顧輝：　——社會流動視野下的「X 二代現象」研究綜述

　　——社會流動視野下的「X 二代現象」研究綜述

近十年來中國的社會結構發生了深層次的變化，社會階層之間的垂直流動趨緩，優勢階層和底層的封閉性增加，社會結構出現了固化趨勢。網路等媒體頻繁出現的「紅二代」、「富二代」「官二代」、「貧二代」、「農二代」等熱詞，一定程度上反應這種趨勢。

經過三十多年的改革開放， 中國社會的階層結構已經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尤其是20 世紀90 年代以來隨著市場經濟地位的確立， 市場機制的擴張和滲透逐漸改變了中國社會資源配置的格局並深刻地影響了社會分層結構。近年來，隨著改革的繼續深化， 社會資源的配置方式和配置結構逐漸出現了封閉的趨勢。雖然市場化、快速城市化與工業化或後工業化過程， 曾經一度為各個社會階層的生存和發展創造了機遇， 但中國社會分層和社會流動的模式日益凸顯了家庭背景的重要性， 社會階層尤其是優勢社會階層的封閉性增加，人力資本和教育在獲得社會地位中的作用有所淡化並影響了青年一代通過個人奮鬥實現理想的「中國夢」。這在社會流動領域，主要表現在社會階層間的流動困難，代際流動繼承性增強，社會階層的垂直流動減少， 個人社會地位獲得受到了家庭背景的決定性影響， 整個社會結構出現了日益固化的趨勢。近年來網路等媒體頻繁出現的「紅二代」、「富二代」、「官二代」、「貧二代」、「農二代」、「壟二代」等熱詞， 也反映出我國社會階層代際傳承性問題突出，社會階層固化問題受到了普遍的關注。

　　一、社會分層與流動的現狀與趨勢：社會階層固化了嗎?

　　在2000 年前後，由陸學藝領導的中國社會科學院「當代中國社會階層結構變遷研究」課題組對當前中國的社會階層結構和社會流動進行了一系列研究， 推動了國內學術界社會分層和社會流動研究的一股熱潮。此後圍繞著當前社會分層結構的現狀及其趨勢， 社會學界形成了幾種不同的看法， 雖然絕大多數學者都承認中國社會階層發生了顯著的分化， 但他們對於分化的後果及未來的發展走向則有著不同的估計， 在某些方面甚至是相互對立的判斷， 這成為當時社會分層研究領域爭論的焦點。後來由李春玲[1]把這些觀點歸納為四種具有代表性的看法，即孫立平的斷裂社會理論、陸學藝等人的中產化現代社會理論、李路路的結構化理論、李強和李培林的碎片化理論。總結這些理論判斷和實證研究， 他們對中國社會階級階層結構的新變化存在兩種大致的判斷， 較為樂觀的判斷認為中國的階層結構正在「階層化」，認為工業化和城市化提供了社會成員上升流動的機會， 社會階層結構正在形成一個以中間階層為主體的現代社會階層結構[2][3];而另一種判斷認為中國改革後， 階層之間的繼承關係在階層相對關係模式中佔據主導地位， 原有的階層再生產模式在城市社會的制度轉型過程中被持續地再生產出來[4];而更為悲觀的看法認為社會階層關係出現了「斷裂」，社會地位的差距形成了相互隔絕的上層社會和底層社會[5]。這些研究多是對十多年前社會結構的判斷，經過十多年的發展，我國社會階層結構發生了深層次的變化， 影響社會流動的因素和發生機制出現了新的變化， 社會分層結構出現了新的特點和趨勢。但是，十多年以來大規模的社會調查基礎上的研究較為缺乏， 較為嚴肅的判斷來自於對由中國人民大學社會學系和香港科技大學調查研究中心共同主持中國綜合社會調查(CGSS)和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學所主持的中國社會狀況綜合調查(CSS)數據的分析和應用。

　　「當代中國社會結構變遷研究」 課題組對其2001 年的調查數據分析後認為， 當前社會分層與流動機制的變遷相比較改革以前， 中國社會的開放性程度有所提高， 但各階層的邊界仍然需要進一步開放。在對影響人們社會地位變化的因素分析時課題組強調， 改革開放後個人職業地位的獲得更多地依靠以教育和政治忠誠為基礎的個人努力， 但父代的職業地位對個人職業地位的獲得仍然具有較強的影響力[3]。時隔7 年，張翼[6]使用2008 年CSS 數據進一步肯定了社會開放性的趨勢：伴隨著城市化和工業化， 農民階層快速向工人階層轉化，而隨著高等教育的普及，白領階層也迅速擴張。但是作者也指出，垂直社會流動在上升中有所閉合，農民階層的代際繼承性越來越低，白領階層的代際繼承性卻大大增強了。而教育的擴張，在給下層階層帶來機會的同時， 給上層階層製造了更多機會。由此可見，儘管幾年的變化趨勢並不是很明顯， 但是社會階層結構中基於體力勞動者和腦力勞動者之間的分隔線日漸清晰， 而腦力勞動者中，尤其是優勢階層中階層繼承性有所增強;體力勞動者內部較強的階層流動性， 尤其是上升流動是保持社會活力的重要支撐。

