拾遺物語愛好文學的人，多讀過傅雷譯的《約翰·克利斯朵夫》。喜歡美術的人，多讀過傅雷的《世界美術名作二十講》。研究音樂的人，多讀過傅雷寫的《獨一無二的莫扎特》。琢磨教育的人，多讀過傅雷寫的《傅雷家書》。「赤子孤獨了，會創造一個世界。」這句話，既是傅雷的墓志銘，也是他一生的縮影。今年，是著名翻譯家、學者傅雷逝世50周年。謹以此文，致敬傅雷。赤子孤獨了，會創造一個世界1唐代詩人崔顥寫過一首《黃鶴樓》：昔人已乘黃鶴去，此地空餘黃鶴樓。黃鶴一去不復返，白雲千載空悠悠。晴川歷歷漢陽樹，芳草萋萋鸚鵡洲。日暮鄉關何處是？煙波江上使人愁。此詩境界開闊、自然宏麗，被譽為唐人七律第一。數年後，詩仙李白遊歷至此。據說興之所至，也欲賦詩一首。但讀罷崔顥之詩後，李白擱筆而去：「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顥題詩在上頭。」
傅雷（1930年）1300年後，一群翻譯家，讀罷傅雷譯作《約翰·克利斯朵夫》後，發出了和李白一樣的慨嘆：「再也沒人能譯出這樣的文章了。」《約翰·克利斯朵夫》開篇第一句，許聰這樣翻譯：江流滾滾，震動了房屋後牆。韓滬麟這樣翻譯：屋後江河咆哮，向上涌動。而傅雷這樣翻譯：江聲浩蕩，自屋後升起。哪種譯文更有格局氣魄，不言自明。傅雷這翻譯，簡直可以把紙釘在牆上。
傅雷一生，翻譯過33本名著。他的譯本，除了人名有點洋味外，文章本身幾乎看不出翻譯痕迹。「既展現了原作之神，又展現了中文之美。」傅雷有本《國語大辭典》，譯到外文成語或俗話時，他一定會在辭典中尋找妥帖的成語俗話來匹配。他還給自己訂了規矩：每日進度不超過千字。「這樣的一千字，不說字字珠璣，至少每個字都站得住。」譯完之後，他還要逐字逐句細細爬梳。「一句話翻得不好，十年都會耿耿於懷。」以至於法國人說：「再也沒人能把我們的名著翻譯得如此傳神。」因為這麼「頂真」，傅雷成了一代翻譯巨匠。也因為這麼「頂真」，傅雷58歲就自殺而亡。
21908年4月7日，傅雷誕生了。這一年，正趕上末代皇帝溥儀登基。這是巧合，也像宿命。傅雷4歲那年，父親為鄉紳陷害入獄，含冤未得昭雪，抑鬱而死。其母為營救丈夫而四處奔走。以致無暇照料孩子，四死其三，只有傅雷一人僥倖生存下來。巨大的悲痛從心理上摧毀了母親，致使她對傅雷存著一種病態期望：「希望他出人頭地，為父親沉冤昭雪。」她從此以一種極端方式督促傅雷學習。
小時候，傅雷有次逃學。那天晚上，傅雷已經睡沉了。母親在亡夫靈前哭了一陣後，用包袱皮將傅雷纏捆起來拖出門外，她想把這個不爭氣的兒子扔進池塘。傅雷大喊，引來鄰居，才得以獲救。自那以後，傅雷再不敢逃學。有一次，傅雷在家念書時睡著了。忽然，他從燒灼的疼痛中驚醒，低頭一看，母親竟拿著蠟燭，讓流下的蠟淚淌在自己肚子上。「我的童年只見愁容，不聞笑聲。」在這種殘酷方式下磨鍊出來的傅雷，養成了為人做事極端剛烈認真的性格。
傅雷和妻子朱梅馥傅雷的剛烈認真在親朋圈無人不曉。從巴黎留學歸來後，傅雷常與友人打橋牌，原本純屬娛樂，傅雷卻極其認真。絕不以「技巧」欺瞞別人，以致他的牌別人都猜得一清二楚，結果往往就是十有九輸。傅雷為此大發雷霆，認為自己愚蠢。但他又拒絕使用所謂的「技巧」，最後弄得牌局常常不歡而散。別人知他脾氣，總不願同他搭檔，傅雷只好和妻子朱梅馥搭檔。但幾輪下來，傅雷就會氣得「牌扔一地」。朱梅馥只好陪著笑臉給朋友道歉。久而久之，大家都不和他打牌了。
