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實袁世凱比孫大炮貢獻大

人們都說，1911年10月10日武昌首義一聲槍響，推翻了大清王朝200多年的統治，結束了中國兩千多年的皇權體制，實現了由帝制向民治的轉折。這當然都是對的。然而，這僅僅是抽象的定義。反觀革命具體的進程，清王朝卻不是由武昌起義引發的全國性暴力革命直接推翻的，而是由「橫空出世」的袁世凱「玩翻」的。同樣，辛亥革命後民國共和政體的建立，也不是由革命力量直接完成的，而是革命黨人和袁世凱妥協的成果。可以說，革命伊始，袁世凱憑著手中北洋新軍的雄厚實力，一手玩清廷，一手玩革命，其朝臣權謀，政客心機，被運用到爐火純青的地步，終於把清廷「玩」翻，把革命「玩」成。因此，革命的命運實質上一開始就沒有掌握在革命者手裡，革命形勢的發展和變數，似乎被一根無形的繩索牽引著，而繩索的另一頭，幾乎基本掌控在袁世凱的手中。因而，辛亥革命有一個弔詭的開局；而這個弔詭的開局，已經埋下了中華民國未來命運的伏筆。　　我們來看看這個開局是怎樣形成的。10月11日，起義軍佔領武昌，攻克漢陽。中華民國湖北軍政府正式成立，舉新軍協統黎元洪為都督，湯化龍為民政總長。武昌首義成功，轟動全國，十二天後，湖南、陝西起義獨立，在一個多月的時間內，江西、山西、雲南、貴州、浙江、江蘇、安徽、廣西、福建、廣東、四川、上海、新疆，皆宣布獨立。大清王朝四面楚歌，岌岌可危。表面上看，革命勢力如大江東下，波濤洶湧，不可阻擋，清廷的覆滅似乎只在彈指之間。其實不然，革命是否能達到最後的目的，還要看雙方最後的軍事博弈，而此時雙方軍事力量的對比，卻另有玄機。一方面，雖然全國絕大部分省份的革命黨人、新軍或會黨都舉行了起義，但多半並沒有經過正兒八經的軍事行動就獲得成功，同時，革命過程中亂象紛呈，相當一部分民軍紀律渙散，不是要官就是趁亂打劫，形同一盤散沙，因此在各省附義中並沒有形成具有強大戰鬥力的系統的軍事力量。另一方面，在革命發生後的近一個月的時間內，由於清廷「皇族內閣」決策層的無能和對袁世凱的猜忌，作為清廷國防軍的主力——北洋六鎮並沒有抓住有利戰機撲滅武昌義軍，從而「放縱」革命速成燎原之勢。其實，只要北洋六鎮還在，雙方的軍事力量對比就仍然懸殊，清廷面臨的危局就大有轉機。如此，一手創建、掌控著北洋軍的袁世凱如何出場，就成了決定清廷存亡、革命成敗的關鍵砝碼。　　袁世凱何許人也？此人乃晚清舊官場混跡出來的官僚，既是深諳君臣之道、具有濟世之才的能臣，又是熟知官場明潛規則、趨炎附勢的政客。但他絕不是對舊體制一味愚忠的守舊派、頑固派，他野心勃勃，胸有謀略，志存高遠，但絕不眼高手低，志大才疏，飛揚跋扈。在二十多年的官場歷練中，袁世凱獲得的最大本領則是在錯綜複雜、瞬息萬變的權力鬥爭和社會變革中能夠老謀深算，心機敏捷；審時度勢，通權達變；拿捏分寸，進退自如，從而總能逢凶化吉，左右逢源。他識時務，趕時髦，支持維新，踐行新政，但又在變法維新的關鍵時刻投靠後黨出賣帝黨，導致維新志士人頭落地血流成河。然而，儘管袁世凱有戊戌變節污點，但他的思想傾向，從總體上說是贊成君主立憲的。　　好了，正當革命形勢方興未艾、成敗未卜的關鍵時刻，袁世凱這樣的人物終於出山了，他手握清延全部陸海兵權，擁有精銳的北洋六鎮新軍，確有「一令定乾坤」的氣勢和實力。