　　一些學者的研究進一步證實了社會流動的階層分割性特徵和內部封閉性。李路路[7]揭示了當前階層流動中帶有普遍性的模式， 即在階層分析框架中存在的體力勞動者與非體力勞動者之間的分界、農民階層與非農勞動者之間的分界，以及自僱傭者階層的自我封閉性。他指出，儘管中國經歷了重大的制度轉型和高速現代化， 雖然代際關聯度相對較低，但是代際繼承性趨勢仍然強於流動性， 原有的社會分層秩序並沒有因為再分配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型而發生根本性變革。高勇[8]利用年中國社會科學院「當代中國社會結構變遷研究」課題第二階段(2005)在全國六城市的調查數據分析強調了社會分層與流動中出現的類屬分割現象： 中國城市代際流動存在著技術精英與非技術精英之間、管理精英與非管理精英之間的樊籬，同時出現了技術精英和管理精英與非精英之間新的樊籬。

　　家庭背景對社會地位獲得的影響既反映了不同制度背景下社會流動機制的變化， 也是我們理解「X 二代現象」的關鍵，這方面的研究也一直受到國內外學者的重視。郝大海[9]、李煜[10][11]、李晚蓮[12]、王富百慧[13]等學者使用CGSS 數據，以及一些學者對局部區域的研究，獲得普遍的結論，即改革之後市場的推進並沒有弱化家庭背景對個人地位獲得的影響， 而是在一定程度上擴大和深化了家庭背景的影響。

　　上述研究越來越傾向於當前社會階層結構出現了固化的趨勢。李強[14]認為，在中國當前社會轉型的特殊時期，出現了社會分層群體、利益集體社會關係固化的現象，即當前中國社會階層結構定型化了。這主要表現為：階層之間的界限以及具有階層特徵的生活方式、文化模式逐漸形成;社會下層群體向上流動的比率下降;階層內部的認同不斷強化。隨著社會階層結構的定型化，社會中的巨大分化開始趨於穩定，與此同時，社會上層封閉性增強， 社會下層向上流動機會日趨減少，家庭背景對個人社會地位獲得的影響越來越大。這些觀點也是對當前社會分層與流動狀況現狀與趨勢的高度概括。

　　二、社會流動機制研究：哪些因素影響了階層固化?

　　當代中國的社會流動， 整體上受制於個人層面之上的社會結構和國家制度的安排， 但對於個人而言， 先賦性因素和自致性因素在制度變遷背景下對個人社會地位的升遷變化有著不同的作用和影響力。龔維斌[15]認為，在計劃經濟時期，人們的社會流動主要是國家政策導致了社會流動類型的變遷。這種安排是與個人的家庭出身、城鄉戶口、單位制、所有制等先賦性或類似於先賦性的制度緊密相連的。改革開放以後，隨著工業化、城市化進程的加快，新的就業機會不斷增多，為人們社會流動創造了機會。1990 年代以後，市場機制在資源配置上的作用越來越大， 社會流動機制逐漸趨向市場化， 但是國家政策性安排並沒有消失而是出現了替代形式。這種混合的流動機制並沒有解決偏離社會流動的合理性問題， 一方面是不合理的制度安排仍然存在， 另一方面是合理的制度尚未建立;一方面是正規的制度安排，另一方面是非制度化的互動。因此，與發達的市場經濟國家相比， 一方面， 我們的社會流動機製表現出向市場化邁進的過渡性和階段性的特徵， 市場經濟國家不完善的流動機制帶來的問題在我國現實中都有表現，而且程度更嚴重，例如家庭的影響、勞動力市場的分割等。另一方面，我們的社會流動機制又表現出很強的「中國特色」：一是具有先賦性作用的制度安排尚未退出， 甚至在某些方面出現新的變種，表現出轉軌性，例如政治權力及其組織資源的作用、戶籍制與所有制的作用;二是社會資本這種非制度化因素影響獨特， 表現為社會結構性和文化性。因此，我國社會流動機制的變遷過程十分複雜，合理化之路艱難而曲折。

　　圍繞著社會流動機制的轉變， 具體制度對社會流動機制影響的分析始終是學者關注的焦點， 其中最重要的是戶籍制度和單位制度。對這些因素的專門研究使社會流動機制的分析進一步深化和具體化。陸益龍[16]對戶籍制度的研究認為，戶口因素所構成的結構性突出地影響了個人社會流動， 表現為個人和家庭的戶口性質、戶口遷移和轉變的經歷對個人上升流動機會存在較顯著的影響。這種結論在諸多關於社會分層與流動的實證研究中得到了證實，戶口作為重要的自變數無論對個人教育地位、經濟地位還是職業地位的獲得均具有顯著意義[1][18][19]。就單位制的研究而言，對改革早期的研究認為單位的社會分層效應並未隨改革的進行而消失[20][21]，而新近的研究[22]則認為市場經濟的發展弱化單位的社會分層效應。可見，單位製作為一種重要的社會分層與流動機制， 它的作用是複雜的，對單位制的研究需要更進一步深入具體的分析。

