講堂直擊|香港中文大學黃勇:狼獲理性做合群事就算道德狼嗎?朱熹解疑西方元倫理難題
文/文匯講堂童毅影
9月22日,杜維明教授做客113-1期文匯講堂和復旦上海儒學院首期「儒學大講堂」雙講座所主講的《世界倫理建構與儒家天下關懷》陸續在講堂公眾號刊出。國際知名思想家、儒學學者杜維明開門便拋出了當前國際學術界所關注的問題——「儒學如何回應全球倫理困境?」針對這一宏觀又現實的設問,各領域、各國度的學者給予了不同的回應。
國際比較哲學名刊《道》主編、任教香港中文大學哲學系的美籍華裔哲學家黃勇教授在第二天(9月23日)復旦大學上海儒學院首屆年會的主題發言上,以《事實與價值問題:朱熹的解決方案》為題,通過對朱熹儒學思想的解讀,回應了長久以來困擾西方學者的一個元倫理學問題:「如何從事實推出價值?」
23日上午,黃勇用英文PPT做發言,主席台從左到右依次為主持人、復旦大學哲學學院院長孫向晨,報告人儒學會理事長謝遐齡演講《儒家與古代中國的國家宗教》、國際儒聯副會長張學智演講《王陽明思想新論》、韓國成均館大學辛正根演講《智人的」終焉「與人文學(儒學)的未來》、台大吳展良演講《在相反相成中固本開新:從傳統與現代性的核心性質論中西交會》
在以「儒學與時代」為主題的復旦大學上海儒學院首屆年會開幕式上,上海儒學院院長、清華大學國學院院長陳來教授做40分鐘主題報告《回應後殖民的儒學批評》,就美國著名「左」裔學者德里克《後革命時代的中國》一書中的若干錯誤認知做出全面和嚴肅的回應
事實命題與價值命題間的隔閡
事實與價值的關係是西方元倫理學中的一個最重要的問題。這個問題之所以重要是因為,一方面,沒有事實基礎,價值就成了完全主觀的東西;而另一方面價值與事實屬於很不相同的範疇,兩者之間似乎沒有聯繫。最早明確提出這一問題的是英國經驗主義哲學家休謨。在《人性論》一書中,他提請讀者提防,在他所遇到的每一個道德學體系中,作者們往往剛剛做了一個以「is」為連繫動詞的事實命題,就馬上又做了以「ought」為連繫詞的價值命題,好像是非常順理成章的。
價值與事實屬於很不相同的範疇,最早明確提出這一問題的是英國經驗主義哲學家休謨
例如,他們剛剛說甲打了乙,馬上就說甲不應該打乙,或者剛剛說張三幫助了李四,馬上就說張三應該幫助李四,好像後者可以從前者推道出來的似的,而沒有注意到這兩者之間沒有任何聯繫。之後,寫就《倫理學原理》一書的英國哲學家摩爾將這一觀點稱為自然主義謬誤,認為嘗試從事實命題中引出價值命題是一種謬誤。自此以後,這一論點似乎被普遍接受。當然,在這一過程中,也有許許多多的的西方學者,包括美國當代學者尼爾森(Mark T. Nelson)和塞爾(John Searle),嘗試從事實命題中推出價值命題, 但都沒有能夠獲得成功。
但事實/價值問題在黃勇看來,並非是無解的。西方的學者在應對事實/價值問題時的失敗,其原因在於沒有從美德倫理學的角度進行探索。黃勇認為當運用美德倫理學判斷某樣事物是「好與壞」(即其應該或者不應該是其所是)的時候,其標準在於查看該事物的本質是否得到了充分體現。例如,當我們判斷一個人的時候,只要他表現出人之為人的特性,就可以稱之為健全的人即好人「好」,反之就是有缺陷的人即壞人。這就自然解決了事實/價值問題。
理性的狼與亞里士多德
黃勇認為美德倫理學能夠解決事實/價值問題,但在西方卻並沒有成功。黃勇認為這並非是美德倫理學本身的問題,而是與西方哲學家對「人的本質」理解有關。亞里士多德是西方美德倫理學的代表。亞里士多德認為人的本性,與動物的差別在於人具有理性,因此當一個人的生活充分體現了其理性能力,這個人就是一個健全的人、好人,無論是在理智的意義上還是在道德的意義上。但是這一理解在當代西方中遭到了非難。當代著名哲學家麥克道爾(John Mcdowell)就假設一匹狼獲得了理性,它將與人毫無二致,但是獲得了理性的狼不一定會做有道德的行為。這匹有理性的狼很可能因為其獲得了理性而採取欺騙的手段從其還沒有獲得理性的同伴手中獲得食物。
當代著名哲學家麥克道爾(John Mcdowell)