「他這個人做事，極其頂真。」鋼琴家傅聰如此評說父親傅雷。家裡熱水瓶把手必須一律朝右擺放，倒光了水的空瓶必須放置排尾，灌開水時，也必須從排尾灌起；日曆每天由保姆撕去一頁，不許別人撕。偶爾夫人撕了一張，傅雷就用糨糊粘好：「等會保姆再來撕一張，日期就不對了。」這種認真，到了令人難以接受的程度。他規定幾點工作、幾點休息、幾點吃飯，「都是準時的，不能更改的。」在他工作時，誰也不能去驚動他。與人交談也有時間限制，到點便請人家回去。對自己如此難近常情的「頂真」，傅雷還有絕妙詮釋：「一個藝術家若能很科學地處理日常生活，他對他人的貢獻一定很大。」大倒未見得，得罪了不少人才是真。
1920年代末，傅雷留學法國結識劉海粟31931，劉海粟與傅雷留學歸來。劉海粟擔任上海美專校長後，立即邀請傅雷擔任校辦公室主任。一位北平畫家受劉之邀來校任教，為樹立威信，將自己的畫掛在長廊上。傅雷見了，一瞪眼：「這些畫不行，收掉！」劉海粟趕緊將畫家介紹給傅雷認識，好個傅雷，一言未發就走開了。事後，劉海粟說傅雷：你怎麼這樣狂？傅雷一臉不屑：「此公沒本領，只會抄書。」
傅家二子與劉海粟女兒英倫同傅雷和劉海粟一起回國的還有張弦，張弦回來後擔任上海美專西畫科主任。張弦專心藝術，而劉海粟則忙於交際。學者榮宏君撰文談過一次見聞：「劉一次周日叫張弦到家吃飯，卻安排他臨摹一幅畫，自己卻打麻將去了，中午回來，在張作品上署了自己的名字。第二天又讓張弦臨了一幅，又署了自己名字。」張弦工作繁忙，還得為劉海粟代筆。傅雷看不慣，常為張弦打抱不平。1933年，借母喪之機，傅雷提出辭職。後來傅雷在《傅雷自述》中說：「劉海粟待我個人極好，但待別人刻薄，辦學純是商店作風，我非常看不慣，故母親一死即辭職。」
傅雷與畫家劉抗1936年8月，傅雷收到劉抗來信，得知張弦積勞成疾，不治而去。傅雷立即致信劉海粟：「把死訊在報上登一登，讓其桃李得悉；籌備遺作展覽會，設法替他賣掉些作品，所得款作為他遺孤的教育費……」信去後，石沉大海，傅雷火了。隨後，他在張弦老同學籌辦展會上，拍案大罵：「永不和劉海粟來往。」1939年2月，滕固擔任國立藝專校長，「時北京與杭州二校合併，遷在昆明。」兩派爭鬥不休，很多學生都是沖著學校免費而來。滕固傾慕傅雷之才，邀其擔任教務主任。傅雷到後向他建議，若要辦好學校：「一測試學生，二甄別教師，不合格者一律淘汰。」但因種種原因，滕固沒有接受。作家施蟄存回憶，在雕塑家江小鶼新居，「他和滕固吵翻了。一怒之下，回了上海。」這就是剛直頂真的傅雷。
「過分的認真，在他性格里構成一種強烈色彩。因此帶來的就是執拗，大家覺得他太桀驁不馴了。」至交柯靈這樣評述傅雷的狷介。傅雷也承認自己「過於嚴苛」：「提到學術、藝術，我只認識真理，心目中從來沒有朋友或家人親屬的地位。」這一點，朋友楊絳十分明了。一次楊絳譯了篇散文，傅雷稱讚了幾句，楊絳以為這是客套話，照例一番謙辭，傅雷強忍了一會，最後還是沉臉發作了：「楊絳，你知道嗎？我的稱讚是不容易的。」楊絳還在懷念傅雷的文章中講過一事：1954年，在北京召開翻譯工作會議，討論翻譯問題，傅雷提了份書面意見。他信手拈來，舉出許多謬誤的例句。但他似乎忘了，這些例句都是有主人的。因此觸怒了許多人，都大罵傅雷狂傲。一位老翻譯家，被氣得當場大哭。