　　另一種對社會分層與流動機制的研究熱點是文化社會學的視角。該視角將文化生產機制與社會階層再生產聯繫起來， 其中頗為流行的是法國社會學家布迪厄的文化再生產理論。國內從文化機制角度理解社會結構分層機制有兩種視角：一種強調深受傳統影響的身份文化，傳統社會結構下的社會等級分為勞心者與勞力者， 而當代社會是市場的、再分配的和文化資本的三重變數在分層要素中混合發揮著結構化機制的功能，把中國社會劃分為兩大文化等級，即勞心者階級和勞力者階級。另一種則強調製度文化[23]，認為現代社會造成結構分化的代際流動機制主要通過教育這一環節傳遞，表現在國家採取教育分流的方式來實現對代際選拔的宏觀調控，以保障二元社會結構的漸進變遷，其中最為突出的問題是國家以教育公共權力的行使者制定有利於優勢階層子代流動的教育分流政策[23]。

　　目前國內研究多從制度文化視角出發， 將教育地位獲得放在宏觀的制度背景下分析教育機會、教育過程和教育結果中的不平等及其階層再生產機制， 形成了一些頗有影響的研究成果[24][1][25][26][27]。這些研究普遍認為，改革開放之後，教育促進了階層間的社會流動， 尤其是促進了社會下層向上的社會流動， 但是近些年來隨著國家教育制度的變遷， 教育在促進社會流動中的作用有所弱化， 教育一定程度上複製或再生產不平等的階層結構，尤其是在優勢社會階層中，教育是一種重要的社會封閉機制。可見，儘管教育仍是提升人力資本從而增加個體社會競爭力和獲得社會地位提升的重要手段， 但是對於那些社會下層群體而言，教育改變命運機會的大門正在收窄。

　　三、精英階層的流動：通往上層的路是開放的嗎?

　　20 世紀80 年代以來，中國大陸的改革開放引發了西方學者對中國市場轉型研究的興趣，並形成了一股研究熱潮，尤其是隨著90 年代中國政府確定實行市場經濟以來，大批國內學者加入了對中國市場轉型研究的隊伍。維克多·倪(Victor Nee) 對改革初期中國內地的研究從總體上強調市場轉型使權力精英的社會地位下降， 而經濟精英的地位會隨之上升。而邊燕傑和羅根(Bian & Logan)對中國現實的關注延續了羅納塔斯(Akos Ronatas)的權力變型論觀點，提出了權力持續的觀點。維護精英再生產理論的研究得到了更多大陸學者的回應。宋時歌[28]的「權力轉換的延遲效應」指出，精英再生將是中國的主要潮流， 而精英循環則是特殊時期的現象。李路路等[4][29][30]認為在市場轉型過程中， 中國不同類型的精英群體通過排斥非精英群體進入的方式在代際間實現了人員的自由交換。孫立平[31]指出，改革過程中出現了掌握文化資本、政治資本和經濟資本的總體性資本精英集團。通過精英群體之間的互相滲透和結盟， 這個精英集團成功地排斥了非精英群體， 並通過精英代際間的自由轉化得以再生產。張樂、張翼[32]對青年群體的研究認為，精英階層的固化程度是有限的，家庭因素對青年成為精英的作用是基礎性的， 而不是無限制擴大的。

　　上述理論對精英群體社會分層與流動的研究往往把精英群體作為整體，實際上，改革前後不同精英群體的流動路徑並非一致的， 相同的影響因素對他們的社會地位升遷變化是不同的。下面我們結合「二代」與精英群體相聯繫的研究文獻，對「富二代」、「官二代」和「知二代」作一梳理。

　　(一)幹部精英與「官二代」研究

　　與「官二代」相聯繫的精英群體，有稱之為政治精英、權力精英或幹部精英，在分層研究中，主要是指國家和社會的管理者階層。「當代中國社會階層結構變遷」課題組研究認為，國家和社會管理者階層表現出一定的代際繼承性。父親職業為幹部、企業管理人員和企業主的人，最可能成為國家和社會管理者， 這些人中100 個大約有7 個成為國家和社會管理者(6.6%)，專業技術人員和辦事人員家庭出身的人也具有一定的優勢， 這個比例分別為3.1%和2.7%， 而工人和農民比例最低，不足1%[3]。鄭輝、李路路[33]分析發現精英階層的子女成為精英的發生比是非精英的子女成為精英的1.925 倍。這說明整個精英階層的確是再生產的。但是研究並未發現行政幹部精英(作者定義為大專以下教育程度的幹部精英) 職業的獲得受家庭背景的影響， 而是受到政治資本和文化資本的作用。而技術幹部精英(作者定義為大專及以上教育程度的幹部精英)的獲得途徑上，父代的精英背景是個非常強的影響因素。