當代新亞里士多德學派的代表人物赫斯特豪斯(Rosalind Hursthouse)對亞里士多德的理論進行了修正。黃勇認為以她為代表的新亞里士多德學派是今天西方最好的美德倫理學分支。那麼新亞里士多德學派如何評價一個人之好壞的呢呢?赫斯特豪斯認為,評價人,就像評價植物和動物一樣,我們要看其有哪些方面,有哪些目的,然後看這些方面是否很好地為其目的服務。在她看來。人有五個方面,包括身體的各個部分、它們的功能、行動、情感慾望和理性,這五個方面所要服務的人的目的包括四個,個體生存、群體繁衍、免除痛苦和社會團體的良好運作。如果某個特定的人的這五個方面能夠較好的服務於其四個目的,那麼這就是個健全的人、好人,反之就是有缺陷的人、壞人。
當代新亞里士多德學派的代表人物赫斯特豪斯著《美德倫理學》
新亞里士多德派與亞里士多德的差別在於,理性只是五個方面之一,而且服務於四個目的。因此不是越理性的人越好,而是其理性越能為其目的服務的人越好。這就解決了「理性的狼」的問題,因為利益最大化的「理性的狼」並不利於其社會團體的良好運作(四個目的之一,也是人的最高的目的)。新亞里士多德派在理論上的這種改進雖然避免了理性的狼所帶來的問題,但其本身也存在問題。
南加州大學學者瓦特生(Gary Watson)提出了關於黑幫成員的質疑。他指出,一名優秀的黑幫成員,就好像一個合群的狼一樣,確實能夠對其社會團體的良好運作做出貢獻,但很顯然我們不能認為他是一個好人。作為黑幫成員他為其幫派服務得越好,他作為人可能是越壞。之所以會產生「黑幫成員的問題」,黃勇解釋說,這是因為赫斯特豪斯認為,在其所擁有的目的上,人與像狼一樣的社會動物動物無異。在她那裡,無論是社會動物還是人,他們的最高的目的都是社群的良好運作。
朱熹:人的本質是德性
作為華東師大紫江講座教授、曾是楊國榮、童世駿大學同班同學的黃勇,在2013年就曾撰文回答「如何在西方哲學語境中做中國哲學」的問題。他認為,在這種語境中做中國哲學的學者必須明白,西方哲學家為什麼要關心中國哲學,或者他們能夠從中國哲學中學到什麼?中國哲學家首先應對西方哲學家所關心的問題及其代表性觀點,以及這些觀點可能存在的問題有所了解,並在此基礎上看中國傳統哲學在這些問題上是否有比西方哲學更好的觀點。
黃勇在論述西方亞里斯多德派和新亞里士多德派遇到的元倫理問題,從朱熹處如何找到解答
事實/價值問題的研究正是黃勇在西方哲學語境下所做的中國哲學研究。面對西方學界的哲學困境,黃勇認為朱熹的美德倫理學很好的解決了這一問題。在「甲是一個好人」的命題中,如何判斷「好」,黃勇解釋說,這裡我們首先必須了解什麼是人,即人之為人的獨特性是什麼,然後我們再看這個具體的人即甲是否恰當地體現了這些獨特性。人的獨特性是什麼,中西哲學家的理解不同。
以亞里士多德為代表的西方倫理學,將理性視為是人的本質。但是中國古代先賢卻有不同的看法。朱熹認為仁義禮智是人所獨有的。「仁義禮智,此人之所性,所以無不善,而為萬物之靈也。」其客觀根據在於,每個人有惻隱之情。
以亞里士多德為代表的西方倫理學,將理性視為是人的本質,而朱熹認為仁義禮智是人所獨有的
朱熹認為人的本性是看不見的存在,如何能夠推知看不見的東西,就需要從可見的事物入手。可見的事物就是人的情感。孟子就曾說「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非所以內交於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譽於鄉黨朋友也,非惡其聲而然也,由是觀之無惻隱之心,非人也。無羞惡之心,非人也。無辭讓之心,非人也。無是非之心,非人也。」正由於每個人都有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情,就可以推斷出使這些情成為可能的仁義禮智的存在,而仁義禮智就是人性,即人的本質,人之為人的獨特性。由此,黃勇解釋說,中國古代先賢所強調好人正是一個有道德的人,好的人就是仁義禮智健全發展的人。
在非漢語語境中作中國哲學是黃勇一直在從事的工作。他始終認為一種更有意義、更重要、更富成效的方法,一種正當的方式,是讓西方學者知道他們可以在中國哲學中學到什麼,或者中國哲學家對他們一直面對的問題有什麼更有意思的說法。通過引入朱熹關於人的本質的探討,黃勇對西方爭論已久的事實/價值問題發起來了挑戰,以東方智慧回應西方困境,是一個中國哲學國際化的有益發展。
圖片來源|現場:李念,其餘:網路
微信編輯|袁琭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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