「平心說，把西方文字譯成中文，是極繁瑣的工作，譯得儘管認真仔細，也不免掛一漏萬，譯文里的謬誤，好比貓狗身上的跳蚤，很難捉拿凈盡。」事後，錢鍾書寫信「責備」傅雷，說假如你打頭先挑自己的錯作引子，或挑自己幾個錯作陪，人家也許會心悅誠服。當時，傅雷經常和錢鍾書書信往來。讀罷錢鍾書之信，傅雷生氣了。楊絳回憶說：「氣呼呼地對我們沉默了一段時間。」過了一段時間後，傅雷閉門思過，越想越覺得自己這事是做得欠妥當，於是又給錢鍾書去信，「承認錯誤」。傅雷就是這樣可愛：認事不認人。即便與劉海粟絕交，但涉及他之事依然公允。1957年在院系調整座談會上，他因支持劉海粟反對華東藝專遷往西安，而被牽連打成右派。數年後摘掉帽子時，面對歉疚的劉海粟，傅雷卻放聲大笑，以一句「算了」相應。這便是率真剛直的傅雷！
4從國立藝專辭職後，傅雷回到上海。那時的上海，已被日本軍隊佔領。抗戰期間，傅雷給自己定下規矩：「東不至黃浦江，北不至白渡橋。」這是為了避免向日本憲兵點頭行禮。從此，傅雷便閉門不出，埋首於翻譯。新中國成立後，吳晗請錢鍾書當說客，邀請傅雷到清華大學教法語，但傅雷拒絕了，他只想干他的翻譯工作。傅雷內兄朱人秀說過這樣一段話：「傅雷性格剛直，看不入眼的事，就要講；看不慣的人，就合不來。他選擇閉門譯書為職業，恐怕就是這個原因。」好友楊絳也說：「傅雷滿頭稜角，脾氣急躁，動不動會觸犯人，止不住要衝撞人，他知道自己不善，在世途上園轉周旋，他可以安身的『洞穴』，只是自己的書齋。」但正因如此，中國才有了一位偉大的翻譯家。
在家閉門不出的傅雷，一邊專註於翻譯，一邊專註於教育孩子。對兩個兒子的教育，傅雷苛嚴之極。規定孩子應該怎樣說話，怎樣行動，做什麼，吃什麼，不能有所逾越。比方每天吃飯，就注意孩子坐得是否端正，手肘靠在桌邊的姿勢，是否妨礙了同席人，飯菜咀嚼，是否發出喪失禮貌的咀嚼聲。站著跟長輩說話時，要身體站直兩手下垂，說話時決不能將手抄在衣服的口袋裡。有一次，傅聰一事做得不對，傅雷掄起蚊香盤就猛地砸了過去。擊中傅聰的鼻樑，頓時血流如注。傅聰鼻樑上，從此留下一道疤痕。兩孩子在父親面前，總是小心翼翼。只有當父親出門後，才敢大聲笑鬧。
朱梅馥與傅聰「我是你的舵工，責任最大。」傅雷曾對兒子傅聰這樣說。如此嚴苛，是希望子有所成就。傅雷本想讓兒子學畫，但傅聰沒興趣。「傅聰3歲至4歲之間，站在小凳上，頭剛好伸到和我的書桌一樣高的時候，只要收音機或唱機上放送西洋樂曲，他就安安靜靜地聽著，久了也不會吵鬧。」傅雷兩口子就賣掉首飾，買回一家鋼琴。「他7歲半，讓他開始學鋼琴的。」練琴枯燥，傅聰時不時就會偷懶，比如，一邊彈奏一邊偷看《水滸》。因此而屢遭傅雷修理：「爸爸打得我真痛啊。」1955年，傅聰參加第五屆肖邦國際鋼琴比賽，奪得了唯一的「瑪祖卡」最佳獎。一舉震驚世界樂壇，被譽為「鋼琴詩人」。
傅聰練琴這次比賽後，傅聰留學波蘭。臨行前，傅雷給他的叮囑是：「第一做人，第二做藝術家，第三做音樂家，最後才是鋼琴家。」從此，父子倆開始了漫長的書信交流。與兒子的通信，是從「認錯」開始的。「孩子，我虐待了你，我永遠對不起你，我永遠補贖不了這種罪過……」「跟著你痛苦的童年一齊過去的，是我不懂做爸爸的藝術的壯年……」隨後，傅雷便在信中教導傅聰為人做事。「人一輩子都在高潮—低潮中浮沉，唯有庸碌的人，生活才如死水一般；或者要有極高的修養，方能廓然無累，真正的解脫……」「凡是一天到晚鬧技巧的，就是藝術工匠而不是藝術家。一個人跳不出這一關，一輩子也休想夢見藝術……」