　　周玉[34]對福建和江西省委黨校學習班幹部的研究發現，對於幹部的社會網路資源積累而言，出身背景等先賦性因素的作用減弱但並未消失，人力資本等獲致性因素的影響日漸顯現， 政治資本作為體制性因素依然發揮著巨大的影響力。孫明[35] 探討了建國以後家庭背景與幹部地位獲得之間的關係， 認為1978 年以後幹部選拔髮生了績效轉向，教育成為重要的標準，而文化精英、經濟精英的子代憑藉教育上的優勢更容易成為幹部。其中， 中高層幹部的子代當幹部的機會最大。張翼[6]研究認為實行市場經濟以來， 相比較於農民階層的代際流動，白領階層的代際繼承性大大增強了，而其中國家和社會管理者階層的繼承性更強。李路路[29] 的研究發現， 改革開放之後父代權力優勢階層地位對於子代獲得權力優勢階層地位和專業技術人員地位則有著顯著的影響作用; 並且對於子代權力優勢階層地位的影響要強於對於子代專業人員地位的影響作用。「重慶市社會階層狀況調查分析」課題組[36]的調查表明，上層階層和下層階層的代際繼承性較強， 中間階層的代際繼承性相對較弱。莫艷清、楊建華[37]對浙江的研究表明，三大精英階層的代際繼承性均比較明顯，父親是政治精英的子代成為政治精英的概率是其他群體的3.7 倍。

　　儘管實證研究對幹部階層代際流動的繼承性程度判斷不一，但是這些研究基本上認同，無論改革前後幹部階層都存在較高的繼承性。改革以來尤其是20 世紀90 年代之後， 幹部階層的繼承性有所增強。也即是說，幹部階層中「官二代」的現象一定程度的存在，但是改革前後「官二代」的繼承機制有所變化， 改革之後儘管幹部選拔以績效為原則，但是通過政治身份、教育文憑、社會關係網路等中介途徑， 幹部階層繼續發揮著社會階層地位獲得的優勢。

　　(二)知識精英與「知二代」研究

　　對改革以來知識分子精英的社會分層與流動的研究較多集中於知識分子的階層分化， 即著眼於社會變遷對知識分子代內流動的影響， 對知識分子階層的代際流動和繼承性的研究文獻並不多見。較為系統的研究見諸於中國社會科學院「當代中國社會階層結構變遷」課題組對專業技術人員階層的研究。研究顯示，專業技術人員的階層地位的代際傳遞性較強，現有的專業技術人員中，父親職業為專業技術人員的比例(19.8%)，是其平均分布比例的(3.3%) 的5.6 倍[3]。李路路[4]對3 城市1998 年的問卷分析顯示，在改革開放前後，父代專業技術人員地位對於子代獲得專業技術人員地位都有顯著影響。隨後他[33]對2003 年CGSS 數據的研究進一步證實了技術幹部精英和專業技術精英職業的獲得均受到家庭背景的顯著影響。孫明[35]的研究認為， 改革開放以後家庭背景對知識分子階層的階層再生產有著顯著的影響， 知識精英階層存在較高階層繼承性並表現出一定程度的封閉性。

　　對知識分子階層亞群體社會流動的研究取得了一些研究成果。如施芸卿[38]對「985」高校80 後在校生的研究發現， 家庭背景對於985 高校的知識精英的入學、學業表現和就業有著持續的影響，優質教育資源更有利於精英階層的階層再生產。任娟娟[39]對工程師群體的職業地位獲得的研究發現， 工程師群體教育地位獲得以母親的文化程度、父母的職業以及受訪者14 歲時的戶口為表徵的家庭背景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李黎明、李衛東[40]對西安市5 所高校大學畢業生的研究表明， 腦力勞動者階層存在較強的階層地位代際繼承性。

　　從總體上來說， 知識分子階層的代際流動性與幹部階層相似，即保持著較高的代際繼承性，家庭背景對知識分子階層的子女成為知識分子有著顯著的影響。此外， 制度性因素也扮演著重要角色。由於成為知識分子或者專業技術人員需要較高的教育和專業技術水平， 而教育和技能的獲得主要依靠自致性的努力， 家庭背景儘管對教育的獲得有著影響， 但是個人的專業技術水平很少依賴於家庭背景，所以，知識分子或專業技術人員階層儘管有著較高的階層繼承性， 但是由於代際流動的機制中，除了國家制度安排的影響外，自致性因素髮揮著核心作用，因此「知二代」也很少受到諸如「官二代」和「富二代」的質疑。

　　(三)經濟精英與「富二代」研究

　　國內學術界早期對經濟精英的研究， 主要集中於改革後農村經濟精英的崛起及其對農村社會變遷帶來的影響[41][42][43][44][18]。從這些研究來看，學者對農村經濟精英的代際流動論述較少。

　　私營企業主階層是我國城鄉較早出現的經濟精英。私營企業主具有經濟資本的優勢，但是對於第一代私營企業主而言， 他們基本上沒有表現出代際繼承性。「當代中國社會階層結構變遷」課題組的研究發現， 私營企業主的階層位置獲得沒有明顯的家庭背景因素的影響， 他們的成長更多地憑藉於自身的勤奮努力、聰明才幹和風險機遇。不過作者也指出， 從個案訪談可以發現有兩種形式的代際資本傳遞會對大私營企業主的地位獲得有影響， 一是某些國家幹部和國有集體企業管理人員有權調配國有資源或享有經營上的特權， 他們有助於子女成為大私營企業主;另一種情況，有些大私營企業主的父輩或祖父輩曾經是企業家或商人， 他們在家庭內部向子女傳遞經商創業的經驗和價值觀， 有助於其子女選擇經商辦廠的從業道路並在商界獲得成功[3]。這是對改革後第一代經濟精英的研究。隨著時間的推移，第一代私營企業主到了集中退休的年齡， 他們的子女成為寄予期望同時也是備受矚目的一代， 伴隨著這一代私營企業主的權力交接，「富二代接班」問題成為政府、社會和學界關注的焦點。

