提供某種國際秩序，從而避免自身遭受其他勢力的惡意侵伐。當英國無力承擔帝國維和的義務而蛻變為一個法國一樣的民族主義國家，領導權順勢落入美國手裡，就是早晚的事。　　美國揚棄中東的原動力　　進入1980年代，事情開始起變化。前3次中東戰爭中，作為軍事反以主力的埃及、敘利亞與其資助者沙特之間存在牽制關係：埃、敘兩國軍事實力不俗但並非產油國，財政瀕於破產；手握大把石油美元的沙特地廣人稀，既無能力、也無意願涉足軍事行動，於是資助者和行動者的分工相當明確，也不易走極端。但1979年伊朗革命之後，企圖爭當中東霸主的伊朗、伊拉克這兩個國家，都是既有石油「錢袋」、軍事上又咄咄逼人的地區大國。它們爭奪石油產地、威懾整個阿拉伯半島、把中東石油輸出通道控制起來的野心，要比冷戰前中期四分五裂的阿拉伯集團可怕得多。美國的反應因而也更加激烈—1991年和2003年的戰爭都是為了摧毀伊拉克的軍事能力，今日對伊朗的空前制裁則是要斷其財路。　　核問題的出現使事情變複雜了。核武器的政治功效在於，一旦具備了這種能力，就可以在本地區形成廣泛的威懾，如果再輔以可觀的常規力量，波斯灣產油區被一國控制或要挾的幾率會大大增加。它的副產品則是不穩定性的傳導，如敵對國家也會嘗試發展核能力，或者傾向於對有核國家的核設施進行先發制人的打擊。伊朗與以色列目前就處在這種情境中。伊朗的核工程及其遠程載具，還與巴基斯坦和朝鮮的核擴散活動有關；伊朗革命衛隊頻頻威脅的「切斷霍爾木茲海峽」，比之恐怖分子對伊拉克油田的襲擊，其給世界石油期貨市場造成的擾動有過之而無不及。美國要繼續承擔「自由領導者」的角色，就必須對這些威脅做出戰略性回應，而以自身「能源自給」對付「石油訛詐」，便是其中重要一環。　　伴隨水力壓裂提煉頁岩氣（Shale gas）技術的實用化（該技術在2000年左右就已得到完善），2008年以來北美頁岩氣產量出現了井噴式增長，目前美國已在向歐洲出口液化天然氣；加上作為頁岩氣衍生物的頁岩油生產喜人，美國能源自給率出人意料地直線上升。2012年美國總體能源自給率已超過80%，石油進口率不到五成，而在進口石油中，中東原油所佔的比重已從2001年的28.6%下降到不足15%；國際能源署（IEA）發表的年度報告甚至認為，伴隨頁岩油生產技術的改進，到2020年美國將超過占當前世界已探明石油儲量20%的沙烏地阿拉伯，成為全球第一大產油國，並在2035年實現能源完全自給。如此一來，中東石油板塊乃至俄羅斯財政部大樓都將受到震動。最近傳出的西方頭號油企埃克森美孚正兜售其在伊拉克的某世界級油田項目的股權一事，或將是美國從中東能源市場淡出的新標誌。　　總而言之，美國在中東的軍事存在，以及國內的能源自給努力，本質上是為了確保全球能源供給暢通、開放的國際政經體系運轉良好而付出的成本；雖然體系中所有的國家都能分享收益，但作為最強大資本密集型國家的美國收益勢必也最大（如藉助阿拉伯產油國的石油美元迴流）。當然，美國也會犯保羅·肯尼迪所說的「帝國式過度伸張」錯誤，首要問題就是過度迷信其權力，無意義地擴張戰略義務，甚至試圖越過既有的國際制度，依靠直接控制來達成短期戰略目標。小布希時代的單邊主義行動正是這種直接控制思路的產物，它們的高昂成本也是奧巴馬政府「揚棄」中東的原動力。