清廷的命運和革命的命運可以說是系其一身，他若扶清廷而壓革命，則革命敗，若助革命而倒清廷，則清廷亡。然而，久經宮遷歷練的袁世凱哪能如此簡單，在歷史把他推向決定中國命運風口浪尖的非常時刻，他使出了「審時度勢、通權達變」的全身解數，走了一段「養革命以逼清廷、保清廷以挾革命」鋼絲，終於實現了「大權在握，名利雙收」的權欲私利最大化。下面看看袁世凱為此走了哪幾步妙棋。　　武昌起義兩天後，清廷電諭袁世凱任湖廣總督，主持鎮壓起義。袁世凱卻上折推說足疾未愈，又添新恙，允諾「俟稍可支持，即當力疾就道。」再催，袁開始討價還價：給槍給錢，自選人馬。清廷無奈，照允不誤。等王世珍、馮國璋、段芝貴、段祺瑞一應北洋嫡系全部到位，袁仍「抱膝長吟」面對前來勸說的徐世昌向清廷開出了六大條件：明年即開國會；組織責任內閣；寬容參與各省參加起義的黨人；解除黨禁；需委以指揮全國水陸軍及軍隊編製的全權；須有十分充足的軍餉。這六條哪是嫌什麼官職太小，分明是袁企圖掌控清廷全部軍政大權的圖窮匕現。以袁世凱多年磨練出來的出色的政治嗅覺，他顯然嗅出了在這個決定中國命運的微妙的歷史時刻，他「出山」具有「壓軸之功」的分量。審時度勢，此時袁世凱出山可走三條路，也會有三種前途，一條，甘為清廷鷹犬，死心塌地保清廷而滅革命，其結果是袁重新得到清廷重用，重掌軍政大權。袁世凱是聰明人，他是絕對不肯走這一條路的。原因如下：其一，三年前攝政王載灃差點要了他的命，至今餘悸未消，且載灃對他芥蒂愈累，防範愈深，所謂功高震主，兔死狗烹的千年古訓袁深有體會矣；其二，清廷氣數已盡，分崩離析在即，這樣的大勢袁世凱是看得清清楚楚的，他決不會去當大清王朝的殉葬品；其三，無論是何種變局，袁世凱被刺激彭脹起來的權欲和野心都驅使他爭當國家的「一把手」，而絕不甘心當「二把手、三把手」。第二條：在和革命黨妥協中討價還價，一面力促革命黨人同意實行君主立憲，一面逼迫清皇遜位，他取而代之，無論是虛君立憲還是實君立憲，都能過一把皇帝癮。這一條路對袁世凱來說是最理想的，但實施難度極大，且有逆潮流而動之嫌，因而袁世凱有思想準備，一俟此路不通，便知難而退，另擇他途；第三條，依附革命，顛覆清廷，在實現共和國體中相機行事，爭得實權。而袁氏向清廷開出的這六項條件，也正是其撥打這些如意算盤的必要籌碼。其間勃勃野心，載灃豈能不察，這個皇族內閣是絕對不肯答應這些條件，讓袁氏「請君入甕」的。然而，眼看全國大部分省紛紛獨立，清朝大廈將傾，載灃不得不向袁氏屈服。10月27日，朝廷電諭，召回蔭昌，任命袁為欽差大臣。授他全權指揮軍隊。但袁世凱仍不出山，當初他開出六項條件就言明，這六項哪一條不兌現，都絕不出山！10月30日，載灃在萬分惶急下連發四道「上諭」，表示要釋放「國事犯」，真正實施憲政，並落實組織「責任內閣」。10月31日，袁氏凱終於出山，到達信陽。第二天，即11月1日，清廷下達諭旨，以袁世凱為「內閣總理大臣」，直到11月8日清廷被迫召開資政院大會，正式推舉袁為內閣總理大臣，袁氏才赴京組閣。　　逼迫清廷徹底就範，袁世凱便騰出手來「玩」革命了。當袁世凱被任命為「欽差大臣」後，北洋集團在武漢前線的官兵吃了定心丸，開始出手動真格的了。10月30日，袁世凱正式接受清廷委任，是日離彰德南下視師。