　　與農村經濟精英相比，城鎮的經濟精英更多的是指經理人員階層。根據「當代中國社會階層結構變遷」課題組的研究，經理人員與第一代私營企業主有著相似的背景，主要依靠自己的努力和能力獲得經濟社會地位，但是與私營企業主不同，經理人員階層不擁有對企業的產權，因此其子女不可能像私營企業主子女那樣可以獲得企業的合法繼承權。因此，經理人員的階層繼承性不可能像私營企業主那樣高，而其子女要想成為經理人員，也主要依靠自身的稟賦與努力。至於經理人員的繼承率有多高，家庭背景到底對經理人員階層子女有著怎樣的影響，這方面的研究顯然還有待於開拓。

　　總之，由於財富代際繼承的合法性，人們對於經濟精英財富的代際轉移很少存在質疑， 因此在「富二代」的社會流動上，這種財富和職業的高代際繼承率是毋容置疑的。也許正是這種無懸念，人們對「富二代」的持續熱議就轉移到這些階層的經營能力和生活方式上，但是，或許鑒於調查的難度和敏感，這方面客觀理性的研究還較少，還需要進一步拓展和深入。

　　四、底層研究：「夢想」與現實的差距有多大?

　　與市場轉型理論關注精英不同， 底層研究將關注對象放在了貧困階層、農民、農民工等群體。自20 世紀90 年代以來， 伴隨貧富懸殊的兩極分化，中國社會出現了一個底層社會，中國底層社會的問題逐漸受到研究者的關注[31][45][46]。從社會流動角度看， 底層社會的封閉性表明底層向上流動的空間狹小，代際流動中繼承性增強，由此出現了人們常稱的「農二代」、「貧二代」等現象。

　　(一)農民階層的分化與「農二代」研究

　　改革以來， 社會階層結構變遷顯著的特點之一就是農民階層的分化， 其中最值得矚目的就是中國大地上湧現了2.6 億左右的農民工。這些遊走於城市和農村之間的農民工，尤其是新生代農民工將極大地改變著中國邁向工業化、城鎮化和現代化的步伐。對這一群體的研究，一直是學術界的熱點。

　　中國社會科學院「當代社會階層結構變遷」課題組的研究表明， 農業勞動者階層是一個代際繼承性最強的階層。92.8%的農業勞動者出身於農民家庭，同時，超過半數的農民家庭子女(54.9%)仍然是農業勞動者[31]。這項研究的調查是十餘年前進行的，之後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經濟增長的出口導向促進了東部沿海地區出口加工工業的迅速增長，並由此吸引了大批中西部農業剩餘勞動力進城務工，形成了龐大的農民工群體。這種人口大規模的流動不僅是地域間和職業間的流動，從社會分層與流動角度看， 是從農民階層向工人階層的過渡，是上升的社會流動。但是由於缺乏大規模的調查和權威的研究，此後農民階層的社會流動研究成果並不多見。張翼[47]利用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學所2008 年CSS 數據進行的研究指出， 當前中國社會分層的最大特色， 就是農民階層向工人階層的轉化，農民階層的繼承率越來越低。此外，一些局部的研究[36][48][49]普遍認為，農民階層是一個流動相對較頻繁的階層，尤其是對於「80 後」而言，他們從事農業勞動的比例很低，因此其階層繼承率也很低。但是， 農業勞動者階層的代際流動的上升空間並不大， 多數從農業勞動者階層上升為產業工人階層， 跨越體力勞動階層成為白領階層存在較大困難。

　　在「農二代」中，新生代農民工是一個特別受到關注的群體。之所以受到特別關注，是因為「隨著農民工群體內部出現明顯的結構性變化——新生代農民工已經成為農民工的主體並必將成為產業工人的主體， 該群體具有一些不同於傳統農民工的新特徵、新訴求和新問題，這些訴求和問題的積累已經開始顯露出對我國政治社會穩定、經濟可持續發展、農民工家庭幸福及其個人發展的負面影響」[50]。從社會流動角度看， 相對於他們的父輩，新生代農民工雖然實現了職業轉換，但是由於城鄉二元制度的制約，這種在職業地位上的上升流動並沒有實現新生代農民工社會地位真正意義上的上升流動，由於大多數新生代農民工缺乏一技之長，他們隨時面臨著不得不回到家鄉的可能，或者在城市成為失業半失業青年，從而淪為社會底層。

　　隨著新生代農民工成長並逐漸成為中國製造的主力，對新生代農民工的研究不斷湧現，這些研究大多涉及到新生代農民工的群體特徵、城市適應與融入、身份認同、利益訴求與權益維護等諸多方面，研究的結論也趨於一致。因此，深化從代際流動視角對農民工的研究， 還需要結合制度主義的分析邏輯從新生代農民工的階層屬性、階層定位以及社會階層流動的可能性上， 把握新生代農民工的階層特點。