這種「揚棄」，部分是基於自信可以透過「以制裁逼和談」的方式約束伊朗的核暴走（如寄望於今年6月的伊朗總統大選換掉強硬派），部分是試圖利用象徵性的「抽身」離場凸顯伊朗的軍事威脅，從而阻止海灣阿拉伯國家與伊朗擴大貿易，部分則是緣於有新的建設性力量可以替補（如中國企業在伊拉克承擔的經濟振興角色）。　　中國能源安全的虛與實　　不僅美國要在經略中東時為中國留一席之地，隨著西方經濟近幾年陷入衰退和停滯，中東產油國對中國消費市場的興趣也與日俱增。中國早已取代美國成為沙特石油最大主顧，大量沙特留學生正被派往中國，說明以冷戰思維衡量國家間親疏關係已經不合時宜。　　退一步說，中國經濟穩定與中東能源通道間的關聯，現階段也還沒到「生死攸關」的程度。事實上，中國在2010年後的總體能源自給率甚至超過美國，其中煤炭可以完全自給。當然，石油需求量和對進口的依賴度逐年上升也是實情。目前，中國石油進口量占石油總需求的比例接近六成；而據國際能源署估計，這一數字到2035年可能上升到85%。這意味著國際能源供給對中國經濟的影響還是頗大（石油進口依賴度很難簡單量化為能源安全係數）。統計數據表明，中東原油在中國進口石油總量中超過一半，其餘來自非洲、俄羅斯、中亞和東南亞。由於中東和非洲原油（加總佔中國進口量近八成）要經過馬六甲海峽運往中國，近年來圍繞中國能源安全展開的一系列討論，幾乎都提到了強化海上力量的意義。　　大海軍對保障海上交通線安全、為經濟持久發展創造條件的意義無須贅言，需要澄清的是這種功能與維護能源安全或「打破霸權國家對能源通道的壟斷」之間能不能劃等號。首先可以肯定，「中國能源通道被徹底切斷」或「美國對中國實施能源封鎖」不會是一種常態設定，在中國對全球經濟格局影響至關重要的背景下，人為妨礙或破壞這一主要經濟體的正常運轉，只會給整個開放政治經濟體系的運轉帶來負面影響，這完全背離了美國殫精竭慮把中國拉進這一體系的初衷。再進一步說，如果真的到了美國開始對華實施全面石油禁運的關頭（類似1941年美國對日本的做法），兩國爆發全面戰爭恐怕只是時間問題，那時需要考慮的已經是能源替代和戰時動員，而不是常態的保障手段了。　　其次，經馬六甲海峽輸入的中東和非洲石油並非單單流向中國；韓國、日本以及其他亞洲國家也從中受益。這就決定了當中東或馬六甲航路發生動蕩時，不需要中國單打獨鬥地去「保障能源通道」。在成熟的國際經濟體系內，戰略性海上交通線屬於公共資源，其安全一向由國際社會共同負責。在沒有條件、也沒有動機去承擔整個體系運營成本的情況下，中國需要做的是承擔自己的相應份額，而不是過於積極地大包大攬—中國的海上力量在可見的將來，很難指望與美國並駕齊驅；美國即便暫時退出中東（就像它將亞丁灣護航任務分解給各國一樣），首選的安保移交對象也是歐盟而非中國。如果切斷中國航路的是美國，則又回到第一種情況，不能指望由海軍單獨「維權」了。既然絕對的能源安全並不存在，那麼就要為設定一個合理的能源安全係數核算相應的成本。最近10幾年，中國國有能源企業對開展海外投資頗下功夫，理由之一就是「實現石油來源多樣化，保障國家能源安全」，結果或高位吃進而大虧、或因政治羈絆而受阻。況且，這些購得的海外油田分布於世界各地，千里迢迢將其產油運回國內，價格未必比從周邊進口來得便宜，所以很多產油其實是中途賣給別國了。如果相關部門和企業更「務實」一點，把海外投資看成是理智的商業行為而不是高調的「保障國家安全」，收效或許會更佳。　　打造「經濟適用型」戰略　　中國的中東外交也並非只有能源安全這一考慮要素。