次日抵信陽，11月1日至孝感。此前，清軍已於10月27日攻佔武漢革命軍的劉家廟陣地，28日，攻擊漢口。11月2日，北洋軍攻陷漢口，大肆焚劫市區。湖北軍政府如開緊急會議，正式推舉剛到武昌不久的黃興為中華民國軍政府戰地總司令。湖南軍政府派兵援鄂，11月6日、11月9日，湖南第一、第二協援軍分別抵達武昌。從11月19日到24日，北洋軍接連5日猛攻漢陽，革命軍浴血抵抗，在付出傷亡數千官兵的代價後，終潰不能支。11月27日，漢陽失守。武昌告急。武昌是守是棄，武漢革命軍政府內部出現分歧，黃興主張放棄武昌，溯江而下，配合南方革命軍攻打南京。黃興的意見遭大部分人反對，當晚，黃興離開武昌前往上海。12月1日，北洋軍佔據了龜山制高點，朝武昌城開炮，武漢都督府遭炮擊。都督黎元洪、軍務部部長孫武等人撤離總督府。至此，武昌防守岌岌可危，北洋軍攻佔武昌已經指日可待。顯然，如果武昌失陷，對全國的革命形勢影響巨大，首義之府的失陷對革命力量的心理防線將形成毀滅性的摧殘，剛剛起義、獨立的各省很可能在北洋軍凌厲的軍事攻勢下迅速瓦解。然而，就在這十分危急的時刻，北洋軍停止了對武昌的進攻，袁世凱在這之前就開始實施的拉攏革命力量的策略也進入關鍵時段。這裡不妨回看一下。就在袁世凱人在彰德時，他就派出手下劉承恩，以湖北老鄉身份向黎元洪套近乎。攻克漢口後，袁派人勸降，遭到拒絕後，袁世凱退而求其次，授意劉承恩派人向武昌政府議和。而此時，面對北洋軍凌厲的攻勢，武昌方面也想爭取袁世凱。黃興剛當上武漢前線總司令，便於11月9日致函袁世凱：「人才厚有高下之分，起義斷無先後之別。明公不能，高出興等萬萬，以拿破崙、華盛頓之資格，出而建拿破崙、華盛頓之事功，直搗黃龍，滅此虜……而同食……」黃興是一個堅定的革命理想主義者，就其革命資歷、信念和聲望，遠遠高出黎元洪，奇怪的是，他對一出山就和革命作對的主凶、在戊戌變法中有變節污點的袁世凱，竟以拿破崙、華盛頓相比而推崇備至，遠遠超出了黎元洪。相信對袁世凱的人品，黃興內心深處並不以為然，但黃興如此出言至少表現了兩點：第一，袁氏是否反正，直接關係到革命的成敗；第二，爭取袁世凱，已經到了非常緊迫的關頭。　　黃興拋來的繡球和高帽，袁世凱當然十分高興，但袁氏似乎只願做拿破崙而不願做華盛頓，他還想為自己力爭第二個前途。「於是，他正式以劉承恩為使，持他本人親筆信過江與革命軍講和，表示說：『如能承認君主立憲，兩軍即息戰。否則，仍以武力解決。」（見梅毅《1911；革命與宿命》第259頁）但是，袁世凱君主立憲的主張被黎元洪、黃興等人嚴辭拒絕。袁世凱碰了壁，繼續以武力要挾。待拿下漢陽、兵臨武昌城下的時侯，武昌革命軍政府萬萬沒有想到，袁世凱竟幾次嚴令馮國璋停止攻擊武昌，並同意革命一方提出的議和請求。12月1日，清軍和議條款由英國駐漢口總領事盤恩轉交武漢軍政府，雙方議定休戰三天。袁世凱以革命要挾清廷的居心已昭然若揭。然而，就在1911年12月2日，即武漢交戰雙方停戰協定生效的那一天，革命軍攻佔了南京。這一戲劇性的事件真有點出乎袁世凱的意料，對此，他心理很矛盾，可以用喜憂參半來形容。憂的是，南京虎踞龍盤，九朝古都，素有帝王之氣，革命軍佔領了南京，革命一方無疑多了一個大大的籌碼，依南京的地理位置和戰略意義，即使北洋軍在軍事上仍佔有優勢，但革命力量依然可據此為中心佔領江南半壁江山，和清廷分庭抗禮，這對他實現自己的目標是一個嚴峻的挑戰。