　　(二)貧困的代際傳遞與「貧二代」研究

　　從社會結構角度看， 中國貧困階層的產生是具有結構性特徵的，即自20 世紀90 年代以來，社會資本和社會資源向優勢群體積聚從而限制、剝奪了社會中下層群體對社會資源的分享， 底層群體向上流動的機會、空間和渠道愈來愈狹窄[51]，因此貧困階層的產生是社會變遷的結果之一， 是社會不平等的表現。但是在理論上，結構主義視野的貧困發生並非如此簡單， 貧困的產生機制還包括資源要素貧困、人口素質貧困、系統貧困(自然生態和人文生態貧困)和文化貧困等，並由此形成了從不同側面出發的貧困理論[52]。本文無意於分析與評價這些理論，僅從社會流動的代際流動出發，來理解貧困是如何在代際間傳遞的。

　　20 世紀60 年代， 美國的經濟學家劉易斯(O.Lewis)提出了「貧困代際傳遞」概念。儘管沒有中國貧困代際傳遞的確切數據報告， 但是諸多區域性和小範圍的實證研究表明貧困的代際傳遞現象在中國城鄉普遍地存在[53][54][55][56]。對貧困代際傳遞的理論解釋有文化貧困理論、政策貧困理論以及經濟結構貧困理論，這些理論解釋中，影響貧困代際傳遞的因素可以概括為幾個主要方面， 包括人口和健康、教育、社會(政策)排斥、生活環境、素質(能力)以及社會關係網路等。國內的實證研究也主要圍繞這些因素展開[57][58][59]，但是從這些研究來看，關於貧困代際傳遞的理論解釋缺乏系統性，往往過於強調某些因素的影響而忽略了其他因素的影響， 因此構建貧困代際傳遞還需要宏觀的理論建構與微觀實證研究相結合。

　　與「貧二代」相關的研究還包括對一些特殊群體的研究，如對大城市「蟻族」的研究[60]，以及網路上流行的「屌絲」的研究[61]。儘管在社會分層結構中這些群體較邊緣化， 但是從他們在社會階層空間向上流動的機會日益狹窄反映出當前社會階層的固化，也為我們拓寬「貧二代」研究視野提供了新的思路。

　　五、總結：共識、不足與展望

　　對以上文獻的梳理我們總結出目前學術界對當代社會分層與流動趨勢的基本判斷，即20 世紀90 年代末以來社會階層結構出現了固化的趨勢。作出這種判斷的根據有：伴隨著貧富差距擴大，社會階層中的體力勞動者和非體力勞動者之間出現了鴻溝， 跨越體力勞動階層和非體力勞動階層的社會流動越來越少， 社會流動主要集中在兩大階層內部短距離的流動。在非體力勞動階層中，上層(精英階層)的封閉性越來越強，尤其表現在國家和社會管理者階層(權力精英)和專業技術人員階層(知識精英)。體力勞動者階層內部的社會流動主要表現在從農民階層向工人階層的過渡， 但是由於農民工階層的特殊性， 這種看似向上的社會流動深受政策的影響還存在不確定性。在影響社會階層流動的機制中， 自致性影響雖然仍然發揮著主導作用， 但是家庭背景因素的作用越來越重要， 制度安排對於個人的社會地位獲得仍然具有根本性的影響。也就是說，廣受關注「X 二代現象」 所隱含的家庭背景對個人社會地位獲得的重要影響作用在實證研究中獲得了部分支持。

　　這種對社會分層與流動的總體判斷隱含在多重角度的實證研究及其結論中。其一是對教育地位獲得的研究以及對教育在個人社會地位獲得中作用的判斷中。教育在現代社會是獲得高地位職業必備條件之一， 它在個人地位獲得中起到了中介作用。教育地位獲得既是自身稟賦和努力的結果又深受家庭背景的影響， 因此教育過程中文化再生產意味著社會地位的繼承性經由教育變得更為隱蔽， 這種隱蔽性尤其體現在國家和社會管理者階層(權力精英)和專業技術人員(知識精英)的代際傳遞中。其二是對代際收入流動的研究。這表現在不僅兩代人收入彈性(相關係數)較高，更體現在子代收入的影響機制中， 家庭背景的影響越來越顯著。其三是對精英階層封閉性的判斷。經濟精英財富及其產權關係的代際傳遞受到法律保護， 但精英的素質和能力能否完成代際傳遞還因個體而異; 權力精英和知識精英則通過文化再生產一定程度上實現了階層地位再生產。當然，精英階層的封閉性只是一種傾向， 只是讓讀者感覺到躋身於精英地位的道路越來越難， 精英地位的競爭性也會增加這種難度。其四來自對社會中下層或社會底層的研究。儘管農民階層的分化是這十幾年來社會階層最大的變化， 但是農民階層仍然保持著較高的代際繼承性， 這種繼承性不僅在職業上，在身份上亦然，那些被城鄉二元制度隔離在真正城市化之外的農民工階層仍然沒有擺脫農民身份，他們隨時會從看上去上升了一小步的階層地位中降落到農民階層中來。對於貧困階層而言， 生態劣勢、生理劣勢、教育劣勢以及制度排斥，使他們社會地位上升的空間越來越小， 囿於空間與社會關係網路形成了封閉性的貧困文化， 進一步加劇了貧困的代際傳遞，「窮二代」何時能翻身呢?