22個阿拉伯國家的政治影響力和基建市場，以色列與中國的科技和軍事合作，伊朗核衝動吸引美國眼球對於中國在亞太與美博弈的掩護效應，中國在這一重要能源供給地扮演的角色對其國際形象和未來戰略規劃投射的影響，等等，都是中國在制訂中東進取目標時需要考慮的因素。這些分屬不同層次、方向的目標中，有的相互間可能有抵觸，這時就需要權衡利弊，做出抉擇。　　例如，以色列希望中國放棄伊朗石油，甚至提出讓中國公司建設穿越以色列沙漠的鐵路，把地中海沿岸的液化氣運到紅海沿岸，從那裡裝船運到中國。美國也不止一次暗示沙特可以替補中國在伊朗失去的石油份額，並鼓勵中國油企進入伊拉克。對中國來說，伊朗石油及其通道的價值在於增加能源安全冗餘度，但這個「安全」始終是建立在全球經濟體系大致運轉正常、能源供給不出現長期中斷的基礎之上的；「冗餘」不應成為負擔，更不應成為依賴。歷史上不止一次出現過弱國「綁架」強國、核心國家為其盟友所拖累的情形，這種危險往往與兩項前提伴生：一是核心國家過度延伸安全承諾，為「名」所累；二是結盟對象過於單一、缺乏靈活性。是以在西方收緊對伊朗制裁的背景下，中國在波斯灣謀求怎樣的華麗轉身，須作縝密設計。　　再如，中國企業新近接手巴基斯坦西南部瓜達爾港的經營權，中外媒體對此「聯想」頗多。有人士認為該港可以被打造成中國軍艦的海外補給基地和看護霍爾木茲海峽的橋頭堡，實則瓜達爾港在完備程度、保障能力和可靠性上遠不及東面的卡拉奇港。單從軍事角度看，與其耗費不貲地建設百業待興的瓜達爾，不如直接使用卡拉奇港的現成碼頭、干船塢和機場（巴基斯坦海軍一直鼓勵這種意向）。比較現實的考慮是開發瓜達爾港的商業潛力，但其前「東家」新加坡港務局自2007年以來即致力於這一工作，收效乏善可陳，皆因巴基斯坦政府在與阿聯酋等國合建煉油廠之類重大問題上障礙多多，絕非一兩家中企的介入就可以化解。從更大範圍看，中國在印度洋的挺進意義深遠，容易引起佔有「主場優勢」的印度海軍乃至部署於卡達、巴林和迪戈加西亞基地的美國海軍的敵意，而可以在第一島鏈內建起「反介入區」的中國岸基武器還覆蓋不到南亞和整個印度洋。要在印度洋建立有效存在，必須增加用於遠洋作戰的「高端」艦艇平台的數量，這又牽扯到更複雜的戰略平衡和國防預算問題，需要長遠的戰略眼光。　　如果說美國「揚棄」中東、將全球戰略的重心調整到太平洋，是一種「經濟適用型」戰略，那麼對現階段的中國來說，這種戰略同樣是有意義的。成為世界領導者的最重要素質是懂得塑造和利用體系，在國際合作和一體化中降低「親力親為」的成本，同時在避免零和博弈（衝突係數過高）的前提下實現利益最大化，尤其要避免沉迷於短期利益，避免盲目相信直接介入帶來的收益可以長久保持下去、甚至誤以為可以脫離體系而存在。中國若能制定一個總體上經濟適用型的對外戰略，在現行國際制度下發揮越來越大的作用，要好過在中東單兵突進，更好過簡單的「西進運動」、「經中亞深入中東」。　　中東是大國矛盾、利益交匯地區，英法和蘇聯曾經的介入都無可奈何花落去；美國在海合會君主國家的得利，也不能掩蓋其在兩伊和埃及的失利。若要使資源富集的中東成為中國全球外交的新舞台，僅僅取鑒別國歷史上的經驗教訓是不夠的，還有更多的時代課題等待著國人去選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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