1958年，傅雷劃為右派。政府接二連三催促傅聰回國，傅聰知道一回就必然難有寧日，一番思索後，從波蘭逃去了英國。從此，父子倆再未謀面。1978年，傅雷夫婦自殺12年後，傅聰給鄧小平寫了一封信，鄧小平在傅聰的信上批示：「傅回國探親或回國工作都可以同意，由文化部辦理。」80年代初，傅聰才得以回國，並在中央音樂學院做了兼職教授。傅聰把父親教導自己的信整理出版，這便是後來風行中國的《傅雷家書》。金庸這樣評價《傅雷家書》：「是一位中國君子教他的孩子如何做一個真正的中國君子。」一語道破傅雷教育兒子的基本精神。那天晚上，傅聰拿到《傅雷家書》後，無法入睡，他不酗酒，可那晚，他喝了整整一瓶。
傅雷家書手稿51957年，風雲突變。傅雷被指為親美反蘇急先鋒、「中間路線」代言人。一位領導來滬後，示意上海右派太少。為填充名額，傅雷被加進了這個名單。上海作協黨組書記周而復想保傅雷「過關」，暗示傅雷，檢討不妨將調子定高點。但傅雷卻回答得斬釘截鐵：「沒有廉價的檢討。」見傅雷不肯低頭，周又讓其好友柯靈前去說服。但傅雷的回答依然斬釘截鐵：「人格比任何東西都可貴！」「我沒有反黨反社會主義！」1958年，傅雷被戴上了「右派」帽子。
傅雷家書手稿當時，在全國文化界，只有傅雷和巴金不拿國家工資，而靠稿費生活。但被劃為右派後，傅雷不能出書了。但傅雷的翻譯實在是太牛了，人民文學出版社不舍，只有去請示中央宣傳部。回復是：可以讓傅雷繼續譯書，但必須改名。出版社總編室主任鄭效洵，便去函跟傅雷商量。傅雷一口拒絕：「譯著署個什麼名字，本來無所謂。可是，因為我成了右派，要我改名，我不幹！」出版社沒轍，只好內部商定，一面請傅雷譯書，支付稿酬。一面把譯稿壓下，待他「摘帽」後出版。
傅雷譯稿1961年9月，傅雷「被摘帽」。有關部門告訴他這個喜訊，讓他有個承認錯誤的表態，一向頂真的傅雷竟不予理睬：「摘帽子是你們的事，和我沒關係。」次子傅敏介紹當時的情狀：「有些事，他(傅雷)非常講邏輯，不光是骨氣，是講邏輯。因為如果去摘帽，就承認戴帽是對的，這是個原則問題，所以他說和我沒關係。」傅雷就這麼執拗得可愛。至此之後，傅雷更加閉門不出，除了翻譯，他開始研習書法、收藏字畫。並愛上了養花，在後院花園，他竟然培育出了50多種月季。
傅雷寫給黃賓虹的信，書法功底可見一斑6不問世事，只求偏安一隅的傅雷，終究還是無法安然置身於事外。1966年,「文革」來襲。8月30日，一群紅衛兵衝進傅家。一番搜索後，在傅家閣樓找到一箱子。箱子里有一面嵌有蔣介石頭像的小鏡子，還有一頁登有宋美齡相片的褪色畫報。這便成了傅雷夫婦「反革命」的罪證。傅雷說：「這箱子是姑媽多年前托我保管的。別人寄存的東西，我家從來不動。」但紅衛兵們哪會容你辯解。傅雷夫婦被拖跪在地上，然後就是4天3夜的連續批鬥。1966年9月3日上午，保姆周秀娣發現，每天都會準時起床的傅雷，今天竟沒起。等了一陣後，周秀娣去敲門，無人應。她推開門，發現傅雷夫婦已自縊而亡。
身後鋼窗就是傅雷夫婦自盡之處9月2日白天，朱梅馥對菊娣說：「衣物箱櫃都被查封了，我沒有替換的衣服，麻煩你到老周（熙良）家給我借身乾淨的來。」她是希望自己死得乾淨體面一點。那天晚上，她還囑咐菊娣：「明天小菜少買一點。」那天晚上，傅雷留下了最後一封家書。這封信是寫給朱梅馥哥哥朱人秀的。「因為你是梅馥的胞兄，因為我們別無至親骨肉，善後事只能委託你了。如你以立場關係不便接受，則請向上級或法院請示後再行處理。」