　　近十年來國內的社會分層與社會流動研究取得了可喜的進展， 社會分層與流動的趨勢研究不斷拓展、機制研究不斷深入、實證研究不斷出新， 但是綜觀這些研究， 最重要的不足是研究趨於分散化，缺乏系統性。自中國社會科學院「當代中國社會階層結構變遷」課題組的系列研究之後，國內沒有進行過社會分層與流動大規模的調查， 儘管零散的研究不斷出現，但是系統、嚴謹、權威的研究還沒有。如前所述，學術界對當前社會階層固化的趨勢基本上形成了共識，但是階層固化的表徵、內涵和機制是什麼? 如果韋伯所說社會變遷有制度與技術革命時代和財富分配相對穩定時代，那麼當前的社會結構定型化是否中國意味著中國進入了財富分配的相對穩定時代? 更為引申一點，財富分配的穩定時代合理的社會分層與流動機制是什麼? 如果以這些標準，如何看待當前的社會階層結構固化?從「X 二代現象」研究來看，儘管不同「二代」群體還難以拼接為整個社會分層結構的圖像， 但是對這些「二代」群體形成的社會分層與流動機制的研究對判斷整體社會結構的封閉趨勢同樣具有意義。從問題來看，目前學術界對「X 二代」的研究更多還是規範性研究，這些判斷更多基於對現象的簡單總結，缺少科學的實證研究來證實或證偽這種判斷。「二代現象」反映的核心問題是這些群體的階層繼承率高，這種判斷更多來自於人們對諸多個案的拼接形成的印象，實際上的繼承率如何呢? 「子承父業」的同階層繼承率偏高無論在傳統社會還是現代西方社會都是普遍的事情， 那麼在當前情況下，多少的階層繼承率才是合理的呢? 也許，對「X 二代」 現象背後的階層流動機制的研究更能揭示這種繼承的合理性。同時，社會分層和流動是個歷史過程， 對社會階層結構固化的判斷也應基於歷史研究之上， 因此跨越時段的大規模的調查數據對於檢驗上述種種判斷具有重要意義。上述社會分層與流動研究中的不足以及提出的種種問題， 為進一步拓展和深入研究提供了目標。

　　[參考文獻]

　　[1] 李春玲. 斷裂與碎片： 當代中國社會階層分化實證分析[M].中國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5.

　　[2] 陸學藝.當代中國社會分層研究報告[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2.

　　[3] 陸學藝.當代中國社會流動[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文獻出版，2004.

　　[4] 李路路. 制度轉型與分層結構的變遷——階層相對關係模式的雙重再生產[ J].中國社會科學，2002，(6).

　　[5] 孫立平. 斷裂: 20 世紀90 年代以來的中國社會[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3.

　　[6] 張翼. 中國社會階層結構變動趨勢研究——基於全國性CGSS 調查數據的分析[ J ].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研究， 2011，(3).

　　[7] 李路路.再生產與統治：社會流動機制的再思考[ J ]，社會學研究，2006，(2).

　　[8] 高勇. 社會樊籬的流動——對結構變遷背景下代際流動的考察[ J].社會學研究，2009，(6).

　　[9] 郝大海，王衛東.理性化、市場轉型與就業機會差異——— 中國城鎮居民工作獲得的歷時性分析(1949-2003)[ J ]，中國社會科學，2009，(3).

　　[10] 李煜.家庭背景在初職地位獲得中的作用及變遷[ J ].江蘇社會科學，2007，(3).

　　[11] 李煜.婚姻匹配的變遷:社會開放性的視角[ J ]. 社會學研究，2011，(4).

　　[12] 李晚蓮.社會變遷與職業代際流動差異:社會分層的視角[ J].求索，2010，(6).

　　[13] 王富百慧.代際傳遞效應對城市女性就業的影響研究[ J]. 蘭州學刊，2012，(1).

　　[14] 李強.社會分層十講[M]. 北京：中國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1.

　　[15] 龔維斌.我國社會流動機制:變遷與問題[ J ].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學報，2004，(4).

　　[16] 陸益龍.戶口還起作用嗎——戶籍制度與社會分層和流動[ J].中國社會科學，2008，(1).

　　[17] 張翼.中國人社會地位的獲得——階級繼承和代內流動[ J].社會學研究，2004，(4).

　　[18] 邊燕傑.市場轉型與社會分層——美國社會學者分析中國[M].北京:三聯書店，2002.

　　[19] 邊燕傑，吳曉剛，李路路.社會分層與流動——國外學者對中國研究的新進展[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2008.

　　[20] 余紅，劉欣.單位與代際地位流動:單位制在衰落嗎? [ J ]. 社會學研究，2004，(6).

　　[21] Wu，Xiaogang.Work Units and Income Inequality: The Effect of Market Transition in Urban China.Social Forces[ J ]，2002，(80).

　　[22] 邊燕傑，李路路，李煜，郝大海.結構壁壘、體制轉型與地位資源含量[ J].中國社會科學，2006，(5).