喜的是，南京失陷，正好為他以革命挾清廷增加一個籌碼和借口，而此刻清廷正在為他停止攻擊武昌而橫加指責，請看袁世凱如何理直氣壯地反駁：「漢口、漢陽雖收，南京又陷。南京，天下要衝，形勢倍於武漢。黨人勢大，蠱惑國人，人心軍心浮動。議和，此乃權宜之計。我以三年為期，必滅黨人。如各位盲動，以天下為孤注，不妨代我行政，袁某當避讓！」這撂挑子的威脅真靈，「恫嚇之下，幾個鳥籠子里出來的滿州貴人，噤口不言。」（同上，第263頁）　　武漢方面三日停戰期滿後，袁世凱在北京與英國公使朱爾典決定繼續停戰15日，並於12月7日派出唐紹儀作為北方議和代表與南方革命軍交涉。而在這之前，有兩個事件讓袁世凱吃了定心丸，使他自信能在這場議和中掌握主動權，並預期事態會朝著自己意願的方向發展。一個，12月6日，載灃被逼辭去攝政王一職，清廷完全處於「孤兒寡母」狀態。由於禁衛軍統領一職由袁世凱嫡系馮國璋掌握，北京的清廷實際上已成為袁氏的掌中物，這是他向革命索取成果的最大籌碼；另一個，載灃依約釋放政治犯，汪精衛也在其中。汪精衛和同盟會會員魏宸組都認為當時能推翻清朝的非袁世凱莫屬，於是主動留在北京「策反」袁世凱，並和黃興同唱一個調子，希望袁氏做中國的華盛頓。袁氏正想和南方革命軍溝通，以討價還價，不料這老汪在他想睡覺時送來一個枕頭。當中國華盛頓，不就是做大總統嗎？而且汪精衛熱心為他穿針引線，主動參加南方代表團參加議和。　　雙方停戰，南北議和，對革命來說，無疑是一個柳暗花明的開局，並是一個從天而降的福音。如果繼續以武力推翻清廷，以袁世凱的軍事實力而言，非要拼出個屍積如山，血流成河不可，而且最後的結局很可能就是失敗。而這不流血的議和，以袁世凱的政治傾向來說，同樣能爭取達到推翻清廷、創建共和之目的，何樂而不為？而這個開局又是弔詭的。至少有兩點證明。其一，革命的成功之所以要依附袁世凱，是因為自己的軍事實力還不足以和別人的軍事實力相抗衡，這正應了中國數千年政治鬥爭的一條根本的生存法則，成王敗寇，全憑各方的軍事實力。如此，革命依附別人的軍事實力獲得的成功，牢靠嗎？其變數有多大？其二，袁世凱其人其事，可以說已經把中國數千年的宮廷權術玩得得心應手，爐火純青，從他「養革命、逼清廷」一系列的「老謀深算」來看，他對權力的慾望和野心，對「奪權」的心機和手腕，委實高深莫測，難以捉摸。讓這樣一個人掌握共和的命運，共和的命運又會如何呢？其三，也是最致命的：孫中山一旦讓出臨時大總統位，便意味著具有西方現代共和性質的民國政府已經不是民選的政府，而是由具有中國軍閥性質的私家軍隊（北洋軍閥）支撐著的寡頭政府，這樣的政府即便將民主政體共和國體玩得像過家家那樣再像那麼一回事，其權力的最終歸宿絕對不會落到真正的全體公民及其政治代表手中，而最終只會落到擁有軍事實力的那個政客和野心家手中。這個被中國曆次改朝換代歷史所證明的定數就此埋下，並決定著後來民國命運的那一系列令人眼花繚亂的變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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