傅雷遺書委託數事如下：一、代付九月份房租55.29元（附現款）。二、武康大樓（淮海路底）606室沈仲章托代修奧米茄自動男手錶一隻，請交還。三、故老母余剩遺款，由人秀處理。四、舊掛表（鋼）一隻，舊小女表一隻，贈保姆周菊娣。五、六百元存單一紙給周菊娣，作過渡時期生活費。她是勞動人民，一生孤苦，我們不願她無故受累。六、姑母傅儀寄存我們家存單一紙六百元，請交還。七、姑母傅儀寄存之聯義山莊墓地收據一紙，此次經過紅衛兵搜查後遍覓不得，很抱歉。八、姑母傅儀寄存我們家之飾物，與我們自有的同時被紅衛兵取去沒收，只能以存單三紙（共370元）又小額儲蓄三張，作為賠償。九、三姐朱純寄存我們家之飾物，亦被一併充公，請代道歉。她寄存衣箱貳只（三樓）暫時被封，瓷器木箱壹只，將來待公家啟封后由你代領。尚有傢具數件，問周菊娣便知。十、舊自用奧米茄自動男手錶一隻，又舊男手錶一隻，本擬給敏兒與兒媳，但恐妨礙他們的政治立場，故請人秀自由處理。十一、現鈔53.30元，作為我們火葬費。十二、樓上宋家借用之傢具，由陳叔陶按單收回。十三、自有傢具，由你處理。圖書字畫聽候公家決定。使你為我們受累，實在不安，但也別無他人可托，諒之諒之！傅雷梅馥一九六六年九月二日夜。
傅雷遺書在即將了斷自己生命的前夕，竟然還能如此地沉著冷靜，一筆一畫，事無巨細，為他人而想，即使這個社會虧欠了他們，他們也不願虧欠任何人。人心之溫厚，莫過於此了吧！那晚，夫婦倆將天藍色土布床單撕成長條，然後搓成絞索，掛到落地窗鋼架上。臨行前，他倆還在地板上鋪了一床棉被，惟恐木凳倒地會影響樓下保姆的睡眠。所謂優雅，有時不過是一床棉被的厚度。真人的自毀，好象揉碎了花朵，震撼的同時，還能嗅到色香。
79月4日，在北京的傅敏收到父母死訊電報，他只是發愣捏著信，竟然沒哭：「我發現人很奇怪。悲到極點時，欲哭無淚，欲喊無聲。」
傅聰知道父母死訊後，與弟弟反應近似，
他似乎早已預料到了這個結局：
「我父親一開始就是烈士的典型，這就是他的命運。」那晚，演奏時，他對觀眾說：「今晚我演奏的節目，都是我父母所喜愛的。」80年代中期，傅聰回京表演。有晚沒演出，他坐在賓館看電視。他看到戲裡，一個孩子在四處尋找爸爸。突然悲從中來，嚎啕大哭。
事後，很多人問傅雷為何會自殺。傅敏說了一段話：「傅雷是一個典型的中國知識分子，他不能違背自己的心靈，同樣不能違反自己的邏輯，不能忍受自己的思想被霸佔，更不能讓自己的靈魂被否定，所以他選擇了死。」1935年12月9日，為反抗日寇侵華，蔣南翔執筆撰寫了《告全國民眾書》：「華北之大，已安放不下一張平靜的書桌了！」「文革」十年，也是如此吧！一心只求偏安一隅的傅雷，竟也尋不到「一張平靜的書桌了」。
在那個年代裡，一向以民主著稱的作家舒蕪開始「懺悔」，哲學大師馮友蘭也不得不選擇「投機」，周作人這位五四闖將也寫下了肉麻吹捧的日記，就連敢與領袖拍桌子的梁漱溟也選擇了委曲求全。但是，傅雷做不到。他性格之剛直，容不得說違心話。如同作家狄馬所說：「傅雷是他自己精神世界的王。」後來，錢鍾書先生這樣評價：中國現代文化史上，兩個人很重要，一個是「不寬恕」的魯迅先生，一個就是「大愛」的傅雷先生。這個大愛，就是愛真實、愛真理。傅雷死後，他翻譯上「一生的對手」施蟄存說：「只願他的剛勁，永遠瀰漫於知識分子中間。」
1955年1月26日，傅雷在家書中告訴傅聰：「赤子孤獨了，會創造一個世界。」2013年10月27日，傅聰傅敏將父母骨灰取出合葬，也在墓碑之上刻下了這句話：「赤子孤獨了，會創造一個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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