　　[23] 邵書龍.當代中國社會結構分層機制分析:等級的、文化的視角[ J].天府新論,2012，(3).

　　[24] 郭叢斌，閔維方.教育:創設合理的代際流動機制——結構方程模型在教育與代際流動關係研究中的應用[ J ]. 教育研究，2009，(10).

　　[25] 劉精明.國家、社會階層與教育——教育獲得的社會學研究[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5.

　　[26] 吳康寧，等.課堂教學社會學[M].南京：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1999.

　　[27] 顧輝.教育過程中的階層再造[M].合肥：合肥工業大學出版社，2012.

　　[28] 宋時歌. 權力轉換的延遲效應——對社會主義國家向市場轉變過程中的精英再生與循環的一種解釋[ J ].社會學研究，1998，(3).

　　[29] 李路路.制度轉型與階層化機制的變遷——從「間接再生產」到「間接與直接再生產」並存[ J ].社會學研究，2003，(5).

　　[30] 李路路，苗大雷，王修曉.市場轉型與「單位」變遷：再論「單位」研究[ J].社會，2009，(4).

　　[31] 孫立平.資源重新積聚背景下的底層社會形成.戰略與管理[ J].2002，(1).

　　[32] 張樂，張翼.精英階層再生產與階層固化程度——以青年的職業地位獲得為例[ J].青年研究，2012，(1).

　　[33] 鄭輝，李路路.中國城市的精英代際轉化與階層再生產[ J].社會學研究，2009， (6).

　　[34] 周玉.幹部職業地位獲得的社會資本分析[M].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5.

　　[35] 孫明.家庭背景與幹部地位獲得(1950~2003) [ J ].社會， 2011，(5).

　　[36] 「重慶市社會階層狀況調查分析」課題組.社會階層結構、社會流動與社會和諧:自重慶觀察[ J ]. 重慶社會科學，2009，(9).

　　[37] 莫艷清， 楊建華. 市場轉型中的社會流動與內在機制： 1978-2011——來自浙江省居民社會流動問卷調查的實證分析[ J].浙江學刊，2013，(2).

　　[38] 施芸卿.80 後知識精英多元分割與動態流變[ J ].江蘇社會科學，2012，(3).

　　[39] 任娟娟.地位繼承與文化流動——工程師群體教育地位獲得的經驗研究[ J].科學與社會，2012，(4).

　　[40] 李黎明，李衛東.階層背景對本科畢業生職業地位獲得的影響：市場轉型與分割的階層再生產[ J ].社會，2009，(5).

　　[41] 王漢生.改革以來中國農村的工業化與農村精英構成的變化[ J].中國社會科學季刊，1994.

　　[42] 賀雪峰.村莊精英與村莊記憶:理解村莊性質的二維框架[ J].社會科學輯刊，2000，(4).

　　[43] 仝志輝.「中國農村觀察」精英系[ J ].社會學研究，2002， (2).

　　[44] 折曉葉，陳嬰嬰.社區的實踐———超級村莊的發展歷程[M]. 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2.

　　[45] 郭於華.「弱者的武器」與「隱藏的文本」研究農民反抗的底層視角[ J].讀書，2002，(7).

　　[46] 李強.當前中國社會的四個利益群體[ J ].學術界，2000，(3).

　　[47] 張翼.近年來我國社會階層結構有哪些新變化[N].北京日報，2012-06-04.

　　[48] 楊建華，張秀梅.浙江社會流動調查報告[ J].浙江社會科學，2012，(7).

　　[49] 王甫勤.上海城市居民的社會分層與流動研究[ J ].中國人口科學，2012，(5).

　　[50] 中華全國總工會.關於新生代農民工問題的研究報告[N]. 工人日報，2010-06-21.

　　[51] 王曉東.貧富差距的代際傳承———對「窮二代」現象的透視與反思[ J].甘肅社會科學，2011，(3).

　　[52] 沈紅. 中國貧困研究的社會學評述[ J ]. 社會學研究， 2000，(2).

　　[53] 尹海潔、關士續.城市貧困人口貧困狀況的代際比較研究[ J].統計研究，2004，(8).

　　[54] 何匯江.河南城市貧困階層社會流動的障礙與應對策略[ J].鄭州航空工業管理學院學報，2013，(3).

　　[55] 謝勇，李放.貧困代際間傳遞的實證研究———以南京市為例[ J]. 貴州財經學院學報，2008，(1).

　　[56] 汪燕敏，龍瑩.我國居民代際貧困的實證研究[ J].襄樊職業技術學院學報，2009，(6).

　　[57] 孫瑩.我國城市貧困家庭第二代就業問題研究[ J ].青年研究，2005，(9).

　　[58] 黨春艷， 慈勤英. 城市新貧困家庭子女教育的社會排斥———以武漢市某社區低保戶為例. 青年研究，2008，(12).

　　[59] 韓春.中國農村貧困代際傳遞問題根源探究[ J ].經濟研究導刊，2010，(16).

　　[60] 廉思.蟻族大學生聚居村落調查[M].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9.

　　[61] 董海軍，史昱鋒.青年代際流動與代內機會非公平——— 基於「屌絲」 逆襲的社會學分析[ J ]. 中國青年研究， 2013，(1).